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来,对于作家或作品的接受往往会经历从否定到肯定，从误读到理解这样的过程,莎士比亚在俄国的命运却正好与之相反。自从1748年莎翁的大名首次在俄国文坛出现之后[1]，在19世纪之初，有普希金对莎士比亚大加赞赏，推崇备至；在19世纪末期，又有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冷嘲热讽，大加抨击。百年之隔，评价竟如此悬殊，此中变化不能不令人深思。在笔者看来，莎翁在俄国之命运转折，当在60年代。此既为俄国思想史、文学史之转折，亦是所谓“莎士比亚或皮靴”这一公式大行其道之时。正在此时，莎翁在俄国文坛地位经历了严重的考验，认识并分析这一过程，对于我们理解19世纪60年代俄国文坛的思想走向显然不无帮助；对照莎翁的俄国接受史，对我们中国的莎剧研究也未尝不是一种借鉴。

从19世纪初到60年代前后，莎翁及其作品在俄国颇受欢迎，不但所有剧本都已有了俄译本，有的剧本甚至有好几种译本，其中有诸如Н.波列伏依、М.弗隆钦科、А.德鲁日宁等著名的翻译家及其堪称经典的俄译《哈姆雷特》，同时还涌现出莫恰洛夫、卡拉蒂金、史迁普金这样以扮演莎剧人物而知名的演员。莎士比亚剧作中流露出的平民气息，民主精神都引起了沙皇专制下俄国文学界的深深共鸣。俄国文坛权威如卡拉姆津、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都对莎士比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赋予了其艺术史上高度的评价。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才在1864年纪念莎翁诞辰300周年的大会上宣称：“对于我们来说，莎士比亚不只是一个有时远远地表示景仰的响亮而显赫的名字；他已成为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的血和肉。”[1:212]这可以视为自卡拉姆津以来俄国社会对莎士比亚接受的一种总结。

然而，正当莎翁权威如日中天之时，一股反对莎翁的潜流正在逐渐形成。这种否定首先来自于理论界，体现在革命民主主义者对现实与艺术关系的思考之中。在这其中，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作为当时文坛的权威偶像，往往被他们拿出来作为批驳的靶子。对于这种批判，俄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Ю.列文的解释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明显体现出‘60年代人’对莎士比亚态度的突出变化，他们的活动完全服务于社会政治任务——俄国广大农奴的解放事业、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2:201]

凭心而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并非不知道莎士比亚的意义与价值，只是这种意义与价值在与解放俄国人民这样的“社会政治任务”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要知道，车氏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1854）一文中，已为艺术确立了新的标准：“艺术，或者说得更贴切一点，诗（只有诗，因为其他艺术在这方面的作为还很小）在读者群中传布了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认识了科学所取得的概念，——这就是诗对生活的伟大作用。”[3:194]艺术与审美无关，它的主要职能是传播知识，这可视为艺术功利化的第一步。在此后影响更大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一文中，批评家发展了这一观点：即艺术作用有限，因而低于现实，“很明显，诗的形象比较起现实中与它们相呼应的形象来是无力的、不完整的、模糊的。”[4:104]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利于莎士比亚，批评家指出：“时兴风尚使得莎士比亚的每部戏剧有一半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审美享受。……莎士比亚讲究辞藻，流于浮夸。”[4:81、84]

［车尔尼雪夫斯基］

此外，在当时的俄国，对莎翁表示不满的，不仅是批评家，甚至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文学家。1858年，尚处在流放之的中他在信中向哥哥米哈伊尔抱怨：“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中没有修改的痕迹，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有许多荒唐和枯燥无味的地方，如果花些力气，就会更好一些。”[5:305]陀氏所言，虽仅限于私人通信，谈论的也多是其个人对莎翁作品的某些观感，但此种腹诽之意在当时俄国文学界不无市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0年代后，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素以“一切都不再神圣”而著称的虚无主义思潮兴起。虚无主义的领袖Д·皮萨列夫将这一思潮发展到了极端。尽管皮萨列夫并不贬低莎士比亚本身的艺术价值，甚至称之为“天才般的伟大人物”[6:62]。但他还是指出：作为一位经典权威，莎翁及其戏剧已经过时了，至少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俄国国情。因为在当前的俄罗斯，大众需要的不再是那些距离遥远的历史剧或爱情剧，对生活真实的渴求已成为读者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如果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这位诗人像莎士比亚那样将自己才华的最好部分奉献给历史剧，那么现实主义批评完全有权严厉批评这种情况，即巨大才能脱离了活生生现实的利益。”[6:107]但现实的    情况却是莎士比亚、普希金等这些诗人在当时的俄国文坛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正在成为众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皮萨列夫看来是有害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皮萨列夫］

为此，皮萨列夫在《普希金和别林斯基》（1865）一文中对以普希金（自然也包括普希金所尊崇的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学权威进行了激烈的指责。皮萨列夫认为别林斯基完全高估了普希金的历史意义，在他看来，普希金之辈所谓权威，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因为“普希金究竟发现了哪些人类痛苦而必定要讴歌一番呢？第一是无聊和忧郁；第二是不幸的爱情；第三是……第三……没有了，在二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里居然再也没有别的痛苦了。”[6:357]然而，皮萨列夫所关注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普希金这样的权威本身，他更希望读者关注那些旧权威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发出号召：“要以自己的观点更仔细地看看那些陈旧的文学偶像，我们的那些十分凶残而又怯弱的压迫者便躲在他们之后。”[6:364]在这里，普希金、莎士比亚是作为“陈旧的文学偶像”而遭到否定，他们被看作是纯艺术论者的保护伞。因此皮萨列夫不无所指地说：“普希金的名字已经成为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文学庸人们的旗帜。”[6:363]1837年去世的普希金既已过时，比他更早的莎翁显然更是老古董了。

［普希金］

如此过时权威，自然留之无益。另一位更激进的批评家В.А.扎伊采夫便据此宣称：“最好的戏剧，莫里哀、莎士比亚和席勒及其他人的戏剧都不能带来任何益处。”[2:217]因为没有好处，所以扎伊采夫的结论是：“一切手工业者都比任何诗人来得有用，就好像所有正数，无论它多么小，都比零来得大。”[2:215]此等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它归纳成“莎士比亚或皮靴”这一公式。这类言论在今日看来颇为荒谬甚至可笑，但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却颇为流行。皮萨列夫甚至开玩笑地说：《怎么办？》里的拉赫梅托夫并不需要看莎剧这种审美活动，“他只有一个缺点：一包好烟，舍此则不能好好思考。”[6:11]这种对比背后折射的实质上是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对立：艺术、唯美让人联想起贵族式的浪漫生活情调，而皮靴、香烟则代表了底层民众生存之基本要求。这种现实的对比，对当时的热血青年们来说，极富有暗示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在1860年代的俄国，遭受此等命运的不独是莎翁，还有歌德这样的历史大家，也有狄更斯这样的当代巨匠。20世纪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大师日尔蒙斯基指出的：此时的俄国，“歌德已不再是构成当代文学的迫切因素。他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名垂史册，却不与时代趣味直接联系。”[7:29]而曾经风靡一时，此时尚在人世的狄更斯也未能幸免。对于俄国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狄更斯小说中的离奇情节和圆满结局，而是摆在每一个俄国人面前的残酷现实。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对莎士比亚的否定决非偶然。综合各方面来看，有文学本身的考虑，也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其一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其二则是俄国文学批评日益强烈的现实关照意识；其三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政治现状及其在思想界的反响。

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虽然俄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落后的一员，但俄罗斯文学却已进入了一个公认的繁荣期。著名的小说三巨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先后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屠格涅夫因其特殊的情感经历长期居住在西欧，结识了众多英法文学界名人，是第一位将俄国文学作品介绍给西欧乃至世界的作家，其本人也被福楼拜等人尊为大师；至于因俄国特殊的国情，三位巨人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就其深度、广度来说，都不逊色于17世纪的莎翁。这种现象，恩格斯后来把它概括成：“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8:704]正是因为有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繁荣，才有了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称颂，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扬。尽管这种歌颂夹杂着很多民族自尊心的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构成了莎翁在俄国遭受冷遇的原因之一。

［屠格涅夫］

［托尔斯泰］

其次是文学批评对现实日益强烈的关照。在别林斯基等人看来，文学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还是一个涉及批判、启蒙、进步的政治问题。这里涉及到作家描写的对象以及作家的倾向性问题。无须讳言，别林斯基对莎士比亚一度推崇备至，原因便在于莎剧人物的现实性。从他的第一篇论文《文学的幻想》（1834）中就提到莎剧的主要描绘对象不是“天堂和地狱”，而是“人物”和“他整个灵魂和心灵的隐微曲折之处。”[9:45]在1838年的文章中，别林斯基进一步强调了莎剧人物的现实意义：“在讲到剧中人物的性格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指出莎士比亚人物的现实性，表现在人物身上的生活精神和生活现象的具体性。”[9:492]要知道，莎翁剧中人虽有王公贵族，但也不乏福斯塔夫、夏洛克这样的平民阶层。这种戏剧人物走上舞台，与当时俄国剧坛盛行的古典主义戏剧相比，自然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精神。因此，“莎士比亚是现实的诗人，而不是理想的诗人。”[10:134]

［别林斯基］

问题就在这里：什么是现实？对于别林斯基乃至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人民的生活苦难就是最大的现实。文学必须为此服务，作家应该旗帜鲜明地揭露这一切，谴责这一切。皮萨列夫甚至说：“当社会中不但有饥饿的人，甚至还有饥饿的阶级时，那么关注次要需求的满足对社会来说便是愚蠢的、丑恶的、不成体统的、有害的。”[6:450－451]但莎士比亚之为莎士比亚者，其意义自然远不止于此。他的同胞托马斯·卡莱尔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我所说的生动描述，即对人和事物，特别是对人的描写上。他的一切高超之处决定于此。”[11:119]诗人关注的是永恒的、内在的人性善恶，而并非具体某时某地的现实。这是一种超然于俗世之外的态度。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莎士比亚的诗对所有的感情都亲切地发出回声，但是它并不受其中任何一种的支配……”[3:344]因此，即使我们将莎士比亚的创作简单地定义为现实主义，那恐怕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5:390]

这种现实主义及其所流露出的客观冷静，是当时的激进派批评家们所无法接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到：“对我这样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来说，象莎士比亚那样写作比什么都难。他展现人物和生活，却不说明作者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所解决的问题有何看法。”[2:202]客观冷静在具体创作中当然是需要的，但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和读者的眼中，客观冷静似乎与冷漠无情有着某种暧昧的联系而容易招致非议。这种对文学倾向性的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直到了20世纪，流亡到美国的纳博科夫还在给朋友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抱怨：“另外，谈到恐怖的话，您是否知道，俄国革命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激进思想在俄国出版业中如此强大，以至于勒诺特尔[2]的作品都无法出现在俄国：我们事实上有两种书刊检查！”[12:32]

再次，此时的俄国，自19世纪初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走向尾声，万众期盼已久的农奴制改革无论给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带来的失望远多于满足。两千万左右的农奴虽获最低公民权利，却有不少因饥饿而发生大规模骚动。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虽然为俄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引起了各界的不满。全国上下虽未成星火燎原之势，却也是怨声载道。为了遏制此等不满，政府不得不对民主阵营施以重压，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米哈伊洛夫等代表人士逮捕入狱，并在1866年干脆关闭了革命阵营的喉舌《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这两份刊物，在文化上重新回到了1855年前的尼古拉一世专制状态。对于年轻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经济上的赤贫和政治上的失语令其于绝望中产生了“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激进思想（不妨想想《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科夫）

在人民的贫困和政府的高压面前，任何言词都是苍白无力的。年青的革命者们在那些豪言壮语的激励下，已经决定用自己的鲜血照亮“俄罗斯的暗夜”，迎来“真正的白天”。在这过程中，自然科学成为他们最有力的助手，理性主义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过一切，牢牢占据了俄国青年们的心灵，毕希纳、达尔文成为他们的新偶像。相形之下，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历史人物，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那么抽象，那么不合时宜。他注定要被那些年青人所公开抛弃，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会偷偷地念几首他的诗，比如《处女地》里的涅日丹诺夫。

不过，涅日丹诺夫这类人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莎士比亚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几乎是与此同时，针对上述否定莎翁的声浪，以屠格涅夫、德鲁日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学家、批评家纷纷著文加以驳斥，对这股否定浪潮做了再一次的否定。

屠格涅夫属于俄国文学界中的西欧派，久居国外的他对莎翁的了解自然高于一般人。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刚刚面世时，敏感的屠格涅夫就看出了此书的潜在危险，对其大发牢骚：“至于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他的主要罪状是：在他眼里，艺术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复制品，……但在我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或者就算是有，那也是莎士比亚发现的，并使他成为共同的财富。”[13:204－205]艺术来自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虽然屠格涅夫在这里不是特地为莎士比亚而论战，但这里，读者不难发现他对莎翁的高度评价。在此后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1860）中，尽管屠格涅夫强调了堂吉诃德的自我牺牲精神，完全否定了哈姆莱特的自私自利，但仍对哈姆莱特的创造者赋予了极大的敬意：“……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天才而惊叹，他本身与他所创造的哈姆莱特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是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把他与自己区分开来，并把他的形象交给后代去进行永世不绝的研究。”[1:201]哈姆莱特尽管未必适合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创造者是一位大师。在之后的短篇小说《够了》（1865）当中，在提到“人民性、权利、自由、人类、艺术”那些永恒的字眼时，屠格涅夫仍坚持了他对莎士比亚的肯定：“是的，这些字眼存在，许多人以这些字眼为生，为这些字眼活着。但我仍然觉得，若是莎士比亚再生，他无论如何不会抛掉他的哈姆雷特，他的李尔王。” [15:46]作为一位深受西欧思想影响的作家，屠格涅夫何尝不知道人民、权利、自由等主题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的那些人物就必须抛弃，要知道：“米洛斯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典或者八九年的原则更为实际。”[15:47]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屠格涅夫还是选择了前者，尽管他曾怀着最敏锐的政治关注，描写了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中从多余人到新人的这样一个转换过程。

身为俄国文学批评家中的英国通，А.В.德鲁日宁（1824－1864）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和接受其实并非一帆风顺。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多次对莎剧的艺术性表示质疑，但和其他批评家不同，并没有将这种质疑无限放大，乃至彻底否定莎士比亚。他始终认为“我们自己不可能一下子就理解莎翁全部的惊人伟大，”[2:211]因此，他一直在努力地读懂莎士比亚，甚至亲自翻译了包括《理查三世》在内的4部莎剧，成为俄国莎学的经典译本。当反对莎翁的浪潮出现之后，出于对艺术纯洁性的捍卫，德鲁日宁再三撰文为莎翁辩护。在《普希金及其作品的最新版本》（1855）一文中，德鲁日宁虽然主要褒奖的是普希金，但同样也不忘为莎翁正名：“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是世上第一流的诗人，他是拜伦、歌德，也许还有莎士比亚的亲兄弟。”莎士比亚才是“真正的诗人”，普希金仅仅是“因为死亡才没有成为俄国的莎士比亚。”[16:74]在该文中，莎翁的名字被数次提及，与但丁、歌德、弥尔顿等人并列于世界性文学天才的行列。在《论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及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态度》（1856）里，他称赞莎士比亚是“远离一切教诲思想”的“伟大诗人”、“诗歌中的奥林匹斯上之神”，在生活上，莎士比亚是一个“现实的人，现代哲学家，冷眼乐观周围变故的观察者。”[16:74]这样的人物，在德鲁日宁看来，没有过时，从来也不会过时。

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称得上是捍卫莎士比亚最积极的人物，虽然他在青年时期也曾对莎翁的文字略有不满，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莎翁由衷的热爱。西伯利亚流放的经历使之对俄国社会中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潮有了全新的思考，正如20世纪宗教哲学家赫克（J·Hecker）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客西马尼园找到上帝的”，通过死刑、流放“他学会了怎样鉴赏悲痛的宗教、耶稣之死的奥秘，以及为了天国的缘故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17:146]莎士比亚以及他笔下的那么多人文形象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自然也成为陀氏反对虚无主义思潮的有力武器之一。

还在关于《群魔》的记事本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高度颂扬莎士比亚的伟大意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宣称，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高于人民性，高于社会主义，高于人民，高于满足他的需要，高于几乎人间的一切——因为这是人类生命的果实——是为之而生的一切，缺少了它，我也不愿意活。”[5:381]人不是机器，打破“二二得四”这个理性之墙的桎梏，这是作家自《地下室手记》以来一直在呼吁的事情。为此，人必须要坚持生活中诗意的一面，坚持“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一切”，因为精神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这一点，恐怕是作家捍卫莎士比亚的最直接原因。在作家看来，理性主义的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思想的简单化。“思想落在大街上，而采取了最具有街道特征的形态。”这种简单化的思想实际上满足了民众寻求思想依靠的心理。“简单恰恰蕴含在对达到虚无的渴望中，这也是一种安心，因为还有什么比零更简单和让人安心的？……简单是分析的敌人。”[18:142－143]如此，有思想的作家便不受欢迎，而大呼口号的街头哲学则成为主流。作家还进一步指出：“现在只有莎士比亚，只有拉斐尔才遭受到这样的批评和怀疑吗？”[5:217]正如前文所指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最后的结果，神人将会被人神所取代，便出现“一切都不再神圣”的虚无主义。

所以，捍卫莎士比亚从另一个程度来说就是反对虚无主义。1862年，批评家Н.И.索洛维约夫（1831－1874）在《时代》发表文章，认为：“艺术中的虚无主义意味着简单粗暴地否定艺术及其现象，将其视为某种生活绝对不需要的、没必要存在的东西。”[2:218]生活与艺术的直接对立导致了物质压倒了精神，皮鞋高于莎士比亚这样荒谬的结论。针对激进派对诗的贬斥，索洛维约夫更指出在艰难岁月里，诗对于人们精神生活之重要：“苦难不会彻底消除，幸福也不会成为世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不会共同富裕……正因苦难不可避免，人们才需要诗，否则人就成了殉难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在我们没有欢乐的生活中给人带来了慰籍。”[19:147]

借用这场争论中一位二流作家说的一流评语：“莎士比亚不曾是进步的骑士，按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他只是一位未与同时代科学同步的可怜的保守派，他从事的是表现人类的愚蠢（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如爱情、嫉妒、民族典型……”[2:218] 进步也好，保守也罢，作为读者，我们更关注莎士比亚所表现的内容本身。须知，我们的生活固然需要皮靴，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只靠面包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作为人类情感的最优秀表达者之一，也是我们永远需要的。

不是所有的争论都会有一个必然的结论。在很多时候，争论本身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直至20世纪，高尔基还念念不忘此事，说皮萨列夫“曾经公开说过：‘一双皮鞋比莎士比亚更重要。’”[20:84]这个时候，即使是底层出身的高尔基也知道这一论点的荒谬，虽然他并不想加以驳斥。又过了数十年，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再次谈及这一论争：“其实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场莎士比亚和鞋匠之争中，诅咒莎士比亚和美的并不是鞋匠，恰恰相反，是那些目前仍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人，是那些并不选择做鞋子为终生职业的人；他们毕竟永远也做不出一双靴子来。”[21:437-438]

可悲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恰恰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读懂了莎士比亚，自命为鞋匠们的代言人，把“莎士比亚或皮靴”这样的问题摆到俄国公众面前，看似为民请命，满怀正义，实则却造成了文化与社会的脱节，到20世纪差点毁灭了文化。“莎士比亚或皮靴”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是极其简单甚至幼稚的，但它的提出以及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议，作为一段历史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1]其实在此之前的1731年，已有人在转译自《观察家》（The Spectator）的文章中提及莎剧人物哈姆雷特及奥塞罗的名字，但未提及莎翁本人。迟至1748年戏剧家苏马罗科夫（А.П.Сумарков）才在《论诗书简》中提到莎翁名字，将之与弥尔顿并列。

[2] G.勒诺特尔（1857－1935），法国保守派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法国历史轶闻》（3卷本，北京出版社，1985－1986）等作品。

本文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