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下午一时，当一千多名北大学生在北大红楼后面的空场排好长队，人人手持一面白色小旗，队首高举北大五色校旗，浩浩荡荡走向校门，准备朝天安门方向进发时，他们看见身形瘦小的蔡元培校长挡在校门口。当时在游行队伍里的杨晦后来在回忆这个场面时写道：“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1]然而，在同为北大学生且当时也置身于游行队伍的孙伏园的回忆录里，这个场面却未见蔡先生的身影，挡在那里的是另一个人：“游行出发以前，步军通领衙门派一个官来劝阻，学生告以目的在争外交，不必劝阻，这官就走了。”[2]

［蔡元培画像］

再来看蔡先生自己在1934年的回忆：“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的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3]言下之意，是当时在场，但没有加以劝阻。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描写这个场面时写道：“这时北京政府曾尽力设法阻止这次大集会游行。教育部派了一个职员随同几个军警长官，在4日上午11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在场召集学生（有些报道说，蔡当时不在），听他劝告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听了这位代表长谈，双方辩论以后，拒绝接受他的劝告。这段插曲惟一的作用是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晚到了一些时候。”[4]

我们或许没有必要纠缠于蔡校长是否曾在校门口阻挡学生这一细节，而应研究他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般态度。至于政府方面，当它获知北大学生将要上街游行以抗议巴黎和会的秘密交易时，也不是一味加以阻止。只要不失控，学生的游行示威大可配合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斗争。游行的组织者说，他们的游行线路的终点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兹引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记者有关5月4日中午各路学生队伍汇集到天安门时的报道：“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道：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5]

但在东交民巷递交说帖之后，游行队伍却朝赵家楼涌去（据匡互生等人回忆，这并非游行组织者的预先安排，而是一些激进学生秘密组织——如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等，均有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的密谋，他们出发前就随身带了火柴和煤油，按匡互生1925年的说法，是准备“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6]），并火烧了赵家楼，殴伤了章宗祥。余下的事，史书记载甚祥，不再赘述。不过，即便到了5月下旬，也即北京五四事件已引发全国抗议风潮致使局面大有失控之虞时，总统府和教育部虽已公开发布好几道厉言要惩办肇事学生的命令，但这主要属于空口威胁性质（防止事态出现异动），也是为了敷衍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但专门负责全国治安的政府内务部则在5月23日发给各省区最高军政长官关于如何处理各地学潮的电文中指示：“查青岛问题发生以来，我邦学子，感于外界之刺激，发其爱国之热忱，奔走呼号，不遑宁处，冀以国民之朝气，策助政府之进行，用意至深，殊堪慰许。惟是爱国之道，应以择术为先，既以拯救祖国为前提，应有恪守范围之表示；若夫徒尚意气，激生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是其志愿本欲爱国，而其行动造成祸国之媒，当非莘莘学子所忍出此。沦胥之惧，原为血气所同，第救国之方，当求正轨，无益之举，必误歧途。本部有维持治安、预防危害之责，用特掬诚相告，俾期弥患无形。邦人君子，其韪斯言。除分行外，相应电请照查转饬布告各属一体周知，是为至盼。”[7]事后看来，这的确是政府处理各地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即希望学生以“正轨”（和平游行，而非激生事端）的方式配合政府的外交。

不过，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为复杂，而大学校园公开的和秘密的学生政治团体又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目标。此外，对皖系操纵北京政府心怀不满的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一直与北京政府抗衡的南方政治势力以及直系、奉系等其他北洋势力——都希望暗中利用学生，对学潮推波助澜，以使其失控，从而削弱北京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一时间，一向被认为“以学问为业”的大学生竟成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学生自身也高度政治化了。

5月4日下午，当蔡元培望着北大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朝天安门方向远去时，他的心情一定矛盾重重，但其中一种心情肯定是幻灭——自1917年1月上任来，他一直努力经营的这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在这一刻不再是一个学术的乌托邦了。在此，我们必须先区分他作为政府任命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作为“自由的个人”之间的不同角色：就个人而言，他肯定支持学生的和平游行，甚至也会像其他社会名流一样忙着拍电报表示声援，但作为国家以“高深学问研究”（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政府要求于北京大学的是为国家培植以期他日之用的高级人材）相托的“最高学府”的校长，他必须劝阻学生从事政治运动。

何况，教育总长傅增湘于5月4日事件爆发的次日即训令各校校长：“昨日午后一时，突有本京公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十三处，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对于青岛问题，开会演说。继复游行街市，糜集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实属狂热过度。当经本部严切通过直辖各校及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训令内开：查学生在校修业期间，一切行为言论，自当束身法则之中，不得轶出规范以外，乃本日午后一时，因外交问题，本京各校学生聚集一二千人游行开会，竟至酿成事端，殊堪惊駭。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气而重校规，仰即遵照。”[8]

［傅增湘］

如今，蔡校长既约束不了北大 34 45463 34 15534 0 0 2424 0 0:00:18 0:00:06 0:00:12 3138生，又不愿遵令开除肇事学生，于是，对他来说，就只剩下一个选择——辞职。不过，在辞职以前，他奔走于政府部门，要求政府释放于4日下午被捕的学生。有意思的是，政府也接受了赵家楼之火“为电线短路起火”之说，以为学生开脱。5月7日上午十一时许，蔡校长从京师警察厅将十多名被捕的北大学生保释回校。在看守所度过了两天三夜的被捕学生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等候在北大校园里的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孙伏元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个场面：“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里放了五张方桌，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都在广场上等候着被捕同学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每辆都装满了人；我在红楼门外远远望见三辆小汽车出沙滩来了，即刻回到广场上的同学队伍中，三辆车里面的被捕同学大约十二至十四人，全体站立桌上和同学见面。情绪紧张万分。因为太紧张了，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在校同学也没有一个说话。当时大家只是热泪交流。”两天三夜的羁押、不安的等待、突然被释放以及随即置身于如此情绪洋溢的凯旋仪式，使年轻而缺乏经验的英雄们都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于是又从桌子上被请到红楼的休息室里稍事休息，“休息室中除被捕同学以外，有蔡元培先生，也许还有一、二个学生会的工作人员”。[9]休息室窗外是密密麻麻等候在那里的同学，而安静的休息室似乎只听得见学生会的几个工作人员轻微的步履声。

孙伏元还提到休息室里的一个细节：蔡校长削了一个梨，给一位被捕学生吃。这个细节描述，并非一句闲笔，它试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蔡校长此刻的心情和休息室内外的北大学生一样。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从“梨”的发音中听出它的弦外之音（“离”），不过，在这个情绪骚动不宁的场面中，蔡校长看起来多少像一个多余人。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离开的计划。实际上，五四事件的当天，蔡元培就想到了辞职。仅仅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他才延缓了辞职计划。5月4日当晚，当群情激昂的北大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宣布联合各校共同罢课以抗议警署白天逮捕示威学生的行为时，蔡校长也到了会。“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杨晦回忆道，“他当场说：发生这件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10]蔡校长说他“要引咎辞职”，此语殊不可解，因为他没说明他到底“咎”在何处。5月7日，全部被捕学生已被释放，他随即于次日向徐世昌总统提交了辞呈：

辞呈中有“全体之疚”一句，而作为校长，蔡元培的“咎”则是“约束无方”。徐大总统接辞呈后，随即发布《大总统指令》：“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12]徐世昌此令并非虚礼，实际上，自蔡元培离京南下之后，国务院总理龚心湛和教育部代总长傅岳棻（总长傅增湘此时已辞职）也三番五次来电慰留，傅岳棻甚至还委派教育部秘书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一起去杭州组成迎蔡北归复职的代表团。

5月9日，既然学生已被保释回校，蔡元培于是给北大师生留下一纸寓意晦涩的辞职启事，就不辞而别了，连行踪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取道天津，从天津搭火车南下上海）。该启事写道：

启事的后半部分，即“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之后的文字，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很好理解，但解释辞职原因的那两句却因塞入了分别取自《风俗通义逸文》和《诗经》的句子，意义变得非常隐晦。本来，“我倦矣”之后，可紧跟“我欲小休矣”，表示辞职原因，然后再接上后面的辞职声明。虽然这样依然没有说明因何而倦，但给予他人解释的空间却变大了。如此说来，塞入这两句古文，恰恰是为了缩小解释的空间，也因此“惟知我者谅之”。北大学生想弄清蔡先生引这两句古文的含义。一个名叫常惠的学生于是给国文教授程演生去信询问。程的答复如下（1920年，北大准备出版蔡校长的言行录，其中收录了程演生给常惠的这封信，当书稿呈给蔡校长过目时，他在程信中加了两条案语。为参照蔡元培自己给出的解释，我这里抄录的是蔡元培加了按语的程信）：

蔡元培的辞职启事等于给北大师生出了两道殊难解其意旨的古文题，但事过境迁之后，他却断然否定了他人的过度阐释，自己给出了一个相当平庸且重复的解释。如果仅为了说明“积劳致死”和“劳则可休”，则不必如此麻烦地引用这两句古文，而且其中一句还十分偏僻。按蔡先生的文体风格，多数时候直言不讳，虽偶尔委婉，但不至艰深难解。引两句哑谜似的古文，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意思。换言之，他有不得不说而又不能明说的苦恼。能体此意者，可能只有胡适和蒋梦麟（五四以后，胡、蒋两人的教育思想迅疾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靠拢，胡适更是大批“主义”——主要指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显然，这两句古文大有深意，而非蔡先生后来解释的那么简单。

或许，我们可以在蔡元培上一年5月向总统和教育部递交的《辞北大校长职呈》中找到一些线索。与1919年五四运动相比，1918年5月22日北大学生的请愿游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为要求政府废除“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北大学生结队走出校门，前往总统府请愿。队伍出发前，蔡校长赶到学校加以劝阻，未果，便立即向总统和教育部递交了辞呈。两封辞呈内容多有重复，但呈给教育部的那一份对辞职原委交代得比较详细，兹录如下：“窃元培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办理不善，早承洞鉴。顷本校学生对于‘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曾蒙总长面嘱，以该约并无危险等情，宣告于全体学生，元培谨已遵行。不意昨夜学生开会讨论，决议于今晨八时由各班长率全体学生诣总统府要求废约。元培特于七时到校，多方劝告，并许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而彼等不肯听从，毅然列队进行。元培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奉职无状，谨此辞职。”[15]经总统、教育部和北大的慰留，蔡元培收回辞呈，而学生的请愿游行也以总统向他们保证“不以牺牲国家利益”而和平结束。在这两份辞呈中，蔡校长无一字涉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的辞职，是因为学生不听他的劝告，而他作为校长，未能尽到训导和约束学生的作用，故引疚辞职。我们再来看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的一个长篇脚注中对蔡元培1919年5月9日的辞职启事的分析：

程演生对启事中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的解读，是蔡校长“恐溺身于害”，仿佛蔡校长考虑的是身家性命。由于当时社会上谣传曹汝霖和章宗祥已出资300万雇人暗杀蔡校长，那程的解释似乎有某种可信度（其实，5月7日上午，在4日下午遭学生痛殴而依旧躺在医院的章宗祥令其妻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杜威6月24日发自北京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学生造反》的电讯稿（载纽约《新共和》杂志），也谈到了军阀的密谋，其中说：“各省纷纷谣传中国军阀为了打倒反对势力而准备好要走屠杀的极端。谣传甚至要来一场政变，以求永久稳固军阀和亲日派政府的把持。北京大学校长因为是新知识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领导人，为军阀所憎恶。他辞职后突然隐匿不见了。因为根据报道，不但是他自己的性命，连那些数百学生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17]杜威是应蔡元培之邀来北大教书的。他5月1日由日本坐船到上海，见到了从北京南下上海专程迎他北上的胡适和蒋梦麟（都是他在哥大的弟子），并在上海盘桓有日。他们三人并未目睹5月4日的北京学潮。

［杜威］

杜威不懂中文，所谓“根据报道”，无非是根据外文报纸的报道以及别人的转述，但这个“别人”不会是胡、蒋两人──他们自己也是通过报纸和北京来信了解北京的事态的，对其详情并不十分了解。但可以肯定，尽管他们会向杜威谈起北京的事件，却不会散布诸如“屠杀”、“政变”之类的谣传，以为本已汹涌诡谲的政潮添乱，他们此时考虑的是如何迅速恢复大学秩序。其实，留在上海的蒋梦麟（此时胡适已经回京）在化解上海的学生运动上出了大力，他在5月26日致信胡适中说：“上海今日罢课，弟等已将舵把住，不至闹到无意识。”6月13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实在担不起第二[遭]的乱子。罢了罢了，快快闭门读书罢。”在同日写给北大学生罗家伦的信中，他又说：“学潮至此已告一段落。沪上因工人相继罢工，危险之极，幸而免。此后吾人但抱定宗旨，信仰惟学可以为人，惟学足以救国，誉毁成败等浮云耳。”[18]这一段时间，蒋梦麟不仅与蔡元培时常来往，而且与已北上的胡适和杜威通信甚密，互通情报。杜威不仅知道蔡元培身在何处，而且知道教育部已派员敦请蔡校长北上复职。可是，这位强调“证据”的实验主义哲学家为何向美国发去一篇捕风捉影的报道？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其实也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政治失败，因为和会的欧洲战胜国的代表实际上否定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而且他曾建议德国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而不是转给日本。杜威就像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样不希望看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因此传播一些于这个政府不利的谣言，肯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驻华使馆也支持学生的反日运动，在北京当局拘捕学生后，美国使馆曾对北京政府施压。

杜威的报道中还有一句提到蔡校长的话（“北京大学校长”），说他受到军阀的威胁，“辞职后突然隐匿不见了”。但杜威不仅早就知道蔡先生身在何处，而且在上海时就和蔡先生见过面，因为蔡先生自辞职出京后，中经天津（在天津还发表了讲话），早已回到上海（和杭州），而教育部和北大派来的代表也正在与蔡先生商量回任的事。

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仅会混入各种政治势力，也总会伴随大量的谣言。此乃社会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在野的或竞争的各政治势力有自己特定的政治动机，它们乐于散布任何不利于当局的谣言，以维持运动的活力，陷当局于尴尬之境，削弱其合法性。不过，即便曹、章两人可能对蔡先生恨之入骨，也不会笨到共同出资300万雇人暗杀蔡校长并笨到使这一计划泄露出去以致闹到人人皆知的程度。何况蔡先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十多年前，为推翻满清政权，建立共和，他是一个时刻活在刀尖上的老革命党。清光绪三十年（1905），他参加暗杀团，并将暗杀团扩大为光复会（任会长），当次年邹容死于上海西牢时，他为邹筹办丧事，而且在这一年开始学习制造炸弹。民国的建立，使他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不再陷入革命和动乱，而是一个建设时代，而建设需要人才，这正是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高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治校理念的原因。

蔡先生以添加案语的方式否定了程演生对辞职启事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和“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句的解读。但蔡先生自己的解释也站不住脚。如果“杀君马者道旁儿”被解释为“积劳致死”，“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被解释成“劳则可休”，则两句的意思就几乎重复了，取一句即可。更不好解释的是，按蔡的案语，既然辞职是因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那也只是人之常情，可能会有一点伤感，但断断不会“自伤之情”达到“抑何深痛”的地步。

《蔡元培》的作者蔡尚思则将两句古文分而释之：“一年以后，[蔡]又解释说，引《风俗通义逸文》典故，‘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决不是责怪学生’；引《诗经·民劳》两句，‘但取劳则可休一义’，不是讥讽执政。蔡先生和学生一样爱国，但他觉得学生行动过于激烈。北洋政府可恶可恨，但蔡元培无能为力，可以不合作，却不敢彻底决裂······蔡元培留笺出京是一种消极的抵抗。”[19]这种阐释将“杀君马者道旁儿”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句古文并列起来，仿佛一句对一事。

但启事中“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老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更可能是因果关系，是因为“倦”才欲“休”。倦，《辞海》的相关释义有三条，即“疲劳、懈怠、厌倦”，兼言心理和身体，但蔡先生的解释等于把“我倦矣”完全限定在身体方面，仿佛在1919年5月9日时年五十二岁的蔡先生突然担心起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因惜命而辞职南归。倘若原因如此简单，只涉及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那直言便是，他人也不会误解，为何非得引两句古文，仿佛故意叫人费解？此外，如上文所说，倘若仅因担心“积劳致死”或感到“劳则可休”，那启事中透露出的那种深痛的自伤之情也不好解释。

尽管程演生和蔡本人不认可将《诗经·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阐释为“讥讽执政”，但这却是当时人和后来人的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毛诗序》就是这样解释《民劳》的：“《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如此一来，蔡元培引《民劳》中的诗句，就似乎是冲政府去的，是蔡元培自比召穆公，讥刺对造反学生压制甚厉的“厉王”的政府。但同样根据《毛诗序》的解释，《诗经》中“下刺上”的诗句比比皆是，如《羔裘》“刺朝也”，《楚茨》“刺幽王也”，《信南山》“刺幽王也”，《甫田》“刺幽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等等，为何选择《民劳》？《郑笺》虽沿袭了《毛诗序》的“召穆公刺厉王”一说，但又有所偏离：“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虽刺厉王虐政，但同时也讥刺虐政下的人民作奸犯科、恃强临弱和以众欺寡。朱熹的解释更倾向于后一种：“《序》说以此为召穆公刺厉王之诗。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辞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然其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苏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维无良之人将悦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后柔远能迩，而王室定矣。”倘若蔡氏意在讥讽执政，则不会自伤若是。何况，他本人就是政府任命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实际上，自1917月1月9日正式上任，到1919年5月4日运动爆发，政府并没有干涉过北京大学的内部事务，这也是北京大学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拢聚了如此之多政治信仰彼此不同甚至水火不容的学者的原因。他没有道理讥讽政府，顶多会认为政府对5月4日事件处置失当，同时认为学生的行为过火（实际上，连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感到学生的行为过激，他们劝导学生采取温和行动）。

但这还是没有解决启事中透露出的那种深痛的自伤之情。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的失去才会如此自伤，仿佛自己花了如此之多的心血从事的一项伟大事业居然片刻间归于虚无。如果这样解释，那蔡元培引《民劳》来说明“我欲小休矣”，就不是因为“劳则可休”，而是“忧时感事”。这就接近了朱熹对《民劳》的解释，而如果认可这一点，就等于接受了朱熹关于《民劳》为“同列相戒之辞”的说法。以此说来，蔡先生引用《民劳》，既不是为了讥刺执政，也不是为了说明“劳则可休”，而是痛感“无良之人”的做法使他筚路蓝缕建立起来的学术乌托邦毁于一旦，而他感到自己已无力挽救这一局面。殿堂既毁，他只好隐去。“我欲小休矣”一句，其中的“小休”是顺势沿用“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中的“小休”，其意不是“休息片刻”（众解家多有误解），因为“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中的“小”不是实词，而是语气助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此诗]历言‘小康’、‘小休’、‘小息’、‘小憩’、‘小安’者，非谓民劳之甚，宜小小安息之也。古人以‘小’为语词，犹以‘大’与‘中’为语词也······此诗上言‘劳止’，以‘止’为语词，若但言‘汔可康’、‘汔可休’则不辞，故以‘小’字助之成句，非谓民不必大安息，且小安息之也。‘小’为语助，盖失其义久矣。”[20]简言之，“我欲小休矣”等于“我欲休矣”。休，除了“休息”的词义，还有“辞官”、“辞职”，如《杜工部草堂诗笺·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既然“小休”意为“辞职”，那就与蔡元培“劳则可休”一说不搭界了。

 弄清了蔡元培引《民劳》的用意，再回过头来探究他引《风俗通义逸文》中“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的用意，就比较容易获得底解。此句已隐含了一种空间的转换，即“马厩”与“道”，也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一个开放的空间。此马本来养在马厩里，不事驰骛，但乘者却将它骑到了大道上，而且在道旁儿的激励下，将其驰骋至死。我们知道，蔡先生经常使用这一组空间概念：校内/校外，大学/社会、学术/政治。大学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以学术为其惟一目的的地方，在这样的独立环境里，才能使学术获得进展、学生获得培养（养马而肥），但这匹马被“乘者”（学生政治组织或者“学生政治参与热情”）骑到了外面，并在“道旁儿”（社会各界以及校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激励下，不停地驰骋，终至累死。他梦想中的“学术国”就这样名存实亡了。其实，引“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底解，在1919年8月蔡元培发表的《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

文中提到的“诸君十日三电”，指北大学生1919年7月10日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向远走杭州的蔡校长拍发的三份内容相近的电文，其中之一为复电：“佳电蒙允不坚持初志，感激之私，无任涕零。自先生恝然[冷淡状——引者]南旋，生等夙夜诋惧，茫无所归。不图今兹复得承教君子。旷时废学，惟有痛心。兢兢自守，辛无陨越。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万不至逾越轨范，以贻先生忧。校务万端待理，请即日北上。临电迫切，惟先生命之。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叩。”[22]实际上，蔡先生是在学生代表向他保证“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两项条件后，才答应北上回职的。[23]这种表态又见蔡氏1920年5月《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此文开篇肯定了五四学生运动对于唤醒国民爱国之情的积极作用，但很快笔调一转，写道：

蔡先生在此两文中将学生运动一喻为“牺牲”，二喻为“损失”，再喻为“自杀”（与启事中“杀君马”意同）。社会各界“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引起[诸君的]虚荣心”，等等，恰似乘君马者因“道旁儿”的惊羡而产生虚荣，驱马狂奔不息（注意蔡氏将其喻作“夸夫逐月”，逐“月”而死）。“道旁儿”不是指学生，而指“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的校外社会各界以及南北各种政治势力，他们又是开会又是发电，既对学生的政治行动表示敬意，又希望他们继续（例如此时称北京政府为“伪政府”的南方的孙中山希望学潮“继长增高”[25]），学生在虚荣心和政治参与热情的驱使下，不惜以牺牲学术为代价，来从事政治运动。“学术”这匹肥马因学生的过多的校外政治参与而累死了，死于道旁儿的鼓励和乘者的虚荣。胡适在五四之后写的一段文字，也可作为参照：“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也就习惯于使用权力。”他劝学生回到自修室和图书馆，在那里先“把自己铸造成器”。

［蒋梦麟］

这也是蒋梦麟的观点。他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谈到五四学生运动时说：“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了全国舆情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促，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已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26]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