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女性主义者？

女人的话题，传统上并非荷马史诗研究的关切点。然而有趣的是，当人们开始挖掘古希腊妇女的史料时，最初的材料却来自荷马。在他之前，我们对古希腊女人的情况庶几一无所知，“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念萌芽于这（两）部不朽的诗篇”，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希腊英雄时代男女两性的关系，以及希腊人对妇女的看法和态度。[1]

笼统而言，荷马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她们的主要任务无外乎是生育子嗣，操持家务，只有男人才能过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才能有强烈的个人与个人的情感。[2]然而这样大而无当的结论往往会遭到史诗本身的驳斥。《奥德赛》里费埃克斯人的王后阿瑞塔地位很高，国王也要敬她三分；斯巴达的王后海伦虽然犯下过严重的过失，归来后仍恢复了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执掌后宫。看来，荷马时代的女人虽然受男性控制，但这种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她们可能通过某些不寻常的手段为自己谋求到较高的地位和待遇。

此外，荷马史诗是“男性化”的英雄史诗，却不乏女性人物。史诗中的女性，若按波墨罗伊（Sarah Pomeroy）对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的分类，[3]这几种女性类型几乎全部囊括，一一在册。有些女性角色身份比较模糊，跨越几种类型。《伊利亚特》中阿开奥斯人的女俘就身兼妓女、奴隶甚或妻子的角色（受宠的女俘会被应许正式婚嫁她们的男主人）。《奥德赛》中的女性角色更趋复杂，同一类属下，可能形象和内涵迥异其趣。譬如，女神既有宇宙神系列的卡吕普索、基尔克，也有代表奥林波斯神统的雅典娜。除了公主、贵妇这些身份高贵的上层社会女子（upper class），女仆、女奴这样地位低微的女性角色在《奥德赛》里也有相当分量的戏份，最惹人注目的当属奥德修斯家中忠仆和恶仆的两个典型：凭伤疤认出奥德修斯的老奶妈欧律克勒娅（Eurykleia，《奥》19.392），[4]与求婚人私通、对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恶言相向的墨兰托（Melantho,《奥》19.65ff）。而妻子这种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诗中出现了象征坏女人和好女人的两个极端的鲜明对照，阿伽门农之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和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Penelope）。

［欧律克勒娅认出奥德修斯，插画，Walter Crane作］

佩涅洛佩的出现，实质性地更新了荷马时代的家庭女性形象。荷马以极为有限的笔墨多层次地叙述了佩涅洛佩几个重要的活动和行为：织寿衣计、炉前对话、释梦（二十只鹅的梦）、弯弓比赛、婚床计。这个蛰居在织布机旁、智慧而勇敢的女子，几乎抢了荷马笔下整个男人世界的风头。[5]荷马的佩涅洛佩一举提升了女性在希腊文学中的地位，女性形象不再只是非此即彼的两端，若非贤妻，即是荡妇娼妓。佩涅洛佩也成为荷马史诗中通常被男性视角压制并可能被妖魔化的女性形象的一个例外，从她的身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欣喜地发现了荷马史诗女性主义的痕迹。

难道说，荷马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荷马史诗是披着“男性化”外衣的女性主义文本？

随着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荷马批评的积极介入，荷马史诗研究开始具备一种新的目光—— “去男性化”（immasculation）的眼光——去重新看待和评价荷马史诗如此全然“男性化”的史诗。既然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且同一类女人被塑造成有好有坏，地位有高有低，我们或许可以设问：到底荷马史诗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观？换成历史学的问法，或许可以问荷马史诗大致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男女两性社会，那个社会对女人的评价如何？而且，荷马的女性观又如何延伸到后来的希腊世界，影响了荷马之后（特别是古典时期）希腊作家的女性观？当我们从后来古典时期的妇女史再反观荷马史诗，在这样一个古希腊的大框架里如何评价荷马的女性观？

两部史诗的女性、家庭和婚姻

总体上讲，《伊利亚特》表现的女性观念较为简单明朗，女人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成为特洛亚战争的受害者，苦难的承担者。唯独海伦显得复杂，她既被男性普遍视为战争祸水的源头，又因为乃宙斯之女，地位特殊，被减轻或部分豁免了罪责，然而她在两部史诗里却不断自责自疚，不断把自己从豁免罪责的神界天外拉回到不能免责的伦常人世。荷马对海伦的评价在双重视角间游移不定（既肯定她又批判她），却可能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男性对美貌而又危险的女性的看法。这种对女性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看法到《奥德赛》更加明显。奥德修斯的游历中，女性世界被一分为二，它可能是友善的，也可能是危险的，诗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都愈加模糊不清。另外，《奥德赛》既让阿伽门农作为男性的发言人发出怀疑和非议世上所有女人的极端厌女主义的（misogynist）言辞，堪称西方文学漫长的厌女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份总结，[6]另外，又塑造出可供后世女子追随仿效的贤妻良母典范佩涅洛佩，并给予她男性世界的最高奖赏——美名百世留芳。荷马的前古典时期的图像的确同时呈现给我们好女人和坏女人，这倒也并非咄咄怪事，只要有两性，就会出现两种女人。但荷马史诗对好女人的赞美被提及的次数频率，不及对坏女人的责难。[7]总的来说，好女人和坏女人、友善的女性和危险的女性成为两极对立的女性世界，诱惑或威胁着奥德修斯代表的男性世界。

研究史上也有学者一边倒地认为荷马史诗待女性不薄。学者安德鲁·朗不无赞许之意地称赞荷马对女士高贵、温柔和具有骑士风度，荷马塑造了完美的母亲（忒提斯），完美的妻子（安德罗马克），完美的少女（瑙西卡娅），荷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古老传统中最好和最迷人的女性身上，对那些声名狼藉的女子诗人不愿意或只是简短提及她们的恶行。朗甚至认为《伊利亚特》里的众多女性给史诗提供了“女性的兴味”（female interest）。同样，朗也不无夸张地感叹，尽管新娘是用聘礼“购买”的，但没有什么其他古代史诗能比荷马史诗表现出更幸福、更柔和、更真实和充满爱意的家庭生活图景。[8]

［忒提斯把尚为婴孩的儿子阿基琉斯浸入冥河水中，约1625年，Peter Paul Rubens作］

然而，荷马的女性观并没有一边倒地赞美女性和美化家庭生活，而是介于两种对立观念之间，既有对贤德女子和夫妻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的热烈赞美，亦有对僭越道德底线的危险女人的严厉谴责，以及女人即祸水的典型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表露。与这种复杂的女性观相似，荷马史诗对“家庭”的态度也处在两可之间：一方面对家庭的忠诚被赋予更高的价值，[9]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位荷马英雄因为他与女俘等女人的性关系遭受批评，而妻子的通奸行为也并没有像后来（如古典时期）那样被看成是骇人听闻的事情。[10]

［“安德罗马克哀悼赫克托尔”，1783年， Jacques-Louis David作］

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亦复如是。史诗告诉我们，婚姻对英雄赫克托尔、奥德修斯非常重要，但我们却不能说对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存在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何况史诗对父子关系、男性情谊（如阿基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的“爱”）的描述在深度和强度上远甚于所描写的夫妻关系。[11]另一方面，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奥德修斯与佩涅洛佩，是荷马描述过的最美好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情深意重。这也许显示出，在荷马时期，正在形成某种价值体系，允许诗人去承认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深厚感情，或妻子成为他行事动机的一个重要部分。[12]奥德修斯拒绝神女卡吕普索的理由是家有贤妻，拒绝公主瑙西卡娅的理由是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是世间最美好之事。赫克托尔念及特洛亚会沦陷时，并不为发生在特洛亚人身上的痛苦，或是他的双亲以及勇敢的诸位兄弟所受的灾祸痛心疾首，而是“更关心你的【妻子安德罗马克的】苦难”（《伊》6.453）。赫克托尔虽然忠诚于城邦，忠诚于父母亲人，但他最忠诚于妻子，妻子的地位排在最先。概言之，史诗里既可找到蔑视妇女的证据，亦不乏推崇美好女性的声音，荷马把女性以及与女人密切关连的家庭、婚姻都放置到一种模棱两可的话语之间。对当今的读者而言，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女性观？

荷马的女性观及女性主义立场

对荷马女性观的首鼠两端，西方一些学者以为与诗歌传统有关。无论荷马史诗还是古风时期的抒情诗都对女人毁誉参半，荷马史诗的传统还刻意抑制了一些负面的细节隐而未发。又或者，诗歌的类型也决定了某些诗人赞美女性居多（如荷马、萨福），某些诗人则不遗余力地谴责女人（赫西俄德、塞蒙尼德斯[Semonides]）。[13]国内学者裔昭印则以“荷马史诗既包含了尊重妇女的因素，又包含了歧视妇女的成分”表述了荷马对待妇女的态度。[14]

按照西方古代批评较为传统的观点，古典时期的雅典妇女很少享有自由，而且受到男性的蔑视和压迫，与之相比，前古典的荷马式社会以及历史上斯巴达社会中女性享受的自由和尊重更多更明显。

在史诗中，无人辱骂女性，也无人蔑视女性，荷马时代的女性拥有比后来者更多的自由。女人可以在村庄内自由活动，也可以参与庆典及祭仪。政治上女人没有发言权，但她们的意见也是“公众意见”的组成部分。晚餐后，贵族家的女性可以和她们的丈夫及其他男人一起在议事大厅聚会，她们有权加入谈话。首领的妻子——尤其是最高首领的妻子——深受拥戴，有时甚至可以分享其丈夫的权力。[15]

但这种通行的正统看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遭到了驳斥。[16]也就是说，雅典妇女不见得遭到男性世界蔑视，而荷马社会中的女性也未见得享受了多么大的自由和尊重。

西方现代的女性主义者考较荷马史诗时，也为史诗模棱两可的女子形象所困扰。譬如，《奥德赛》中的女子积极地主张和建构属于女性的权力，但最后仍遭到男性世界坚决地否定。就算佩涅洛佩这样品性卓越、贤良淑德的家庭女子，男性对她既赞美之，又怀疑之。面对如此迷局，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失败的女性主义”解释之。在这些批评家看来，若承认荷马是女性主义者，佩涅洛佩是女性主义英雄的话，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女性主义并未对传统的男性中心思想构成挑战，因而是“失败的”。

然而，“失败的女性主义”之说完全是在现代视野下言说荷马的女性主义。且不论《伊利亚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奥德赛》绝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本，荷马亦非一个现代女性主义者，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解释不通荷马的女性和女性观，并不奇怪。从荷马史诗最高的女性典范佩涅洛佩身上，我们可以体认出荷马的女性主义立场，但这绝非现代的女性主义立场，毋宁说是一种属于荷马时代的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在荷马时代的社会中，女性可以被允许以不与男性权威冲突的方式在家庭或公共领域发出她们的声音，但她们不能越界，符合男性道德标准的女子甚至可能被赐予荷马式的“荣誉”。佩涅洛佩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荷马女性的典型。

荷马是女性主义者吗？对于现代女性主义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令人遗憾的否定。但我们若加上恰当的限定语，则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荷马是一个古代女性主义者。

荷马之后：“东方式隔绝”或“女性入侵者”

古风时期，曾与荷马赋诗竞赛的诗人赫西俄德在《神谱》和《劳作与时日》里也讲过女人的故事。《神谱》592-612行用了20行的篇幅描述了对于男人“女人如祸水”，主要批评“寄生的”女人和女人的“寄生”特性，“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塞饱自己的肚皮”（《神谱》599），同时描述了婚姻给男人带来的麻烦。[17]《劳作与时日》则点明了这一切的开始是因为神把潘多拉作为玄妙的圈套带给人类，潘多拉就像是荷马的海伦的翻版，不仅男人，而且整个世界的“不幸”都拜潘多拉这个“众神的礼物”所赐。[18]荷马对女性不无赞美之意的女性主义立场被赫西俄德扭转成厌女主义的主题[19]，即便古风时期尚有女诗人萨福和斯巴达诗人阿克曼（Alcman）的爱情诗热情赞美女性。

[萨福塑像]

英雄时期和古风时期的诗人们多用带有神话意味的诗歌讲述女人的故事，到了古典时期，这个任务被彼时最为杰出的戏剧家和哲学家接手。而一般坊间所论的“古希腊妇女史”，其实主要指古典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妇女的状况。

按照卡茨对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近两百年间古典学对“古希腊妇女”研究资源的梳理，要点有二：首先，古希腊妇女地位的问题，在当代学术研究中讨论的方式，仍然和十九世纪它被塑形时一样，卡茨一言以蔽之，即所谓“欧洲隔绝理论”（European seclusion theory），它建立了古代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另外，古希腊妇女地位问题的塑形，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出现以及使用的语言跟十八世纪对自由、个人以及建造公民社会的论述（如卢梭的观点），有密切关连。[20]

何谓“隔绝理论”？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有德国学者麦纳（C.Meiner）创造了形容古希腊妇女处境的词汇：“东方式隔绝”（oriental seclusion），这种“后宫”（seraglio, harem）意象源出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风行一时，虽至今持续引起争议，但也成为东方主义普遍历史的一部分。[21]卡茨所谓的“欧洲隔绝理论”，其实指的就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古典学界通常所论：雅典的男人隔绝他们的妻子。雅典的男女两性各自有活动的区域，男人活跃在市场、运动场等公共区域，体面的妇女只能待在家里离街道比较远的房间，免得被其他非亲属男人看见。雅典女子可以外出参加节庆和葬礼，此外，她们很少被允许离家外出，除非是穷人家的姑娘（她们没有奴隶，只好自己出去打水、洗衣等[22]）。因此雅典妇女只能在“东方式的后宫奴役中（oriental harem-slavery）唉声叹气”。[23]

这方面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家们提供给古典学的证据真是不少。色诺芬的《家政学》（中译为《经济论》）虽借苏格拉底之口承认了妻子的重要性，但妻子只能做好配偶，像蜂后一样管理家庭，养育婴儿，照管粮食衣物，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24]女人在承担这些责任时，她们住的居所却要上闩加栅，除了参加某些妇女的庆典，如无人监护，女人不得自行外出。即便外出，对女人应该携带的衣物和食物酒水，法律也有严格限定。[25]这种男性中心的法则背后的性别意识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话一语可道破，“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男人】统治和【女人】被统治的关系。”[26]

［色诺芬］

雅典妇女的“隔绝”，还与城邦的崛起对女性的影响有关。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而不再是家庭）变成社会生活的焦点，女性在家庭和城邦，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是臣属地位，男性对家庭的控制被认为是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部分。[27]因此，一般认为古典时期的雅典妇女比荷马时代的女人更为“隔绝”，荷马的女性当然无法自由地与男人混在一起，但她们显然也没有被看管到“隔绝”的程度。《奥德赛》里，佩涅洛佩在伊塔卡宫宅里的活动区域主要限制在楼上，她要看管奴隶纺纱织布，在她的闺房休息，但在女仆的陪伴下她多次进入求婚人聚集的大厅（此乃公共议事区域）露面；费埃克斯的王后阿瑞塔也在王公贵族们聚集的大厅里做纺织，她地位很高（甚至国王也对她礼敬三分），访客来求援时总是向她求助，她在公共谈话中也表现得相当积极；费埃克斯公主瑙西卡娅也有相当的行动自由，可以在女伴的陪同下（并无男人的监护）去河边洗衣，才可能发生与奥德修斯的浪漫邂逅（《奥》6.99ff）。《伊利亚特》中，特洛亚人的妻子和女儿在战前也经常在城墙外的泉水和石槽做洗涤的工作（《伊》22.153-156），安德罗马克贵为王妃曾“抛头露面”爬上城墙观看战事，并“胆敢”对夫君提出军事建议（即便没有被采纳）。

可见，荷马史诗里这些上层贵族女性在家庭之外有相当的自由，在奴隶陪伴下可在公共区域走动。但古典时期的作家（如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里都要求妇女沉默、服从，在家中恪守职责，公共领域很少允许女性参与，这或许反映出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对女性控制的加强和女性地位的进一步降低。[28]个中缘由，从法律上看，也许是因为索伦在当时颁布的法律为了减少争端和冲突，一举把女性以及她们的影响从公共生活中清除了出去；[29]从政治上看，庶几可归结为当社会权力逐渐由王室或贵族之家转移到市民城邦的政治体制时，女人在政治上被男性认可的作用，从有限的表现被降低到完全消弭（from limited to non-existent）。[30]

对“隔绝论”这种通行的正统观点，学者古墨（A. W. Gomme）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撰文反驳之，后来英国学者基托也附和并指出：“问题就出在对雅典男子的看法上。雅典人有他的缺陷，但他良好素质最突出的方面在于其活泼泼的智力、合群、仁爱和好奇。说他习惯于对他自己种族的另一半【女人】采取冷漠、甚至是蔑视的态度，在我看来，是不合道理的。”[31]就古典作家笔下表现的家庭生活和女性这些证据而言，基托认为，也很难保证她们像“过着东方式的闺阁生活【即隔绝生活】”这类判断得以成立。有些学者在女孩和已婚妇女之间、雅典的生活条件与现代生活之间、古典希腊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没有作出足够清晰的区分。[32]我国翻译和专研希腊的前辈罗念生先生也谈到过，虽然雅典男权社会的传统是轻视妇女的，但妇女在战争时期确实是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生产者（瓶画上描写妇女生产的情景可以作证），诡辩派的兴起和影响使得妇女觉悟起来，思想和情感得到解放，从此妇女就开始挣扎、反抗（欧里庇得斯描写的妇女心理可以作证）。[33]这似乎说明，女性对自我权利的争取，女权与男权的矛盾，在古典时期（特别是晚期）并非被压制，而是逐渐激烈。

而且，我们从女人在古典戏剧剧本中占有的显著地位，也很难得出女人被隔绝的结论。从传世的三大悲剧家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看，除了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特斯》（Philoctetes）一剧没有女性角色，其他剧本里女人都是核心的、决定性的角色。阿里斯托芬还有几个剧本完全围绕女人的活动展开，如女人以性罢工反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吕西斯特剌忒》（Lysistrate）（又译作《利西翠妲》），女人讨伐欧里庇得斯的《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zai）（又译作《雅典女人在妇女节》），主张女人政治权力的《女人在公民大会》（Ecclesiazusae）。古典戏剧中，戏剧冲突常被设计为一种性别冲突的叙述设计，通常无外乎是：由男性角色进行的行动，刺激女性从她们惯常的家庭（oikos）入侵城邦（polis）的公共领域，而事情的转折涉及到女性采取男性的行为模式，从而，女性逾越了性别的疆界，同时使得男性被部分地女性化（feminisation of the males）。[34]换句话说，雅典戏剧里“配对”地呈现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譬如，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王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被屡次描写得像男人般行为活动，而阿伽门农自己都承认被女性化。[35]

古典时期的希腊女性到底是被“隔绝”在“后宫”里唉声叹气的闺妇，还是“入侵”公共领域的暴力角色？

“女性入侵者”（female intruder）一语出自美国学者麦克·肖，他认为希腊戏剧中的性别冲突，可以等同于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更广泛冲突，即城邦与家庭的冲突。家庭是“自足的世界，与外界分隔”，女人通常被认为应该待在家中，逾越这个界线进入城邦（男人的地盘）就是“入侵”行为。当女人跨越男性及女性之间的界线成为“入侵式女性”（intrusive female）时，她们这么做通常是为了保护被男人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所威胁到的家庭利益，戏剧将女人的入侵戏剧化，旨在证明男人在政治中培养的“公民品德”具有限制性。[36]但肖分割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即分割家庭与城邦的看法遭到后来学者的驳斥，希腊的市民城邦从来都非完全地公共，家庭亦非彻底地私密，触及前者，无可避免会牵连后者。[37]波墨罗伊在总结古典学的这段争论时，提请注意争论双方所依据的文献文类之不同，主张“隔绝论”的学者（如W. K. Lacey，Victor Ehrenberg）举证的文献多是演讲和散文文献，而古墨和基托依据的大多是悲剧（以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为主），得出的结论是雅典妇女地位颇高。争论双方较少援用的喜剧和欧里庇得斯则充斥着歧义。[38]但卡茨并不同意波墨罗伊的这一解释，转而提出争论意见的转换在于背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同一份文献材料，受不同意识形态影响的论者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39]

荷马女性观对后世的启示

荷马史诗中的女性游移于坏女人和好女人两端，个中复杂模糊的女性观对古典时期的作家不无昭示意义，我们或许能窥见其中某种微妙的“似与不似之间”的继承关系。荷马史诗中家庭女性顺从于父权制的观念，在古典时期进一步被强化为无论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必须恪守妇道妇德的正统观念，顺理产生了男性作家对“隔绝”的女性的期待和构筑；荷马史诗描绘过对男性世界构成威胁的女性人物及相连的自然世界，古典时期则将女性的入侵和暴力行为戏剧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坏女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从荷马史诗[40]到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女人侵略性的强化和微妙转变。

荷马的女性有沉默女性、强有力女性两端，但这两端并未分裂得太深，甚至还在佩涅洛佩这样的女子身上和谐地统一，其原因在于荷马古代女性主义的立场：女人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可以发挥她的作用，追求属于女性的荣誉，只要她没有逾越男性无法容忍的界线。古典时期对女性故事的构织却显出这两端的分裂渐远渐深，男性对女人的臣服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女人的反抗和入侵也显得更加激烈凸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夫，美狄亚杀子惩罚丈夫，吕西斯特剌忒公然反对男人们热衷的战争等。这到底是因为古典时期女人的地位渐渐低下从而使性别冲突更加突出所致，还是女人地位实际上提高了让男人感到不安，真实的历史情形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很清楚，荷马的女性是后世希腊作家想像女性的底本。[41]尽管前古典时期文学和雕塑里的妻子和少女们大多是虚构的，而且女子的行为举止根据约定俗成的规范来衡量评价，但是，她们的生活、她们所受的限制在很多方面也刻画出古典以及更晚时期的希腊妇女的特点。[42]荷马的女性观本身的复杂在后世愈加凸现。正如荷马让他最完美的女子服膺于男权主义思想，古典戏剧中那些“入侵”的女性最终也回归了男性的文明秩序。阿里斯托芬以女人为核心的喜剧具有强烈的讽刺，基本立场却是保守的，当男性主宰的整个世界被女人奇迹般地倒置反转，承受了严峻的考验之后，最后喜剧的结局仍然恢复到正常，然而这个世界与之前的世界并非完全一样。[43]一些现代评论者甚至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雅典戏剧是设计来教育民主城邦中的男性公民的体制，戏剧中的女人并非为了她们自身被戏剧呈现，她们只是男性认同的催化剂罢了。剧情的设计往往如此，女人的痛苦带来的灾难发生在男人之前，并且促使男人灾难的发生。所以，古典戏剧中的女人被分配的是“绝对他者”（radicalother）的角色，[44]通过这个他者，男性得以检视以及重建男性的行为及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从古贤亚里士多德开始，古典戏剧的分析重点只落在男性英雄身上的原因）。[45]看来，若是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女性的“他者性”成为希腊古典戏剧重要的一面。

荷马曾经让现代女性主义批评者颇为头痛，因为荷马史诗中既出现了消极沉默的女性，也出现了积极有力的女性，女人的地位和权力既可以大到彻底掌控男人的肉体和心灵，甚至主宰一个城邦国家，但也可能被男性不由分说地夺取，使女人瞬间臣服于男性；如出一辙的是，古典作家的笔下既有被隔绝于闺阁谨守妇德的女子，也有入侵公共空间给男人们制造麻烦的女人。我们固然可以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希腊戏剧基本上是属于男性的计划，其焦点是男性的自我认同（包括男性演员和男性观众），以及这种认同的界限被动摇时经历的危机；[46]或者，我们可以从根底上拒绝男性剧作家塑造的女人，因为“这些剧本只不过是在呈现男性诗人（以及舞台上的男性演员）对女性的想像，或以她们来进行想像”。[47]但如此性别对立、非此即彼的视野不仅是纯粹现代的视野，还容易让我们陷入无以复加的狭隘。这种狭隘，恰恰是荷马的古代视野要克服的东西。

如何才能更有把握地了解古希腊妇女的her-story？her-story的具体义涵可以从两个方向破解：合在一起，herstory意谓“女性的历史”（妇女史），而分拆开来，her-story明显可理解为“女人的故事；女人的传说”。其妙处在于亦“历史”亦“故事”，亦真亦假。荷马史诗，恰恰是亦“历史”亦“故事”的手笔。

看来，要了解古希腊妇女的her-story，可靠的做法仍然是回到荷马，回到希腊人想像和模仿的源头。即便我们想了解荷马之后的希腊时代，仍然绕不开荷马。当然，荷马无法给后人如实复制希腊前古典时期妇女史的史实，他只是讲述了若干her-story，让我们游弋于这些亦真亦假的“历史”抑或“故事”之中。再者，荷马史诗已经为后来的希腊女性史描绘出一幅隐秘的地图，这幅地图呈现了覆盖女性的两端（好女人和坏女人）幅度颇广、地形颇为复杂的地貌。既然荷马是讲述前古典时期希腊妇女her-story的始作俑者，我们对女性在荷马之后那些卓绝的戏剧、哲学、散文作品里的处境和地位认识能到什么深度，端赖于我们对荷马史诗里的女性的理解能到什么深度。

[1]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页。

[2] 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London: Pimlico, 1999, p.128.

[3] Sarah Pomeroy, Goddes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5.

[4]本文引用的荷马史诗汉译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以下只随文标注卷数和行数。

[5] Victor D. Hanson and John Heath, Who Killed Homer?—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105.

[6] Sarah Pomeroy, Goddes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22.

[7] Marilyn A. Katz, “Id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Richard Hawley/ Barbara Levick (eds.), Women in Antiquity: New Assessment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24.

[8]Andrew Lang, The World of Homer, 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p.34, p. 44.

[9]阿基琉斯的养父福尼克斯说他的父亲因蓄妾“侮辱”了他的母亲（《伊》9.450），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尔特斯担心他的妻子“生怨气”，没有与花二十头牛买来的女奴欧律克勒娅同床，尽管买她本是出于此目的（《奥》1.433）。

[10]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0. 荷马提到过一些未婚女子（波吕多拉）在有了孩子后，未受到歧视，后与英雄婚配（《伊》16.173-178）。

[11] 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p. 127. 欧迈奥斯见到少主特勒马科斯时荷马用了这样一个明喻：“有如父亲欣喜地欢迎自己的儿子，/儿子历时十载远赴他乡终回返，/独子多娇惯，父亲为他无限担忧愁。（《奥》16.17-19）”我们却没有见到荷马使用过丈夫见到妻子时满怀喜悦的明喻。

[12]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 71.

[13] Elaine Fantham,/ H. Foley,/ N. Kampen,/ S. Pomeroy,/ H. Shapiro, Women in the Classical World: Image and Text,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1-12.

[14]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第3页。

[15]萨拉·泼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傅洁莹、龚萍、周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75页。

[16]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

[17]赫西俄德，《神谱笺释》，吴雅凌撰，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31-132页。

[18]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笺释》，吴雅凌撰，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19]荷马和赫西俄德对女人态度的反差，有学者以不太确定的口吻解释为二人阶级的差异所致，荷马是贵族的见解，赫西俄德对女人的贬低则是乡野村夫的看法，但也难说是否出自两位诗人个人的不同气质（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p. 74-75）。

[20] Marilyn A.Katz, “Id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 39.

[21] Marilyn A.Katz, “Id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 38.

[22] Sarah Pomeroy, Goddes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p. 79-80.

[23] Marilyn A.Katz, “Id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 26.

[24]苏格拉底说：“还有什么人，你托付给他的重要事情比你托付给你妻子的更多吗？”（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页，第27页以下。）

[25]汉斯·利希特，《古希腊人的性与情》，刘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6页。

[2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4b，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页。

[27]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p. 75-76.

[28]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第44页。

[29] Sarah Pomeroy, Goddes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 57.

[30]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 73.

[31]基托，《希腊人》，第290页。

[32]基托，《希腊人》，第305页。

[33]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34]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 173.

[35]阿伽门农胜利归来，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敦促他踏上紫色花毡入宫时，阿伽门农责备说：“不要把我当一个女人来娇养”（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8页）。一旦他被说服踏上花毡进入宫殿，马上被杀身亡。

[36] Michael Shaw, “The Female Intruder: Women in Fifth-Century Drama”,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70, 1975, No.4, p.256, p.265.

[37]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177.

[38] Sarah Pomeroy, Goddes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p. 59-60.

[39] Marilyn A. Katz, “Id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31.

[40]荷马史诗从未让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正面出场，她的故事端赖于他者口中的叙述。

[41]麦克·肖曾分析过《伊利亚特》对安德罗马克与赫克托尔的处理，与索福克勒斯悲剧《埃阿斯》中的男女主角埃阿斯和忒克墨萨（Tecmessa）处理之相似和微妙差异，既“似”亦“不似”（Michael Shaw, “The Female Intruder: Women in Fifth-Century Drama”, p. 258.）。

[42] Elaine Fantham,/ H. Foley,/ N. Kampen,/ S. Pomeroy,/ H. Shapiro, Women in the Classical World: Image and Text, pp.10-11.

[43]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p.179.

[44] Froma I. Zeitlin, , “Playing the Other: Theater, Theatricality, and the Feminine in Greek Drama”, John Winkler/ Froma I. Zeitlin (eds.), Nothingto Do with Dionysos?—Athenian Drama in Its Social Contex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8.

[45]在蔡林看来，戏剧中女性的“他者”角色或许是催化剂、作用者、工具、阻碍者、抢夺者、破坏者，有时是男性人物的援救者或拯救者，但女性自身在功能上从来没有被当作是戏剧的目的（Froma I. Zeitlin, , “Playing the Other: Theater, Theatricality, and the Feminine in Greek Drama”, p.69.）。

[46] Froma I. Zeitlin, , “Playing the Other: Theater, Theatricality, and the Feminine in Greek Drama”, pp.68-70.

[47] Elaine Fantham,/ H. Foley,/ N. Kampen,/ S. Pomeroy,/ H. Shapiro, Womenin the Classical World: Image and Text,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