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十部英国历史剧，它们是：

这十部戏剧分别以英国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的七位君主命名，这七位君主的在位年代分别是：

与之相应，上述十部作品按历史时代排序就是：

其中，《亨利六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被称为“第一四联剧”，而《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则被称为“第二四联剧”。这十部英国历史剧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并体现了连贯统一的创作意图。

根据美国新批评的“意图谬误”（IntentionalFallacy）理论，作品意蕴自足，作者的意图不足以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的确，作者的意图并不等于作品的意蕴（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曹雪芹的《红楼梦》即证明了这一点），但作者的意图是否等于作品的意蕴是一回事，而是否存在作者的意图则是另一回事。事实上，认为“作者的意图不等于作品的意蕴”已然预设了作者意图的存在。不仅如此，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蕴都是理解活动的产物，因此理解作者的意图等于理解作品的意蕴，至少也是理解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因此我们不妨追问：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创作意图是什么？换言之，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整体意义结构和主题内涵呢？

（一）都铎神话

有论者指出：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剧无法根据戏剧形式（dramatic form）来界定，更重要的是剧作家的意图；在历史剧中，戏剧意图和历史意图密不可分[1]。所谓历史意图，其实也就是作家的政治意图。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历史剧直接继承了都铎王朝的史书传统，而后者是都铎王朝的一项国家意识形态工程。1501年，意大利学者波利多尔（Polydore Vergil，约1470-1555）应亨利七世之邀赴英以拉丁文撰写英国国史（Anglica Historia），用时28年完成（1505-1533），并于1534年出版。虽然亨利七世不尽满意，如他自居亚瑟王再世，而波利多尔却在书中质疑亚瑟传说的真实性（本书因此而推迟出版）[2]，但波利多尔在记叙理查二世至亨利七世这一段英国历史时，却有意无意迎合了亨利七世本人始作俑者的都铎神话（the Tudor myth）[3]。

波利多尔

所谓都铎神话，不仅是一种王权神话，也是一种国家神话：它宣称埃涅阿斯（Aeneas）的后代布鲁特（Brutus）是英国（当时尚叫不列颠）最早的国王[4]，中世纪的传奇英雄亚瑟王即为其后裔；作为亚瑟王的直系传人[5]，亨利•都铎（即亨利七世）入主英格兰而弥合了不列颠人和萨克逊人的夙怨，同时他作为兰开斯特家族的后人[6]迎娶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爱德华四世之女）而化解了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古人预言亚瑟将重归故土而开启英国的黄金时代，现在亨利•都铎就是再来的亚瑟，他奉天承运为英国涤除了前代罪孽（这一罪孽源于亨利四世的弑君自立，此后约克家族的叛逆更加重了这一罪孽，至理查三世而恶贯满盈），英国由此走向新生[7]。

亨利七世

波利多尔之后的历史作家继续了这一政治-历史神话。1548年，霍尔（Edward Hall，约1498-1547）的遗著《约克与兰开斯特两大名门望族的结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elies ofLancaster and Yorke）出版：这部27卷本著作（它主要译自波利多尔的《英国史》，因此称译著或许更加恰当）讲述了自理查二世至亨利八世的英国历史，霍尔将之描述为一段罪与罚和拨乱反正的历史，并通过大力渲染亨利七世和爱德华四世之女伊丽莎白（同时也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天作之合”而进一步坐实了都铎神话[8]。

1577年，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1529-1580）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e and Irelande）出版。该书经修订后于1587年再版，并就此引发了英国历史剧的创作热潮[9]（据Schelling统计，1586-1606年间上演了不下150部英国历史剧[10]）。霍林希德在记叙理查二世至亨利七世这段英国历史时，主要依据了霍尔（并因此是波利多尔）的讲述；通过霍林希德，霍尔（波利多尔）的叙事模式和历史哲学成为了英国历史剧的内置核心话语。因此，这一时期的英国历史剧不仅是一种文学-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书写；与之相应，它们的作者，如马洛（ChristopherMarlowe）、皮尔（GeorgePeele）、格林（RobertGreene）等人，与其说是戏剧诗人，不如说是政治哲人。我们看到，莎士比亚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杰出的一个。

（二）第一四联剧

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都铎神话的戏剧再现和改写。这项工作并非“意在笔先”的一气呵成，而是因势利导的“继而成之”；在此过程中，莎士比亚的政治-历史哲学——同时也是他的创作意图——几经修正而最终成形。

在《亨利六世》三部曲中，莎士比亚的政治-历史哲学首次得到了表述。他以霍尔（波利多尔）和霍林希德的著作为蓝本，戏剧再现了从1422年11月7日亨利五世下葬到1471年约克家族取得仇克斯伯里（Tewkesbury）战役胜利并随后杀害亨利六世这一段历史。作为随写随演的“连台本戏”，《亨利六世》三部曲因时间跨度大、涉及人事繁多而显得结构松散[11]，时间、人物和情节的错乱（有些是沿袭了霍尔-霍林希德的讹误）所在多有。尽管如此，《亨利六世》仍不失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三部戏剧具有统一的主题，这就是英国的堕落：由于亨利四世弑君自立，英国受到上天惩罚，亨利五世英年早逝，嗣君（亨利六世）暗弱，外畏于强敌（贞德-法国），内受制于权臣（温彻斯特大主教、约克公爵等），上下交征而战乱频仍（流民造反、玫瑰战争），最终弑君悲剧重演，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这几乎是基督教人类堕落故事（history）的一个世俗历史版，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由人类（亚当-夏娃）变成了以国王为人格象征的英格兰民族国家。

如果说《亨利六世》讲述了英国的堕落，那么《理查三世》则讲述了英国的恶贯满盈和否极泰来。作为亡国之君，尽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理查三世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众恶所归的渊薮（这也是国家神话的题中必有之义）：从托马斯•莫尔的《理查三世》（Historie of Kyng Rycharde the Thirde，1513）到波利多尔、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12]、霍尔和霍林希德的历史，再到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剧——如莱格（ThomasLegge）的拉丁文《理查三世》（Ricardus Tertius，1579/80）三部曲和无名氏的《理查三世》（The True Tragedie of Richard the Third，1588/89），理查三世一直被妖魔化为暴君的典型和邪恶的化身，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即是这一传统的光荣殿军。

理查三世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不仅是恶魔（Vice）的化身，从而与善良无能的亨利六世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他们一道构成了理想君主的两极偏离。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写作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特别是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影响[13]；而通过《理查三世》，戏剧诗人-政治哲人莎士比亚向世人演示了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失败。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理想的君主须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14]，集诈力于一身，此即人君之能事（virtù），而他为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只要结果为善，行为总会得到宽宥”[15]。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正是（至少在时人看来是如此）一名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君主[16]：在剧中，他倒行逆施、无恶不作，以至于人神共愤、众叛亲离，最后死于亨利•都铎之手——确切说是上帝假后者之手诛灭了这个暴君。事实上，恶魔理查和天使亨利都是上帝的工具：前者作为上帝的工具促成了有罪的英国的恶贯满盈和死亡，而后者作为上帝的工具实现了净罪后的英国的新生与蒙福[17]。就此而言，他们合力实现了英国的拯救——净罪之后的拯救。而净罪和拯救（或者说恶贯满盈而否极泰来），正是第一四联剧的核心命意所在。

（三）第二四联剧

莎士比亚在第一四联剧中讲述了故事的后半部分，现在他进而讲述故事的前半部分，这就是第二四联剧。有人认为第一四联剧和第二四联剧各成体系而互不相属[18]，其实不然。第二四联剧是第一四联剧的前传，而第一四联剧是第二四联剧的后续：如果说第一四联剧讲述了英国的恶贯满盈和否极泰来，第二四联剧则追叙了原初的堕落或罪孽的发生；两部四联剧共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英国故事”，而罪与罚、堕落与拯救即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意义结构和主题内涵。

在《理查二世》中，莎士比亚追溯了近代英国的原罪，即英国自波林勃洛克（即后来的亨利四世）弑君篡位至理查三世败死博斯沃斯（Bosworth）这一段不幸历史（1399-1485）的起源。理查二世是英国王权的正统传人（确切说是英国中世纪王权正统的最后传人[19]），即所谓“合法君王”（king de jure），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君王[20]。与之相反，波林勃洛克是一个合格而不合法的君王。自信“天命在予”的理查二世[21]失败了，他的死象征了英国中世纪的终结；“不言而行”[22]的波林勃洛克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同时也是失败：由于弑君自立的罪行，亨利四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王，而只是一名成功的篡位者（king de facto），他的成功为英国带来了罪孽[23]，他本人固然未能幸免[24]，而其后继者——从亨利五世到理查三世——也都延续并分有了这一罪孽。

《理查二世》是第一四联剧的起点和完成：在这里，莎士比亚讲述了罪孽的起源，从而完成了他在第一四联剧中开始讲述的“英国故事”。在接下来的“亨利三部曲”——《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讲述了另一个“英国故事”：这个故事是前一故事的孪生故事，也可以说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这个故事同样以《理查二世》为起点。在《理查二世》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国王，同时也没有看到一个国王[25]。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都不是真正的国王。王者是国家的灵魂，所谓“朕即国家”[26]，君而不君，则国将不国[27]。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王者呢？

有研究者指出，“兰开斯特四联剧”（即第二四联剧）旨在“描绘不同类型的王者并指出理想王者的特性”[28]。事实上，莎士比亚在第一四联剧中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不同的王者形象：软弱无能的国王（亨利六世）、有勇无谋的摄政（格洛斯特公爵），阴险狡诈的王位挑战者（约克公爵）、小丑跳梁的草头王（杰克•凯德）、穷凶极恶的暴君（理查三世）……和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一样，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迄今只是惊鸿一瞥[29]。

什么是真正的王者？古人和今人（前者以柏拉图为代表，后者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他们都寄希望于教育，这样问题的重心就从“什么”转向了“怎样”：怎样是真正的王者？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的“亨利三部曲”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

“亨利三部曲”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他就是《亨利四世》中的哈里王子和《亨利五世》中的亨利五世。但他们也不是同一个人：亨利五世是一名真正的王者，而哈里王子只是一名预备王者[30]。作为未来的王者，哈里一开始几乎不被任何人看好：他的父亲为他忧心自责，而他的敌人（包括他的狐朋狗友）却因此欢欣鼓舞[31]。他们都看错了：王子混迹无赖（如其自承）只是为了韬光养晦，以便将来一鸣惊人[32]。他没有说谎（尽管他欺骗了周围所有的人）：通过与福斯塔夫等人的交往，哈里了解并克服了自身的恶或阴影人格（以他战胜同名对手霍茨波、弃绝旧时腻友福斯塔夫为标志[33]）——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34]，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35]——而成为了真正的自己[36]、真正的人（fully developed man）[37]和真正的王者[38]。随着王者归来，莎士比亚的政治理想终于修成正果而道成肉身[39]。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说《亨利四世》的主线是未来王者的（自我）教育，那么《亨利五世》则旨在讲述理想君主的功业实践[40]。通过后者，莎士比亚圆满回答了“怎样是真正的王者”，并由此完成了另一个版本的“英国故事”：在前一个故事中，亨利七世拯救了恶贯满盈的英格兰；而在后一个故事中，干父之蛊[41]的亨利五世领导英格兰走向了光明。

亨利五世

亨利五世攘外安内，以数年之功完成了前无古人（包括爱德华三世父子在内）的事业，被国人誉为“所有基督教君主的楷模”[42]。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拯救英格兰：即如剧终时分致辞人（Chorus）所说，这位“英格兰之星”仗“机运之剑”斩获了“世上最美的花园”，但是好景不长（“small time”），一代雄主英年早逝[43]，继位者年幼，英国（如《亨利六世》三部曲所示）在短暂中兴之后重新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就此而论，亨利五世其实是一名失败的王者；他的未竟事业将由后来的亨利七世完成，或者说它已经由《理查三世》中的亨利七世完成了[44]。

在《亨利五世》的华彩乐章中，莎士比亚结束了第二四联剧和迄今为止全部英国历史剧的写作。现在，他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开始转向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为中心的“纯正悲剧”（authentic tragedy）——如《裘力斯•凯撒》、《哈姆雷特》和《麦克白》[45]。因此，《亨利五世》将是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压卷之作——如果没有后来的《亨利八世》的话。

（四）《约翰王》

完成《理查二世》之后，莎士比亚并没有马上投入写作“亨利三部曲”，而是先创作了《约翰王》。《约翰王》是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中的一个孤品另类：它不仅纪事久远（1199-1216），距离最近的《理查二世》（1398-1399）也有近两百年的间隔，而且和前后两部四联剧都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甚至还打乱了既有的叙事节奏和谋篇布局。既然如此，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部戏呢？

有论者认为，《约翰王》是一部旨在借古讽今的作品，例如约翰王隐喻伊丽莎白一世，亚瑟王子隐喻玛丽女王，而约翰与法王腓力（King Philip）、红衣主教潘杜尔夫（Cardinal Pandulph）的冲突则隐喻了英国与法国、罗马教会的政治博弈关系等等[46]。的确如此；但是这也几乎适用于莎士比亚时代的一切英国历史剧。莎士比亚中途转向写作《约翰王》，一定还有特殊的考虑。

很可能，莎士比亚是在为他的“英国故事”寻求一个新的开端。

《约翰王》剧终时分，庶子（Bastard）理查爵士慨然致辞：“英格兰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除非它先伤害了自己……只要英格兰忠于自身，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们心生悔恨！”[47]这番话仿佛是全剧的结语（Epilogue），又仿佛是莎士比亚全部英国历史剧的导言（Prologue）。作者这样安排，显然大有深意。

我们知道，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的统治者——从诺曼王朝的威廉一世到金雀花王朝的理查一世——都是法国人（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认同），他们在宗主国拥有大片领地（如诺曼底、安茹），确切说是法国的英国国王（French Kings of England）或法国领主兼英国国王。约翰王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和法国作战失败，他失去了全部大陆领地（他因此得名“失地约翰”）而被迫退守英伦，成了一名光杆的英国国王。然而，约翰的败退同时却是英国的胜出：正是以此为契机，英国有了自己的国王和独立的身份（national identity），从而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化的进程[48]。

如果我们把近代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形成视为一出历史剧，那么它的第一幕就是“约翰王的失败”，而它的第一个主人公也就是约翰王本人。事实上，英国的第一部英国历史剧就是约翰•贝尔（John Bale）的《约翰王》（Kynge Johan，1538/9）[49]。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戏剧诗人-政治哲人代表，莎士比亚想必对此深有会心。我们猜想，莎士比亚在完成《理查二世》之后转向创作《约翰王》，正是为他的英国历史剧——包括已经完成的和将来写作的——寻求一个新的开端，而这个新开端将赋予他的“英国故事”以新的意义。

约翰•贝尔

和《理查二世》一样，这个新的开端也是一个不幸的开端。在这里，莎士比亚向我们揭示了近世英国一切动乱的根源：脆弱的王权。作为英国王权的代表，约翰得国不正（剧中对此多有提及，几乎众口一词[50]），已使王权蒙羞，而他杀害侄儿亚瑟（作为英国王权的真正代表，亚瑟之死象征了英国的陨落[51]），更使王权——被他亵渎和伤害的英国王权——成为众矢之的；穷途末路的约翰王不得不向法国[52]与罗马教廷屈服（这同时也是英国向异族的屈服），不久后中毒身亡，但把气息奄奄的王权-英国留给了后人。

约翰王的死结束了莎士比亚“英国故事”的开端。如前所说，这是一个不幸的开端，但是这个不幸的开端有一个还算幸运的结局：约翰王生前忏悔了自己的罪行[53]，至死是一个纯粹的英国人，他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的英国王权代表（亨利王子和庶子理查爵士）留下了自觉的（尽管是受伤的）英国心（English conscience）和英国身份（English identity）[54]。王权和英国将从这里浴火重生；而叙述这一重生过程，即是莎士比亚此后英国历史剧——从亨利三部曲到《亨利八世》——的新的主题。

（五）《亨利八世》

1613年，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在伦敦环球剧院上演。这是他的最后一部英国历史剧作品，距离上一部作品《亨利五世》已经有十三年。如果说《约翰王》是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序幕，那么《亨利八世》就是它的终曲：在这里，莎士比亚为他的“英国故事”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亨利八世

然而，莎士比亚并非《亨利八世》的唯一作者。据斯佩定（James Spedding）、希克森（Samuel Hickson）等人考证，他只写了《亨利八世》的第一幕第1-2场、第二幕第3-4场、第三幕第2场前204行以及第五幕第1场，其余皆出自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之手[55]。职是之故，后来学者（如Tillyard）往往将《亨利八世》视为“下真迹一等”而摈除于“正经”之外[56]。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合作之说不足为信，而《亨利八世》是大师真迹无疑[57]。孰是孰非，正不易言也。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莎士比亚早年曾与马洛等人合作《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589）、《托马斯•莫尔爵士》（The Booke of Sir Thomas More，1600/1601）[58]，但这种合作更像是打工实习或“友情赞助”[59]，与他功成名就之后与人（假定此人是弗莱彻）合作——确切说是带领后辈（他比弗莱彻年长十五岁）写作——《亨利八世》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即便不是《亨利八世》的唯一执笔作者（这是很可能的），也是它的创意作者或真正作者。换言之，无论是独力完成还是与人合作，《亨利八世》都体现和贯彻了莎士比亚本人的创作意图[60]。

在《亨利八世》中，国王、王权和国家三位一体，战胜了一切世俗与宗教对手：他处死了白金汉公爵（比较《理查二世》中的波林勃洛克、《亨利六世》中的格洛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离弃了凯瑟琳王后（比较《亨利六世》中的玛格丽特王后），废黜了红衣主教伍尔习（比较《约翰王》中的潘杜尔夫和《亨利六世》中的博夫特）……他甚至征服了时间：亨利八世留下了光荣的后代（比较亨利五世）——伊丽莎白公主，后者将继承他的事业而（如终场时克兰默大主教所说）“为这片土地带来无量福祉”[61]。不仅如此，亨利八世宣称自己会在天堂继续关注“这个孩子”[62]，这意味着他死后成为英国的保护神；事实上，当他居高临下地教导克兰默大主教（此时后者拜倒在他脚下而感激涕零不已）、俯瞰“下界”枢密大臣伽登纳等人与克兰默的争端并随后“从天而降”（rex ex machina[63]）解救后者时，他俨然已经成为“地上的神”（godon earth）[64]和“活的上帝”（mortal god）[65]。

如果说这一幕画龙点睛地再现了“王者-亚瑟归来”的都铎神话[66]，那么终场时克兰默大主教向世人预言婴儿伊丽莎白——作为英国的象征——的辉煌未来、她的死和继任者詹姆士一世的光荣统治[67]，则是“英国故事”的最后完成[68]。它是剧中人的预言，也是作者和观众的回顾和展望；在这里，过去的未来和现在的过去同时定格于当下，历史转向了未来（预言），而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就此完美谢幕。

结语

从《约翰王》到《亨利八世》，莎士比亚的十部英国历史剧讲述了一个完整的“英国故事”。如前所说，这个故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修正后最后成形：莎士比亚首先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即有“第一四联剧”之称的《亨利六世》三部曲和《理查三世》，然后续写（追叙）了它的前半部分，即《理查二世》、《约翰王》和有“亨利三部曲”之称的《亨利四世》（上下）与《亨利五世》；其中《理查二世》和“亨利三部曲”又称“第二四联剧”，它与“第一四联剧”共同演绎了第一版“英国故事”，这个故事以《理查二世》开端，以《理查三世》结束；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和“亨利三部曲”之间插入写作了《约翰王》，后者为“英国故事”提供了新的开端和向度，从而引出一个新的“英国故事”，这个故事以“亨利三部曲”为核心，具有双重开端（《约翰王》-《理查二世》）和双重结尾（《亨利五世》-《理查三世》）；英国改朝换代（1603）后，“都铎神话”成为前朝往事，于是莎士比亚又续写了《亨利八世》，作为他的“英国故事”的第三结尾和最后完成。至此，他的十部英国历史剧首尾环合为一部完整的英国史诗，这部史诗以英格兰国家为主人公，而讲述它的成长历程和最后胜利，即构成了戏剧诗人-政治哲人莎士比亚的“作者之意”。

[1]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Age of Shakespea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9 & p.14.

[2] Id, p.5.

[3]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p.38.

[4] Cf. Geoffrey of Monmouth: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I.1-18; Edmund Spencer: The Faerie Queene, 3.9.33-51.

[5]亨利•都铎的父系来自威尔士的安格尔西家族（Anglesey family），这个家族自称是古不列颠末代国王Cadwaladr（约633-682）的后裔（J. D. Mackie: The Earlier Tudors: 1485-155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47），亨利•都铎因此自视为亚瑟王的继承人。

[6]亨利•都铎的父亲埃德蒙•都铎（EdmundTudor）是亨利五世的遗孀卡特琳（Catherine of Valois）与欧文•都铎（Owen Tudor）再婚生子（因此也是亨利六世的同母异父兄弟），他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 Beaufort）是爱德华三世第四子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John of Gaunt）与其第三任妻子凯瑟琳（Katherine Swynford）非婚生子约翰•博夫特（John Beaufort）的孙女。

[7]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48 & p.108.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p. 29-31.

[8]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 42 & p. 45.

[9] Dominique Goy-Blanquet: Elizabethan historiography and Shakespeare’s sources in Michael Hattawa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3.

[10] J. A. R. Marriot,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8), p.11.

[11]论者所谓“片段式结构”（episodic structure）。《亨利六世》受到中世纪神迹剧（miracle drama）、道德剧（morality drama）和塞内加悲剧（Senecan Tragedy）的影响，而片段式结构正是神迹剧的特点（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p. 100-105）。

[12]格拉夫顿于1543年出版了约翰·哈定（John Hardyng）的诗体英国史（Chronicle），他本人续写了1436年以后的历史，其中理查三世部分即以莫尔的《理查三世》为底本，后被霍尔采用于《约克与兰开斯特两大名门望族的结合》一书，并经过霍林希德而直接影响了莎士比亚的创作。

[13]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p.15-21.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8章，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3-84页。

[15]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1卷第9章，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16]在《亨利六世》第三部中，理查（当时还是格洛斯特公爵）宣称自己将使马基雅维里相形见绌（3 Henry VI, III. ii. 193: “set the murderous Machiavel to school”）。按：这是一处明显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盖亨利六世（1421-1471）死前两年马基雅维里（1469-1527）才出生，而他的《君主论》（1513）更在理查三世（1452-1485）死后28年才问世。

[17]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225-n2.

[18] Ibid,p.160 & p.191.

[19] Ibid, p.161.Cf.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253.

[20] Cf. Richard II, II. i. 235-62.

[21] Cf. Richard II, III. ii. 54-62.

[22]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London: Routledge, 1988), p.71.

[23] Cf. Richard II, IV. i 136-149.

[24] Richard II, V. vi. 45-50. 2 Henry IV, IV. v. 184-186 & 218-219. Cf. Henry V, IV. i. 292-294.

[25]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p.67.

[26]中世纪政治神学认为国王有两个身体：他（作为个人）的自然身体（the body natural）和他（作为国王）的政治身体（the body politic），后者即是国家（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pp.7-23）。用今天的话说，国王是国家的法人代表，而国家是国王的实体。

[27] Cf. 2 Henry IV, III. i. 38-40.

[28]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160.

[29] Cf. 3 Henry VI, IV. vi. 65-76; Richard III, V. ii. iii. & v.

[30]“亨利三部曲”中的亨利具有三重身份：哈里王子是一名合格而不合法的国王（亨利四世）的最初显得不合格但最终证明合格的合法继承人，亨利五世是一名合法而合格的英国国王，最后他又成为一名不合格但合法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不合法继承人。

[31] Cf. Richard II, V. iii. 1-12. 1 Henry IV, I. i. 78-90; II. iv.398-417; III. ii 1-91, 97-99 & 121-128. 2Henry IV, IV. iv. 54-66; V. iv. 122-125 & 135-138.

[32] 1 Henry IV, I. ii. 195-217.

[33] Cf. 1 Henry IV, V. iv. 63-77; 2 Henry IV, V. v. 47-71.

[34] Cf. 2 Henry IV, IV. iv. 68-73.

[35] Cf. 1 Henry IV, III. i1. 132-134 & V.iv. 48-50.

[36] Cf. 2 Henry IV, V. v. 56 & 58.

[37]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276. Cf. 1 Henry IV, I. ii. 195& II. iv. 92-95.

[38] Cf. Henry V, I. i. 22-69 & II. Chorus 6.

[39]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269 & p.291.

[40]就此而言，《亨利五世》可以说是中世纪英雄史诗的回光返照，而《亨利四世》则是后世教育小说（学徒小说）的嚆矢先声。

[41] Cf. Henry V, IV. i. 295-302.

[42] Henry V, II. Chorus 6.

[43]亨利五世1415年入侵法国，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大胜法军，1419年征服诺曼底，1420年迫使法王签订城下之盟，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并迎娶凯瑟琳公主，1422年病逝，时年35岁。

[44]如前所说，第一四联剧和第二四联剧是“英国故事”的一题两作；就此而言，亨利五世和亨利七世不过是同一主人公——英国的拯救者——的前后化身罢了。

[45] 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pp.313-314 & pp.320-321.

[46] J. A. R.Marriot,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p.36 & p.58. The Arden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John (edited by E. A. J. Honigman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Introduction xxvii-xxix.

[47] King John, V. iii. 112-4 & 117-8.

[48] J. A. R.Marriot,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p.34.

[49]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37 & p.39.

[50] Cf. King John, I. i. 9-11; 39-41; 112-4;119-20; II. ii. 60-1.

[51] Cf. King John, IV. iii. 144-7.

[52]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人眼中，法国代表了反复无常、宗教战争和政治阴谋（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162）；莎士比亚笔下的法国人（如《亨利六世》中的贞德）即是这种社会总体想象的产物。

[53]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126. Cf. KingJohn, IV.ii. 103-5 & 245-8.

[54]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126. Cf. King John,II. i. 202: “England, for itself”; III. i. 96-7: “Yet I alone, alone do weoppose/Against the pope”; V. iii. 117-8: “Nought shall make us rue,/If England to itself do rest but true.”

[55] The Oxford Shakespeare: King Henry VIII (edited byJay L. Hall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9.

[56]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Preface viii.

[57]J. A. R. Marriot,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pp.259-261. 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290.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Preface xii.

[58]该剧从未上演，其中有三页据考证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主要内容是宣扬都铎王朝的消极服从（passive obedience）学说，相似表述亦见于《亨利六世》（中）、《裘力斯•凯撒》、《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等剧（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p. 210-214）。

[59]耐人寻味的是，莎士比亚参与写作《爱德华三世》之后开始了自己的英国历史剧创作，而他参与写作《托马斯•莫尔爵士传》则是在完成《亨利五世》（如前所说，这原本是他的最后一部英国历史剧）之后。

[60]另一方面，《亨利八世》也不完全是“莎士比亚的”。在此之前，至少已经有两部以亨利八世为主人公的戏剧作品问世：一部是约翰•斯盖尔顿（John Skelton）1519年创作的《雄才大略》（Magnyfycence），这是英国第一部反映现实政治问题的道德剧，也是英国历史剧的最初萌芽；另一部是塞缪尔•罗里（Samuel Rowley）1603/4年间（即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当年或次年）创作的《见我即知》（When You See Me, You Know Me），它属于英国最后一批“历史正剧”（the serious historical drama），也是《亨利八世》的直接先驱。（Irving Ribner,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36 & p. 284.）

[61] Henry VIII, V. iv. 19.

[62] Henry VIII, V. iv. 67-68.

[63]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p. 229.

[64]作为英国都铎时期神学政治学的话语表述，“地上的神”（god on earth）一词最早（？）出现于威廉•鲍德温（William Baldwin）为《长官宝鉴》（A Mirror for Magistrates）撰写的献辞（1559），后在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V. iii.134: “A god on earth thou art. ”）和《托马斯•莫尔爵士》（II. iv.126-8: “[God] … hath not only lent the king his figure,/His throne and sword,but gyven him his owne name,/Calls him a god on earth.”——这段话据说出自莎氏手笔）等戏剧作品中陆续出现。

[65] Hobbes: Leviath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55, p.112. 就此而言，亨利八世可以说是近代“利维坦”国家的最初“作者”，而霍布斯只是它的“述者”罢了。

[66]在莎士比亚的“英国故事”中，少年亚瑟（《约翰王》）和理查二世（《理查二世》）之死代表了亚瑟-王者的殒灭和消逝，此后“亨利三部曲”中的哈里王子-亨利五世是亚瑟-王者的第一次归来和中道崩殂，亨利•都铎（《理查三世》）是亚瑟-王者的再次归来（但只是一笔带过），而《亨利八世》中的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则是亚瑟-王者的最后降临和真正归来——虽然，“吾犹昔人，非昔人也。”Cf. Joseph Alulis and Vickie Sullivan (ed.), Shakespeare’s Political Pageant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6), p.98.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p.52.

[67] Henry VIII, V. iv. 17-62. Cf.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pp. 234-235.

[68] J. A. R.Marriot,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p.10.

本文原载《国外文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