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蔡元培辞职启事中抛给北大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个谜语，用意很深。但是，一年后，当蔡先生自己在北大为他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中以案语的方式给出解释时，他早已返回北京大学复校长职。面对满怀愧疚地热烈欢迎他回来的教员和学生，他已不可能对他何以在辞职启事中引用这两句古文做出真实的解释，只能像外交辞令一样归于“健康原因”。其实，当1919年7月教育部派秦汾为政府代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为教职员代表，携同学生代表四人，赴上海请蔡先生复职时，蔡先生向他们提出“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两项条件后，方答应北上复职。假若他的辞职启事中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但取“积劳致死”和“劳则可休”之意，那他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提出上面两项要求作为复职条件？“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不正是要求“君马”从“道上”（校外）回到马厩，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不正是劝诫“同列无纵诡随”？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封面］

但蔡元培并不即刻北上复职，而是以病体不胜舟车之劳为词，请蒋梦麟代行校长职，直到9月16日——也就是答应北上复职两个月后——才返京。如果即刻返京，虽能很快平息谣言并促成北大秩序的恢复（政府屡次敦请他复职，亦有此考虑），但“健康原因”之说则不攻自破了。他只有在杭州“抱病”一段时间，才能圆自己的托辞，似乎他辞去校长之职并屡次以病推辞复职之请，绝非如外交辞令。不过，查遍蔡先生自己的记载，直到6月中旬，在复国务院敦请其北上复职的电文中，他才第一次给出了“因病”的解释。国务院敦请再三，蔡校长又固辞，于6月20日复电云：“惟卧病经旬，近又加重，即愿忝颜北上，亦且力不从心。”[1]他甚至请自己的弟弟（蔡谷卿）在报上登广告，说自己患了胃病，并伴有寒热。不过，病得“力不从心”的他在这一段时间却有许多应酬，在7月14日，他居然还邀蒋梦麟从上海来杭州，共游花坞一天，临了还赋诗六首，足见其托病而已。但这却骗过了无数的人，甚至包括时在北京的胡适（他写信来问安）。直到8月9日，也就是他已接受回任的请求之后，他才真的偶染寒热了。他在《杂记》手稿中对此有详细记载：“9日，晴，大风。午后40分发冷，1时40分发热，2时30分热退。”并于病中赋诗一首（《病中口占》）：

他说得很清楚，是“托病”。至于“旧疴”，已非一日，亦不成其为“辞职”的借口。所以，蔡元培后来对5月9日辞职启事中的两句古文的解释，纯属能够让各方面接受的“合理的解释”。各方面也宁愿将他的辞职归于“健康原因”：对政府而言，是破除了强迫其辞职的传言；对北大学生而言，是解除了学生当初不听其劝阻的内疚；而对蔡元培本人而言，是化解了因他的骤然辞职引起的各种揣测。惟有“因病辞职”，才能使因“五四”事件而变得有些尴尬的各方关系重归于好，不存芥蒂。曾历经政场风云的蔡元培是有谋略的，知道将“托病”变成“真病”的重要性。

其实，蔡先生辞职启事的那两个谜语的底解，亦见于他离京后的5月16日在天津《益世报》刊出的一封致北大学生信：“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3]5月5日，即教育部训令高校校长约束本校学生勿使滋事的日子。他已约束不了，所以说“引咎辞职”。“惟在校言校”一句后面省略了关键的一句，而缺了这一句，整个一段话便殊难说通。“在校言校”不是“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的原因。关键是那个“惟”字，它表示一种转折，即作为一个国民，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但作为校长，他关注的是北大的学术独立性，而学术独立性因学生的干政而丧失，所以作为校长，他当引咎辞职。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两句本来不搭界的古文并立在一起，其意就殊不可解。

辞职启事提到“不于五日提出辞呈”，是因有学生被警署逮捕，他作为校长当尽力救出他们，所以推迟到8日方辞职。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学生遭逮捕，那他于运动爆发的次日就辞职而去了。换言之，在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不听他的劝阻，成群结队走出校门的那一刻，蔡先生就感到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失败，遂决定引咎辞职。他意识到，他的大学理念只不过是存在于他的心中的一个理念而已。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当他在校门口徒劳地劝阻北大学生时，实际上是在徒劳地阻挡他的实际治校政策（与其治校理念正好相反）在学生那里激发出来的一种政治参与热情（例如在1918年10月天安门的欧战胜利庆祝中，他多次登台演讲，鼓励大学走向社会，说“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这等于要把“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建成“平民大学”，混淆了初级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而且他在演说中像李大钊一样高呼“劳工神圣”，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即政府所称“过激党”——的热情，此外，他甚至自毁校规，对那些不参加提灯游行的北大学生予以惩戒：“苟有不到者，请本班同学自检举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同班诸生，决不恕此无情之同学，而为之容情。”[4]）。他在学生那里激发出了这种政治参与热情（当然，他并非唯一一个激发北大学生政治热情的人，此前北大的新文化派教授们也是如此），但当这种政治热情在1919年5月爆发出来时，他却突然意识到他梦想中的学术乌托邦瓦解了。他感到自己作为校长必须对这场失败负责，所以才说“引咎辞职”。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最初本来是为中国造就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不料却造就了一批充满革命热情而且随时准备上街的青年，使北大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机关”。当北京五月四日事件的消息传到山西太原时，山西省长阎锡山和山西大学的学生章廷谦（川岛）都感到受了鼓舞。5月6日，阎省长致信蔡校长，谓已从山西大学挑选了九十名学生到北大插班旁听，“俾诸生得听教言，藉资启发，尤所盼祷”。[5]章廷谦是这九十名学生之一，他于10月正式转入北大哲学系，为自己没有赶上5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感到遗憾──对那些曾亲自参与此事并感到自己创造了历史的北大老生来说，那已成了一笔足以让新来者羡慕不已的象征资本。他后来回忆道：“北大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但也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要比它在教育界的声誉更具有吸引力。”[6]引文中那个表示转折意味的“但”字和那个表示程度的“更”字非常关键，它道出了1919年前后北大的功能性分裂：一部分仍三心二意地留在冷冷清清的“研究学理的机关”，另一部分则与“运动”和政治挂上了钩，而这后一部分对多数青年学生的吸引力更大。

尽管蔡元培在1919年五四事件之后一再向本校学生重申纪律，但他已经控制了不了局面，而他本人在1917到1919年间获得的本校师生对他个人的崇高敬意（这种敬意甚至变成了一种个人崇拜，我们可以从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突然辞职南归在北大学生那里引起的惶恐无所依的情感：“自先生恝然南旋，生等夙夜诋惧，茫无所归。”）也因为学生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以及蔡元培自己在各种角色之间的进退失据而渐渐消退。可以说在1917到1922年间，蔡元培校长是以他个人的魅力维系着一校之内各种冲突的力量对于他的个人忠诚，而不是对于制度的忠诚，但个人魅力对于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力与一种千百年来已成为内在律令的道德约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是短暂的，而这种道德约束在1917年那一代年轻人中已被连根拔除。

当蔡元培的个人魅力已消退到不再能在学生那里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时，北大内部原来因对校长的一致忠诚而被遮蔽起来的各种冲突力量就会立即浮出水面。在1922年10月以前，令蔡元培感到焦虑的还只是“校园”与“社会”合一，当“校园”与“社会”合一时，他总是徒劳地挡在两者之间，试图将它们分开，而他本人又是唤起学生参与社会的鼓动家（不仅指1918年11月下旬他在天安门演讲中号召学生“走向社会”，也指他从1917年起在北大拢集了一批政治热情甚浓的新文化运动派）。然而，不管怎样，他那时的角色还只是一个站在校门边徒劳劝阻学生游行队伍出校的尴尬角色门。不过，1922年10月，校外没有发生可使学生奔出校门的政治或外交方面的突然事变，愤怒的学生却朝他奔来了——这种“弑父仪式”迟早要到来，而它借助于“讲义费”这个事件而爆发，则只是偶然。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蒋梦麟说，“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里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要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浸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镜，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7]

由于学校财政困难，北大评议会（校园民主产生的学校最高决策机构）通过表决，决定向学生适当收取讲义费，但这却惹恼了部分学生。蒋梦麟回忆当时的情形道：

蔡元培立即深刻地看出这起小事件的深远意义，因此绝望和悲恸之感溢于言表。他在呈总统和教育部的《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中写道：“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9]几日后，风潮消退，他回校视事，更以“暴乱”、“暴举”等词来取代前此他所用的“风潮”。他在专门为此事件召开的北大全校大会上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要用这种横蛮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这种绝望的心情使他对北大今后的状况更加感到焦虑，他说：“当时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精神方面的破坏，原因最大的就是感情隔阂。一个物体，若是内部的摄引力，受了障碍；他的各部分，受了外界较强的摄引，一定要分解，这是无可疑的。人群也是如此；若是一群里面，大家互相亲爱，就是有彼此不相了解的事，一定可以用很诚恳的态度，把两方为难的情形，比较研究，得到折衷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的意见，不能不完全牺牲，也一定可以无憾。若是感情有了隔阂了，遇着小小不方便的事，就可以看作有大作用在后面，听了旁人几句挑拨，信为千真万真；还有加上春秋诛意的方法，锻炼周内上去[原句如此，恐排印有误——编者]。敌对的意思日增；良好的感情日消；那就无时无事不可起冲突了。”[10]蔡元培反复谈到一个共同体的“亲爱”，可是，如果儒家的“孝悌”观念被从国民心中连根拔除，人群的“亲爱”何以产生？靠“德谟克拉西”？

《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认为讲义费事件虽小，却令对北大学生寄予厚望的那些视教育为立国之本的人感叹“青年学生之无望”。他在《敬告北大学生：德谟克拉西精神何在》一文中对北大讲义费风潮评论道：“北京大学学生，非提倡德谟克拉西者耶，一切校务之进行，皆经过全校所选举之委员会、评议会，以多数之决议行之。校长及少数教职员，固无能专制者也。然则讲义录纳费一事，固亦经过委员会、评议会多数之决议矣，奈何有不服从此决议，而悍然思所以推翻之。将谓评议员不足以代表多数之学生耶，则改选评议员可也。若未经改选，而不承认评议员会之决议，是公等对于所谓德谟克拉西者，固毫未了解其意义。前日之作此主张也，以其便于小己故。今日之破坏此主张也，以其不便于小己故。夫以不便小己之故，可以任意破坏德谟克拉西，然则他人苟以民主共和国体为不便于小己，公等将提倡复辟，赞成帝制乎？蔡校长之对学校对学生，吾人敢信其决无丝毫专制，无丝毫不体恤人情之举动，讲义录收费，在学生所损甚微。而于学校经费，裨补甚钜。公等第稍节其纸烟之费，逛公园，逛游艺场之费，买丝袜买金边眼镜之费，打麻雀扑克，吃[11]花酒看电影之费，即足以弥补此项正当之开销。公等之父兄，决不吝此区区，而赞成公等侮辱校长，迫使辞职者。他不具论，果此案推翻，校长真出于辞职，则是后校务进行，以专制为便，抑以共和为便，服从法律为便，抑以随时任意蹂躏德谟克拉西为便，小人不学，敢问所谓最高学府，号称智识阶级之北大大学生，敬问之。”[12]如今轮到校外的记者向以“民主”为旗号的北大送去真正的“德先生”了。

［林白水与《社会日报》］

林白水提到北大学生并非出于家境拮据、无力给付讲义费而行此非法之事。这与曾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关于北大学生的阶级来源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即来自“有钱阶级”，其中不少还来自官宦之家：“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了邻居们的支持。”[13]他所说的“邻居们”，是指一些在野的政治势力，它们利用学生来反对政府。林白水在1921年4月就北京八大高校索薪并提议教育基金独立的事件，发表一篇题为《教育基金独立与教育独立》的评论文章，分析1917年以来北京高校学生的状况，写道：

这五年，恰好是“新文化运动”在北大轰轰烈烈展开的五年。林白水将五年来北京高校的教育状况的恶化悉数归咎于校外的失势的政党势力的勾搭，而避免谈及新文化派及其“新文化运动”本身对这种教育状况应付的责任，即新文化派的这种以党同伐异的精神和人身攻击的语言来对付反对派的作风也给学生树立了楷模。这种习见于新文化牌的充满语言暴力色彩的话语意味着“话语伦理”的瓦解，而话语伦理是一个礼仪社会的基础。当陈独秀在1917年2月的《文学革命论》中宣称要以“四十二生的大炮”轰击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时候，就不能指望新文化派的年轻的跟随者不以实际的街头暴力来解决一切可以解决或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北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谁是卖国贼，谁就是卖国贼——就对一个政府官员大打出手，并纵火烧掉一座房子，那么，他同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校方收取讲义费的规定是不对的，而以“街头政治”的方式对付评议会的决议。实际上，北大学生在“五四”事件中的暴力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甚至获得了社会的赞美，这就使得他们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而倾向于使用相同的手段解决一切问题。

［陈独秀］

在回顾1919年之后一场接一场的学潮时，蒋梦麟说：“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在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逊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他提到校内校外各种政治势力对于学生运动的渗透，说：“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愈来愈复杂，声势愈来愈浩大。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15]

作为北大三度的代理校长和后来的正式校长（1930-1945），蒋梦麟谈到那时各校校长的处境：“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了，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得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16]他接着写道：

如果说蔡元培1917到1922年在“智识阶层”的北大进行的民主试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那并不是因为民主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新知识”不够，而是新文化派错误地把“民主”在中国的发育不良归咎于儒教，仿佛儒教必须为社会分裂、国困民贫、军阀割据、帝制和复辟负责。这就犯了任鸿隽所说的那种“名学上比拟（analogy）之病”，即“以略相近而尤下流之两事作形容以为诋諆”。[18]因此，当那些从自己内心已拔除“旧道德”的根基（作为礼仪和纪律的来源）而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散播的那些充满激进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北大学生们对北大的民主发起一场“暴乱”时，失败的就不止是一座大学。

蒋梦麟自己担任北大校长时，也像蔡校长几年前一样遭遇学生的造反：“几年以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个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钉在我背后。”

就北大讲义费事件，胡适1922年10月22日在《努力周报》上评论道：“北京大学这一次因收讲义费的事，有少数学生演出暴乱的行为，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到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几年教职员屡次因经费问题，或罢课，或辞职；学生竟完全无主张的地位。懒学生落得不上课，不考；好学生也只顾自己可以读书自修，不问学校闹到什么田地。学校纪律废弛，而学生又无自治的组织，一旦有点小变故，自然要闹到‘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的危险境地。目前的风潮，也许可以即日结束；但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19]胡适此文有为北大辩护的意思，因此不能像蔡元培、蒋梦麟和林白水那样从“几十个暴乱分子”看出整个大学的危机，因为这种无政府主义已扎根于新的大学文化中。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诸如“学衡派”等学人团体或个人对北大“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所持的是一种均衡的观点，尽管在强烈主张“全盘西化”北大新文化运动派的激进主义看来，他们是一种“反对新文化”的“保守”势力，而实际上，他们同属“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文化激进主义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并且同样具有现代西方的背景，与西方的现代保守主义相呼应。他们并不是基于“中学”反对“西学”，而是试图在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融合中西，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立场。[20]

胡适谈到北大在五四时期所获得的巨大社会名声及其隐含的危机：“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话是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会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许过于实际。所以享大名的，无论是个人，是机关，都应该努力做到社会上对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这种大名。不然，这个名不副实的偶像，终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所’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内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不祥的事。这样的社会期望，就是兢兢业业的努力去做，也还不容易做到；何况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毁坏自己呢？我们在这三年中，没有一年不提出很恳切的警告。现在大觉悟的时期应该到了。几年的盛名毁在几十个学生手里，这并不足奇怪，也不足疼惜。实不副名，要名何用？我们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彻底觉悟过来，努力向实质上做去，洗一洗这几年‘名不副实’的大耻辱！”[21]他不是第一次提到北大“名不副实”，1920年12月17日，时当北大刚刚举办二十四周年纪念会之后，他谈到北京大学在学术上的贡献：

胡适经常混用“新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中心”两词来描绘1917到1919年的北京大学，不过，这两个词并非一个意思。“新文化中心”意味着“新文化”的集中介绍、翻译、研究和传播之地，但自清末以至1919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新文化”在全国呈星罗棋布之状（其主要地点，如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此外还有无数学会以及热衷于“新学”的个人。北大在1917到1919年输入的“新文化”，只要翻一翻《新青年》，就可知道主要是对已由他人译介过来的“欧西学说”的再介绍，但再介绍的态度已与他人不同，即强调“全盘西化”。换言之，北大这几年并没有输入多少“新文化”，使其“暴得大名”的是对于“新文化”和“旧文化”的一种新态度，即以“革命”或者说“运动”的方式摧毁“旧文化”，以确立“新文化”的统治地位，所以它才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然而，充满异质性的“新文化”本身不可能为遭到排斥的同质性的“旧文化”提供一种连贯的内在一致的道德替代物，使得这一时期的道德风气不可避免地陷入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实际上，从价值等级上区分“新文化”和“旧文化”，本身就离开了学术的价值中立的精神，不仅因为学术不分新旧中外，不预设前提，还因为学术写作有一套“非个人化”的理性的话语体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新青年》的文风受到不少“中立者”甚至新文化派的同情者的批评，如胡适的朋友张奚若在1919年3月13日致胡适信中谈到《新青年》诸作者时说他们中除一两个外，“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他们许多地方同小孩子一般的胡说乱道”，“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此外，这些脑筋简单的先生们，又喜作一笔抹杀之说”。[23]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1911）里谈到“学之义”时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学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24]如果北大新文化运动派的目标是全盘西化，那么这只是一个“革命”主张，而非学术主张。

蔡元培在1917年1月就职演说中提出他的治校理念（“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稍后提出的“大学者，研究学理之机关也”）时，是想将北大办成一座类似“修道院”的学术机构（从北大进德会章程便可窥知一二），但他实际采取的治校措施却与之南辕北辙，例如他一开始就为北大任命了一位不是学问家的文科学长（直到1919年离开北大，陈独秀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方面的著作），并委之以文科用人大权，这样就使陈独秀得以在北大云集一批对从事“文化革命”而不是学术研究更感兴趣的人。就学术而论，当时比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更有专长的人多如牛毛。1919年3月26夜北大秘密会议决议改学长制为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制，一则为了以“体面方式”解除此时因嫖妓并“抓伤该女下体”而使北大荣誉受损的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一则为了避免学长制造成的学长个人权力过大。

五四事件之后，北大开始艰难地回复到1917年1月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理念上来。这恰恰是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蔡元培以及与之同声相应的蒋梦麟、胡适等人极力在北大“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强调大学作为一个远离当下的政治目标而为国家储备将来之人材的学术机构。这本来也是政府一直明载于教育章程的有关北大的教育宗旨（蔡校长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首倡者，他不过重申了政府教育文件关于北大的定位）。到30年代中后期，“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蒋梦麟语）。因此，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是，1937年7月7日之后的政治局势比起1919年5月来更为险恶，因为日本已开始大举进犯中国，但北大（此时校长是蒋梦麟）不仅不鼓励学生投笔从戎——当时，“社会人士以鼓励同学投身抗战的占多数。无论是国民党的将领(如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时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都主张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抗日活动。”[25]——反倒举校远迁西南大后方，“结茅立舍，弦诵一如其平时。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中心。迨夫胜敌收京，卒共国土以光复焉。视彼宋太学、明东林，随外患兵乱为散灭者，奚可同年语”[26]。蒋梦麟的治校理念，与蔡元培如出一辙，见其于1919年8月受蔡元培之托代理北大校长之职时对北大学生的演说（与蔡校长9月回任后的演讲内容完全相同，足见他们在上海和杭州时共同探讨过这个问题）：

当北大、清华和南开迁到西南大后方并组成西南联大后不久，由校歌校训委员会通过的校歌（歌词调寄《满江红》）也体现了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当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法学校“维持如故”、学生未“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的社会分工观念，即作战是军人的职责，不是学者和学生的职责。重要的是各司其职，而学者和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和研究，切不可为一时感情冲动而拼光了国家未来的人材。歌词如下：

在西南联合大学存在的八年（1937-1946）中，先后入学的学生达八千人，其中从军者（主要是为盟军担任翻译）为十分之一强，为国捐躯者五人。事实证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远迁大后方的大学为战后中国的重建储备了专业人材，并使学术得以延续下来，而如果像五四运动那样全部“投笔从戎”，在战场上拼光，或荒废了学术，则胜利到来之时，国家又将陷入人材匮乏之境。尽管“西南联大”与“五四运动”一样，是北大校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被建构起来的“北大传统”则几乎以“五四运动”为材料，它激发出一种对当下的政治参与的热情，而“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冷淡”（其实是对当下的政治的超越，以利国家长远之计）则难以被这一“传统”所吸纳，尽管比起“五四运动”，“西南联大”更加符合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校长倡导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大学”理念——除非后来的校史专家们围绕“西南联大”本身来建构北大的“传统”，或至少是“五四运动”之外的“另一种传统”。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2期，此为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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