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是基于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这个历史可以是文学史，也可以是思想史、社会史，甚至是文化史、文明史。无论我们把视野放到多大，都是期待在对话中寻求一部文学作品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有别于他者的特质或创新之处，从而赋予其特定的历史定位。诚如艾略特（T. S. Eliot）所说，任一的艺术家无法单独构成完备的意义，他的意义在于他与过去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出现应足以松动或改变原有的“文学体系”，并为“文学体系”赋予新的可能。[i]就此而言，“对话”不仅意味着介入到一个历史脉络之中，同时更关心历史脉络中的文本能否引起回应和变化。

尽管我们对“对话”的期许颇高，可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对话”其实也是一种叙事，对话的立场、对话的对象、对话的语境等等都决定了“对话”的限度。正如女性主义者所指出的，许多对于男性而言可以视为进步和解放的事件，譬如文艺复兴，对女性可能起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ii]，因此应该消解“对话”的普适性，不断拓展“对话”的空间与面向。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在文学和历史的对话之外引入对话的另一重维度，即文学研究与研究史之间的对话。这不仅仅是为了强调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更是要提醒我们注意，研究史所推动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移，到底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刺激与促进，又带来了哪些局限与不见。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研究史，应该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课题研究史，而上升到更具全局性的学科史层面上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楚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谓的创新与发现，实际上更深地顺应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未必只是某个学者心血来潮的求新之举。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审美原则来臧否作家、品析文本，就表面而言自然可以视为他对原有政治评价体系的不满和舍弃，但究其实质似乎又不能无视夏志清本人的学术训练与知识修养。他所接受的系统而专业的英美文学训练，显然影响了他所采纳的批评标准和参照对象。因此，当夏志清以普世性的文学价值观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经典来比较中国现代小说时，试图强化的并不是我们捕风捉影地认为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试图超越长期以来弥散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冷战思维和帝国心态，来积极寻求一种世界文学共通的美学特质和人性共鸣。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小说史》置于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反战与民权运动，特别是青年一代反叛传统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夏志清更愿意强调美学特质，批评所谓的“感时忧国”，并叩问文学世界性的可能。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把文学研究同社会语境关联起来，回到学科史的视野中来，是因为丧失了这样的坚持和关怀，就很容易使文学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忘却了文学研究其来有自的学术传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创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貌似缺乏一个深厚的传统，但绝非空穴来风，一无凭依。它至少回应了大陆学界1949年以来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等为代表的持续不已的现代文学史编修传统，更遑论1928年以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系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及编撰“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这个更大的学科传统。我们应该注意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可能与欧美文学史、文论史的传统相呼应，由此带来了跨越科际的面相和比较文学的意识。借用后殖民理论的表达，我们不妨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为一种“学术离散”（academic diaspora），它也是“出入于多元文化之间”， “或许在某个层面上，也拥有其更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因而得以重新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iii]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因此，对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其过于仓促地批判其汉学主义的色彩，不如更为深入地考察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身其中的学术传统与全球化语境，剖析其趋势与问题，彰显其洞见与不察，从而推动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一种“学术共同体”。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着重考察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研究的几种路径，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为一种文化翻译、文化旅行与文化混合的过程，讨论它如何在与学科史以及西方学术传统的对话中，不断开疆拓土，推陈出新，将作家作品研究这些看似孤立的文学史个案思考，变成对复杂而有机的研究历史及其对话网络的参与和改造，从而呈现了研究背后的学科意识、文化转向、理论话语甚至全球本土观念。

在一系列支撑作家研究的材料中，被运用最多的莫过于作家本人的夫子自道。这些自我表述可以从日记、书信、回忆录，甚至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中获得。这种取材的途径由来已久，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些材料同时也被归类为“创作”，大多数都是作为公开出版物发行的，已经经过了本人、家属或研究者的编辑加工，有的材料甚至出于为尊者讳的理由有所删改，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出质疑。借用新历史主义的看法，如果连历史都是叙事的一种类型，那么这些代表“真实”的作品，更无法逃过一定程度的“虚构”的嫌疑。在对鲁迅与许广平《两地书》的翻译与研究中，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发现手稿与后来的发行版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从遣词、称谓以及内容表述均有替换和改造。这种改换恰恰反映了一对恋人或曰夫妻如何在“社会的应然”和“自我的实然”之间摇摆定位，并最终将自己铭刻进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和体系之内的过程[iv]。杜博妮的研究表明，《两地书》的价值一方面自然是通过恋人之间的絮语和家常，来展示鲁迅，尤其是许广平的立体形象，以及他们有关隐私的看法和自我的建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介入到公共领域的私人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同他们所在时代的文化风气构成关联，甚至重塑了一时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v]。从情到理，从家到国，一种“民族寓言”正呼之欲出。当然，重塑从来都是时代与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时代在要求个人，个人也在影响时代。这种相互关系，一旦被认清和利用，在某种层面上，就足以构成一种“表演性”。江勇振用这个概念讨论了胡适的书写和行为，解释了它们如何同“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意义符号”互为表里、相互增益的现象。他说，正是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扮演这些符码，胡适最终确立起了在公众领域中的形象。在此，“‘自我’是‘扮相’式的演练的结果”，而不是文艺复兴以来那个可以“透过细密、忠于史料的传记研究来还原的”、独一无二的先验性存在[vi]。

［鲁迅与许广平］

或许，从表面来看，杜博妮和江勇振的研究只是显示了他们对作家如何巧妙地穿越公私界限，并与普遍的社会期待达成一致的事实产生了兴趣。他们在意的是一个充满“能动性”的、立体的人，而不是由一系列事先约定的概念或者评价所圈定的符号，如伟大的思想家、坚毅的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导师等等。可是从实际来看，诚如江勇振注意到的，“能动性”不仅仅意味着赋予研究对象以更多的活力和自由，更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史观的出现，比如对文艺复兴以来“自我”观的反省。这种反省的方向，同1970年代中期以来，由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布迪厄（Pierre Boudieu）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所引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密切关联[vii]。无论是史学研究界的“新文化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无不是这种转折的产物。这种新的研究动向，其核心理念在于，关注概念、事物及其他各类现象的社会性构成，特别是其物质化生产的层面。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不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先验的实存被动地停留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现，论述（discourse）、叙述、再现等观念，都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论上的问题。此外，由于不相信我们可以经由科学的律则和普遍性的范畴来发现历史的真理，文化史家转而对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或独特性付出更多的关注。”[viii]

结合到作家研究来看，“文化转向”至少带来了如下几种新的趋势。第一，整齐、连续的作家形象和生平叙述，开始被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取径所打破，从而还原了矛盾、复杂、生动的作家形象。比如李欧梵在《铁屋的呐喊》中刻画的鲁迅，就不再是几十年神化与意识形态化所塑造的民族的鲁迅、阶级的鲁迅、党派的鲁迅，而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个体形象，充满了内在的悖论与矛盾。“他的心智成长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ix]“铁屋”的隐喻既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那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这种研究所形塑的鲁迅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怀疑、否定、探索、创造、自我牺牲、矛盾痛苦，共同构成了鲁迅独特的精神现象。海外学界这样的研究取向，一方面肇因于对“写实”的检讨，使得过去那种被意识形态和主流观念包装起来的严丝合缝的人物符号有了四分五裂的可能，出现了“祛魅化”的走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历史语境的变迁，遏抑了先前研究中对宏大图景的诉求，转而关注人物的不规则变迁和起伏。

之所以要用“不规则”来限定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同第二种趋势，即“反理性”的趋势密切相关。传统的作家研究未必没有情节剧式的跌宕起伏，也未必没有矛盾性的呈现，在某些时刻，其复杂、曲折的程度也不容忽视。可是，无论这种复杂、曲折的程度多大，往往无法脱离某种固定的框架，作家形象塑造中的种种波折和矛盾，最终只是为了服务或凸显作家最终的形象与个性。换句话说，对波折和矛盾的描绘，事实上是被“教育小说”或者“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所左右。这类叙事侧重讲述天真遇上经验，个体冲突环境，但最后都理想化地成熟起来的故事。它从流浪汉小说、冒险小说发端，经启蒙运动，而带有鲜明的“教化”意味。[x]在它们的背后，事实上隐匿着两种非常值得质疑的史观，而这些史观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其一是历史的直线进化观，其二是历史的当下主义。前者对循序渐进式的因果逻辑充满迷恋，相信此刻或早前的事件必定可以解释以后的发展变化，而后者则实施一种退着写历史和看历史的方案，倒果为因，认为一切的既往必然要回应今天的结果。尽管这两种观念就时间的指向而言南辕北辙，但其背后的中心思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理性的推崇。所以，海外作家研究中的第二种转向就是要“反理性”，既反对因果律、必然律等思维观对解释历史和个人的垄断权，也补充强化情感、心态，隐私及其他无意识内容的塑型作用，梅仪慈（Yi- tsi Mei Feuerwerker）对丁玲的研究[xi]、李海燕对情感谱系的研究、邓腾克（Kirk Denton）对胡风、路翎的研究[xii]等等，都可以作如是观。

“文化转向”带来的第三种趋势是对“在地性主体”的强调。这种趋势修正了两类传统的研究定式，一是对作家作品做真空式的解读，把它们同时代和社会完全隔绝开来；二是磨灭作家的个人经验与特性，将其作品和人生拆分开来，对号入座式地回应历史的主流变迁，比如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等大历史分期来结构一个作家的写作特征和生命沉浮。前一种研究定式割裂了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内在联系，而后一种研究定式则混淆了个人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在地性主体”的观念，对这种研究定式展开了反思，对某些概念名词的解释力提出了质疑，更加强调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一种“在地性主体”，从作家作品的自身出发来思考与阐释问题，而不能让中国现代文学成为阐释西方的材料。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将在地的家国的历史文化加以翻译、旅行与混合，并反过来增强了在地文化的民族性与丰富。王德威关于“史诗与抒情”的辩证思考，正是准此而发。王德威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发现了抒情传统的独特价值，希望通过对抒情传统的重新阐释，打破被启蒙与革命把持的文学史阐述，释放出这些话语之中和之外更为幽微曲折的面相。[xiii]事实上，夏济安、李欧梵、毕克伟（Paul G. Pickowizcs）、王德威、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xiv]等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探讨，都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出发，放弃了原来僵化的认识，从而呈现出这些作家创作背后的真实意图，再一次表明原来文学史上或褒或贬的评价往往只是意识形态和阐述霸权的结果。诸如“黑暗的闸门”、“多余的话”以及罗曼蒂克的心态，未必无涉革命，甚至一文不名，也许还更具有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复杂面相的“在地性”价值，需要我们以更辩证的立场来加以复杂化和复数化。

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过多关注的“写实”和“理性”一样，“理论”在文学研究中也享有着极高的地位。“素读”通常是和文学欣赏或者一般性的日常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被认为低人一等，至少也是非专业的。没有了理论的包装，似乎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在某种意义上，“理论”成为甄别是文学阅读还是文学研究的关键指标，而指标一旦树立，一系列有意无意的“误用”就开始出现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些误用，其实同样也在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若隐若现，对前者的反思，更多的是为了给后者提供借鉴。

第一种是被批评得最激烈的帝国主义式的误用，它赋予西方理论以无尚权威，对各类文本，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施以文化上的殖民，让其对理论作削足适履式的一一对应。与其说是在用理论解读文本、释放可能和新意，毋宁说是要证明西方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及沦为材料的文本如何丰富多样。一方面，我们自然要对这种等级取向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必就此杯弓蛇影，对理论退避三舍，敏感地认为凡是西方理论遭遇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就无可避免地要变成文化凌驾。诚如柯文（Paul Cohen）在讨论中国由来已久的天朝观念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人才将自己的特殊价值等同于普遍的人类规范。基督徒、穆斯林、马克思主义者及美国人的行为都以这一论断为基础——凡对‘我们’有益者，皆对所有人有益。”[xv]应当看到，认为西方理论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的想法，既同这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有关，同时也与它几个世纪以来未曾受到挑战的发展历史相关。尽管许多著名理论家，如萨义德（Edward 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查特杰（Partha Chattelilee）等均来自西方以外的其他区域，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区域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可以与西方世界相抗衡的理论。即使这些地区也拥有出彩的论述或者恒久的思辨传统，比如中国的文论，但这些文论思想仍被视为与西方理论或诗学不可通约。[xvi]

第二种误用根源于对理论风潮的随波逐流，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理论惯性”。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研究女性作家，就不假思索地启用女性主义；评价新时期的先锋文学，就理所当然地采纳后现代主义；探讨作家的心灵世界，则无外乎弗洛伊德（SigmundFreud）、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的精神分析学说，诸如此类。对此，我们首先要肯定这是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之下必然产生的结果，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内化到学者的思维结构之中，对理论的下意识反应未必一定包含帝国心态或殖民霸权。不过，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必须对自己的批评实践有足够的反省。研究者一旦准备启用理论，就必须对理论的系谱以及将之运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可能产生的系列问题有充分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否则，这种“惯性”就很容易变成王德威所讲的“象征资本”的交易，[xvii]即通过炫耀对理论的掌握，来展示自己的“先进”和博学，进而从中谋得某些学术利益和学术声望。

第三种误用是把“理论”当作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拒绝新的文化的参与和改造。其实，这背后涉及一个科学性与客观性的问题。理论作为一种论述话语，其生成之初总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疯癫与文明”的探讨就是从中世纪对麻风病的处理开始的，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也是从人类学和东方学等传统学科的思维运作模式中提炼成型的。但是，理论在持续的生成与运用过程中，必须逐步摆脱其单一的针对性，而寻求某种普遍性，以便对类似的状况和事实也同样具有解释力。因此，理论从一种思想论述变成一种普遍“公理”，无形之中建立了它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既然理论是科学的，那么一个如影随形的结果就是，它只能被证明，而不能被轻易地撼动和更改。即使是遇到了像中国文本和中国经验这样全新的文化表述，海外研究者仍然偏向于认同理论是一个解释力稳定且连续整一的系统，其溢出的部分不是被定义为“另类”，就是附加其他的限定。比如苏文瑜（Susan Daruvala）的《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xviii]、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xix]、胡缨的《翻译的传说》[xx]等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另类的”、“离散的”、“中国的”、“翻译的”等等限定语。这些前缀的言外之意，恰恰暗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对正宗的理论论述有所偏离，暗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如果不能契合既有的理论，那么只能“打入另册”，另行处理。

要想纠偏以上三种误用，最简单的方法也许是把理论视为一个未被定性的、充满争议的话语空间。如此一来，也就阻断了理论与帝国心态、霸权意识的天然关联，同时理论也可以变成一个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允许批评家、文本甚至理论自身来不断地修改、充实、增益，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经验也就可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理论从凝固不变的框架变为流动不居的空间，那么运用它的批评者秉持何种立场、运用哪种视角、选择哪些内容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就可以获得全新的批评意识，从而真正在研究中呈现出“重新解读”之“新”，而不仅仅是狭隘的、表面地运用一些新材料、新理论、新视角。这里又涉及到了“理论”和“批评意识”的关系问题，
萨义德（Edward Said）曾对两者的差别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批评意识是对于诸情境间差异的认识，也是对于任何体系或理论都穷尽不了它源于斯、用于斯的诸情境的一种认识。而最重要的还在于，批评意识到理论所遭遇到的抗拒——那些与理论产生了冲突的具体体验和阐释所激发的反应。的确，我甚至想说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对理论提出抗拒，使它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彰显这些从释义领域之外或刚刚超出这领域的日常现实中汲取来的具体例证，这些例证远远不在或正好超出了每一种理论所必然事先设置并限定好的那一阐释范围。”[xxi]在萨义德眼中，理论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所以他转而向批评者提出要求，敦促他们不断地对自身和理论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尤为重要的是，萨义德的论述隐隐暗示，理论和文本或者现实经验，无论其来自何处，总有无法合辙的部分。换言之，那种将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或经验对立起来的作法，只是在夸大两个前缀之间的对立。[xxii]如此一来，那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强调跨文化立场的研究取向，其根本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是否真正建立起了一种有效跨越，而是对这种跨越的过分执着，反而导致了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的绝对差异和互不兼容，西方理论无法驯服中国文本，反之，中国文本亦不信服西方理论。最终的结果也许是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的分道扬镳，这显然是有违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初衷的。

以上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走势的讨论，已经扼要地触及了“文化碰撞”和“文化转向”的观念。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这种“文化转向”到底转向何种文化？“文化碰撞”又引导我们进入哪一种文化？对于这两个问题，也许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十分安全和现成的。但是，我想指出，恰恰是“跨文化”或者“多元文化”之类的“正确回答”，极有可能模糊这两个提问试图针对的现实问题和关注焦点。具体地来说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贬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指认其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仿作”，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很自然地将中国文本和西方理论对立起来？如果中国文本已然西化，那么这种对立是不是从根本上就不成立，而只是一种殖民想象的结果？或许这种西化的程度并不完全彻底，那么西方理论试图解释的到底是其中的西化部分，还是没有西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其实所谓的跨文化、多元文化始终存在，我们现在来谈论“跨越”，就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是由此及彼的单线运动，跨越的复杂度远远超越了含混地罗列中国/西方、文本/理论这些二元结构。这预示着所谓的文化碰撞和转向早已不是一两种文化的大色块拼接和切割，而是杂色文化的再杂糅。

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对话的伦理变得格外重要，从过去那种仅仅关注对话双方的模式开始深入到对对话的资源、对话的背景和对话的心境的探索，逐步揭示出所谓的对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具有历史的维度、现实的考量甚至政治的意图。具体到海外学者的研究来讲，就是葛兆光所说的，“无论如何，本国的历史记忆、本国的历史问题、本国的认同基础，始终是最能刺激问题意识的话题，也是提供研究者对于世界想象的基础。”[xxiii]为了表述得更具涵盖性，我们也许可以将这句话中的“本国”替换成更为中性的“立场”或“处境”等概念。跨国的学术流动和全球迁移，已经使得不同族裔的研究者可以同处一个国度、一个机构、一个圈子中进行学术探讨。如此一来，其历史记忆、国族认同、文化观念实际上要比单一国籍的研究者更为复杂。王德威就曾指正，当年夏志清汲汲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双重离散”下的思考实践。一面是去国离家的政治离散，一面是政治左右文艺的文学离散。正是在自己、自己的所学以及自己的母国文明不断地被新的学术和政治语境边缘化的处境中，夏志清“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xxiv]这样的验证，使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具备了双重的维度，即既是面向母国的文化怀乡和世界眼光，也是针对此地的文化干预和现实介入。

即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家研究而言，也深蕴着这种交融的双面性，在历史的记忆和当下的情景之间折冲往还，发展出一种“本土的全球性”（global in the local）。简单地来说，海外的现代作家研究，其共通性在于要不断地验证西方观念中的“主体”和“个人”。从李欧梵的“浪漫说”、“颓废观”，到王德威的“抒情辩证”，从舒允中的“现代个人”[xxv]到卜立德（DavidEdward Pollard）的“个人主义”[xxvi]，其意常常在于对话大写的“集体”以及由此派生的英雄。夏济安、李欧梵、梅仪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xxvii]、高利克（Marián Gálik）[xxviii]诸位研究左翼传统中那些最容易被神化的人物，每每观察到其动摇、消沉甚至失败的面目。这种不断世俗化的解释和看法，一方面回应了彼时中国政治体制下集体性话语的威权，也暗示自晚清以降，拓都与么匿，群与己的辩证是如何绵延不已，直到今日又经由跨文化的解释对过去的“跨语际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和增益[xxix]；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因寻求极端的个人自由，而无视社会公益的现实，或者说寻求新语境下完善人格的思潮做出了回应。这一趋势，自然又联通了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尤其是以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贝尔（Daniel Bell）、盖依（Peter Gay）、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为代表的，对“自我”、社会、理性及“人之为人”（humanagent）诸议题的持续思索。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说海外学界对作家作品的“重新发现”，实际上不仅是要重新构筑作家们在本国文化史、文学史中的独特位置，而且也要揭示这种独特性在全球意义上的文化参与和问题意识。或者更直白地说，在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既需要兼顾研究的对象——中国，也需要考虑研究的场域——海外。尽管我们积极倡导建立一个以共同研究对象为起点、超越地区限制的“全球学术共同体”[xxx]，把四海之内有志一同的研究者囊括其中，但是，也不能忘记任何出色的研究一定是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带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因此，当我们谈及海外汉学的意义之时，所思所念的恐怕就不只是他山之石的思路，同时也应该包含海外汉学对自身所在的学术传统、社会思潮、历史现状、文化环境的预流和进言。这种两面性有点类似于德里克所说的“本土的全球性”，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推动了我们对本土进行激进的重新反思”，但是另一方面，“本土作为一个抵抗与解放场所的看法”也不时地激策我们对全球化作出批判性的解读。[xxxi]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在中国与西方、文本与理论、历史与当下的折冲中，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本土的全球性”。

我们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的三种研究路径——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为例，阐述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与问题，认为它实际上无法跳脱具体的历史语境、学术传统以及全球文化杂糅的事实来单纯地处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或美学性。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总是在对话西方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差异性表达，往往正可以增益、修正甚至挑战西方的普世标准，避免走入肤浅的全球主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谓的“新”，不仅是新的理论路数或文献资料，更是鲜明的学科意识以及具有批评性的全球本土观念：一种既面向中国，同时也介入海外的双向文化干预。这种创造性干预是衡量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内在活力的重要尺度，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某种意义上正取决于如何在全球化的理论大潮中展示中国的独特经验，确立和证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合法性与正当性。

注释：

[i]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第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ii] JoanKelly-Gadol,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Renate Bridental eds., Becoming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pp.137-164.

[iii]廖炳恵：《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第72—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iv]Bonnie McDougall.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v]参阅Raoul David Findeisen（冯铁）. “From Literature to Love: Glory and Decline of the Love-Letter Genre.” In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China.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67-98。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情感结构的讨论可参阅Lee Haiyan（李海燕）.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vi]江勇振：《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vii]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ed.,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3-5.

[viii]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见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ix]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第2页，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x]参阅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7.

[xi] Yi- tsi MeiFeuerwerker. 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xii] 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ii]参阅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xiv] Hsia Tsi-an（夏济安）.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Leo Ou-fan Lee（李欧梵）.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1973; Leo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aul G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u Chiu-pai. Berkeley: 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David Dei-wei Wang（王德威）.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 Century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Jeffrey C. Kinkley. The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罗检秋译，第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xvi]参阅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第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xvii]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xviii]Susan Daruvala. 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Modernity.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xix] Rey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Studi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xx]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 龙瑜宬、彭姗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xxi]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23—4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译文据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London,Boston: Faber and Faber,1984.）第 242页有所改动。

[xxii]关于海外世界“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论辩的简要回顾，可参阅张英进：《从文学争论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变迁》，《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xxiii]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第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xxiv]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xxxix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xxv] Shu Yunzhong. Buglers on the Home Front: The Wartime Practice of the Qiyue School.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2000.

[xxvi]David Edward Pollard .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alues of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73.

[xxvii] Howard Goldblatt. HsiaoHung.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6.

[xxviii] Marián Gálik .Mao Tu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9.

[xxix]刘禾对individualism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跨语际实践关系做过系统的探讨，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第109—1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xxx]参见拙作《论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xxxi]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第1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