文／宋炳辉

长期以来，在对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与历史叙述中，相对处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中外创作文学而言，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正如以色列文论与译论家伊文·佐哈尔所说的那样:“作为惯例，文学常常只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提及翻译”[i]。伊文·佐哈尔所言主要的是针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状况，但它也是世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更是如此。不过若在中国文学空间里往前追溯的话，情况却并非从来这样。

从学术史演变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视野。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刚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ii]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论述。只是在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则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专门考察了。80年代以后，尽管再一次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高潮，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还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外（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重新开始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iii]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iv]的整体理论描述，还是《中外文学比较史》[v]等史著的问世，都表明对文学史的叙述，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存在，仍迟迟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中，一般更多地把它与所谓“外国文学”，即在异域空间、以原语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学直接划上等号。

［陈子展（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上下册］

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式，“近代文学”的划分虽然已经逼近了现代文学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战（当然还没有遭遇后来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vi]等叙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居于对大量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存在，以及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种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汉语空间中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并尝试做出相关论述。比如，大型文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就有施蛰存主编的三卷“翻译文学集”，尽管施蛰存在导言附记中声明，翻译作品不是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后者的关系密切，因此编选翻译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vii]；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编列了大量翻译文学书目。他在编辑过程中竭力主张把现代外国文学翻译书目编入其中，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创作书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它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创作与翻译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viii]。这在事实上已经把翻译文学及其实践提升到创作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否与他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同时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的开放城市有关？这样看来，从近代文学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学术界其实都已开始正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独特部分的存在了，不过，试图对此现象存在从理论上给以界定和阐释，则是从比较文学领域开始的。

［施蛰存］

［贾植芳］

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几乎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范式更新同步展开，它们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交叉地带，更共享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几十年来传统文学史模式和单一民族文化视野不断突破的时代思想资源。而比较文学传统中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文学关系史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中外文学关系领域也是参与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ix]，因此对这一学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从它的研究转换出新的方式来。如果说法国学派创始期的文学关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国文学外传及其影响的过程，因而被后来的美国学派代表韦勒克指责为“文学贸易”[x]学，带有浓厚的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更多地被用来研究近代以来的外来思潮如何被中国文学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来。这种理论方法的扭转式运用，一开始与其说是经过有意识的理论反思，毋宁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中明显的“入超”事实。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百多年来汉语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翻译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事实，必定期待着一种历史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

不过，承认事实的存在与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给予界定和说明之间，却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对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存在，比较文学的跨界意识和思想方法，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一职责。结果，仍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中的流传学理论，借助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点上，慢慢聚集起围绕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种基于接受语文化、以文学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基于翻译理论的新阐释和译介学概念的系统化论证，对文学翻译的文化定位和历史意义的确认。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译介学》[xi]问世，谢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译介学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该书概括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明确提出，现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在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翻译史”进行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在翻译史领域进行独立的史述建构的尝试。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来自相邻学科的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反思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启示，它不仅更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也进一步推动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多元借鉴之势。同时，包括谢天振在内的一批来自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比较文学乃至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xii]，一时间有关翻译文学的历史还原和文本勘疏，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史学术界最为热闹的领域之一。

但文学翻译史的叙述与建构毕竟不能替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本身。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围绕这一相对独立的文类系统，在兼顾作为成因与效应的时代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进行文本生成和历史演变的系统描述与评价。而要将文学翻译纳入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推进。如何将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对翻译文学的叙述与阐释，才能真正确立其在民族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

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这一存在的仍然没有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断确认的同时，如何与原有的文学史叙述进行有机组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学者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当年陈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们的做法，他们虽说在文学史中将翻译文学独立成章，但与整体文学的历史叙述仍然存在明显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共识，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与翻译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翻译史相比，民族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叙述，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还应该探讨这种叙述将如何展开？可以开辟出怎样的论述空间？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点展开的论题？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等。

笔者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讨论展开之前，还是先就有关翻译文学的存在方式给以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对于这些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事实及其评价，是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最原初的必要性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里：

   1，翻译文本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中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事实；

   2，文学翻译及与此相关的介绍、出版等实践活动，持续贯穿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

   3，在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翻译文学的阅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作家的接受与借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汲取和借鉴外来文学是一个广泛的不争事实，而除部分作家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更多是经过译本接受的；新时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过译本接受外来文学。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关联，不论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借鉴还是对话、独创，都体现了最深层次的中外文学关系。因此，尤其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如伊文·佐哈尔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是无法讨论文学的”[xiii]。

   5，中国作家的大量翻译实践，既是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体现，同时这些翻译文本借助于译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强化了其影响力，因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

总之，近代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翻译文本、连续不断的翻译实践、无处不在的中译本阅读的发生以及翻译文学与整个华语创作之间的广泛深入的关联，所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必须在多元立体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实体。而要将翻译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叙述，有两个前提必须在理论上给以辨析和论证。

如上所述，对近代以来大量翻译事实的钩沉与梳理，首先来自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对文学发生与演变的资源条件的某种自觉。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翻译文化理论的启发与借鉴的结果，推动翻译学科从理论上界定翻译文学文化归属。这种界定主要理论依据有三点：1，居于文本的汉语语言的事实判断：翻译文学是使用中国语言的文本。2，依据译本之文化功能的释放场域判断：它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内生存并对其发挥作用。3，这些文本不属于原语（国族的）文学。可以看出，这三点依据在逻辑上并非完全并列，其中第1、第2点是从语言媒介与所处场域的角度对翻译文学的正面界定。第3点所采用的则是逻辑上的排中律，它的前提条件是“非外即中”，即既然翻译文学不属于原语国的文化产品，那么就应该划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中来，这在判断结果上虽然与1、2点相同，但思维路径与方式并不一样。这一判断的有效性，在逻辑上取决于一个被省略了的前提，即民族文学之间有着分明的区分界限，但这一前提判断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成立，其实仍然值得做进一步的考量。

故而，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近代以来中外交流进程中出现的庞大的文学实体，回答翻译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整体，必须回到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即首先必须明确如何看待汉语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除了翻译学界已经取得的，从语言归属和文化功能的角度所做出的选择性判断外，面对仍然存在的种种质疑，能否进一步反思传统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追溯由这些思维方式而导致的理论误区？无论是译介学研究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和评价，其有待进一步确立的理论前提的直接体现，是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但归属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层次的翻译观念和文学观念问题。即如何看待文学翻译实践本身？如何看待翻译实践的结果即翻译文学？

从翻译观念角度来看，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已经从理论上对此做出了回答。他们认为，翻译无论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过程还是这一实践过程的产品，都是目的语系统而非源语系统的事实。在描述性翻译理论看来，“翻译”可以被看作是目的语文化中那种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表现为翻译或被认为是翻译的目的语表达形式[xiv]。对翻译文学性质的认知背后，又是与文学观念紧密相连。而至今依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浪漫主义观念，是导致排挤或者忽视翻译文学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以浪漫主义诗学原则为前提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前提假设是：文学的本质是主体的自我表现，天才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发明，因此，文学的“创造”是其价值的根本特性，而对现有的材料、题材及其传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由此出发，这种观念进而强调文学的个人独特性和创造性，同时又与资本主义个人私有财产的权属观念（即个人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意味着对产品的权属）相结合，从而导致作家对文学作品的主权观念的最后确立，它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就是版权的作者所有观念。虽说这种所有权观念同时也延伸、辐射到翻译文学的译本版权上，但恰恰是这一观念，是导致创作文学与翻译文学区分及其等级差异的最核心的理念依据。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也必然导致对书写语言的工具性和透明化认知，导致翻译观念中的原文中心主义和对翻译实践本身的忽视——作为读者和研究者（包括翻译者），我们可以、应该甚至只能通过文本再现作者的真实意图；作为文学翻译者，可以、应该并且只能以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座位指归。

面对这种以浪漫主义独创论为核心的文学权属观念，作为文化与文学的一个特殊子系统的翻译文学，其处境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为了争取译者在文化、语言和文体等系统的转换中所付辛劳的承认，新的翻译理论必须承认这种劳动与产品的权属论；但另一方面，又正是这种文学权属论“统治”下的传统翻译观念，在理论上压制和剥夺了译者的主体性空间。新的翻译观要在这种两难悖论中左冲右突，寻找一条辩证的出路，并非易事。但事情也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即使在创作文学的系统中，这种权属观念也不断经受着拷问与质疑。从某种意义说，T. S. 艾略特关于“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xv]的论述和现代阐释学理论，正是这种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系统的反动，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与阐释（包含文学阅读）的角度说明了文学的性质。

[T. S. 艾略特]

其实，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固然有它法律上的权属，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和已有的各种文化资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人类思想和审美精神的意义上，文学文本的作者或者译者的“权属”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其他物质产品的法律“权属”。而文学翻译虽然与文学写作在文学系统中并非处于同一个分层，但作为系统内部的一种存在，无论在文化实践还是其产品的意义上，都是一个从跨文化理解到跨语际表达的综合性实践过程。因此，对于翻译文学而言，动态功能主义的文化多元系统理论应该是破解上述困境的有效出路。

伊文·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论及“动态分层与系统产品”[xvi]时表明，“表面看来并不一致的各种项目（元素或功能），并非个别项目的身份相互关联，而是分别构成同时存在、互相竞争的系统”，这种竞争，就是一个项目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转移。“以往我们常常面对这些转移带来的结果，却未能觉察发生了转移，或者忽略了转移的来源”，而只“把（单一）系统完全等同于中心阶层”，“无视各个边缘阶层的存在，或将之视为完全在系统之外”。这种态度所导致后果是：第一，意识不到系统内部各种阶层之间的张力，因此有多种项目的值（功能、意义）未被察觉；第二，未能解释（系统）转变的过程，又只能把转变本身解释为个人发挥想象力而达至的创新，或者解释为来自某个往往是个别的、孤立的源头的“影响”；第三，观察者既然看不见转变的本质，也就无法解释在实质上显现了出来的转变（有别于无形的转变过程）。例如，把作家的创造性简约为“想象力”、“灵感”之类的模糊概念，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理性和分析作家错综复杂的工作条件（包括制约条件和创新条件）的机会。这一理论，既对作为文学子系统的创作文学和翻译文学内部有效，同样也对揭示分别处于中心与边缘地位的两个子系统间的关系有效。而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翻译文学可以在跨文化多元系统的视域下，为一种跨语际文化实践及其产品，争得自己虽然有限，然而又是特殊的主体性。

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角度来观察，对于翻译文学的传统认知，又与传统学术研究的分类认知的方法，以及将这种分析法趋于凝固化、对象化的思维习惯有关。在西方传统认识论中，分类是通过对象的类别划分以了解世界的一种认知形式，专指在认识过程中以对象的本质属性为根据所作的类别区分，这种划分的有效性，是以划分出来的各子项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特性为前提的。在传统认识论看来，分类作为科学研究中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反映方式，有一个从现象分类到本质分类，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分类到更深刻的本质分类的逐步深化过程，这种思维方法对人类科学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实践的进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在作为人文研究之一的文学研究中，这种分类认知方式在推进认知的同时，也常常要求分类者必须在许多模糊两可的对象上做出决断：到底是诗歌还是散文？是悲剧还是喜剧？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等等。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往往在不经意间把思维引向对多样繁复的文学文本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区隔。比如，与翻译文学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就是：汉语翻译文学如果说不是外国文学，那就一定是中国文学。按照这种认知方式，就不可能也不允许设想有一种中间状态的事物，它既不是外国文学，又不是中国文学，它处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中介位置上。而翻译文学，正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外文学之间的中间状态和中介区域。

在20年来的国内相关学术领域中，关于翻译文学到底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一直争论不休。双方的认知并不是完全没有交叉，但在所有共认的对现象特点的分析理解中，各自又都握有自认为足以支持自己立场的理据，并以之反诘对方。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一派的观点，显然有着深厚的传统依托。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翻译文学毕竟都有相应的外文原本及其背后的外国作者作为依据。这一派的当代继承者也承认，尽管翻译中确有译者主体性的参与，但所有的文学翻译，至少都声称是原作者与原文本的语言转换。这一点在他们将翻译文学在与本土创作文学的区分对照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相应地，认为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一派最有力的依据，则是翻译文学的语言方式，因此它出现在人文学科的语言学世界性转向之后并日渐趋于强势，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们也无法否认“外国文学归属”派最主要的论据，翻译文学无论在其发生渊源、接受期待视野和认同感等方面，毕竟无法与创作文学等同。其实，如果在中外文学壁垒区分的意义上讨论翻译文学的归属，即便是对以激进的反思姿态出现的“中国文学归属派”而言，其学术话语实践本身就存有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在无意识中承认传统学派的绝然分明、壁垒森严的国族文学边界之说，同时又要将明显不同于本土创作文学的文本系统纳入国别文学范畴之中。由此可见，双方虽然立场各异，结论对立，但其共享的思维方式，是都承认中外文学（国族文学）应该有明确的界分。

考虑到前述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中国文学史家专章讨论翻译文学的事实，如果不从思维方法上进行进一步反思的话，有关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有可能归结为一种立场的选择了[xvii]。所以，从文学研究方法而言，非此即彼的分类认知方式，正是导致翻译文学“弃儿境遇”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笔者认为，探讨翻译文学归属以揭示其性质属性，在思维方式上有必要引入“中介”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便在具体语境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交往的空间坐标中，确认翻译文学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语境中的地位及其性质。

所谓中介（mediation），是指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不用要素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中介表现为事物转化或发展序列的中间阶段。作为形塑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源的翻译文学，如果从有关民族文学的现代观念来看，它的确是居于“中外”之间的状态，但从历史进程而言，它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难以作绝然的区分。这一历史进程相对于跨语际的翻译文学来说，既包含了跨文化的空间维度，也包含了语境变迁的时间维度。在跨文化的空间意义上，既有的翻译文学对外国文学文本及其背后的作者、思潮与文化而言，它是许多译者居于特定的跨文化理解而做出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性”“选择和定型”，因此它既不是外国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而是两者之间的“中介”环节与中间过渡状态。而这种经语言转化的文本集合在不同文化空间的跨界旅行，同时也“历史性”地伴随了或者正在进入本土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之中。具体到近代以来的翻译文学，也即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因此，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我们又可以理解为，既有的中国翻译文学，并不是一个无限接近外国文学本体，不断以新汰旧、以准确替代错误的文本序列，相反，它们并非“是必然错误的或必然正确的”，而仅仅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以“既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也不同于材料产生时期的人们的”动机所“选择和定型”的文本集合。

这样，对于翻译文学这种在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不断扩大，又被不断修正、改写的文本存在，我们果然可以在参照异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意义上勘定其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无法将这种特点做一种机械的、凝固化的界定，反而可以而且应该在“中介”的意义上加以历时性的动态描述，在这种动态描述中，它连接着异国文学和本土创作文学，同时又处于历史性变迁之中，显示着变化的形态，被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学参与者（译者、读者、研究者）所理解、翻译和阐释，并在阅读、理解、翻译（包括重译）和创造性转化的不同层面、不同向度上，显现着不同的意义，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因此，从历史总体上观察，这样的“选择与定型”必定具有某种可争议的“不确定性”。

对于具有“不确定性”的事物，我们在习惯上总会引发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但“不确定性”和怀疑并非必然关联。怀疑态度在逻辑上会引发对各种证据的收集，进而以肯定或者否定的方式寻求某种确定性。同时，针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又并非只有信任（这就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在现代科学思维主导下的学术表述中，通常不会被采取）或怀疑两端。但是，如果“不确定性”是事物的某种本来状态，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考察对象，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事实上就只能考察它的“概率”与“可能性”，至少无法固执于对象本身的确定性，而只能在发生与存在的具体语境中，考察它与历史情境之诸多因素间的某些“确定性”关联了。具体到作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学交往中的翻译文学，其现象的种种不确定性几乎是学界的一种普遍认知。这种不确定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译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第一，进入译介者视野中的对象，即外国文学的具体内容是不确定的。只有当我们的讨论假定以确定的译介对象比如某个作家、某部作品为前提的时候，传统学派的确定性追求才得以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所译介的信息本体存在着某种累积过程。因此，这也是传统翻译学派最为坚守的一个论据，比如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我们如果搁置下述翻译实践中的其它动态因素，一个确定的莎士比亚的确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假定。但这并不能证明作为译介对象总体的不确定性。第二，对这些对象的中译方式是不确定的，这里涉及从字词、句法到篇章、文体的对应等多个层次，而译入语语言本身就身处历史变迁当中。第三，翻译过程中，对翻译对象的理解和阐释是不确定的，这里包含了译入语文化的复杂的流动与变迁因素。正是在这三个具有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下，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文学形成了一个以作品译本为主体，同时综合了伴随文本的理解和阐释的外国文学整体的历史性组合。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译本，1948年］

其次，从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接受的角度，也即从后者的中国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角度观察，这一文本组合（即不同时期中国视域中的外国文学），在历史展开中从未建立起牢固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种内部结构不断调整，矛盾冲突不断出现的混杂体。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外国文学”著述及大学学科建制不断完善表象下的不断变化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文学历史时期，总是由这一混杂体中的某些部分，从某一个角度对本土文学的再生和创造显示出比其他部分更大的可能性来，成为这时期最具创生性的外来文学资源。在文学翻译和接受史上，体现为何时、何种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成为译者和读者所追捧的对象（同时何者又被遮蔽），以及同一原著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个体那里显示不同的阐释（译本和理解）。

但是，对待这种不确定性的态度，可以用据说“客观存在”的、确定的外国文学本体为标准，对照翻译文学中的错误、偏差、改写等等，并试图驱使它逼近这个确定性标准；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承认外国文学对象在历史进程中的知识积累的前提下，把翻译成规看作历史性的产物，把“不确定性”视为对象经文化跨越和语言转化必然出现的情形和必须接受的状况。不同时期的不同译介者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不同的外国文学文本形象，使这些形象符合他们的观念与信仰，并以他们的理解和标准，修正着前人留下的形象。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留下了这一种转化和理解过程的种种“痕迹”。翻译文学在时间维度上的这一现象显现和阐释视角，与本土文学的创造和理解本身，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进程。因此，引入文学与文化的“中介”概念以及文学类型的“不确定性”理论，将文学翻译视为处于中介状态的、历史演变当中的跨文化文学实践，在承认创作文学与翻译文学差异的基础上，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动态视域中展开翻译文学史叙述，是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发展的完整叙述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史理应成为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一部分，相应地，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叙述，同样应当自觉地引入中国文学史的观念和问题意识作为文化功能分析和价值立场的参照。

因此，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描述内涵，除了基本的译介事件和阐释史实外，就是要发掘上述这种理解、转化和阐释的历史“痕迹”。对前者的整理固然重要，因为它不仅反映了中外文学交往的基本的确定性的事实，而且也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和前提。不过，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和演进，立足于外来文学资源的本土文化功能的发挥，后者更具有发掘、追问的必要。换句话说，从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而言，或者就本文提出的考察翻译文学如何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描述这一视角而言，后者的不确定性更具有历史的戏剧性、趣味性和复杂性，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痕迹”越是明显，就越体现出它的在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历史文化功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有一些“痕迹”被某些历史叙述所冲淡了、改写了或者干脆抹去了，而这种“擦去”的“痕迹”，同样是文学史演进中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它同样意味着一种文学史意义，是中外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一种意义展开。这也是中国文学史叙述中的翻译文学与独立的翻译文学史叙述在学术侧重点上的差异所在。只有明确了文学史视野中对翻译文学叙述的问题意识，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探讨这种叙述的理论资源与具体路径。

注释：

[i] [以色列]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Even-Zohar, Itamar 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9-26. 中译见《中外文学》第30卷，第3期，2001年8月，第18-36页。

[ii]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店，1933；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为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长沙），1939年5月）；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讲稿大纲，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iii]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iv]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v]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1989—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vi]从2001年初起，章培恒教授提出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的课题，并与陈思和教授一起，在《复旦学报》上开辟“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专栏，通过古今文学史的分期研究，讨论中国文学演变与传承的辩证。后分别结集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集》一、二、三集。

[vii]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翻译文学集》第1、2、3集，上海书店，1990.

[viii]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ix]宋炳辉：《30年来中外关系研究的综述》，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x] [美] Wellek Rene,"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e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etive Literature (ed, W. P. Friederich), Chapel Hill, N.C. , 1959, Vol. I, pp. 149-159.

[xi]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xii]近十年来先后问世的这些著作包括：谢天振主持的两部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孟昭毅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2005）、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2009），以及郭延礼、周振环、卫茂平、陈建华、王向远等学者的相关论著。

[xiii] [以色列]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2.2，动态分层与系统产品》，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Even-Zohar, Itamar，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9-26。见《中外文学》第30卷，第3期，2001年8月，第23页。

[xiv]见《特拉维夫学派/吉迪恩•托里》，见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232页。

[xv] T. S. 艾略特:《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32页。

[xvi] [以色列]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2.2，动态分层与系统产品》，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Even-Zohar, Itamar，1990.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1:9-26。见《中外文学》第30卷，第3期，2001年8月，第25页。

[xvii]翻译文化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固然对翻译文学的效应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仅就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本身而言，这种理论似乎并没有决定性地反驳传统学派的观点。不然的话，第一，对翻译文化功能派而言，恢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学史中辟专章论述翻译文学的做法在操作上并非难事；第二，对于传统学派而言，他们并没有比之前增添更多的理由，这种争论也不会延续至今并似乎也没有销声匿迹的趋势。

本文原载于《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3年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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