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白话之争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它不仅是两种语言形式价值高下的争议，也密切关联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具有跨时代的深远影响。这场争端由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十八妖魔”论揭开序幕，并于“五四”时期达到高潮，在此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与以林纾、刘师培、陈拾遗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就文言的存废、文言白话的优劣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为推行白话和促成国语统一取得了舆论上的优势。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颁布的《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1]其后，学衡派、甲寅派重弹文言优长的旧调，两度掀起争端。鲁迅讽刺拒发白话文的《甲寅周刊》说，他们“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他同时宣告，即使真的“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2]。不过，从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文言文并未因为白话文的通行而“气绝”、消亡，文言白话之争也远未终结。抗战后期，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高文发表《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之精神》一文，申明“本系之精神，力矫流俗，以古为则”，斥责“无识之徒，倡导白话，竞煽小调，共赏伧言”，又斥责“诡异之徒，轻议旧业，谓为陈腐，以西体为提倡，创造为号召”[3]。此文发表时间距国民政府教育部1930年通令中小学校“厉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4]已有十余年。时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的朱光潜指出，这篇文章可以代表许多维护国学者对于“五四”以来白话运动和欧化运动的批判立场；他认识的朋友中持这种“以古为则”的态度的人颇不少，而且他们不尽是老年人[5]。进入当代之后，文白之争也断断续续时有浮现，如1950年代台湾文坛的“纯净的白话文”与“文白夹杂”之争，以及近年来就文言文应不应退出基础教育、当代人学习和创作写文言文是否还有现实意义等问题展开的争议或讨论[6]。

［年轻时的朱光潜］

回顾近百年来的文白之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作为一个既有别于独尊白话的革命派，又不同于痛诋白话的复古派的国语改良派，经历了从咒骂新文化运动、抗拒白话文、怀疑欧化到倡导新文化、使用白话文、支持欧化的转变。他对文白对立、新旧文学关系等问题的关注，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叶之后。本文拟系统探讨朱光潜在文白之争中的立场、观点及思想转变轨迹，藉以深化对文白之争这一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反思，并对学习和创作文言文的现实意义加以探讨。

作为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朱光潜以积极引入和深入研究西方美学思想及文艺理论而著称，但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却是一个对新文化思潮极为抵触的守旧学生。他在回忆那段心路时，坦率自述说： 

朱光潜提到的那封信正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撰写的轰动一时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在这封以文言文写成的长信中，钱玄同有意模仿旧文人的口吻，斥责《新青年》同人“排斥孔子，废灭纲常”，“提倡新学，流弊甚多”，白话文学是“荡妇所为”、“狂吠之谈”[8]。上文提到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之精神》一文与此信的刊发时间相距二十余年，但基本观点并无二致，可以说是此信的翻版。由此可见，王敬轩们的观点即便在白话与新学大化流行的时代也没有绝迹。

［钱玄同］

朱光潜坦承，王敬轩的论调大致能表现他当时的“感想和情绪”，这就意味着，时为香港大学学生的朱光潜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导倾向如批判儒家文化、提倡白话文学均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对于“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这一点，朱光潜甚至痛恨到了跟着遗老遗少予以“咒骂”的地步。他在评论《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之精神》一文时说，他本人也经过骂“无识之徒”与“诡异之徒”的阶段。他所说的这个阶段，正是指港大读书时期[9]。按照朱光潜的解释，对于众多受旧式教育培养的文化人来说，固有的精神支柱即儒家道统文化被抽空，习用的表达形式即文言文被否定，不仅是文化的危机，也是生存的危机。朱光潜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服、不忿，显然颇能代表当时旧文人的心态。

不过，朱光潜那时已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他自述说，研究西学所获得的“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10]。这种由咒骂新文化运动向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转变，并不是非此即彼式的激进转型，而是一种兼收并蓄式的温和转型。朱光潜并没有从此成为文学革命派，他一方面固然开放接受新学、西学，尝试运用白话文；另一方面，他对旧文学和文言文的价值也依然给予充分肯定。

1926年，朱光潜在为周作人散文集《雨天的书》所作评论中，盛赞这部小品可比肩简朴的古代伟大作品，讽刺当时的新文学不过是些“装模做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成的小说”，而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的白话文之所以高出时辈，乃是得力于古文修养[11]。他还摘取《雨天的书》所收录的《喝茶》等散文中的几个颇能彰显周作人古文修养的段落指出，“稍读旧书的人大约都觉得这种笔调，似旧相识”，“这种清淡的文章比较装模做样佶倔聱牙的欧化文容易引起兴味些”[12]。他因此主张，“想改良国语，还要从研究中国文言文中习惯语气入手”，“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13]。朱光潜的观点旋即招来鲁迅的抨击。鲁迅不客气地讥嘲说，朱光潜对他的夸奖让他打了个寒噤。因为，摆脱不了古老鬼魂的影响，恰恰是一件让他备感苦闷的事，并不值得骄傲和嘉许。他批评说，朱光潜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在他看来，博采口语才是改革白话文的最佳途径，朱光潜的劝读古文说，只会助长“新文艺的试行自杀”[14]。

不可否认，朱光潜的确是文白之争乃至新旧文学之争的“调和派”，但他未必是“不得已”而做出这一姿态，因为，此时的朱光潜已经自觉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并且已经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撰写论文，他对鲁迅、周作人等人所作白话文的推崇，也并非言不由衷。其次，他的劝读古文说并非守旧拒新的复古论调，而是着眼于“国语的改良”，换言之，他是从完善白话文的角度主张汲取文言文的精华，而不是提倡以文言文取代白话文。朱光潜特别推崇“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也格外欣赏周作人的“简洁”文风，他所谓“上品的文言文”，应是指“简单明了”的淳朴之作，而非“堆字积句的文章”[15]。这就意味着，朱光潜虽然主张学习文言文，却绝不会赞同“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来“装潢”自己作品的自杀式复古行为[16]。

对照鲁迅黜文言、废古书、新旧水火不容的革命思维，朱光潜的改良主义调和论显然较为圆通。撇开文白之争背后的新旧道德、新旧文化冲突不论，单纯从汉语言生成演变的角度来看，文言与白话各有所适，异趋而相生，并非截然对立。汲取文言文的精华，恰到好处地熔铸文白，的确是完善白话文的重要途径，鲁迅的杂文、周作人的小品就是很好的例证。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主张，“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国语，尽他能力的范围内，容纳古今中外的分子，成为言词充足、语法精密的言文”[17]。三年之后，他重申这一观点说：“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18]很显然，周作人也属于鲁迅眼中的“调和派”，他和朱光潜一样，都是从改良国语的角度，主张白话中融入古文。区别在于，周作人对国语的欧化持肯定态度，朱光潜却对此表示怀疑，他援引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e-Beuve）的观点指出，“中文与西文悬殊太远，要想国语文欧化，恐不免削足适履”[19]朱光潜的这一观点在十余年后发生了根本转变，在抗战后期撰写的《文言白话与欧化》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改造白话的方法有二，其中之一就是“欧化”[20]。此外，他在这十余年间对文白异同优劣的认识也有所深化和完善，本文将进一步予以探讨。

朱光潜的《文言白话与欧化》一文收录于他的名著《谈文学》，写于抗战后期[21]。此时的朱光潜对文言白话价值的认识，相较于1920年代发表对周作人白话散文集《雨天的书》的评论时所持的观点，有了较大发展。如果说，在1920年代后期，朱光潜还持有文言的艺术价值高于白话的观点，并对以白话为语言媒介的新文学有所怀疑，那么，到了这个时期，他已经成了白话和白话文学的辩护者和倡导者。其实，早在1938年，他就在《读经与做古文》 一文中扭转了轻白话重古文的立场，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语文，肯定白话文比古文更适用于现代，甚至劝告一般青年绝对不可做古文，立论较为偏激[22]，相对而言，《文言白话与欧化》一文更能代表其文白调和论的转变和完善。

在该文中，朱光潜从文学原理的角度指出，文言、白话并非艺术高下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语言形式的文学都需符合文学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有话说”和“说得好”。在他看来，要做到“有话说”（言之有物）和“说得好”（表达恰切），都需要“思想的锐敏与谨严”。只要“思想的工作做到家”，“文言文可以做得好，白话文也还可以做得好”[23]此外，“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话文都能有；白话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也在所不免。肤浅俗滥、空洞、晦涩、流滑，都不是那一方面的专利品”[24]。朱光潜的上述观点看起来是折衷之论，但实质上是对复古派的文言文优越论的有力反驳。其实，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文学史，别的且不说，单以八股文而论，其大量作品的肤浅俗滥、空洞流滑，恐怕是复古派都不会否认的。

朱光潜进而指出，他虽然大致可承认“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洁”，但归根结底，行文是否简洁取决于作者的能力，只要作者有足够能力，“白话文也还是可以简洁”。他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之精神》一文为例指出，文中的“以西体为提倡”这句话，读起来顺口，细思不合逻辑，如果用白话来说，就是“提倡西体”，用不着采用“以……为”的文言句式[25]。这个例子其实不但证明了白话文也可以简洁，而且证明了白话文有时可以比文言文更简洁。朱光潜在此所表现出的对文白与繁简关系问题的认知，较之嘉许鲁迅、周作人的白话文造诣得力于古文的阶段，明显有了变化。在对《雨天的书》所作评论中，他词锋犀利地指出，与当时的新文学家们“装模做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成的小说”相比，《雨天的书》胜在“清淡闲散”的心情和“简洁”的文字。他从周作人散文名篇《喝茶》中摘录的以下片段就颇具代表性： 

结合朱光潜将周作人与“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相比拟的事实可以推断出，此时的朱光潜显然持有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洁的观点。到了批驳文学复古思想的阶段，他虽然大体上还是承认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洁，但他已由文言文的辩护者转变为白话文的辩护者，并且将行文简洁与否与作者的能力联系起来，这是至关重要的转变。

从新文学的实绩来看，去文言化的纯白话写作同样可以简洁有力，而且有一种文言文所不能传达的现代体验的质感和实感，如徐志摩的“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再别康桥》），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穆旦的“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北岛的“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回答》），海子的“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祖国，或以梦为马》）。这些精短的白话诗句具有揭示一代人的悲欢希冀或一个时代的内在本质的高度概括力和表现力，如果没有思想的锐敏和较高的艺术才能，不可能有此造诣。这就强有力地印证了朱光潜的艺术高下不取决于文白的观点。

［青年穆旦］

除了不认同文言的艺术价值高于白话，朱光潜也不赞同文言才是雅言的观点。他指出，“以古为则”者看不起白话文，以为用文言才能“雅”，只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固执，不肯虚心研究白话文；另一方面是因为初期提倡白话文者的“作文如说话”这句带有语病的口号[27]。朱光潜认为，尽管当代人普遍使用白话，但“说话”和“作文”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说话时信口开河，思想和语文都比较粗疏；写作时有斟酌的时间，思想和语文都比较缜密。从用字上说，说话用的字比较有限，作文用的字比较丰富，作文思想谨慎些，所以用字也比较谨慎些；从语句组织上说，通常说话不必句句讲文法，句句注意到声音节奏，只要对方可以听懂就够了，但作文的时候，就得随时留意文法及声调[28]。朱光潜因此认为，“说的语文”（spoken language）和“写的语文”（written language）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一观点显然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言文一致”主张的批评和矫正。他又指出，“写的语文”不一定是文言[29]。言下之意是，“写的语文”也可以是白话。这是符合事实与逻辑的。既然文言、白话皆可以是“写的语文”，文言、白话之别自然就不是文、言之别，也不可能是雅、俗之别。朱光潜认为，“‘雅’只能作艺术的或‘精美纯正的’解，这并不在字本身的漂亮，而在它与情感思想的吻合。如果把‘雅’看成涂脂敷粉，假装门面，那就根本没有了解文艺”[30]从这一观点可见，朱光潜所谓“雅”，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任何有可能偏离、扭曲、夸大作者情思的藻饰都是多余的。他讽刺说，许多固执地把白话看成“不雅”的“文坛耆宿”对于文艺的趣味并不很高[31]。从文学常识来讲，雕琢字句、讲究词藻不能等同于雅，有时甚至不免于恶俗，真正的雅，不在文白，不在新旧，也不在词采，而在于恬淡雍容的心境。

纵观新旧汉语文学，无论是古代白话文学还是现代白话文学，均有传世佳作产生，文言、白话不分轩轾、各擅胜场，从文学原理和创作实绩两个方面，均无疑议。但世易时移，在现代白话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而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趋势下，学习和创作文言文是否还有现实意义？这个问题是百年来文白之争的结穴点和逻辑终点。

关于文言文写作的现实意义，朱光潜首先从文言文写作的属性这一角度指出，现代人写文言文有三种办法：一是专用过去某一时代的语文，如古文家们所提倡的先秦两汉；二是杂糅过去各时代的语文，任意选字，任意采用字句组织法，比如在同一篇文章里，这句学《论语》，那句学《楚辞》，另一句学《史记》；三是采用浅近文言。所谓“浅近文言”，是当代人易于了解的文言，一方面冷僻古字不用，奇奥的古语组织法不用；另一方面也避免太俚俗的字和太俚俗的口语组织法[32]。朱光潜认为，前两种办法都不可取，只有第三种办法才是正道，历史上凡“无心执古而自成大家的作者”大多走这条路。他所谓文章大家，是指“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王充、陶潜、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班人”[33]，这些人应该就是他在评《雨天的书》时所盛赞的“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朱光潜指出，这些人的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的语文跟着时代变迁，不悬某一代‘古文’做标准，泥古不化；第二，他们的原则与白话文的原则大致相近，就是要求语文有亲切生动的表现力与平易近人的传达力，作者写起来畅快，读者读起来也畅快。”[34]这一观点在批评古文家不知通变的同时，也表明了朱光潜本人所推崇的以亲切生动、平易近人为尚的创作原则，这是孟子、左丘明等古代简朴作者的创作原则，也是白话文的创作原则。

朱光潜进而指出，语文与思想，语文与实际生活经验，都有密切的关联，好的白话文之所以胜过似古非古的文言文，长处正在于与时俱进、读写俱畅这两点[35]。他非常细致地从作者心理和读者反应的角度分析说，“在实际生活中，他遇着不开心的事，‘哎’地叹一口气，心里想着这声叹息还是想着‘哎’，传达这情感于语文时也还是写‘哎’，这多么直截了当！你本想着‘哎’，而偏经一道翻译手续，把它写成‘呜呼’甚至于‘於戏’，这又何苦来？”，而就读者说，“流行的语文对于他比较亲切，你说‘呜呼’，他很冷淡地抽象地想这两字的意义；你说‘哎’，这声音马上就钻进他的耳朵，钻进他的心窝，使他联想起自己在说‘哎’时的那种神情”[36]朱光潜又形象地比较现代人阅读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说：“读白话文，他仿佛与作者有对谈之乐，彼此毫无隔阂；读文言文，尤其读现代人的文言文，他总不免像看演旧戏，须把自己在想像中搬到另一种世界里去，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37]从上述观点可见，朱光潜虽然是文白调和论者，也充分肯定古代文言文学的价值，却并不提倡现代人写文言文，即使要写，也应采用亲切生动的“浅近文言”。他还有意选择了儒家经典里的“修辞立其诚”这一古训作为反驳“以古为则”论调的理论依据。

“修辞立其诚”语出《周易·乾文言》，意为修饰言词须以诚实为本。[38]朱光潜举例说，“东南大学只是东南大学，你要叫它‘南廱’；行政专员只是行政专员，你要叫他‘太守’或‘刺史’。这不但不自然，而且也不忠实。”[39]这一论点可以说是切中现代文言文的要害。对现代人来说，写作文言文不但要克服言文不一致（主要是日常语言与文言书写之间的极大隔阂）的矛盾，更要面对如何将现代社会的新名词、新事物、新体验转化为文言表达而又不失实、不失真的难题。此外，旧戏与文言流行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隔了一层，现代人写文言文固然不易，即便是只读不写，也要先有长时期的辛苦训练。这种训练对国学研究与传承发扬中华文化当然是有益的，但不能强求一般读者（如理工科学生）都接受这样的训练，更不能强求现代人改写文言文，这既是不切实际的复古思想，也有违修辞须诚的文学原理与行文原则。

对于学习文言文的现实意义，朱光潜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早在1920年代后期，他就指出，“想改良国语，还要从研究中国文言文中习惯语气入手”，“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到了1940年代，他更为明确地指出，接受文言文遗产是完善现代白话的两种途径之一[40]。他论证说：“文学与语文都有长久的历史，前人已得的成就是后人前进的出发点。后人对于前人的传统不是因袭，就是改革。无论是因袭或是改革，都必须对于传统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尽管做白话文，仍须认清文言文的传统，知道它的优点和弱点，才知道哪些地方可因袭，哪些地方可改革。现代语文是由过去语文蜕化出来，所以了解文言文对于运用白话还是有极大的帮助。”[41]朱光潜的上述观点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充分肯定了学习文言文的现实意义。在1950年代发表的《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一文中，他再次强调白话是从文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劝勉新诗人钻研传统，尤其是旧诗的语言艺术。[42]

对于如何接受文言文遗产，综合朱光潜不同时期的论述，可以提炼出三个要点：一是研究文言文的“习惯语气”，二是研究文言文的“技巧”，三是“复活古字”。[43]他着重论述了“复活古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他看来，复活古字的作用有三：一是增加白话文的表现力，弥补口语字汇过于贫乏的缺陷；二是缩小文言、白话的距离，使现代的口语和文章既不难懂，又能避免“粗俗”和“不精确”；三是确保历史的连续性不致因为放弃文言就被打断。[44]他又基于白话文佳作得力于古文的立场指出，如果“取现在人写的较好的白话文来作一个分析，就知道古字复活正在大量地进行”。[45]朱光潜在此所说的“现在”，应是1940年代，这一时期的重要白话作品如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均有古字复活以至旧句法复活的现象，朱光潜本人文中的“赓续”、“耆宿”、“一面之雅”、“一炉而治之”、“事非经过不知难”、“无心执古而自成大家”等措辞，也是古字与旧句法复活的明证。古字与旧句法复活现象在现代经典白话文学中的大量存在，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白可以共生互补，也证明了接受文言文的遗产有助于完善现代语文。

综上所述，在传统文化现代变革的历史大潮中，朱光潜经历了从咒骂新文化运动，到有保留地肯定新文学和白话文，再到提倡白话文学与汉语欧化的思想转变。作为一个从小受旧式教育后来转向西式教育和西学研究的现代美学家，他的心路历程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投影，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挣扎、求索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作为一个国语改良派，他力主接受文言文遗产以完善现代语文，但并不提倡现代人改写文言文，这一辩证圆通的立场对于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废除文言的激进主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雅俗非关文白、艺术高下也不取决于文白的持平之论，又是对百年来余音不绝的痛诋白话与新文学的复古思想的一副清醒剂。

注释：

[1]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10～111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2]鲁迅：《答KS君》，鲁迅《华盖集》第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

[3]转引自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第24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版。高文的原文刊载于《斯文》第3卷第1期（1943年1月1日）。

[4]《教部通令中小学校厉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民国日报》1930年2月3日。见《胡适全集》第31卷，第604～60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第241页。

[6]2001年，《粤海风》第五、六期上出现了中学是否需要教学文言的争辩。反对教学文言者称，“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应”，而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幅为三分之一”，为了避免“浪费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放弃（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紧接着发表的两则商榷文章，呼吁“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王晓华：《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主张“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蒋寅：《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2015年，陈永正在为他和徐晋如主编的现代文言文选集《百年文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版）所作前言中，提出了“在二十一世纪，学习和创作文言文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一问题（见前言14页）。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此书的出版及这一问题的提出，都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7]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444页。

[8]钱玄同：《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

[9]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444页。

[10]同上。

[11]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第191～192页。

[12]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194页。

[13]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192页。

[14]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坟》第2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

[15]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192-194页。

[16]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坟》第280页。

[17]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周作人《夜读的境界》第77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版。

[18]周作人：《理想的国语》，周作人《夜读的境界》第779页。

[19]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192页。

[20]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7页。

[21]朱光潜：《谈文学·序》，《朱光潜全集》第四卷，第155页。

[22]朱光潜：《读经与做古文》，朱光潜《欣慨室中国文学论集》第119～121页，中华书局2012版。

[23]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2页。

[24]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2-243页。

[25]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3页。

[26]周作人：《喝茶》，周作人《夜读的境界》第268页。

[27]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6页。

[28]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6-247页。

[29]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7页。

[30]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7页。

[31]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7页。

[32]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3-244页。

[33]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4页。

[34]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4页。

[35]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4页。

[36]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4-245页。

[37]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5页。

[38]周振甫：《周易译注》，5页，中华书局，1991。

[39]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5页。

[40]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5-246页。

[41]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5页。

[42]朱光潜：《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载《朱光潜全集（第十卷）》，51-5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43]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192页；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6页。

[44]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6页。

[45]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四卷）》，246页。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原题为《朱光潜与文白之争——兼谈学习和创作文言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