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21世纪，对于国内外学术界而言，尼古拉·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除了十月革命前后有零星的悼念文章论述其哲学思想之外，学术界对斯特拉霍夫的研究根本无从谈起，甚至其著作都难觅踪影[1]。具体到他对托尔斯泰作品的阐释，近一个世纪以来更是寥若晨星。在2003年出版的《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全集》序言中，素以研究托尔斯泰而闻名的加拿大学者东斯科夫（A.Donskov）曾说：“令人惊讶的是，迄今对于斯特拉霍夫生平与著作的学术研究是如此之少，尤其在涉及到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托尔斯泰文学联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

［斯特拉霍夫］

然而，斯特拉霍夫又决非无足轻重，他是作家生活中的知己，被称为“少数几个深刻了解托尔斯泰的人之一”、“敏锐而聪明的鉴赏家”[3]。他与作家的通信集早在1914年便由于托尔斯泰博物馆协会出版，是托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另一方面，作为19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对托尔斯泰中后期作品的阐释。正如俄罗斯学者斯卡托夫（Н.Скатов，1931－）指出的：“发现并确定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这一荣誉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拉霍夫。”[4]批评家的阐释甚至得到了托尔斯泰本人的肯定。1877年4月，托尔斯泰在给后者的信中说：“我害怕评论，也不喜欢评论，更不喜欢赞扬，但不是指您的而言。您的评论和赞扬使我高兴并鼓舞我写作。”[5]托尔斯泰甚至根据斯特拉霍夫的意见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修改。

［《战争与和平》列奥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插图］

［《战争与和平》列奥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插图］

根据斯特拉霍夫自述，两人最初属于文字之交。托尔斯泰对于斯特拉霍夫在1866——1869年间所写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极为满意。斯特拉霍夫此时正好主持《朝霞》（Заря，1869－1871），也希望托尔斯泰能成为撰稿人。从1871年6－7月间，斯特拉霍夫登门拜访托尔斯泰开始，到1896年初斯特拉霍夫去世，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两人在文学上的互相欣赏构成了其相识相知的基础，这一点是托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斯特拉霍夫传记的作者琳达·格斯坦因（Linda Gerstein）曾指出：“作为一位作家，他的主题是俄国必须从西方文化的统治下获得解救，从而发掘自身的个性。”[6]这一点在批评家的身后遗作《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历史与批评随笔》[7]中得以鲜明体现。在笔者看来，这个主题分为两步：其一是“破”——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其二是“立”——确立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特性。从反虚无主义到根基主义，实际上正是这个主题的具体体现。

19世纪50年代末，正在为《明灯》（Светоч）杂志撰稿的斯特拉霍夫认识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鼓励下开始积极参与文学评论工作，成为“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的著名理论家之一[8]。从这个时期开始，斯特拉霍夫与格里戈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1822-1864）、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等一起，参与了60年代俄国思想界的多次争论，对虚无主义思潮做了有力的反驳。客观地说，斯特拉霍夫并不全盘否定虚无主义。然而在他看来，一种有价值的否定最终要以某种更具积极性的价值观为寄托，否则容易陷入否定的怪圈。在他看来，“否定、怀疑、好学——这只是自由思想工作的第一步，不可避免的条件。之后将是第二步：以积极的思考走出否定，将认识提高到更高的层次。”[9]如果说，虚无主义只是60年代俄国文化思潮并不成熟的一种走向，那么反虚无主义最终需要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思想方能取而代之。在这个问题上，斯特拉霍夫提出了以本民族文化为本，借鉴西欧文化，走有俄罗斯特色的文化建设之路。这种观点，在他著名的政论文章《致命的问题》中得到完整的表达。

1863年，波兰爆发争取独立的斗争，俄国文化界多数人士爱国心切，纷纷对波兰表示谴责。与那些非此即彼的立场不同，斯特拉霍夫选择了从文化角度来审读这次波兰事件。他在4月份的《时报》（Время）上发表了署名为“俄罗斯人”的文章《致命的问题》。文章从当前波兰问题出发，指出两派的争论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波兰人起来反对我们就是有文化的民族反对文化低，甚至没文化的民族。……波兰一开始与欧洲其他地区是平等的。它和西方民族一样接受了天主教，与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科学、艺术、文学及所有文明的领域，波兰常常关注欧洲其他成员国家并与之竞争，从未把那些落后的，异端的国家视为自己人。”[10]在这里，所谓“落后的、异端的国家”指的就是俄国。事实上，19世纪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悖论是国家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大和文化上的盲目崇外。俄国以强大的武力征服波兰，甚至成为“欧洲的宪兵”。可就文化层面而言，俄国更多地是在模仿西方，思想独创性甚至比不过波兰，所以波兰才会反抗。因此，批评家认为，俄国要最终解决波兰问题，首先要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特质，摆脱西方的影响。波兰并不像有些革命民主派说的那样值得同情，因为它明明是斯拉夫国家，却偏偏去寻求西欧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根基，因此它亡国了。但它的命运却可成为俄国的前车之鉴：大国的崛起，至少在文化上必须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应该说，斯特拉霍夫的思考跳出了现实政治层面，真正从文化冲突的高度来看待波兰问题，这显然是一种超越。[11]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插图］

文化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它必须有具体内容来做支撑。对于批评家来说，若无本土作家的创作实践作为依据，坚持本土文化立场便是一句空话。因此，俄国精神的独特性必须在文坛找到合适的代言人。此时，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托尔斯泰进入了批评家的视野，此时托尔斯泰已发表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作品，隐隐有大师之相。更重要的是，作家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唤起了批评家的共鸣。因此斯特拉霍夫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他对托尔斯泰的阐释之路。这种阐释的意义，正如斯特拉霍夫本人坦言：“不在于我最早宣称托尔斯泰为天才并将其归之于伟大俄国作家之列，更主要的在于我对作家精神的理解，与其内在的共鸣为大家揭示了作品的深度。请读者来判断，我对托尔斯泰意义的理解是否正确完整。”（Ⅲ）

虽然今天对托尔斯泰作为史诗诗人和心理诗人的评价已成定论[12]，其发明权也公认属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文坛有激进派与唯美派论战，出于争取托尔斯泰的需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章中避而不谈作品的思想内容，仅谈作为艺术手法的“心灵辩证法”。斯特拉霍夫则突破了这一约束，除了强调作家的创作特色在于“异常细腻和真实的心灵活动的描绘”之外，更进一步提出：“诗人追求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艺术家追求留存在人的心灵中的美——追求每一个描绘的人物身上天赋的人的尊严，总之，努力找到并确切地断定，人的理想的企求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195、196）“人的尊严”、“人的理想的企求”——这一切以人为本的理念构成了斯特拉霍夫论述托尔斯泰的最初切入点。由此，他进入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世界。

在批评家看来，托尔斯泰的天才创作力量来源于“生活的信念”和“对人民的热爱”。有了“生活”和“人民”，一个作家就有了根本的创作根基。在第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著作》（1866）里，批评家首先介绍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够了》（1865）及皮谢姆斯基的《俄国的骗子》（1865），前者体现了屠格涅夫深深的颓废乃至虚无；后者则反映了作家愤世嫉俗的心态。斯特拉霍夫认为：相较于前两者，“只有托尔斯泰伯爵直接提出了令我们关注的任务，即直接描绘那些人，他们缺乏理想却努力追寻思想与情感的美好表达，并在这种追寻中为之痛苦。”（151）换言之，在当时那么多文学家揭露社会阴暗面，甚至对社会产生绝望的时候，托尔斯泰作品的人物努力追寻生活的意义，这一点首先就值得肯定。“托尔斯泰伯爵的人物究竟干些什么呢？他们的确在世上游荡，怀着自己的理想，寻找生活美好的一面。”（168，斜体字为原文所有）所谓的“生活”（жизнь），也可以译为“生命”。这一概念是斯特拉霍夫用以与虚无主义的“理论”（теория）相对立的。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里，“生活”这个概念将会一再出现。[13]

［托尔斯泰］

批评家的第二、三篇文章是《论<战争与和平>1－4卷》（1869），主题仍然是生活，尤其是俄国人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说以1812年战争为背景，但斯特拉霍夫没有象同时代人那样将该作视为历史小说或者自然派所谓的“揭露小说”。这固然与他看问题喜好抽象有关，但也确实体现了批评家的独到眼光。按照斯特拉霍夫的理解，1812年战争之所以被选作小说背景，只因为这个阶段是俄罗斯民众生命力迸发的最明显时期。作家的描写对象就是俄罗斯人的这种生命意识。在小说中，它被表现为“纯正的俄罗斯英雄主义，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内的纯正的俄罗斯式英雄行为，——这就是托尔斯泰伯爵所赐与我们的，这也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对象。”（282）俄罗斯人的生命意识具体表现在“纯朴、善良和真实”这三个方面。小说的意义也正是在于：“纯朴、善良和真实在一八一二年战胜了违反纯朴，充满了恶和虚伪的力量。”（281）在斯特拉霍夫看来，“俄罗斯的精神境界比较纯朴、谦逊，（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它表现为一种和谐，一种力的平衡。”（282）与此相比，19世纪下半期的西欧已找不到这种“和谐”与“平衡”。斯特拉霍夫此种观点虽有民族情感在内，但他对西欧文化的评论却非空穴来风。它上可追溯到赫尔岑对西欧市民阶级的批判，及斯拉夫派对俄国村社的赞美，下可联系至尼采、斯宾格勒对欧洲文明堕落的抨击。时隔不久，就有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回到酒神精神”与之遥相呼应。上帝因何而死，西方为何没落，不正是由于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和谐与平衡吗？

不过在批评家看来，仅仅提出“生活”这个概念并指出其意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具体的形象表现，就好像《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成为虚无主义者的代名词。于是在批评家看来，《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就成了俄罗斯民族生命力的真正展示者。批评家指出：“涉及到士兵卡拉塔耶夫的少许章节在整个故事的内部联系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几乎盖过了我们描写平民百姓内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文学作品。”（270）小说本身对卡拉塔耶夫着墨不多，但所写之处却意义重大，他是促使主人公皮埃尔发生思想转变的原因之一。这个人物“作为最深刻、最宝贵的记忆和作为一切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永远铭记在皮埃尔的心中。”正是在卡拉塔耶夫的影响下，皮埃尔“觉得，原先那个被破坏了的世界，现在又以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灵魂中活动起来。” [14]作为俄国“平民百姓”的代表，卡拉塔耶夫魅力之所在，正在于他没有那么多的理论来对现实表示不满乃至否定，他对生活充满着感恩之心[15]。所以，卡拉塔耶夫的人生是简单的，也是充实的，因为它建立在对热爱生活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对应的，有的人物即使满怀高尚的理论，在生活中甘于自我牺牲，但因脱离了真正的生活，在作家看来也算不上“真正的人”。罗斯托夫家的表妹索尼娅便是如此，她主动放弃婚约，成全罗斯托夫与玛丽亚的婚事。这样的人却被作家视为“一朵不结果的花”，丧失了真正的生命力。

然而，如果仅仅将托尔斯泰看作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展示者，那么作家的世界性意义仍未得到揭示，1812年卫国战争也只是沦落为作家笔下重现俄国特性的一次历史事件。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阐释的意义便在于：他不但揭示了作家创作的核心概念——生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俄罗斯的生活”是俄罗斯民族存在的根基。从该书的创作史也可知道，作家之意不仅在于追述历史上的贵族人物，更在反思当下的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民族确立当代英雄的典范。罗曼·罗兰指出：“的确，《战争与和平》一书底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底复活，民族移殖和国家争战底追怀。”[16]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人寻找民族自我、发掘民族根基的最初尝试。在批评家看来，这种努力的结果——《战争与和平》就是“与西方斗争的一种新武器”（296）。在小说中，斗争焦点在于民族的对抗，即1812年的卫国战争，尤以波罗金诺战役为最。

［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认为：“战争从俄国这方面来说是防卫性质，因此具有神圣的民族特征；从法国那方来讲是进攻性的，具有暴力和非正义的特征。……法军代表了一种世界主义思想，他们动用暴力，杀戮其它民族；俄军代表了一种民族的思想，他们热心捍卫一种独特的天然形成的生活制度和精神。正是在波罗金诺这个战场上提出了民族的问题，俄国人赞成民族性并首次解决了这个问题。”（213）法国所代表的近代西方世界，信奉的是不断扩张，努力进取的“浮士德精神”，他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也给世界带来灾难。相应地，俄罗斯民族强调的是热爱生命，与世界的和谐共存，其根基便在于“独特的天然形成的生活制度和精神”，这种根基的外在体现便是那种“纯朴、善良和真实”的“俄罗斯英雄主义”。批评家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出：“《战争与和平》的全部内容似乎就在于证明谦恭的英雄主义比积极的英雄主义优越，积极的英雄主义不但到处遭到失败，而且显得可笑，不仅软弱无力，而且极为有害。”（284-285）看似憨憨傻傻的库图佐夫打败了横扫欧洲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性最有力的表现。事实上，这种与西方世界全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斯特拉霍夫等“根基派”看来，恰恰成为了俄罗斯能拯救世界，成为第三罗马的原因之一。托尔斯泰晚年提倡的托尔斯泰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俄罗斯民族这种纯朴善良，善于忍耐的基础之上。

斯特拉霍夫这个观点甚至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同。后者在信中予以高度评价：“正是您在读到波罗金诺会战时所说的一番话既表达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全部实质，也表达了您对托尔斯泰的看法。似乎不可能比这表达得更清楚了。民族的俄罗斯的思想几乎表述得淋漓尽致。”[17]在批评家看来，《战争与和平》不但体现了俄罗斯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斗争，这部作品本身的出现，就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在长期偏离正道，将各种病毒带入肌体并引发各种症状之后，最终恢复健康。”（308）而决定其健康的根源便在于生活，尤其是俄罗斯的生活。只有与俄罗斯生活建立直接的联系，才能避免西方的影响，避免虚无主义，这是斯特拉霍夫的最终结论。

《战争与和平》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最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最鲜明的民族色彩，创造了这一切的托尔斯泰自然也成为俄国文学民族性的体现者。1884年法国批评家沃盖（Вогюэ）在《罗斯》（Русь）报上发文谈及托尔斯泰[18]，针对他的某些观点，斯特拉霍夫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在文章最后，斯特拉霍夫指出：“宗教，的确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而圣人则是它的最高理想。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救赎就在于这深刻的民族生活之中。……列·尼·托尔斯泰显然是其直接的表达者和代表者之一，因此对我们来说，无论他的创作怎样模糊，片面甚至错误，都极为重要并富有教诲。”（387）

在这个问题上，批评家甚至与相知多年的老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争执[19]。在1868年底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我发现，您非常崇敬列夫·托尔斯泰。我同意，他有他自己的话说，不过少了一点。话还得说回来，我认为，在所有我们这些人中他已经说出了最独特的话，因此关于他还是值得一谈。”[20]作家在这里提出两点：一、托尔斯泰是独特的；二、托尔斯泰的独特性尚不明显。这显然是对斯特拉霍夫将托尔斯泰推崇为俄国文学民族性体现者的一种有限认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看法终生未变，尤其在后来斯特拉霍夫将托尔斯泰与伏尔泰、普希金等大师相提并论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无法接受：“您文章中有两行谈及托尔斯泰的文字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您说，列夫·托尔斯泰堪与我国文学中一切伟大现象相媲美。绝对不能这么说！”[21]当然，两人对托尔斯泰评价的不同，是否也有作家文人相轻的成分，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22]。

俄国学者马尔切夫斯基（Н.Мальчевский）认为斯特拉霍夫是在别车杜等人的“革命性”哲学与19－20世纪之交的“宗教性”哲学之间另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之路。对于他来说，斯特拉霍夫是“独立俄国哲学的第一批代表之一。”[23]笔者以为，这条独特的理性主义之路，就其文学层面而言，最充分的表现于对托尔斯泰的论述之中。从对作家作品中生命意识的发掘，到将生命意识确立为俄罗斯民族的根基之所在，最终确立托尔斯泰作为民族根基的表现者。这便是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的阐释之路，也是他寻找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努力之路。

翻开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史，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立。激进派的尼·谢尔古诺夫（Н.В.Шелгунов，1824－1891）在《Д.И.皮萨列夫的著作》（1871）中指出过这一现象：“在40年代，我们只有一个（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别林斯基及整整一代的小说家；如今却相反，同时有几位著名的批评家和政论家，但几乎没有一个小说家。”[24]别林斯基论果戈理，杜勃罗留波夫论屠格涅夫，最终结局都以分道扬镳而告终。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分裂，原因有多方面，此处不拟展开。因此，在整个19世纪的大背景下，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的阐释能得到托尔斯泰如此肯定，并由此产生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长期友好互动，这一现象显得弥足珍贵。难怪托尔斯泰曾说：“命运赐予我的幸福之一就是有了尼·尼·斯特拉霍夫。”[25]

［果戈理］

笔者以为，两者之间这种难得的和谐共处，互相促进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首先来自于批评家“理论上宽容”（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терпимость）的批评观。斯特拉霍夫在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论战过程中，确立了批评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后来曾说：“我遵循正确的道路。我不与艺术家争辩，也不急于给自己分配作家审判者的角色，我不喜欢将作家个人观点对立起来，然后提出我自己观点，似乎这些比那些更为重要。总之，我努力地去把握作家的意识，去挖掘俘获我的那种强烈有力的快感，去理解这种力量从何而来，由何而成。”（311）这种充分尊重作家创作主权的做法自然赢得了作家的欢心。与此相反，杜勃罗留波夫曾以《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对《前夜》做了过于激进的阐释，这种无视作者主观意图的做法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终因违背了作家的出发点，导致了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决裂。

托尔斯泰成名较早，又兼家境优越。种种条件使得作家一方面在写作时对文字精打细敲，另一方面则使他在面对编辑和批评家时对自己的文字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斯特拉霍夫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自己的文句，哪怕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语句，他都坚决捍卫，不同意做毫无必要的改动。”[26]这种情况对生存至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斯特拉霍夫的文章要想获得作家认可，显然不能像杜勃罗留波夫那样随意发挥，必须在掌握其个性的基础上对其作品做严谨剖析，令作家心悦诚服，事实也果真如此。正如同时代人所指出的：“他（指托尔斯泰——引者注）一向珍视尼·尼·斯特拉霍夫在创作方面给予他的忠告。”[27]

其次，两人在某些问题上的共同态度是促成彼此和谐共处的又一因素。正如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指出：“您对我的好感和我对您的好感是基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寻常的亲缘关系。”[28]笔者以为，“这种不寻常的亲缘关系”应该是指在西欧文化、虚无主义等几个问题上的共同看法。1857年的西欧之行使托尔斯泰对西欧文化充满怀疑乃至否定，他的《卢塞恩》等作品对西欧文明的虚伪性做了批判，揭露了科学繁荣与社会进步的背后蕴藏着人性的堕落。斯特拉霍夫虽然没有完全否定西欧资产阶级文明，但对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功利主义、唯物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共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不是现代教育的真正代表，只是教育产生的畸形儿，他们之所以有力正因为他们充斥着类似远古宗教似的形而上学、狂热、盲目信仰。”[29]托尔斯泰不喜欢激进浮躁的虚无主义，不但在日常通信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加以嘲讽，还专门写过《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来对此进行驳斥。斯特拉霍夫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因此，两者某些观点上的志同道合对彼此友谊的促进显然不无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并不意味着他全盘接受后者的观点。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生活场景倾注了大量精力，这也这是小说最迷人之处，但他到最后还是在喋喋不休，希望阐述一个自己都不清楚的核心思想[30]。恰恰在这一点上，斯特拉霍夫与之并无共鸣，他在给И.С.阿克萨科夫的信里直言不讳：“托尔斯泰在抽象地论述论述宗教时，写得很差；但他完全没能表达出的情感（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我直接根据人物、语气及言词就能体会到，具有非凡的美。”[31]因斯特拉霍夫之文学批评最善从生活细节处把握作品之美，终其一生，他最恨各种体系与核心思想[32]，自然也不喜托尔斯泰之喋喋不休。在批评家去世后，莫斯科心理学家学会通报（斯特拉霍夫在1894年被选为该学会荣誉会员）曾有如此评价：“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知识多面的人，一位敏锐深邃的思想家，杰出的心理学家及美学家，尼·尼·斯特拉霍夫体现了杰出的个性——对自身信念之坚定，因此他从不害怕与科学、文学思潮中的主流做斗争，反对片刻的激情，起而捍卫那些伟大的哲学、文学现象，后者在当今遭受了嘲笑与迫害。”[33]试想，一位信念如此坚定的人，即使在伟大如托尔斯泰者面前，又怎会轻易称臣？他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实际上也开了苏联时期托学研究的先河。

在回顾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阐释时，斯特拉霍夫曾说：“我不仅因迅速理解《战争与和平》的无限伟大价值而被奖赏，我想我还配得上得到更重要的奖赏：在某些方面我把握了这部作品的灵魂；我找到了那些观点，那些范畴，由此可以判断，我揭示了历史与我们文学进程的联系。”（312）这份历史，在今天看来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托尔斯泰的作品，便是这份历史的最生动见证。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由斯特拉霍夫来揭示的。

［《战争与和平》列奥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插图］

考虑到斯特拉霍夫的写作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末，彼时的俄国主流评论界尚未意识到托尔斯泰的伟大意义。自由派批评家П.安年科夫用欧洲历史小说的标准来看待《战争与和平》，认为作品人物性格发展停滞，“全部作品的根本缺陷就是缺少小说的情节发展。”[34]另一位激进派批评家Д.皮萨列夫则干脆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贵族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创作意义的阐释，本身就具有一种创新的意义。同时也正是在他的阐释下，托尔斯泰及其创作的世界性意义逐渐为俄国文化界所接受。联系到19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崛起，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斯特拉霍夫的这种阐释不是单纯的作家作品分析，这更是对俄国文化独特性的挖掘，这是俄国批评界在摆脱了西方思想影响后的创造性思考。正如哲学家格罗特（Грот，Н.Я.，1852－1899）在悼文中所说：“斯特拉霍夫之伟大之处，便在于他是尤为热情鲜明地号召俄国人独立思考的人之一。”[35]进入20世纪之后，革命与战争的硝烟很快将这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带入云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然而，遗忘不等于消灭，理论同样可以长青。跨入新世纪后的俄国思想界流行文化“寻根热”，今人试图从中觅得“俄罗斯思想”复兴的力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雪藏之后，斯特拉霍夫的名字又再度被提及，再度得到高度评价。借用某研究者的话说：“我希望，对斯特拉霍夫思想张力的审视将展示19世纪俄国精神生活之某种丰富与复杂。”[36]

注释：

[1]进入21世纪以来，对斯特拉霍夫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升温。仅就俄罗斯而言，除此前散见于报刊的一些文章外，2009年10月斯特拉霍夫家乡的别尔哥罗德大学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资料博物馆，近几年陆续出版了论文集Н.Н.Страхов в диалогах ссовременниками.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культура понимания /С.М.Климова и др.- СПб.;2010.；2011年出版了资料汇编：Н.Н. Страхов：философ,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переводчик.Белгород,2011.；2012年则有Полемика и пониман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черки мышленияи личности Н.Н.Страхова/ Е.Н.Мотовниковаи П.А.Ольхов. .М.;СПб.;2012.该书中有两章涉及到了斯特拉霍夫与托尔斯泰的关系，应该说这是俄罗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专著。

[2]Л.Н.Толстой-Н.Н.Страх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переписк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1 .Slavic Research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and State L.N.Tolstoy Museum, Moscow, 2003.с.ⅩⅤ.

[3]亚·列·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秦得儒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75、402页。

[4]Страхов Н.Н.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Изд-во. РХГИ. СПб.2000.с.34.

[5]Л.Н.Толстой-Н.Н.Страх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переписк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1.Slavic Research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and State L.N.Tolstoy Museum, Moscow, 2003.с.331

[6] Linda Gerstein: NikolaiStrakho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02.

[7]该书共3卷，出版于1882—1895年间，基本收入了1870年代后斯特拉霍夫在文学、文化方面的文章。1969年，海牙的莫顿（Mouton）出版社出了影印版，2010年莫斯科俄罗斯文明学院（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又出版了同名选集，但内容有较大变化。

[8]著名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将斯特拉霍夫称之为“不仅是一个西方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极端的和片面的西方主义者。”参见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笔者以为索洛维约夫这句话更多地出于与斯特拉霍夫论争的缘故，同时也强调了斯特拉霍夫的自然知识背景，但事实上未必准确。因为斯特拉霍夫后来自己说：“作为根基派，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强调他们既非西欧派，亦非斯拉夫派……我认为很有必要将我自己直接定义为斯拉夫派。”转引自Н.Пиксанов и О.Цехновицер ред.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М-Л.,1940.С.256.他的这番表白表明了他最终的立足点还是在俄国文化本身。此外，斯特拉霍夫也跟托尔斯泰表白过自己的思想立场：“我们是保守派，是斯拉夫派及诸如此类，我们只知道什么事不要去做。”参见Переписка Л.Н.Толстого сН.Н.Страховым.Спб.,1914.с.72.

[9]Страхов Н.Н.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б И.С.Тургеневе иЛ.Н.Толстом(1862-1885)  Изданиечетвертое.Киев.1901.с.ⅠⅩ.本文凡涉及斯特拉霍夫文字，除特别注明外，皆出自该书，下仅在文中注明页码。

[10]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2. Киев., 1897.с.92－93.

[11]值得一提的是，正因文章脱离现实，主旨晦涩不清，尤其是文章中对俄国文化的批评最终在俄国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政府。最终的结果是《时报》杂志被勒令停刊，斯特拉霍夫也遭到处罚：15年内不得在任何杂志上担任编委。参见：Страхов Н.Н.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з записнойкнижки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Пб.,1883.с.250.

[12]俄国批评家奥夫夏尼克－库利科夫斯基曾说托尔斯泰既是荷马，又是莎士比亚。参见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8页。当代苏联批评家赫拉普钦科也说：“史诗性叙事和心理描写，这是托尔斯泰反映生活的两个不同的、但有时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方面。”参见赫拉普钦科：《艺术家托尔斯泰》，张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46页。

[13]斯特拉霍夫对“生活”的强调，实质上成为后来托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苏联著名的托学专家米·赫拉普钦科便说：“对生活的史诗式的反映和对待生活现象的有鲜明个性的态度相结合，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巨大的创作成果。”参见米·赫拉普钦科：《艺术创作，现实，人》，刘逢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本文将根据论述需要将其译成“生命”或“生活”。

[14]《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8卷：《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6页。

[15]巴赫金说：“卡拉塔耶夫，这就是单纯。”又说单纯就是“对不必要的复杂化的揭露。”参见：《巴赫金全集》第七卷，万海松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16]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傅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7页。

[17]《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2卷，陈燊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9页。

[18]此文两年后成为沃盖专著《俄国小说》之一部分。此书声誉颇佳，促进了欧洲知识界对俄国文学的认识。

[19]由于国外学界至今没有整理出斯特拉霍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集，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来猜测斯特拉霍夫的评论。

[20]《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1卷，陈燊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06页。

[21]《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2卷，陈燊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23页。

[22]俄苏学者如多利宁（А.С.Долинин）、基尔波京（В.Я.Кирпотин）等人在两位作家的关系问题上，多数强调斯特拉霍夫在其中的负面作用，认为他故意不让两人会面，尤其考虑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斯特拉霍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诋毁前者。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基本附和了俄苏学者的看法，如李明滨：《俄国文坛的一件公案：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载《俄苏文学》，1986年，第2期。但笔者以为，托尔斯泰未能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在于两位作家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斯特拉霍夫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23]Мальчевский Н.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философии // Логос: С-Петерб.чтения по филос. Культуры. Кн.2 Руссий духовныйопыт. СПб.1992.с.34.

[24]Н.В.Шелгун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1974.с.264

[25]《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26]《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册，冯连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40页。

[27]《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册，冯连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28]《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29]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Кн.1. Киев., 1897.с.241.

[30]所以有人说：“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31]И.С.Аксаков—Н.Н.Страхов:Переписка/ Сост.М.И.Щербакова. Оттава, Квебек,2007.с.120.这一点福楼拜在给屠格涅夫的信里也提及，不过那已是1880年的事情了。参见陈燊主编：《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2]关于斯特拉霍夫与托尔斯泰在这方面的分歧，可参见Irina Paperno , Leo Tolstoy’ s correspondence with Nikolai Strakhov:the dialogue on faith.  In Donna Tussing Orwineds. , Anniversary essays on Tolsto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6-119.或者Е.Н.Мотовникова и П.А.Ольхов. Полемика и пониман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черкимышления и личности Н.Н.Страхова .М.;СПб.;2012.с.86-106.

[33]Грот Н.Я. Памяти Н.Н.Страх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психологии，кн.32，1896г.，с.304.

[34]倪蕊琴主编：《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35]Грот Н.Я.Памяти Н.Н.Страхо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психологии，кн.32，1896г.，с.40.

[36] Linda Gerstein: Nikolai Strakho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Introduction. p.Ⅺ.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