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弗朗西斯•培根因贪赃事发被罢官，从此隐居著述，直至1626年去世。在此期间，《宣告一场圣战》（Advertisement Touching A Holy War，1622）成为他归隐写作的第一部作品（确切说是未完成作品），可以说是他新生的一个起点。在书首献辞中，培根向“温彻斯特主教、王室财产顾问兰斯洛特•安德鲁斯阁下”坦言（同时也是向世人宣布）：自己在逆境中想到三位古人——狄摩西尼、西塞罗与塞内加，尤其是后者（培根指出：他因贪腐罪行而被判刑并流放荒岛，从此不问世事，专心著述，其书适用于一切时代）；受古人命运的启示（培根告诉我们：这三人都曾东山再起，但终遭败亡），他决心今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以上帝赋予的微末才智建设永不溃决的堤坝”[1]。在献辞的后半部分，培根介绍了自己的近期著述，其中特别提到两本书：“不久前，我完成了《伟大的复兴》的一部分，我对之非常看重”[2]；这里说的“《伟大的复兴》的一部分”，即今人熟知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他谈到的第二本书，则是《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另外，我的著作《学术的进展》可以说是进一步学习《伟大的复兴》的基础或入门。”[3]事实上，这本书也是培根计划完成的《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的第一部分，如其所说：

这本书是新旧想法的混合，而《伟大的复兴》则是全新的想法，未因趣味不同而对旧的想法略有非毁。我想最好将此书译为通行语并广为扩充，尤其是在第二部分，即论述科学分类（the Partition of Sciences）的部分。这样，我想它可以代为《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从而兑现我在此许下的诺言。[4]

就此而论，如果说《伟大的复兴》（特别是《新工具》部分）是培根思想的核心话语，那么《学术的进展》便是这一核心话语的“源代码”或“元叙述”了。——在培根的“源代码”或“元叙述”中，我们将会发现什么呢？

修辞学

黑格尔在讲述“近代哲学”时，开篇即说到培根：“他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学术的进展》中提出了一部有系统的科学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列出了一个各门科学的总分类；分类的原则是根据不同的精神能力制定的。”[5]然而，黑格尔紧接着话锋一转：这种分类法“对知识的本性一无所知”，因此“科学的分类是《学术的进展》这部著作中最不重要的部分”[6]。

黑格尔

黑格尔的批评堪称犀利，但似乎未能切中肯綮。的确，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列出了一个各门科学的总分类”，然其志决不在此。我们看到，培根在该书第2卷前言部分向当朝（詹姆斯一世）力陈今日学术之弊，其中最后一项（第5项）是“从不或很少有著作家与研究者为公众去探寻那些尚未得到充分耕作或研究的领域”[7]，并最后自道著书本旨：

为此我将尝试进行一场全面、忠实的学术视察，探寻学术领域中还有哪些部分处于荒废，尚未经过人类劳作的开发，将其记录在案，由此把调查结果清楚地标示和记录下来，为公派研究者提供指导并激励个人的自愿探索。[8]

培根声称“我现在的目的只是发现被忽视和缺乏的地方”[9]，似有未尽之意，但是引而未发，直到后面正文第19节最后一段（在此他结束了对理性知识的论述）方才向读者挑明：“指出现有知识的不足也就改变了现有知识的划分。”[10]——原来，培根之意在以“述”为“作”，或者说寓“立”于“破”！

“破”，或者说颠覆古人在现有知识领域的传统权威，是培根此时著述的首要目标。他在《学术的进展》第1卷第4节切入正题，指出“根据理性和经验可以归纳出三种学问病症”，它们分别是浮华、空虚和伪妄；其中，“浮华”之讥指向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空虚”指向中世纪经院哲学，而“伪妄”则指向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如占星学、魔法和炼金术）与教会史（如圣徒神迹故事）[11]。在第2卷前言后半部分（8-15段），培根进而揭举现代学术之弊，并把矛头指向古代学术的最后堡垒——大学：“现代大学的惯例和规定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演化来的，因此更需要重新检验它们。”[12]他特别举课程设置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一个问题自古就有，并且普遍存在，而且我认为是一个错误，这就是大学中的学者在时机远未成熟的时候过早教授逻辑学和修辞学”；然而“这两门学科是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是艺术中的艺术”，如果学生程度不够，“伟大而普遍的艺术就会变得可鄙，沦为幼稚的诡辩游戏和可笑的矫揉造作”[13]。

在这两门“最重要的学科”中，培根尤钟情于修辞学。他在后文论述传达知识的方法时（第2卷第18节）指出：“逻辑学的论据和证明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而修辞学的论证和劝说则因人而异”；因此，“一个人如果对不同的人讲解同一事物，应当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方法”[14]。和古人一样，培根将修辞学理解为说服人的艺术（雄辩术）[15]；但不同的是，他还明确赋予修辞传布新知的作用。如前文所说，培根的工作寓“立”于“破”，所谓“立”，即建立一个理性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尚不可见，而人心又只关注近前事物，但（如培根所说）“雄辩的力量可以把遥远的未来事物描绘得仿佛如在目前”[16]，这样修辞即成为预告这个新世界并说服人们信从的福音书和启示录。在这个意义上，修辞根本是政治修辞，而修辞学其实是政治学（πολιτική）[17]。

培根的寓言

在论述传达知识的方法时（第2卷第18节），培根特别提到：“如果传达的知识是新的、不同于大众的观点，就必须采用另一种方法”；这“另一种方法”就是寓言和类比：“在学问的初始和草创时期，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想法在当时却非同寻常，这时世界上充满了寓言（Parables）和类比。”[18]我们知道，培根曾在《宣告一场圣战》中宣布《伟大的复兴》“是全新的思想”，而他此前更在《新工具》中倡言：“我们现有的学问无助于发现新的事功，而我们现有的逻辑也无助于发现新的学问”，因此“我们必须从根基处重新开始”，“开拓一条古人没有试过也不曾知晓的新路”（培根强调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而由此走向学术的伟大复兴[19]。“现在”通向“未来”，如果从“未来”回顾“现在”，则“现在”正是“未来”曾经的初始阶段。培根为此踌躇满志，但他内心中也深知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决非一时之功，自己只是一个拓荒者和引路人[20]，而为了说服更多人加入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他需要使用并且首先使用修辞，特别是寓言作为“缺乏例证时的权宜之计”[21]，潜移默化人的心灵[22]（这是一个和平说服的过程）而“不至于招致敌意和不满”[23]。

于是，培根在完成《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之后，分别创作了《古人的智慧》（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1609）和《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3/4）等寓言作品。在前一作品中，培根重新阐释了古代的寓言；在后一作品中，他讲述了一个新的寓言。如其所说，“寓言中有哲学”[24]：通过这些寓言，培根“志而晦、微而显、婉而成章”地公布了自己的哲学理想。

我们先来看《古人的智慧》。表面上看，这本书（如标题所示）似乎是对古人的礼赞。所谓“古人”，是指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培根在此专题论述的三十一则寓言全部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不过，他在阐述这些寓言时亦多方援引基督教《旧约》（即古希伯莱人的《圣经》）[25]，有一次（第26则）甚至借题发挥说“寓言中有许多地方与基督教的神秘启示惊人地一致”[26]，这似乎表明他说的“古人”包括古希伯莱人在内，而所谓“古人的智慧”亦包括了宗教（基督教）和神学。

“古人”相对“今人”而言。培根认为远古时代的智慧固然杰出[27]，但是大多已经湮灭，只有一部分通过“诗人的寓言”保存下来（《前言》）[28]，并因此成为今人了解古人智慧的一个途径。那么，“古人的智慧”是什么呢？答案是“哲学”：如培根所说，寓言中有哲学[29]（尽管大多已经湮灭而需要我们重新发现[30]）。他在第11则“俄耳甫斯或哲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俄耳甫斯是“哲学的隐喻人格”，他的故事“表述了普遍的哲学”[31]。据我们所知，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把人类的知识分为历史、诗歌和哲学三种，其中哲学又分为神的哲学（神学）、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32]。他进而声明：作为一切知识的共同来源（common parent），哲学应当是“一种普遍的科学”，但神学不在其列（培根在此暗示神学应当分离出哲学）；这样，真正的“哲学”，即所谓“本原的、普遍的哲学”，只能是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33]。现在，俄耳甫斯就是这个本原的、普遍的“哲学”的人格化身，他的故事即“哲学”自身的故事。培根对此故事的解读如下：

俄耳甫斯的歌声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取悦冥府，另一种是吸引野兽和树木。前者最好理解为自然哲学，后者为道德和民政哲学。自然哲学的最高任务是恢复和更新容易朽坏的事物，以及维持现状、延缓分解与腐坏，这与前者其实一样，不过低了一等。（中略）然而这项工作是最艰难不过的，经常由于操之过急和不够耐心而无所建树。哲学发现自己不能胜任这项伟大的事业，于是伤心地转向适合自己的人类事务，通过说服和雄辩的力量潜移默化人的心灵，使之热爱美德、公正与和平，教导人类团结友爱，遵守法律、服从权威并接受管教，然后就是营造房屋、建立城邦和修垦田园（下略）。[34]

俄耳甫斯

这就是说，“自然哲学”是第一哲学，而“道德和民政哲学”只是人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代用品。这里提到的“自然”不仅指外在的自然即自然世界，也指内在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本性。在培根看来，“自然”的本性或规律就是“出生入死”的永恒流转[35]，人类通过“道德和民政哲学”拟建的自然也不例外：

智慧的工作在所有人类事务中是最杰出的，但它们也有自己的周期与终结。国家在兴盛一段时间后便会出现动乱、分裂和战争，首先法律沉默失声，接着人类复归于堕落状态，城邦和田园陷入荒芜。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文艺和哲学很快也会化为碎片，仅留下若干残篇分散各处，就像海难后的船板一样。然后野蛮时代来临，赫利孔之水沉没地下，直到按照既定的事物兴衰规律重新出现，但这也许是在其他国家，而非原来的所在。[36]

培根就这样结束了“哲学”的故事。与最初的期待相反，这个结局令人伤感甚至绝望：“道德和民政哲学”——或者说“古人的智慧”（因为古人无力从事“自然哲学”而转向了“道德和民政哲学”）——虽可奏效于一时，却终归无用！

时隔一纪，在人生之路上第二次出发的培根继续书写——或者说重新书写——了“哲学”的故事：《新大西岛》。这一次，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俄耳甫斯”，而是本撒冷王国萨罗门学院的哲人：前者代表了“古人的智慧”，后者则是“新哲学”的象征。

所谓“新哲学”，亦即培根本人的哲学。我们看到，它的提出是一个蓄谋已久、逐步展开的过程。早在写作《学术的进展》时，培根已经提出：厚古薄今乃今日学术之大弊。在他看来，古人只是人类的幼年，其思想学说流传至今者多是古人的糟粕；因此学生（今人）不能永远听从老师（古人）的教导，如果他已经发现了正确的道路，就该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事实上，现在学术已进入第三次繁荣时期，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远超古人[37]。在1612年版的《随笔》中，培根重启“古今之争”的话题，指出过分崇古，适足为今人所笑（《论革新》）[38]。又数年后，他在写作《新工具》时，更是处处强调“古人的智慧”不足恃与古人的无知[39]，直言“新的发现必须求助于自然之光而不是古人的蒙昧”（第1卷第122节）[40]。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新哲学的方法和目标，并且最后卒章明义：

人类一旦堕落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世间万物的统治权。但这两项损失就是在今世也能得到某种补救：前者依赖宗教和信仰，而后者则依赖技术和科学。（2卷52节）[41]

在这里，培根许诺“新哲学”（即科学与技术）能使人类在今世获得救赎。就此而论，他的“新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新宗教”或“哲学宗教”。

在《新大西岛》中，这个“哲学宗教”的人格化身就是本撒冷国萨罗门学院的哲人。“本撒冷”（Bensalem）似得名于“Benjamin”（意谓“最得宠爱的幼子”）和“耶路撒冷”（Jerusalem，意谓“上帝之城”）；“萨罗门”（Salomon）则得名于“所罗门”（Solomon），基督教《圣经》中人类智慧（确切说是智慧与权力）的象征。据书中人物[42]介绍：大约三千年前，盛极一时的古大西岛文明被洪水毁灭而重归野蛮和愚昧[43]；一千九百年前，所拉门纳（Solamona）统治本撒冷，他“一心为国家和人民谋幸福”，其最大功绩就是建立了萨罗门学院（Salomon’s House），亦称“六日工程学院”（College of the Six Days’ Works）；作为“王国的眼睛”，萨罗门学院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机构”，它致力于研究“上帝的作品”即自然，目的是发现宇宙万物的“生成原因和运动法则”，通过“解释自然”而“拓展人类帝国的边界，实现一切可能之事”[44]。所谓“解释自然”，据萨罗门学院院士（培根没有具体指明他的姓名与职分，因此不妨视为“萨罗门学院”这一知识-权力机构的人格代表）介绍，乃是通过实践和实验循序渐进地认识自然，最后将源自实践和实验的发现“提升为更高的判断、原理和格言”，此项工作由萨罗门学院的三名核心成员最后完成[45]。我们知道，培根本人即以一名“解释自然者”自许，如他在《新工具》第1卷第117节声称：“我的程序和方法……是要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从那些原因和原理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就像一个合格的解释自然者。”[46]因此，萨罗门学院的哲人就是培根，培根就是萨罗门学院的哲人：他（们）“从根基处重新开始”，致力于作为第一哲学的自然哲学（如前所说，古人在此失败而转向了“道德和政治哲学”），通过“解释”和征服自然而超越（同时也是否定）了古人，同时为今人开启了新的认识领域和生存秩序。

哲学的寓言

培根最终没有完成《伟大的复兴》。事实上，它也不可能完成[47]。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复兴》，即《知识的进展》和《新工具》，因此只是书名所象征的“伟大的复兴”的一个寓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所谓“伟大的复兴”本身也只是培根的一个寓言。如培根所说：“不仅寓言中有哲学，哲学中也有寓言。”[48]如果说哲学是寓言或“有所寓言”，那么培根的哲学究竟寓言了什么呢？

在《古人的智慧》献辞二篇首，培根特别致意母校剑桥大学：“没有哲学，我将不以生存为意（I care not to live）；我必须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是您给予了我生命的屏障与慰藉。”[49]我们知道，培根对当时的大学深怀不满，因此他的这番话可谓皮里阳秋；不过说到“没有哲学，我将不以生存为意”，却道出了他的真实心声。如其所言，哲学是人类抵御死亡、护卫生命的工具；这里说的“哲学”特指其“最高任务首先是恢复和更新不能持久的事物，其次是维持现状、延缓衰老与死亡”的自然哲学。在培根看来，自然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而道德-民政哲学和经院哲学只是其似是而非的假象和等而下之的代用品[50]，后者不但不能消除或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深了这种恐惧[51]；相反，自然哲学通过掌握诸如“身体、医药、机械动力”等自然事物，减轻甚至消除了人类“对死亡和厄运的恐惧”（而后者恰是实现德行的最大障碍），从而实现了此世的救赎[52]。这样说来，所谓“自然哲学”就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哲学或工具理性，而根本是一种政治哲学或理性宗教。

在培根时代的欧洲，宗教只有一个，这就是基督教。根据基督教教义，人类唯有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拯救，而且是在死后（afterlife）。现在，培根为人类带来了新的福音：借助自然哲学，我们现世即可得救，并且有望成为自然——不仅是外在自然，也是内在自然——的主人[53]。基督教的上帝曾向人类立法：“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旧约•出埃及记》20章第2节）而现在，培根宣布：人类可以而且应当统治他的世界[54]，因此人就是今世的神。这不啻是宣告了一场“圣战”，确切说是“哲学”对“宗教”的圣战。

在这里，培根开辟了古今之争的第二战场。如其所愿，古人和今人将在此决战胜负：败者将退出历史舞台，而胜者则将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如前所说，培根在最初发动“古今之争”时，已经提到宗教的“空虚”和“伪妄”，并建议将神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55]；不过此时他的主要敌人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后者代表道德-政治哲学，“哲学”忙于清理门户，对“宗教”只是虚晃一枪，甚至主动示好，表示最终将回归宗教（《学术的进展》）[56]。在《古人的智慧》中，培根将“自然哲学”正位为第一哲学和“真正的哲学”，认为古人之学——首先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道德-政治哲学，其次是古希伯莱人的宗教神学——只是它的一个假象和代用品，并以俄耳甫斯最后被酒神的女人在疯狂中撕为碎片的故事为喻[57]，暗示“哲学”与“宗教”之间并无真正和平可言。在1612年版的《随笔》中，培根旧话重提，指出学术昌明的时代往往宗教衰微而倾向无神论（《谈无神论》），无神论不但于国家无害，而且为人们带来理性、哲学、虔诚、法律等等，后者即使没有宗教也会引导世人走向美德（《说迷信》）[58]。在《新工具》中，培根图穷匕见，正式将基督教神学列为“哲学”的敌人，声称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两千五百年间仅出现过三次学术革命和学术繁荣（培根在此暗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只有革命才会繁荣），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现代，然而即便在人类学术和智慧最发达的时代，真正的哲学和一切科学的母亲[59]——“自然哲学”仍然受到忽视和压制，如其在第1卷第78-79节所说：“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现代人的心灵为神学所占据，一如古罗马人以及古希腊人（培根在此特别点了苏格拉底的名）之倾心道德哲学[60]。值得注意的是，培根在这里首先说到神学，然后才提到道德哲学，这说明此时在他心目中基督教“神学”已经取代“道德哲学”（而不是先前所说的“道德和民政哲学”，因为“自然哲学”已经证明是“政治哲学”，即“自然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成为“自然哲学”的头号敌人[61]。培根罢官后（如前所说，这也是他新生的开始）潜心著述，以“宣告一场圣战”为题，对“宗教”发起了总攻。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指斥（如军人代表“马尔休斯”所说）近世以来“基督教的事业”号称为信仰而战，其实是为了金钱和世俗利益，结果神意让位于人欲，“圣战”成为不义之战，救世主上帝（如罗马天主教徒代表“西庇代乌斯”所说）变成了嗜血的邪神莫洛克（Moloch）[62]。我们发现，六名对话者[63]中最有可能成为培根代言人的“尤希庇乌斯”（他作为神学温和派代表位列六人之首）始终一言未发（虽然政治家代表“尤珀里斯”曾邀请他就战争的优先性问题发表看法），而且整部对话在第二天“西庇太乌斯”长篇论述宗教战争的合法性限度[64]后戛然而止：这似非偶然，当是有意为之，藉此暗示本文并无最后结论，或者说前述观点至少在目前都是可接受的。

现在，“哲学”自信胜券在握，于是改变策略，转向怀柔、安抚曾经的敌人。在《新大西岛》中，培根借“外来人员安置处主管”之口讲述了“新方舟”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即寓言了新世界中“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格局。

据其讲述，在“救世主升天大约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东部伦福萨城（Renfusa）的居民看到附近海面上升起一道顶端为十字架形的巨大光柱，一名正好也在现场的萨罗门学院哲人祈祷上帝后近前察看，发现一只雪松木的“方舟”，运上哲人的船后，它自动开启，现出一本书和一封信，这本书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全本（其中包括《启示录》等当时尚未问世的部分），而信的内容是：

我，巴多罗马（Bartholomew），我主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在天国的幻象中受到天使指示，将此方舟漂流海上。因此我将证明并宣布：上帝命令这个方舟漂流到何处，当地人民即日起便从天父与耶稣那里获得拯救、和平与善意。[65]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新世界的居民（这里除了本地人之外，尚有希伯来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看到圣书和圣徒的信后，立刻“目击道存”而起信皈依。于是，正如先前诺亚方舟将旧世界拯救出洪水一样，现在新的方舟“通过圣巴多罗马的神奇福音将本地从无信仰状态中拯救了出来”[66]。

我们看到，这是“宗教”在新世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登场[67]。如前所说，新大西岛居民接受基督教是在公元1世纪50年代中叶，即本撒冷王国与萨罗门学院建立三百多年之后，这时“哲学”早已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因此，这与其说是“宗教”征服了新世界，不如说是“哲学”收编了“宗教”。培根曾经希望自己能通过一场润物无声的思想革命实现旧世界向新世界的和平演变，现在他成功了——尽管暂时只是在纸上，即语言虚拟的乌托邦之中。

然而，所谓“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言”不仅是“述”，更是发端之“作”（speech act），如基督教的上帝即通过“言”无中生有（ex nihilo）创造了世界万物并为之立法[68]。“言”寓“作”于“述”，是为“寓言”。通过言说，培根完成了哲人的创世纪：虽然目前它只是哲人的寓言，但未来的新世界已然预存其中。培根相信，这个新世界一定会到来[69]（他的“新大西岛”就是这个新世界的预演和模型）；如其所愿，人类将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主人，即自然的统治者，而“哲人”则将成为人类的主人，或者说是“地上的神”（God on earth）[70]。

[1]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I, edited by James Spedding,Robert Leslie Ellis and Douglas Denon Heath, London: Longman, Brown and Co., 1861,pp.11-13.

[2] Id., p.13.

[3] Id., p.13.

[4] Id., p.14.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卷第22页。

[6]同书，第22页、第23页。

[7]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1859, p.327.

[8] Id., p.326.

[9] Id., p.326.

[10] Id., p.417.

[11] Id., pp.284-287.

[12] Id., pp.328. 培根后来在《古人的智慧》（本书副标题为“献给著名的剑桥大学”）第二篇献辞（标题“献给母校：著名的剑桥大学”）中皮里阳秋地讽刺说：“我想您本身不清楚自己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涉及的诸多事物。”（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691）而在《新工具》第1卷第90节，他干脆直言：大学中的“一切习惯、制度都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89）。无独有偶，曾任培根秘书（1619-1623）的霍布斯（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也声色俱厉地指责当时的大学，将其视为“黑暗王国”即罗马教会的帮凶和“教士的魔窟”（Leviathan, Chapter 46,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53,p.375 & p. 561 & p.382），一脉相承而变本加厉矣。

[13]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p.326. 按培根所说，与柏拉图观点相同，参见Republic, 537e-539a。

[14] Id., pp.411.

[15]参见柏拉图《斐德若篇》261A & 269D，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1卷第1章。

[16]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411.

[17]培根在结束对修辞学的讨论时故作姿态地表示：“修辞学是放在这里讨论，还是在政治学领域讨论，我们不必过分在意”（id., p.411）。他在此其实是向我们提示或者说重申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2章中表述的观点：修辞学是伦理学的分支，而伦理学与政治学互为表里，因此修辞学隶属于政治学。

[18]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p.406-407. Cf. Novum Organum, Book I, XXXIV,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p.52.

[19]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1858, p.48. p.52, p.41, p.49,p.42.

[20] Id., p.41, p.52 &p.102. C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p.477.

[21]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453.

[22] Novum Organum, Book I, XXXV,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53.

[23]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1861, p.698.

[24] Id., pp.724-725.

[25]如第6则《潘或自然》、第17则《丘比特或原子》、第26节《普罗米修斯或人类状态》、第28则《斯芬克斯或科学》。

[26] Id., p.753. 培根说完这话后，马上“此地无银”地声明：“但是我要避免这样的胡思乱想，以免把异教的邪火引向上帝的祭坛。”这番话欲盖弥彰，然而这也许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

[27] Id., p.733.

[28] Id., p.695. 培根提醒我们：这些“诗人的寓言”并非“诗人”的作品，毋宁说它们产生于更加古老的时代，其中蕴含了“上古时代的智慧”（id., pp.697-698）。当然，它们经过了后来“诗人”（他们对我们“今人”来说是“古人”，对更古的“古人”来说则是“今人”）的加工，但这无关紧要：“古人的智慧”毕竟自若也（id., pp.698-699）。

[29] Id., pp.724-725. C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p.344.

[30] Cf.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p. 696-699 & p.762.

[31] Id., p.720.

[32]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329 & p.346.

[33] Id., pp.346, 347 &349-350.

[34]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p. 721-722.

[35] Id., p.722. Cf. Essays, LVIII, id., pp.512-3.

[36] Id., p.722.

[37]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p.290-292 & p.477. Cf.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Preface,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p.699; Novum Organum, Book I, LIIIIV,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p.82.

[38]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433.

[39]参见《新工具》第1卷第63节、第67节、第71节、第77节、第79节、第84节、第122节、第2卷第2节、第27节等处。

[40]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109. 因此，先前所谓“古人的智慧”不过是培根姑且言之的修辞罢了。

[41]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p.247-8.

[42]他们分别是：外来人员安置处的总管、本地犹太商人约邦（Joabin）和萨罗门学院的哲人。事实上，这三人都是作者用为修辞的代言歌队（chorus）。

[43]有论者指出：柏拉图在《理想国》、《蒂迈欧篇》与《克里底亚篇》这三部乌托邦著作中借助高贵的谎言（即暗示城邦居民是原住民而非外来入侵者）刻意掩饰了一切城邦的非正义起源，而培根在模仿《理想国》所作的《新大西岛》一书中“为整个世界……叙述了一个新的开端”，即大西岛的原住民是被自然灾害（洪水）毁灭而不是被外来入侵者消灭，这个新开端“不仅被表述成是可能的，而且也显得避免了开端的残酷性”（魏因伯格：《科学、信仰与政治——弗朗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张新樟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17页、19页、21页）。

[44]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p.137-145 & 156. Cf. Novum Organum, Book I, XXVI & BookII, X,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 IV, p.51& pp.126-7.

[45]据书中介绍：萨罗门学院由三十六名院士组成，其中十二人负责从国外带回书籍、摘抄和实验方法，然后三人收集书中的实验，三人收集所有的实验，三人汇集实验结果，三人研究这些试验结果，再后有三人规划进一步的实验，三人按照规划完成实验并报告结果，最后三人将这些发现提升为更高的判断、原理和格言。（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p.164-165）

[46]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104. 另见第1卷第1节、第2卷第10节及最后一节（第52节）。

[47]我们看到，《宣告一场圣战》和《新大西岛》都是未完成的作品：作为未来的寓言，它们讲述的故事正在发生而有待完成。《伟大的复兴》亦复如此：它的写作必然是一个即时发生的待续事件。

[48]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XII,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p.724-725.

[49] Id., p.691.

[50] Id., p.714, pp.721-722& p.757.

[51]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427.

[52]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XXVIII,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p.314. Cf. Novum Organum, Book II,LII,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IV, p.247-8.

[53]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XII,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 757; Novum Organum, Book I, CXXIX,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114.

[54] 在此他援引了Francis de Victoria的名言“Non fundatur dominium nisiin imagine Dei”（唯有像神者可以统治）。古人认为具有公民德行或政治德行的人是“像神者”（参见普罗提诺：《九章集》I.2，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第20页），但培根赋予了新的意涵（Advertisement Touching AHoly War,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I,p.30）。

[55] 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小心翼翼地暗示了这一点，后来他在《新工具》中则直言正告：“我们要平心静气，只是把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这才是恰当的做法。”（Book I, LXV,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p.65-66）

[56]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 267-268. Cf. Essays, XVI,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413.

[57]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721.

[58]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 414 & pp. 415-416. C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II, p.264.

[59]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78 & p.79. Cf. p.98.

[60]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p.77-78.

[61] Novum Organum, Book I, LXXXIX,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p.87-88.

[62]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I, p.18ff, p.21, p.28.

[63]这六个人是：神学温和派代表尤希庇乌斯（Eusebius）、新教徒代表伽马留（Gamaliel）、军人代表马尔休斯（Martius）、罗马天主教徒代表西庇代乌斯（Zebedaeus）、政治家代表尤珀里斯（Eupolis）、廷臣代表珀琉（Pollio）。

[64]这具体涉及到六组问题，详见《宣告一场圣战》中西庇代乌斯第二天发言的开场白（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I, p.30）。

[65]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I, pp.137-139.

[66] Id., 139. 我们想知道：既然本撒冷此前一直处于无信仰状态，那么萨罗门学院哲人刚才祈祷的“上帝”（Lord God of Heaven and Earth）究竟是谁呢？莫非，“哲人”有自己的秘密信仰？

[67]后文提到“我”发现这里的犹太人（如商人约邦）真心赞美基督（id., p.151）和萨罗门学院哲人向“我”介绍他们对上帝的祈祷和礼拜（id., p.166），但都一笔带过，无关宏旨。

[68]《旧约•创世纪》第1章；《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3节。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卷第5-8章，周士良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5-238页。

[69] Novum Organum, Book II, LII,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247-8.

[70] Cf. Novum Organum, Book I, CXXIX,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IV, p.113-4;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 VI, p.757.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