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新年第一篇文章，说说很多人关心的阶层固化问题。阶层固化是近年来的“热词”之一。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对阶层固化最敏感的人群。两千多年前，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今我也想不清楚，为什么文明那么早期中国民众居然就有这种平等意识。这也太早熟了。所谓阶层固化，大意是指，社会板结为固定的阶层。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很少很难。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人们只能在先天注定的阶层内生活，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上升。因为敏感，所以我们中国人对看上去像是阶层固化、或是可能导向阶层固化的人和事，容忍度极低，甚至一触即跳。近年来的一大批舆论热点，都是由于这种社会心理。高考、公考、官员提拔等事项，因此被社会各界密切围观、议论纷纷。这种敏感性，虽然会带来很多贩卖焦虑、危言耸听，但从整体上来说是可贵的，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基本国情。现实固然不完美，但在中国，不平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永远在道义上处于下风。“天下为公”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理想。20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更是把阶层固化打得粉碎。现在很多人忧虑的是，未来我们是否能保住新中国打碎阶层固化的伟大历史成就？阶层固化会不会重返中国？应该承认，现实中确实有很多正在向阶层固化方向发展的人和事。毕竟，权贵阶层的子女，天生就有很多优势。而且他们之间往往通过联姻等手段打造关系网、利益网，堵塞其他人上升的通路——赢者通吃。而且，社会处于和平时期，没有类似战争那种急剧变化的环境条件。按部就班、论资排辈是常态。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既得利益者。那些两手空空白手起家的人，想要突破面前的重重障碍，难度大很多。很多人因此很悲观失望，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有机会，慨叹中国已经阶层固化。这种悲观是不必要的。本文就是意在告诉大家，阶层固化在中国还差得远。大家之所以会忧虑，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起点实在太高。20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对旧有阶级、阶层格局的打击非常彻底。那些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权贵，到了新中国，都成为普通民众。无论前清的王公贵族，北洋的大佬政客，还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显贵，到了新中国，不成为斗争对象，就阿弥陀佛了。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只能在梦中了。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打掉了这些人的威风，还通过全民参与的政治斗争，打掉了人们对他们的敬畏之心。社会的权力、资源、人事彻底重组。“重估一切价值”。新中国的“新”可不是说说而已。更难能可贵的是，主要由于毛主席的坚持和领导，新中国自己的“新权贵”，同样遭到严厉整肃和打击。“新权贵”还没来得及固化阶层，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胆寒心悸。这一切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一、几乎所有人被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二、上层空间不说被清空，也腾出了很多位置。三、社会急缺各方面人才。只要努力学习勤劳聪明，个人就有充分的发展空间。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这种局面都非常罕见，可能绝无仅有。可能现在很多人想象不到，1970、1980年代，大学生是多么吃香。那时，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单位想尽办法才能争取到一个大学毕业生。由于人才断层，很多大学生工作伊始就被委以重任，没过几年就成了单位骨干。如果个人努力勤奋，年纪轻轻晋升中高层，不算特殊。即使在中央层面，国家也备感人才缺乏。组织部门花很大力气进行干部梯队建设，从基层选拔培养锻炼后备干部。当时被培养的那批年轻干部，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为数不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中国人仅仅凭借自己个人的努力，甚至仅仅就是因为在学校里读好书，成绩好，就得到阶层跃升的机会。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全靠个人努力，就能从贫困偏僻山沟里的农家子弟，跃升为中高级官员或者大富之家。不那么出色的，也能在首都或者一二线城市定居，有房有车，安居乐业。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他们仅仅用一代人就完成了这种阶层跃升。很多人现在忧虑于中国正在阶层固化，主要就是因为这种“一代人完成阶层跃升”的情况，确实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了。毕竟，现在，在北京摇个汽车牌照，都难于上青天。靠工资收入在大城市买房，也是天方夜谭。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还想那样快速改变命运，大概率是“一步登天”式的奢望了。可是，我们要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那种情况，那个“激荡的三十年”，并不是正常情况，而是很特殊很罕见，是历史、现实各种条件汇聚而成。想要社会一直那么“激荡”，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在中国，没有这种特殊的“激荡”，不等于就是阶层固化。中国人既然在两千多年前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对于克制阶层固化，可谓经验丰富很有心得。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其他国家那种贯穿很多代人、难以撼动的阶层固化。中国的世袭贵族，春秋战国时代就被打残。魏晋南北朝、隋唐一路下来，贵族阶层又多次遭到堪称彻底的肉体消灭。“天街踏尽公卿骨”是活生生的历史。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更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世袭贵族的维持。尽管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权贵，但“富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才是中国的真正现实。《红楼梦》的“好了歌”，就是中国古人对这种“世无常势”的慨叹。不过，这也表明，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长期的阶层固化。可见，虽然新中国建立以来那种“激荡”的历史很罕见，但并不那么激荡、不那么剧烈的“平等化”“阶层流动”在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流传的“贵族”只有一家，那就是孔子他们家。其他无数的名门望族、豪族显贵，都如过眼云烟一样消失在历史中。他们的后代，已经“泯然众人矣”。坏消息是，改革开放以来那种“一代人完成阶层跃升”的激荡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出现了。好消息则是：中国离阶层固化还差很远很远。中国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政治文化决定了，那种不可撼动的阶层固化，不会在中国出现。中国人绝不接受那个。有人想这么干，只会得个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现实中出现的，将是历史上的常态，那就是改变阶层、阶层跃升的机会永远有，但很难由一代人就完成，而是要通过两三代人的“接力棒”努力来实现。就像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的那样：爷爷是个勤劳的农夫，勤勤恳恳一生，积累下土地和房屋；爸爸更上一层楼，把家业扩展为富裕之家；到了第三代，科举中榜，出人头地，阶层跃升。事实上，在和平时期，能够做到两三代人改变命运，跃升阶层，就已经是很平等、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了。人类绝大多数文明，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在他们那里，阶层固化是常态，阶层流动才是特殊。八九代甚至十几代都是人上人的，比比皆是。打倒贵族、解放人民，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在现在的中国，既不必过分悲观，认为社会已经阶层固化，自己不再有出头之日。也不必刻舟求剑，以为之前的“激荡”岁月会一直持续下去。国家已经进入“新常态”。这就是表现之一。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天机不可泄露与人斗，其乐无穷狠人为什么那么狠重读《叫魂》——皇上，别胡闹了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2）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是不是越少越好？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最近，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对这件事，人们从不同角度做出各种评价。有人站在企业这一方，有人站在“打工人”这一方，还有人从社会角度评点直播带货的是是非非，等等。大家各有各的道理，讨论很热烈。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直播带货，都是很专门的行业。本文无意班门弄斧，在不熟悉的领域说三道四。本文想从更宏观的角度聊聊这事，那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件事理解一个重要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成功协作，很难得。“小作文”事件其实并不稀奇。在大大小小的机关、企业、工厂等人类组织中，类似事件每天都在上演。只不过，大多数企业没有东方甄选那么大的影响力，即使内部矛盾更尖锐、冲突更激烈，外人也不为所知。抽象概括来说则是，这些矛盾、冲突是人类协作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之一。可以说，没有协作，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和动物就没有区别。对此，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大儒荀子就说过：人啊，力气不如牛大，跑得没有马快，偏偏能驱使牛马。这是为啥呢？就因为人能互相协作，牛马则不会啊。（“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这句看上去很平常的话，包含着很深的道理。作为个体，人在很多方面不如动物，但人却成为食物链顶端，想吃谁就吃谁。原因就在于人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协作。单独一个人碰到老虎狮子，会被吃掉，但如果是几个人碰到老虎狮子，要逃命的就是老虎狮子了。即使在只有简陋工具的原始社会，几个原始人也能前后包抄、互相配合，猎杀那些大型动物，带回家大吃一顿。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的那些大型动物遭遇到的最“凶恶”的敌人，就是看上去不堪一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的人。事实上，很多大型动物就是被古人猎杀绝种的。善于互相协作，是人类最终和动物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协作的规模和层次持续扩大，从原始社会几十人的小协作，一路发展到成千上万，到今天已经是数以亿计的超大规模协作。到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深深嵌入到这个亿万人组成的协作网中。我们已经须臾离不开这个协作了。如果我们不幸被抛离这个协作网，比如落单在荒野深山无人区，大概率只有死路一条。协作虽然如此重要，但因为它太过司空平常，反而经常被人无视或者忽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这个技术时代，技术的作用往往被夸大，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重要性则被低估。结合“小作文”事件，我们正好可以深入思考人类协作的一些重要方面。人类的协作，可以分为几“阶”。第一阶，也就是最首要的问题是，人类协作以后能做什么？十几个原始人协作围攻，可以猎杀大型动物，捕猎能力比单个人强大得多，并且是1+1>2的效果。到了现在，一帮人组成机构，比如组成一个公司，同样能做成单个人做不成的大事，并且同样是1+1>2的效果。但随之就会产生第二阶的问题，那就是，协作获得的收益，怎么分配？群体协作猎捕动物，有人打头阵冲锋在前，有人在后面包抄，有人扔出第一支标枪，有人在侧面攻击。有人总揽全局担任指挥，其他人则服从命令听指挥。各人职责不同，风险不同，事后的猎物分配也不尽相同。具体的分配方式多种多样，但共同之处在于，如果分配方式不合理不公平，协作就有可能失败，大家心灰意冷，就此散伙。1+1>2的效果，也就无从出现了。第二阶问题虽然不是初始问题，但往往比第一阶问题更重要，也更复杂。狮群、狼群等也有协作捕猎能力，但它们的协作，一直停留在这个低水平。人类的协作则发展到复杂社会的高水平。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人类有大脑，可以做复杂思考，因此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协作中的二阶问题。二阶问题解决得越成功，协作的规模、范围就越大，从十几个人一直扩展到数以亿计。“小作文”事件，就是在二阶问题上出了问题。在一阶问题上，东方甄选做得很好，在市场上表现出色，销售额巨大，利润惊人。但是，在如何分配收入上，内部有了分歧，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有人很不满意。二阶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一阶问题也会随之出问题，甚至就此解体，协作宣告失败。也就是说，但凡是个组织是个协作，就要面对至少两个问题：一，怎样把事情做成；二，做成以后，怎样合理分配收益。这两个问题，哪个没解决好，协作都会失败。换个角度说，人类将永远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与天斗，与地斗”，第二个则是“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主席被广为传颂的语录之一。很多人误会这句话，觉得“与人斗”很多余，很可悲，如果能不斗，多好啊。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幼稚想法。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当然不是越多越好，但也绝不是越少越好。回避、躲开所有“与人斗”，结果只能是取消所有协作，而没有协作，也就不会有协作才能完成的那些伟大事业。有人看到“小作文”事件，觉得这种斗争太烦人了，于是选择退缩回个人的小天地，尽量一个人单干，避免和人协作，这样当然就不必“与人斗”了，也就不会有类似“小作文”的事情了。确实如此，不过，你一个人单干，也就别想完成那些多人协作才能做成的事情了。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在国家、政治等宏观层面上，同样也有类似分歧。到目前为止，人类协作的最高水平就是组成国家。回看历史就能看出，国家的组成绝不是轻松愉快的。相反，国家的组成往往是血泪堆砌而成。这就是因为，随着协作规模的扩大，二阶问题的解决难度也会急剧上升。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的人群，就只能停留在小国、小政治体的水平。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群，就能组成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外交辞令说，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但那只是外交辞令。大国在独立自主、自身安全、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等多方面，都有小国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段，小国都是被大国任意欺凌的。我们中国是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而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持续解决协作的二阶难题的历史。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为了保持整体不散伙，中国古人殚精竭虑，付出了无穷无尽的努力和牺牲。而中国这个广土巨族，这个生机勃勃的超级大国，证明了他们的努力和牺牲获得了巨大成功。看到这个层面，才算是真正“理解”“同情”中国历史，才能摆脱“中国历史无意义循环”的粗陋想法，也才真正理解主席“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在说什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天机不可泄露狠人为什么那么狠重读《叫魂》——皇上，别胡闹了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2）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是不是越少越好？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文版出版时，居然成了畅销书。这对学术书来说，可是不多见。当时我也看了这本书，印象很深，久久难以忘怀。我没想到的是，今天仍然很有必要重读这本书。多年以后重读，看出很多当年第一次读时没注意到的内容。值得在这里谈谈。清朝乾隆年间，中国民间忽然出现了一种群体恐慌，据说有乞丐、游方和尚等人，用各种诡计，偷剪别人的发辫。被剪去辫子的人，会“丢了魂儿”，甚至很快死去。这种恐慌起源于江南地区，很快流传到全国。乾隆皇帝得知以后大怒，严令各地彻查并抓捕偷剪别人辫子的“妖人”。民间恐慌加上官府捕风捉影地大力追查，各地出现一大批冤案。很多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一命呜呼。如此折腾了大半年，很多案子被直接送到中央审理。审来审去，大臣们却发现，一个证据充足的案子也没有——都是冤案。在大臣的劝告之下，乾隆皇帝终于决定停手。皇帝一声令下，各地迅速释放了在押人犯。“叫魂”的闹剧就此结束。作者孔飞力是美国一流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并不多，但每一部都很有影响。《叫魂》也是如此。这本书出版于1990年，一经出版，就成为美国汉学的“教科书级”著作，也就是成为很多大学的指定读物，并引领了随后很多年的学术方向。后来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知识界也引发热烈讨论。现在，距离最初出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事实表明，这本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作者对中文版译者所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或许，今后很多年，我们仍有必要不断重读此书。关于“叫魂”一案的文件和档案，一直都在故宫博物院等地保存着。但此前历史学者很少注意到1768年这件震动朝野的大案。的确，这虽然是当年的头号大案，但从整个清朝历史的角度去看，可说无足轻重。学者们没有注意到，没有专门深入研究，很正常。而这也正是孔飞力独具慧眼、富有洞见的高水平所在。在一般人习焉不察的材料中，发人所未见，见人所不识，这才是一流学者的思辨能力。孔飞力的学术思辨能力确实很强，对历史的理解非常深入，在书中提出很多引人深思、想来想去的观点。我这里特别说说其中三点。1768年，中国民间为何会出现“叫魂”恐慌？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辫子。留辫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大事。千百万人因此掉了脑袋。事后看，多尔衮很可能就是故意用这种办法，筛选出人群中的不驯服者，然后精确地加以“定点清除”。也正因此，辫子就成为满清统治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一个敏感点。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这个敏感点。但规律是，既然是敏感点，就必然是，越躲开反而越躲不开。在“叫魂”一案中，为何会有人剪辫子，就是各方竭力回避，但其实都最重视的实际焦点。围绕着辫子问题，孔飞力旁征博引、拓宽思路，做出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其中的详细内容，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但让人难忘的一点是，民间的恐慌，固然有老百姓迷信，容易被人忽悠的原因，但发展到大范围的民间恐慌，一般都有政治层面的推动力。而且，这种政治层面的推动力往往表面上看不到，甚至被统治者和民众双方噤口不言，仿佛是“看不见的手”，默默地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叫魂”一案中，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层面的推动力。一是上文提到的关于辫子的敏感和禁忌。满清统治者仿佛是个心怀鬼胎的人，既不愿意看到有人围绕着辫子做文章，但又偏执地把所有和辫子相关的坏消息，都理解为汉人的造反或者不满。这就是乾隆对明显是冤案的一系列“叫魂”案大抓特抓，不遗余力亲自督办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推动力则是乾隆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皇帝-官僚之间的矛盾，历朝历代都有，但到了清朝更加复杂，因为其中加入了满汉两族关系的新因素。研究行政制度变迁的人，会对这部分的分析很有兴趣。总之，民间恐慌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其中有些是偶然的，但也有政治上的必然。很难甚至无法用理性、客观的证据和逻辑去应对和控制。恐慌很可能成为燎原大火，摧毁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威胁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为什么民间关于“叫魂”的恐慌会集中于乞丐、游方和尚这些人。这部分的分析尤为精彩，是这本书的创见所在。可惜，关于这部分内容主要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深入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但作者提供的独特思路，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很有启发。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乾隆时期相比于此前，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全新变化，那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美洲传过来的玉米、番薯等新品种农作物，大大扩展了可耕地和农作物的范围，让中国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身处这个过程中的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可不是新农作物带来的更多产量，而是生存竞争的压力长期绷得很紧。道理很简单，可供养人口的增加，实际上是艰难地突破此前极限的痛苦过程。此前只能饿死，或者根本没机会生存的人，现在能活下来、能生存了，显然，对很多“新生人口”来说，这种生存不可能是轻松惬意的，而一定是濒临死亡线上的可怕挣扎。因此，一方面，当时社会上有大量乞丐、游方和尚这样衣食无着、到处流浪、勉强糊口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些脱离社会网络的边缘人，很警惕甚至很反感。因为生存的压力已经很大，任何陌生人的出现，都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又多了一个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人们本能地对此感到紧张和排斥。因此，当“叫魂”的传闻一出现，人们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些倒霉的边缘人。这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在社会大发展大变化时，人们更多感受到的，往往并不是各方面的发展，而是更大的压力。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虽然资源总量大幅度增加，但人们还没有学会适应这个新社会。因为这种不适应，人们会表现得激动不安甚至躁狂。可惜，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时间来逐渐化解，并无什么短期的解决办法。对乾隆时期的人们来说，他们正在痛苦地适应一个几亿人的社会，而此前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亿。“叫魂”正是这种痛苦适应过程的一部分。这不禁让人想到，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也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巨大变化的社会。以往，我们往往歌颂、赞美社会的变革和快速发展，而忽略了这种巨大变化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或许不明显，但会通过类似“叫魂”这样的事情表现出来。人们会突然因为某件事情而变得歇斯底里和躁狂。这时，只从那件事本身来分析，是不得要领的。人们的情绪，只有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去看，才能理解其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是怎么决定停手的，皇帝为什么忽然改变了此前严厉督办、大发脾气的态度？在“叫魂”案初期，各地官僚并没有第一时间把消息上报给皇帝。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社会精英，知识阅历更丰富的官员，很容易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诞和迷信。一般来说，对民间的这种狂热和迷信，官员的态度是轻蔑和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官僚集团的惯例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动把这些案件报告给皇帝，并且事关敏感的辫子，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谨慎的官员可不会如此鲁莽行事。官僚集团如此行事，当然让乾隆很不高兴，甚至大发脾气。因此，乾隆严厉斥责办案不力的官员，要求他们务必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抓出背后的黑手。乾隆已经相信，存在一个发源于江南，蔓延到全国的反清大阴谋。不过，案件本身实在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所谓的证据都是民众在恐慌中的臆想和“自我加戏”。那些倒霉的乞丐和游方和尚，就算被打死，也招不出什么大阴谋来——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批重要案子的案犯被送到北京和承德，交给军机处的中央大员直接审理。大员们看着这些被各种刑讯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倒霉蛋，审来审去，也不得要领。到这时，大家都意识到，这就是一场大冤案，并无什么“叫魂”的大阴谋。难题在于如何说服皇帝停止胡闹。困难之处在于，此前乾隆皇帝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太多关注，表现了太明显的倾向。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大臣们知道，在这种时候，仅仅用证据或者逻辑很难说服皇帝，甚至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在这时，一批正直勇敢的大臣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决定要冒死劝说皇帝。其中，六十八岁的军机大臣刘统勋发挥了很大作用。刘统勋在军机处任职多年，资历很深，而且为官清廉，以敢言著称。虽然有些时候乾隆也不爱听他的逆耳之言，但对他很信任，乃至很尊重。军机大臣们先是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必须阻止皇帝继续胡闹。然后，刘统勋施展他多年为官的经验，接连给皇帝上书，介绍“叫魂”各个案件的情况，其中用婉转曲折的笔法，既让皇帝意识到案件的荒谬，又给皇帝留足了面子。接下来，刘统勋从北京出发赶到承德，陪同乾隆一起从承德返回北京。在路上，刘统勋当面给乾隆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劝说皇帝停止胡闹。刘统勋到底说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效果很好。当乾隆回到北京时，已经决定停止“叫魂”案。乾隆批示道：“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乾隆这句模棱两可的批示，和此前他督办案件时严厉、明确的批示，态度几乎是180度的转变，皇帝实际上就是后悔了。大家对此当然是“看破不说破”，并且，为了挽回皇帝的面子，此案仍然定性为各地官员查办不力，没能抓出真正的黑手。为此，撤换了一批官员。不过，大家都知道，“叫魂”一案已经彻底结束了。随后，各地在押的人犯都被迅速释放。在官府的各种善后工作的影响下，民间的恐慌情绪也大为缓解。1768年的“叫魂”一案就此进入了历史。实际上，后来在1810和1876年，民间又两次出现了“叫魂”恐慌。但官府不再声张，更没有就此展开全国大追查大清剿。有了乾隆年间的先例，官员们都知道，追查清剿等等，就是胡闹。《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说的是清朝的事情，但孔飞力以小见大，窥一豹而见全身，从中发掘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很多内在规律，不愧是大师手笔，值得一读再读。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天机不可泄露狠人为什么那么狠为什么在中国“狗”是骂人的词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2）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是不是越少越好？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杭州亚运会期间访问我国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他爹老阿萨德，是个狠人。老阿萨德1970年上台，开始统治叙利亚。当时，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闹得很厉害。穆斯林兄弟会是个很极端的宗教组织。关于穆斯林兄弟会和叙利亚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没有几万字说不清楚——实际上我也没弄明白。总之，穆斯林兄弟会到哪里，就把哪里搅合得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老阿萨德成了叙利亚的掌权人，虽然他也是穆斯林，但当然不能放任穆斯林兄弟会在自己的国家这么折腾，彼此的矛盾就激化起来。穆斯林兄弟会悍然暴动，双方大打出手，大开杀戒。毕竟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斗力更强，1980-1982年间，叙利亚安全部队抓捕干掉了上千名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老阿萨德掌握了主动权。遭受沉重打击以后，穆斯林兄弟会被压制到一个名为哈马的城市。哈马是个古城，也是叙利亚第四大城市。1982年2月，盘踞在哈马的穆斯林兄弟会再次发起凶猛的叛乱。老阿萨德决心铲除这个“毒瘤”，下令痛下杀手彻底剿灭。这就是1982年的哈马事件，也称为哈马大屠杀。哈菲兹·阿萨德（老阿萨德）为了斩草除根，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挨家挨户清剿拿人。几百个穆斯林兄弟会骨干分子被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激烈战斗中，哈马市大量平民伤亡。死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千到几万不等。清剿行动中，叙利亚政府军先是用大炮猛轰哈马市区，连居民区也照轰不误，然后工兵用炸药爆破。哈马旧城区几乎荡然无存。尤其是清真寺，更是重点摧毁目标——对，别以为老阿萨德是穆斯林就不敢动清真寺。他不但敢动，还彻底摧毁。因为清真寺往往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据点或军火库。哈马市的很多部分被夷为平地——字面原意上的夷为平地。先炮轰，然后炸药爆破，最后推土机把所有的剩余物推平——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有的地方，还用混凝土覆盖地面。清剿行动过后，有一位几年前去过哈马的记者旧地重游，到了某个他熟悉的街区，却只看到一片平地。记者问路过的行人：这里原来的房子怎么都不见了？行人指指地下：就在你脚下啊。那些住在这里的人呢？也在你脚下啊。记者无语，在“平坦地面”上来回走了几圈，用脚踢踢土，踢出了网球拍、儿童玩具、书籍、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因为哈马大屠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较小规模事件，老阿萨德被西方人认定是独裁者和“屠夫”，叙利亚当然也就沦为暴政国家。了解这段历史，你就能理解在最近的叙利亚战争中，为何西方人捶胸顿足地“一定要消灭阿萨德政权”了。他们认为，小阿萨德一定会像其父一样杀人如麻。阿萨德全家。前面的老头是老阿萨德，后排左二是小阿萨德。那么，老阿萨德为什么如此残暴地对待本国人民？这个狠人为什么那么狠？看起来，这个问题无需回答。残酷镇压反对派，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经历。在这方面，老阿萨德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相比世界其他地方，阿拉伯人的“以暴制暴”似乎更加难解和持久，包括他们和以色列之间延续至今的缠斗。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导致的暴力，和他们没完没了的缠斗，不是同一回事。除了直接的种种政治原因以外，阿拉伯人特殊的政治文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不理解阿拉伯人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也就难以理解驱动他们厮杀不止的深层心理动机是什么。今天就来聊聊这事。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阿拉伯地区资源匮乏，遍布沙漠戈壁。在近现代发现石油以前，生存条件很艰苦。二是阿拉伯地区虽然现在有很多国家，但“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自西方，在阿拉伯地区并未真正站稳脚跟。阿拉伯地区真正深入人心的政治结构，还是家族、部族、部落等等“次国家”组织。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在阿拉伯地区形成了特有的“暴力劫掠”文化。资源匮乏，想要靠生产维持生活，很难，因此只好暴力出击，劫掠他人的财富。可以说，对这些沙漠中的游牧人群来说，劫掠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在这种持续的暴力劫掠生活中，家族、部族、部落是基本行动单元，也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庇护所”。见到其他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你是哪个部落哪个家族的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从西方输入的民族国家框架，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西方人看到的是，老阿萨德作为统治者，居然残酷杀害本国公民，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对于老阿萨德来说，那些被杀的人，不但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是其他部落的人。大家都没有把对方看作是“本国同胞”。互相屠杀，毫无道德负疚感，就看谁实力更强下手更狠了。这是第一个认知上的错位。此外，还有另一个认知错位。对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如果干了类似哈马大屠杀这样的事，事后一定会尽量掩饰，甚至严密封锁消息，最好能瞒住全天下人才好。但阿拉伯人的想法有所不同。哈马大屠杀以后，有一位商人问一个参与了大屠杀的叙利亚将军：你们在哈马杀了得有几千人吧？（商人故意把数量说少了）。大家可能以为，那将军一定会说：哪有那么多，那是敌人的夸大宣传，是对我们的污蔑等等。但实际上那位叙利亚将军却说：你说什么？才杀了几千？不对，我们杀了好几万。怎么会这样呢？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只要你把视角切换到阿拉伯人的生活环境，就能感同身受。想象一下，在一片资源匮乏的土地上，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若干部落之间世世代代持续地争夺厮杀。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绝不能示弱！在这种环境中，你显示出软弱，得到的绝不会是同情，而一定是其他人一拥而上的厮杀劫掠。没人会以为你那是善良，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可乘之机。你和你的部落，瞬间就会被撕成碎片。任何不坚守这个生存法则的部落，都会被淘汰，而不可能在贫瘠的沙漠戈壁中生存下来。所有生存下来的阿拉伯人，文化基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永远要示强，要无情地对待你的敌人。只有显示出强大和无情，其他部落的人才会畏惧你，才不敢来惹你，你才能生存下去。只杀几千人，那不是仁慈，不是善良，那是软弱和无能。杀几万人，嗯，这帮人很厉害，不好惹。躲他们远点儿吧。这是那位叙利亚将军从小被灌输的信念。所以，你帮他减小杀戮数量，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他需要的是尽量夸大他们的杀戮数量。在这个地方，狠人必须狠，并且，要让周围人都知道你的狠，否则，你就会被更狠的人干掉。阿拉伯人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作为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犹太人，自然也具备。只不过，犹太人在欧洲时，暂时忘掉了这些文化基因。当他们回到中东的沙漠，重新拿起武器和其他人厮杀时，很快就会唤醒这些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这就是中东地区的战乱、杀戮没完没了、旷日持久的内在心理原因。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兴亡更替、不乏战乱乃至超级大战乱。但即使是在超级大动乱中，我们中国人也坚信，眼前的苦难是暂时的，乱世总会过去。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家乡的土地过上男耕女织的和平生活。我们要做的就是忍耐、坚持和抓住机会。因此，我们的文化基因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我们从来都乐于展示善良和温情。我们相信的是“人心换人心”。一味逞强，好勇斗狠，在我们这里，是野蛮不开化之辈才会干的事。谦谦君子，可不会这么干。可是，对中东这些“部落人”来说，互相劫掠、杀戮，反而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日常生活。中东地区的环境，塑造了他们的“必须示强”的文化基因和相应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又决定了这个地区的政治形态。这可能就是宿命和国运吧。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天机不可泄露为什么在中国“狗”是骂人的词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2）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是不是越少越好？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我不养狗，所以以前对狗的品性没啥了解。最近，密集看了很多好的养狗人——对，有很多好的养狗人，不是只有狗奴——对狗的品性的介绍，算是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狗是贬义词，是骂人的词。所谓狗是人类的朋友，其实不是个准确的说法，只是个泛泛而论。严格说，狗是狗主人的奴隶，不是什么朋友。谁会把朋友阉割了，或者把朋友的孩子卖了换钱？这些做法，对奴隶倒是很常见。同时，狗是其他人的威胁或潜在威胁。狗这种动物，等级观念极强，奴性极重。崇州咬伤幼童事件，咬人的是条黑狗，旁边有条白狗没咬。狗奴歌颂赞美白狗的“善良”，其实是可笑的误会。白狗没咬，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还没轮到它。狗吃东西是有很大“规矩”的。“大哥”还没吃完，“小弟”必须老老实实在一边等着，绝不敢上来抢食。如果“小弟”违规，会被“大哥”毫不留情地撕咬。所以，黑狗没吃完，白狗就不许上。要等到黑狗咬完吃够了，白狗才能上来咬。狗的世界里，等级秩序就是这么严格。大家以为狗很忠诚，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忠诚，那就是奴性——从狼那里遗传下来的奴性。狗从狼驯化而来。狼群的等级秩序就非常严格，狼群中的狼必须严格服从头狼。狗继承了狼的这种服从性和奴性。区别是，狗主人，是狗心目中的头狼。因为奴性重，所以狗绝对服从主人这个“头狼”，让它干啥就干啥，让它咬谁就咬谁。对于狗来说，没有是非可言，一切全都听主人的。狗对主人有多服从，对其他人就有多凶恶。狗的这种奴性和凶性，在马牛羊猪等同属人类饲养的牲畜那里，是没有的。而且，“狗仗人势”是活生生的事实。有人撑腰的狗，特别凶。没有主人撑腰，狗的气势差很多。遇到狗贩子这种凶恶的人，狗老老实实任人摆布。狗的这些独特品性，中国古人看在眼里，发自内心的鄙视。别忘了，我国文化的平等性，可是源远流长深入骨髓的，对奴性十足、仗势欺人、凶恶害人的奴才，特别厌恶。因此用品性类似的“狗”来骂他们。仗着主人的势力，向穷苦人龇牙狂吠的恶狗，已经成为中国人头脑中的一种负面刻板印象。中国文化中，涉及狗的，几乎都是贬义词、骂人的词：狗仗人势、狗奴才、狗腿子、狗眼看人低、狗咬吕洞宾、狗急跳墙、挂羊头卖狗肉等等，等等。走狗、帝国主义走狗等等，甚至成为官方的正式用词，可以出现在最高级别的正式文件中。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画马的——徐悲鸿就以画马著称；有画牛的——耕牛图是传统中国画的常用主题之一。鸡鸟虾等动物都可入画，而以狗为主题的中国画，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大多是近代以来新出现的——狗肉上不了席。不是觉得狗肉不好吃，而是认为狗这种“低贱”的动物的肉不配出现在正式的宴席上。相比之下，西洋文化对狗就要友好得多。当初学英语时，得知英语中狗居然不是骂人的词，甚至是正面词，也算是受到了一次“跨文化冲击”。“老狗”在中文里是骂人的话，但Old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关于城市狗患、怎样处置流浪狗等问题，在我国一直长期争论、争吵不休。一度，狗奴还占了上风，甚至敢于公开去高速路上拦截车辆，行车匪路霸之事。迫于舆论压力，对这种公然违法犯罪的行为，警方居然不敢干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令人慨叹。10月16日，风云突变。成都崇州某小区内，未牵绳散放的罗威纳大型犬，突然撕咬两岁幼女。幼女遭受严重伤害，被送入ICU急救。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关于城市狗患的情绪瞬间一边倒，城市狗患成了千夫所指。很多人强烈呼吁，政府应该一刀切地禁止城市养狗，并全面扑杀流浪狗。以往积极参与争论甚至主动出击，攻击谩骂他人的狗奴，这回纷纷陷入沉默。那些按规矩牵绳遛狗的养狗人，也陷入紧张焦虑，有的人干脆这几天也不出门遛狗了，担心遇到毒狗药，或者和人发生纠纷。总之，舆论和形势突然对养狗人非常不利了。那么，为什么舆论会突然发生如此大范围的急剧反转呢？直接原因当然就是这次崇州严重狗咬人事件。两岁的幼童，无缘无故被狗咬成重伤。这激起了人们广泛的同情心，也激起了人们对城市狗患的强烈不满。人们常说：悲剧往往比喜剧更深刻，原因就在于此。严重的悲惨事件，能激发出人们最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传播开来，感染力极强，其力量之大，足以在瞬间扭转舆论。有人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社会啊，想想也挺可悲。哪怕是城市狗患这种并不算复杂的问题，也要靠流血来推动。如果不是那个倒霉的幼童被狗咬成重伤，狗奴不知道还要猖獗多久。难道社会进步就那么难吗？难道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吗？对此的回答是：恐怕就是这样。社会的进步，往往就是靠悲剧、悲惨事件等等推动。流血，是无法消除的代价。而且，不仅中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这方面，更典型的例子是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犹太人聚集的欧洲，反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在欧洲历史上，能找到不少反犹、虐犹的历史事件。相反，现在阿拉伯-以色列矛盾激烈的中东地区，历史上的反犹观念倒并不强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的反犹发展到顶峰。德国纳粹用工业化的方式在集中营里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一些曾经有很多犹太人的国家——比如波兰，犹太人几乎被清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数量多，重点是采用了工业化的、类似流水生产线的方式进行。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往历史上也有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可能更多，但那都是混乱无序的暴行。而秩序井然、按部就班、流水线式的大屠杀，可是“新生事物”，其中包含的残忍和反人性，令人不寒而栗。战争后期，纳粹集中营的惨状大白于天下。虽然很多欧美人心中尚存反犹的观念，但犹太人遭受的这种空前可怕的屠杀，震惊了所有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新型大屠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极限。因此，战后在欧美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广泛同情。大家都感到“我们必须要为犹太人做些什么”。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迅速成功的关键因素。犹太复国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犹太复国主义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大英帝国。面对英国人的种种控制，犹太复国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后来在一战中，犹太人大力支持英国，英国人放松了一些控制，但犹太人建国，仍然遥遥无期。二战结束初期，英国政府并没打算对犹太复国做政策大调整，继续用各种办法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但这时，西方世界对犹太人的普遍同情，已经如同汹涌的大潮，成为对英国的巨大政治压力。犹太人当然尽量利用这种压力，加上武装斗争，英国人不得不节节后退。犹太人建国的进程大大加快。本来遥遥无期的事情，两三年后居然就成了现实。1947年底，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通过了以色列建国方案。转过年来，1948年5月，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人“我们必须要为犹太人做些什么”的普遍观念，以色列建国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而欧美人从源远流长的反犹观念，突然转变成了普遍的“我们必须为犹太人做些什么”，原因就在于几百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流的血。这个巨大的历史变迁，就是鲜血推动的。事实上，“反犹”后来在欧美成为了政治禁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其中最有讽刺性的是：有史以来犹太人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却在客观上给犹太人帮了一个最大的忙。事实就是，没有元首的大屠杀，就没有现代的犹太国家以色列。从社会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看，幼童被恶犬咬成重伤，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狗患问题观念的大反转。这和犹太人遭受纳粹大屠杀，直接推动以色列建国，本质上是同一码事：在惊人的悲惨事件刺激下，人们被激发出强烈的情感，推动社会观念发生巨大逆转。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靠鲜血推动，并不夸张。分析到此，有人可能会备感沮丧和压抑。原来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居然如此残酷无情啊。不流血，人们就不肯改变。哪怕是小小的改变，也要付出血的代价！这的确是人类社会的内在规律，或者说是无可逃避的宿命。改变社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这其中还另有深意。有时候，尤其是那些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老家伙，会对毛毛躁躁、“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小年轻说：天机不可泄露。并以此为理由，拒绝深入解释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不急，等你长大了成熟了，自然就明白了”。这里面，当然有故弄玄虚的老家伙，但也有对社会、对人生确有深刻理解的老家伙。后一种老家伙深知：社会有残酷、残忍的一面，尤其是社会的底层规律，绝不是小年轻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而是血色浓稠。而且，这种血色浓稠的底层规律，和技术、经济、文化等等无关。这是人类社会无数年演化的结果，是不能也不必改变的。既然如此，就不能让小年轻过早地接触到这些浓稠血色。年轻人的心灵，要先用种种真善美去塑造，去打好基础。他们以后注定会接触到社会的残酷残忍。在此之前，先要用真善美填充他们心灵。只有这样，当年轻人在成长中逐渐接触到社会真实残酷的一面时，才不会幻灭，不会遭受过大的精神冲击，而能继续保持平和、客观和冷静。如果真善美没有在年轻人的心中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过早得知“不该泄露的天机”，年轻人的心灵底色就会是残忍和冷酷的。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表面上仿佛深入而犀利，但其实是扭曲的。他们将只能感受到浓稠血色，而终生和真善美无缘。那句鸡汤说得很好：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要想成为这种英雄，靠的不是蛮勇和迟钝，靠的是拥有一个已经被真善美打下坚实基础的心灵，以及这种心灵对社会、对人生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天机不可泄露”的原因所在。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2）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巨大中华”的巨龙是怎么消失的国家主权太重要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是不是越少越好？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在研发汽车新车型时，有个步骤。工程师们用油泥捏出新车型一比一大小的模型，用来测试风阻等技术指标。这个步骤，不可或缺。奇瑞创立不久，为了研发新车型，也做了这样一个油泥模型。新车型的研发工作，就此开始。奇瑞汽车成立之初，和高大上的合资车企相比，各方面都很寒酸很山寨，简直就像个乡镇企业。作为初创企业，奇瑞很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为此，奇瑞经营负责人尹同跃挖空心思，利用老同事、老同学等各种关系，到处招揽人才。有三位资深汽车工程师，是尹同跃的大学同学。尹同跃想把他们拉过来。这三名工程师很犹豫——这么个乡镇企业的样子，能造出汽车吗？是不是骗子忽悠啊？当这三人来到奇瑞工厂，看到紧张研发中的汽车油泥模型时，深受震撼。“什么都不用说了”“是骗子也认了”，当时就决定加入奇瑞这家新兴企业。我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三位工程师看到新车油泥模型时受到的震撼。要知道，当时国内已有一批汽车合资企业。这些合资车企，虽然每天都在生产大量汽车，但他们实际上只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跨国公司只想培育市场，绝不想培育竞争对手。所以，这些合资车企里的中方工程师，工作只是“按图生产”，接触不到研发、设计等上游领域。事实上，为了阻止中方工程师接触到这些上游环节，跨国公司有一整套的规则和套路。作为工程师，这些理科男（女）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和渴望，想要自己真正能完整地研发、设计、制造出中国的汽车。一辈子只是“按图生产”外国汽车，他们是不甘心的。但在合资企业中，他们的这种渴望，注定成为空想。虽然他们个人的收入很不错，但他们却感到压抑乃至“窒息”。当他们在奇瑞这家新企业中看到研发中的汽车油泥模型时，虽然奇瑞当时很小很不起眼，各方面都很简陋，但他们知道，这是一家真正要制造汽车的企业，自己终于有机会参与研发一台新的中国汽车了。这种机会，可不常有。人生能有几回搏！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不会放弃这种机会。在一些国家，有某些“发展纪念物”，比如某大企业创始人开始创业时的车库等等。奇瑞汽车的这个油泥模型车间，就是中国的发展纪念物，也是奇瑞企业的精神象征物。奇瑞的另一批初创技术人员来自东风雪铁龙的合资公司。这是一批年轻人。在合资企业中，他们同样面临着“按图生产”的职业前景。这批年轻人不甘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度过。在项目组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集体辞职，打算创出一番事业。没想到中途生变。最后关头，项目组负责人变卦了，他没有辞职，而是留在了东风雪铁龙。年轻人们被“闪”了。彷徨犹豫中，奇瑞找到了他们。这批年轻人决定，不走回头路，加入奇瑞。在奇瑞，他们这个团队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有机会真枪实弹地设计车型。他们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就这样，奇瑞从全国汽车工业的各个企业甚至各个角落，招募人才，其中既有快退休、已退休的老工程师，也有在合资企业中越来越不痛快的中青年骨干，还有大学刚毕业，正想大干一番的年轻人。要知道，当时奇瑞汽车的前景并不明确。如果国家产业政策有变，他们的努力有可能付之东流。但这些人决定赌一把，宁可放弃合资企业中安逸的岗位，也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争取广阔的空间。人这一辈子来到世间，是要做事的。学了一身技术，却无处施展，对工程师来说，这能忍？原来没有机会，也就没有办法。现在有了奇瑞这样的中国企业，有了大显身手的平台和机会，怎能错过呢？和奇瑞类似的吉利、长城，还有通信领域的中兴、华为等等企业，就是这样，从合资企业中“挖”来大量技术人员。这些工程师，成为这些新兴企业的骨干力量。中国的企业，就是这样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的。回顾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内在的规律。首先，新中国建立以来，坚定地走自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看上去很艰辛、困难重重，但因为坚持自主工业化，加上新中国的教育普及和培养，国家拥有一大批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革命的塑造和影响，中国的技术人员都很不“安分”。这些技术人员不愿意、不甘心一直在合资企业里“按图生产”。他们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们不甘人后。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想要龙行天下、腾飞高远。第三，合资企业对中方工程师的种种防范和限制，在其他国家，或许能长久维持，但在中国，反而激发了这些“不安分”的工程师的斗志和决心。国家政策稍有放开，他们中就涌现出带头人，去创办自己的企业；随后，更多的人就会被感召而加入。他们都有中国文化特有的那种不服气、不认命、拼命干的气质。奇瑞的经营负责人尹同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尹同跃原来是一汽的核心青年骨干，还被一汽大众派往美国接受培训，曾获得“一汽十佳青年”的称号。如果他留在一汽，前途远大，若干年后升入高层甚至成为主要领导，完全可能。但是，来自家乡的企业奇瑞为他提供了真正研发制造汽车的机会——这种机会，是一汽合资企业不会给他提供的，他放弃了高大上的一汽合资企业，选择了不起眼的新企业奇瑞。不仅他本人加入奇瑞，他还说服了一大批一汽的高级工程师作为顾问加入奇瑞。因为从一汽来的工程师很多，奇瑞所在的芜湖市政府特意把奇瑞工厂所在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这些工程师在一汽工作多年，有的已经退休，但他们还有一个没实现的梦想，那就是研发制造中国自己的汽车。在奇瑞，他们终于有了这个机会。这并不是普通的企业间“挖墙脚”的过程。这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溢出”过程。这些人才离开合资企业，加入新兴企业，固然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但他们往往为此承担更大的风险，甚至当时收入都有所降低。真正感召他们的，不是利益，而是理想——国家富强和充实个人职业生涯的理想。有理想的人，工作状态和那些只是为了挣工资的人，可大不相同。奇瑞的一批原来是一汽退休的老工程师，带队去台湾开发模具。正赶上台湾“921”大地震。地震发生时，这些老工程师冒着危险守护奇瑞宝贵的模具，不肯离开，直到灾情平稳。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企业的财产，也是他们的梦想。这种精神，仅靠契约是换不来的。奇瑞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薪酬，更重要的是实现理想的机会，而这是他们等待了一生才等来的机会。上面所说中国企业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的三个条件：新中国坚持自主工业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革命精神带来的独特气质、合资企业对中方工程师的技术控制乃至封锁。了解这些条件，也就知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的，少而又少，几乎没有。原因就在于，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国家，少而又少，几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其实是很特殊、很另类的国家。这种特殊，这种另类，值得我们深深自豪。不过，问题分析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中国企业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的过程中，还凸显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推动企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什么？下一篇文章继续说吧。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1）“市场换技术”错在哪里“巨大中华”的巨龙是怎么消失的国家主权太重要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上汽和德国大众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不久，1985年，中国工程师就发现了一个技术问题：桑塔纳轿车后门的铰链，会在开关门时发出异常噪声。中国工程师把这个问题按程序规定上报，但德国大众方面面迟迟没有反应。如果你以为这是因为跨国大公司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比较低，那你就把问题想简单了。德方的迟迟没有反应，是因为合资企业有个“检查和确认”的程序。这个程序规定，对生产过程的人和改变，哪怕是改动一个螺丝钉，也必须经过德方的审查和确认，合资企业的中方，不得擅自改动。名义上来说，“检查和确认”程序是为了确保产品质量，防止中方随意改动，影响汽车品质。而且，德方也不禁止中方工程师主动提出对产品的技术改进意见，但在实际中，德方的“检查和确认”程序冗长、标准苛刻，完全是对中方工程师耐心的“考验”。事实上，对中方工程师提出的技术改进，德方基本上是在程序的掩盖下置之不理，目的就是让中方工程师耐心耗尽、知难而退，不再在技术上下功夫琢磨，而只是简单地维持“按图生产”。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技术放逐”措施。桑塔纳轿车后门的铰链问题，德方就是实际上什么也不做，爱咋咋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检查和确认”程序就是隔离、图纸控制（详见上一篇文章）以外的第三种主要的外方技术控制手段。此外，还有设备采购控制、技术引起控制等一些其他方法。消费者对这个铰链的异响越来越不满。事情闹到上海政府。上海政府问询企业，中方管理者告知：我们没有权力单方面做出技术改进。这事必须要等德国大众方面的批准。最终，此事闹到中央。时任中国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在一次外交场合向德国总理、外交部长当面商讨此事，德国大众才赶紧着手解决。真要解决起来，其实很容易。德国大众从巴西调来两名德国工程师，到中国出趟差，就把这个旷日持久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可见，技术问题解决起来不难，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在于：合资企业的外方，有一整套策略和办法，阻止合资企业中的中国工程师在技术领域多知、多学、多研究。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生产车间，而绝不希望中方通过合资，通过“市场换技术”，真正学到技术。事实上，德国大众高层对此直言不讳。大众的一位高管曾经说过：我们只想培育市场，我们可不像培育竞争对手。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工业领域曾经有一场深刻的、但后来很少提及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苏式的计划经济。另一方则反对这种等级分明的、主要依靠领导指挥生产的“厂长负责制”，而主张发挥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主观积极性。因为这场争论很激烈，后来还波及政治，所以，中国实际上一直没能建立起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相比，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很“不正规”，好像是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区别。但多年以后回头看，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不正规”，让中国避免了苏联在苏东剧变时那种“一夜崩溃”的局面。苏联的体制中，权力、资源过分集中到中央，中央一旦有变，全局就要崩溃。中国的体制，虽然表面上看是计划经济，但集中度比苏联低很多，各地的自主性、积极性比苏联强很多。这些条件，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优势，直接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过，虽然整体上“不正规”，但毕竟多年实行计划经济，在我国工业领域，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工业城市中，有一批计划经济型的大型骨干企业。这些企业，不但规模较大、基础较好，政治上更有“话语权，最重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这些企业往往是“书记厂长负责制”——少数领导干部说了算。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很被动，只需要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按照计划完成生产任何即可。如果你以为来自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跨国企业，一定反感、排斥这些计划经济型企业，那你就想错了。正好相反，跨国企业更青睐、偏好这些计划经济型的企业。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的，实际上就是生产车间，而不是完整的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计划经济型企业，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只需要把“按国家计划完成生产任务”改为“按跨国公司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即可。简直是无缝衔接、平滑过渡。可以想象，在这样一整套控制办法之下，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工程师，会感到多么压抑和郁闷。作为技术人员，一方面，他们个人希望能学到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国家派他们这些工程师加入合资企业，目的就是要“市场换技术”。可是，这两方面的目标，但无从实现。他们只是简单“按图生产”。虽然他们个人的收入比较高，但职业前途看不到什么远大的希望。实际上，有一位中方工程师用“窒息”来形容这种状态。在这种局面中，一部分或者说一大部分工程师，满足于合资企业相对高的收入，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事实上放弃了个人在技术上的成长和进步。有的技术人员，甚至被合资企业分配去市场营销部门，从此彻底告别了技术道路。但是，也有少数不甘心、不驯服的中国工程师，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合资企业的安排，不愿意就此告别技术的成长和进步之路。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永远只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他们想要找到能大显身手、大干一番的机会，他们想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更宏大的意义。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的最初几年，各方面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汇合起来，促成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关于这个历史机遇更多的内容。下一篇文章继续说吧。封凯栋：《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市场换技术”错在哪里“巨大中华”的巨龙是怎么消失的国家主权太重要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我有些担心，担心未来的人们把中国自主创新工业化的历程，简化为黑白之争、正邪之争，并因此对“市场换技术”等政策大加挞伐、全面否定。事实上，虽然“市场换技术”后来被证明不是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好政策，但公正的评价应该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是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求全责备。那不是认真的分析，那是肤浅的起哄。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市场换技术”政策错在哪里，以及我国的企业和科研人员如何摸索出成功的自主创新之路。但我要先给“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说几句公道话。大家不要忘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的时候，决策者面临的选择不是“市场换技术”还是“自主创新”，而是“全面放开市场”还是“市场换技术”。当时，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相比发达先进国家落后很多，往往有代差，甚至有两代、三代的代差。而且，国家财力窘迫，迫切需要外来投资和技术支持。面对这种局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苏东转轨国家，选择的道路都是不设防的“全面放开市场”。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放开市场，越彻底越好，越完全越好。理想状况是国家完全不干涉，任由外国投资进入本国市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据说，在这种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的激励作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经济繁荣很快就会到来。国家要做的就是“无为而治”，管住自己想要到处插手的那支有形之手。任何试图干涉、控制这个过程的，都是错误的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必然带来低效率，抑制经济增长，妨碍人们过上好日子。这套理论看上去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而且被那些发达先进国家大力推广。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这些观念的大集合。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都接受了这些观念，不设防地“全面放开市场”。其实，在理论上，当时我国辩不过“华盛顿共识”。但是，可能是基于深厚的政治智慧及其直觉，也可能是由于天生的、“不可救药”的独立自主意识，我国坚决拒绝了不设防的“全面放开市场”，而是采取了更稳妥、保持国家控制力的“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也开放市场，也接受外企投资，甚至热烈欢迎，但坚持相应的条件，绝不是“不设防”。这些条件包括：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严格限制外商独资企业，要求中外合资创办企业，并且在合资企业里中方要保持控股，外企应该传授技术，要逐步提升零部件的“国产化”比例等等。“市场换技术”坚持的这些条件，目的就在于在合资企业中创造出“贴身学习”“干中学”的条件和环境，提升我国自身的技术实力——开放市场，换来技术。显然，“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很好，有大局观，目标明确，宁可牺牲一些经济增长，也要确保中国自身的技术成长。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换技术”在我国是广受批评的——来自自由市场经济论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市场换技术”无异于保护主义，是落后的、封闭的计划经济残余，是在扭扭捏捏地建设市场经济，给国家干预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不利于外资顺畅进入中国，必然妨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应该尽快把“市场换技术”改为不设防的“全面放开市场”。他们认为，越自由，越进步；彻底自由，则飞速进步。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市场换技术”又受到了来自另一方的批评。这些批评者认为，“市场换技术”过分迁就了外资，丧失了中国企业的很多重要权益，让中国企业成了外资的“打工仔”，结果不但让出了市场，还没有学到技术，可谓两头输。甚至有人认为，“市场换技术”就是大错误、大投降、大阴谋。这两种批评，都是片面的。在1980年代的条件下，中国决策者能坚持“市场换技术”，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那样，不设防地“全面放开市场”，这是对国家高度负责的表现，其中包含了深厚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在那个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没被人“忽悠”，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实属难能可贵。现在，时过境迁，当时的“问题情境”“真实选择”已经被人淡忘。这时，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把“市场换技术”政策贬低为愚蠢乃至阴谋，这既不正确也不公正。当然，“市场换技术”确有种种缺陷，其中一些还很严重，但这些都是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的。这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大阴谋。本文要说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市场换技术”逐渐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外商投资进入中国之初，他们当然很想要建立独资企业，完全控制生产和营销。但我国坚持“市场让技术”，要求必须建立合资企业。在汽车行业中，还要求中方占股必须超过一半。很多人以为，只要合资企业建立起来，在中国生产制造，相关的技术早晚会被合资企业中的中方技术人员学会。那么大的工厂，天天生产，怎么可能严格保密呢？这种想法典型反映出无法摆脱的一种困境——作为落后方，我们不但不理解先进技术的种种内部细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理解新技术产生和管理的具体过程。现代工业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如果先进一方不主动传授，落后一方即使天天生产，也很难掌握那些先进技术。我们想象中的“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其实是一厢情愿，基本不会实现。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是两码事。以汽车工业为例。现在大家提起合资汽车品牌，往往想到的大众、丰田、本田这些品牌。其实，中国第一个合资汽车品牌是北京汽车制造（“北汽”）和美国AMC合资的北京吉普项目。当时，国家推动建立汽车合资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想要节省进口汽车所需的巨额外汇。大量进口汽车，消耗了巨额外汇，国家不堪重负，想要进口替代，在国内生产汽车，缓解外汇紧缺的燃眉之急。为此，国家甚至提出要在一汽、二汽以外，专门建立中外合资的“三汽”。但是，由于我国坚持“市场换技术”，和世界各大汽车公司洽谈了一番，他们谁也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谈来谈去，总算和美国AMC公司谈妥了，于是，就有了北京吉普这个合资项目。当时，“北汽”生产的212越野车，在我国部队和基层政府中广泛使用，但212技术已经落后。我国希望通过北京吉普项目引进美国技术，研发212的升级产品213越野车。说好了“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建立起来以后，中方工程师就开始研发、设计213越野车，并使用了一些美方的技术。设计初步方案出来以后，拿去和美国人商量。美国人开列出一大堆“问题”，意思就是太难太费劲，你们还是别折腾了，老老实实生产我们美国的现成车型吧。结果，213越野车的开发就此夭折。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1990年代，有个“巨大中华”的说法，指的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中国本土通信公司。时过境迁，到现在，全世界通信公司的排名中，华为高居第一，是全世界最大的通信公司；中兴位居第四，也是超级大公司。大唐曾经主导3G时代的TD-CDMA，后来和其他企业合并。巨龙的命运最为惨淡。1998年以后基本就从市场中消失了。如果你上网查一下，会得知，巨龙的消失，主要是由于军队体制的改革。巨龙脱胎于军队科研部门，后来中央下令，禁止军队参与商业活动，军队科研人员奉令离开巨龙。巨龙通信就此衰落，不久消失。看上去，这个过程虽然有令人遗憾之处，但没什么太多可说的。那么大规模的军队体制改革，难免有改革的“牺牲者”。巨龙不走运，成为这种“牺牲者”，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最近，看了封凯栋的《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其中介绍了巨龙通信的前前后后，才知道，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简单，其中值得分析的内容很多。这篇文章就来说说围绕着巨龙通信的故事，及其包含的重要规律。现在，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属于领先甚至遥遥领先。但在1980年代，中国的通信技术水平非常落后，与国际上有技术上的“代差”。具体来说，当时，发达国家的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计算机水平，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为技术核心，而我国还停留在机电的模拟技术。难办的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通信归邮电部门管理，计算机归电子工业部管理。两边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因此，在通信领域使用计算机技术，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管理体制，都无从谈起。当时，邮电部门引进了日本的一些大型电话程控交换机。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技术，邮电部门对这些日本设备来个“逆向开发”，打算仿制。可是，由于技术已经发展到芯片水平。技术被封装在“黑箱”内，无法逆向开发。再加上邮电部门的科研人员大多不懂计算机，几次逆向开发都以失败告终。邮电部门不懂计算机，电子工业部的人虽然懂计算机，但他们不能插手通信领域，这不是他们的地盘。这个死结，怎么打开呢？是军队的科研部门打开的。军队对计算机很重视，1960年代就开始研究。到1980年代，已经研发出每秒5亿次的计算机。这时，国家财政很紧张，军费当然也就很紧张。国家没钱，只好“给政策”，鼓励“军转民”，希望军队科研机构自己去市场上找饭吃。位于郑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中心有位年轻军官，名叫邬江兴。他敏锐地认识到，计算机在通信领域大有可为。1985年，邬江兴带着15名军队科研人员，开始用计算机技术研发电话程控交换机。邬江兴研究进展得很顺利，几年以后，邬江兴团队就研发成功了万门程控交换机（简称04机）。04机的技术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程控交换机处理能力的世界纪录，是德国西门子创下的。04机的处理能力，是西门子世界纪录的三倍，并且，这个优势保持了四年之久。邬江兴的04机研发成功以后，轰动了当时的国内通信市场。一方面，04机在国内市场非常热销。从大规模上市到1996年，04机一直保持国内销量第一的地位。最忙碌的时候，邬江兴团队在全国有十几个安装小组到处给电话局安装04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04机研发的成功，给国内通信科研人员以极大鼓舞。此前，跨国通信公司曾扬言：中国人不可能研发出万门以上的大型程控交换机。04机的成功，打破了这个“神话”。我们都知道，后来，在很多领域，中国人一再打破类似神话。在技术上，04机的重大作用则在于，让国内科研人员理解了计算机的分布式结构，改变了传统机电产品的集中式结构。华为和中兴就是在04机的技术基础上开始自己的产品研发的。说到这里，就到了重点。正是从这时起，巨龙形成了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埋下了巨龙最终消失的“根源”。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特点就是，邬江兴团队的市场观念很淡薄。因为来自于军队科研机关，邬江兴及其团队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技术上，对市场营销、企业组织等等，既不懂也没兴趣。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技术团队。首先，对04机的技术在全国的扩散，邬江兴团队不但不设法从中谋利，还积极主动到处“送经上门”。在公开的产品评审会上，邬江兴团队毫无保留、事无巨细地披露了04机的各种技术细节，任由其他部门、单位效仿。1995年，华为公司曾邀请邬江兴去讲解技术，酬劳只是几千元的“讲课费”。在邬江兴团队看来，他们是军队的科研机关，完全没有必要将技术成果据为己有。这些技术理应尽量在全国推广。也是在1995年，邮电部、军队等各方面把一批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合并，组建了巨龙通信。虽然表面上有了公司化的经营体制，但巨龙通信在市场中的营销仍然“很天真”。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1971年发生了一件世界大事。这一年的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决定改变甚至颠覆了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有两个要点：一、规定35美元折合1盎司黄金（大致是1美元折合0.89克黄金）。各国可以随时用美元找美国按这个价格兑换黄金，数量无限制，随到随换。二、固定汇率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则按照固定汇率和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够成立并运转，靠的是美国超级强大的国力和财力。当时，美国刚刚在二战中发了大财，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黄金都在美国，因此美国敢说“随到随换”这种大话。到了1960年代，因为越战等多种因素，美国的财力不再那么雄厚。其他国家见状，纷纷拿着美元找美国兑换黄金。眼看着金库里的黄金哗哗外流，美国人终于坐不住了。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到此为止，黄金不给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这样解体了。美国人这么干，当然是在违背诺言，无异于耍赖，但这种耍赖不可避免。毕竟，金库里黄金就那么多。不管谁当家，也不可能为了“严守诺言”而眼睁睁看着外国人掏空本国的金库。布雷顿森林体系严重依靠美国的财力，注定不会长久。看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美国的一大挫折。不但当众背弃诺言，而且让美国财力不济的事实大白于天下，真是尴尬郁闷。但多年后回头看，美国实际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大赢家。美国赢得了什么？美国赢得了完全的货币自主发行权。或者说，美元从此成为真正的主权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类似于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不是纯粹的金本位）。金本位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没有权力自主发行美元。发行美元，必须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金库里有1盎司黄金，美国政府才能发行35美元的货币。后来美国实际上是超发美元了——越战打仗，国内福利制度，要花钱的地方太多。美元多了，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兑换价就扛不住了，继续按这个价格换下去，美国就亏了，只好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经济学家预言，没有了35美元1盎司黄金的“金本位”限制，美国接下来必然加速增发美元。大家就等着通货膨胀吧。很多经济学家对此痛心疾首，甚至认为美国这就要完。可是美国并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更没有完。当然，如果计算货币量，美国确实有通货膨胀。现在，1盎司黄金已经折合将近2千美元了。从35到2千，这膨胀幅度着实不小。可是，这个通胀并没有发展为恶性通胀。虽然很多经济学家对通胀大为不满，但事实是，这个通胀对美国没有多大负面影响。不仅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按照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分析，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来说简直是一次大解放。美国政府摆脱了金本位的限制以后，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发行货币。到这时，美元才成为地地道道的主权货币。表面上看，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都算是主权货币，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主权货币很少。现在，美元是主权货币，人民币也是，日元应该也算，但大名鼎鼎的欧元却不是。港币尤其不是主权货币。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港币和美元直接挂钩，1美元兑换7.8元港币。事实上，港币就是美元，只不过票面图案不同。香港当局和发钞银行，没有自由发行港币的权力。他们手里有多少美元，才能相应地发行多少港币。自己说了不算，这还哪有什么主权？欧元不是主权货币的原因则在于，发行欧元的欧共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为了防备通胀，欧元的发行有严格的规定，欧共体各国谁也不能单独决定欧元发行量。对欧元的发行量，各国只能被动接受，无法主动操作。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优点，可以预防通胀。是不是优点先不说，但必须承认的是，欧元因此也就不能算是主权货币了。按照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观点，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有很强的功能性，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而想要做到这些，首要的条件就是，国家拥有真正的主权货币，可以自主确定货币发行量。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在这里充分显现。名义上，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挂号成为会员的，有将近两百个。但实际上，全世界真正拥有主权，可以自主决定内部事务的国家，屈指可数。是否拥有完整意义上的主权货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美元成为完全主权货币。从那以后，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增发货币。增发量是否合适，这可以研究，但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通过这种增发货币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政府累积了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但并没有怎么妨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人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1990年代，美国还经历了一波超强超长的经济增长。巨量的美元带来的投资，推动了美国的科技进步。个人计算机、互联网先后掀起了经济增长的浪潮。当然，美元的持续增长也有弊端，主要是造成美国金融业的恶性膨胀。但整体来说，美元成为主权货币，让美国可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因为美元是主权货币，可以自主发行，从根本上来说，美元债务无论多么“天文数字”，也没有还不起债的可能性。用我自己发行的货币来还债，那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嘛。有人说，美国这不是变相老赖吗？这可不光彩啊。还是那句话，不能用个人家庭的财务逻辑来理解国家财政。国家发行货币，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本身就能创造出新财富——当然，这种“造富”不是无限制的。只要善加使用，不乱用不滥用，发行货币的确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手段。但是，这种手段，拥有真正的主权货币的国家专用。其他国家，想用也用不上，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金圆券。初期还算顺利，但不到两个月后就出了问题，金融秩序一片混乱，金圆券飞速贬值，民不聊生。没过几个月，金圆券与银元的比价已经上涨到上亿比1，金圆券已经形同废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圆券破产。7月18日，金圆券被宣布作废。至此，金圆券币制改革彻底失败。金圆券是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此次金圆券失败有很大关系。对金圆券失败的原因，普遍认为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直接制造了通货膨胀。这种说法用于对敌斗争，很畅快淋漓，但对于我们认识国家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没有提供多大借鉴。如果金圆券这种恶性通胀，仅仅是因为当局钞票印得太多，那么，隐含的意思就是：只要政府坚持住不滥发钞票，就不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如果是那样，社会问题倒简单了。金圆券是在1948年8月开始发行的。同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一年5月，在山东的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主力部队之一整编74师被全歼。到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1948年9月，济南解放。济南是解放军攻下来的第一个大城市，是解放战争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的开始。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9月济南解放。10月金圆券开始崩溃。这其中的关系，清晰可见。金圆券发行时，王云五时任财政部长。他一手制定了主持了金圆券币制改革方案。王云五在回忆录中指出，丢失济南，以及整个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让人们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这种信心丧失，是金圆券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人们不再相信政府能存续以后，当然也就无法相信这个政府发行的任何货币。换句话说，金圆券的失败，经济、货币层面的因素，是次要的。金圆券的失败，主要是政治的失败。恶性通胀的原因，不在经济，而在于军事和政治。在大家的印象中，美元币值一直比较稳定——这是各国选择美元作为流通和储备货币的重要原因。除了建国早期的特殊时期以外，美国没有发生过类似金圆券的恶性通货膨胀。看来，美元很稳。这个印象并不准确。查看历史统计数据就能知道，在长时段内，美元的贬值幅度，远超你的想象。现在的100美元，购买力只相当于1913年的3.87美元。也就是说，在百年的尺度上，美元贬值幅度超过95%虽然美元如此大幅贬值，但这一百年正是美国称霸全世界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美国不但成为超级大国，美元也取代英镑，成为世界通行货币。也就是说，美国自己也好，世界其他国家也好，根本不在乎美元贬值95%这件事。而且，即使如此大幅度贬值，在世人看来，美元依然是可靠的货币。美元的情况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货币贬值都会带来破坏性的通货膨胀。金圆券式的恶性通胀，并非经济问题，而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政治军事没出大问题，仅仅政府加印钞票，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在谈到通货膨胀时，人们往往会想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两次恶性通胀，以及现实中的津巴布韦等国的恶性通胀。以往，主流经济学强调，通货膨胀就是货币现象，就是由于政府无节制的增发货币。这种说法未免太“经济学帝国主义”了。如果打破成见，直面事实，就会看到，这些恶性通胀无一例外都是政治失败的表现和结果，而绝不仅仅是经济和货币现象。20世纪上半叶德国那两次恶性通胀，说到底，就是因为德国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津巴布韦等国，同样是政治大失败、大混乱。美国一直没有恶性通胀，原因无他，就是因为美国政治秩序长期稳定，一直没有20世纪上半叶德国那种政治大失败和大混乱。也就是说，只要政治、军事上没有大失败，只要国家保持基本正常的政治秩序，人们其实无须担心恶性通胀。而且，真到了政治军事大失败的时候，恐怕值得操心的事情就太多了，通胀什么的，远远算不上最可怕的。辨析通货膨胀的真实性质，目的在于澄清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一个重大误解。现代货币理论主张政府不必担心赤字，财政赤字正是社会私人部门的资金来源。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政府应该大胆增发货币，扩大开支，这样才能拓展经济增长的空间，恢复经济发展的活力。很多人因此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就是主张政府无节制的印钞，不惜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他们认为这是在饮鸩止渴、南辕北辙。这些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货币性质的认识，不到位，所以才反对一切货币增发。此前的几篇文章已经分析过，由于货币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增发货币，相当于“要想富，先修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必然刺激交易数量、频率的增加，进而刺激生产，推动经济发展。相反，严格限制货币发行，往往会造成通缩。通缩就好像道路等基础设施败坏，人们的交通量、交往量必然随之大幅下降。生意要靠人们走来走去才能达成。同样，货币时商品交易的媒介，媒介不足，交易必然被抑制。很多本来能出现的交易胎死腹中；很多本来能赚到的钱，消失于无形之中。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市场交易自发演进的产物。既然如此，政府人为增发货币，当然是在干扰甚至破坏市场秩序，必然引发经济损失。但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和市场都是国家和政治的产物，货币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工具。运用这种政治工具，促进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货币理论提出，国家财政绝不仅仅是国家理财，国家财政应该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增发或者收回货币，都是国家的治理工具，需要用时就要用，而不能无所作为。无所作为、无为而治其实是国家的失职。进而言之，经济发展和市场出了问题，并不是货币出了问题，而是资源、组织、技术等基本面出了问题。国家应该使用包括货币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解决这些“基本面问题”，而不是固守货币不增发，坐等市场自发好转。在这方面，又有一个典型例子。金圆券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进一步失败，很快就倒台，丢掉了政权。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面临着如何解决金圆券的恶性通胀问题。当时在上海等重要经济城市，投机商们很狂妄。有人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上能占领上海，但经济上进不来上海。投机商们用各种金融办法，打算在经济上打败新中国。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是经济管理高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陈云准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经济困境不是因为货币，而是因为资源不足。于是，在党中央的支持下，陈云充分发挥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优势，向上海调入大量“两白一黑”。大米和棉纱这“两白”解决吃穿问题，煤炭这“一黑”解决工业生产的动力和人民生活取暖问题。大量物资投入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很快击败了各色投机商。投机商们赔得一塌糊涂。新中国在上海迅速站稳了脚跟。国民党苦苦无法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土八路”共产党没费多大力气就解决了。陈云是党内财政专家，水平很高。但国民党内也不乏财政高手。陈云能解决通胀问题，国民党解决不了，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而在于实实在在的物资，在于军事和政治。前面说了，金圆券发行不久，国民党就在山东战场被打败。随后，三大战役打下来，国民党丧师失地，退缩至东南一隅，已无力筹集“两白一黑”等国计民生急需的物资。投机商大行其道，大肆倒买倒卖，市场乱作一团。金圆券崩溃，只不过是这个大失败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在这种大失败之下，无论国民党财政当局有多少财政高手，这些高手如何操弄货币，也无济于事。现代货币理论敏锐地指出，通货膨胀是资源争夺加剧的结果，而绝不仅仅是个货币问题。至于恶性通胀，是由于政治秩序崩溃，资源争夺无限激烈化。解决通货膨胀，只能依靠实实在在的投入资源。仅仅停止增发货币，连治标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束手无策。现代货币理论关于通胀的观点，让我想起厉以宁先生的一个观点。那是我在上大学时有一次听厉先生的讲座学到的。在那次讲座中，厉以宁先生提出了“隐性通胀”的概念，用来描述计划经济时期物资普遍匮乏的状况。那时，表面上币值很稳定，没有通胀，但有价无货，市场上来了什么商品，大家都赶紧排大队抢购。表面上看，计划经济时期物价很稳定，粮价、菜价等多年没有变化，但实际上供需矛盾很尖锐，不得不使用粮票、布票、购物本等配给手段来抑制需求。厉以宁先生指出，这其实也是一种通胀——隐性通胀。厉以宁先生的“隐性通胀”概念，和现代货币理论关于通胀的观点，殊途同归，都指出通货膨胀并不是货币问题，而是资源问题，和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只是货币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也正因此，现代货币理论高度重视通货膨胀问题，认为必须严肃对待。现代货币理论绝不主张滥发货币，更不主张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危害，现代货币理论有充分的认识。事实上，在贾根良先生的《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亟待研究几个问题之一就是：为了预防通货膨胀的技术创新。这实际上是国家如何准确使用货币这个工具的技术问题。主流经济学反对国家积极地使用货币工具，认为货币政策最好“消极无为”，保持币值稳定，给市场提供一个“诚实货币”即可。现代货币理论则主张功能性的财政政策，指出政府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但是，如何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预防通货膨胀，这又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问题。解决这个新问题，正是现代货币理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之一。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知识要点，已经说了很多。接下来要说的，是现代货币理论涉及的政治哲学问题。下篇文章继续说吧。贾根良等：《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财政赤字是不是越少越好？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财政赤字，指政府开支超过收入，入不敷出。在账簿上用红颜色字标出，用以醒目，所以称为“赤字”。相反，如果收入超过开支，有盈余，就用正常黑颜色字体记录，称为“黑字”。不过，赤字这词很常见，黑字这词很少用。入不敷出，有了赤字，有了亏空，对于个人、家庭、公司等等来说，这可不是好事，要尽快解决。解决办法无非增收节支。如果解决不了，就有麻烦了。个体和机构可能会因此破产，陷入更大的困境，甚至难以为继——日子过不下去了。在主流经济学和很多人看来，个人、机构的这种情况，对政府同样适用。财政赤字同样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为此，政府要增收节支，量入为出，努力恢复财政平衡，也就是消除财政赤字。如果解决不了，政府同样会破产，甚至会酿成经济和政治危机。现代货币理论（MMT）对此则有完全不同的观点。MMT反复强调，不能用个人家庭的财务逻辑去理解政府财政。政府财政，另有一套专门的规律和逻辑。看上去，MMT的理论很大逆不道，甚至很荒唐，不容易接受。但如果深入了解其逻辑，并从这个角度观察现实，会发现，MMT的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对政治和经济的理解认识，更深入更准确。现货币理论的知识基础，前两篇文章讲了很多，要点在于货币的性质和起源。主流经济学人为，货币起源于交换。在物物交换中，某些物品因为“销售力”较强，逐渐脱颖而出，最终被众人接受，成为货币。现代货币理论则认为，货币是国家的产物，是国家为了更高效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创造出来的政治工具。货币作为政治工具，在满足了国家征集资源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交易工具，普遍的交易和市场由此诞生。这是一个巨大的双赢。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国家在市场以外，仅仅是为了保证市场交易正常进行的“守夜人”。税收是市场支付给“守夜人”的薪酬（或者说保护费）。因此，国家和市场之间在经济上是“零和博弈”，国家多一点，市场就要少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不但是不合理的，也是不道德的。即使承认国家在福利救济、社会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上有一定的作用，财政赤字也是不必要的。存在赤字，至少证明政府相关部门要么不善于理财，要么大手大脚地浪费，甚至贪污腐化，总之，政府没有正确合理地收钱和花钱，所以才造成亏空，才有财政赤字。进而言之，财政赤字如果太多，政府就会维持不下去。历史上，北洋政府长期被财政紧张困扰，不得不频频向外国人借钱，国家治理各种被动局促，政治始终未上正轨。当代社会，拉美等一些国家也曾经深陷财政危机，政府倒台，国家混乱，甚至军事政变，总之是各种失败。可见，从哪方面来说，财政赤字都不是好事。那么，关于财政赤字，现代货币理论有何见解呢？基于政府创造货币的核心观念，现代货币理论提出，货币在社会中的真实的运转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把货币投放到社会中。在古代，往往是政府把他们控制的某种贵金属——金银铜等——用来采购各种物资。中国本土的金银矿产不丰富，铜相对较多，所以铜币在中国源远流长。汉代“七国之乱”的带头人之一刘濞，就因为拥有铜矿，可以发行铜币，因此富可敌国，有能力造反。到了近现代，贵金属已经不必要，只要政府有信用，大家相信政府，纸片可以发挥和贵金属同样的作用。今天，政府造币厂印出来的花纸头，可以直接成为货币。到了数字货币时代，花纸头都没必要了，需要的只是改变某个服务器中记录的数字。我国自从手机支付大行其道以来，对纸币的需求大幅下降。大量存取款机都“下岗”了。具体来说，政府是怎么把货币“投放”到社会中呢？我们好像并没有见过政府“发钱”这种事情啊。答案是：政府开支就是花钱的过程，就是政府造钱的过程。刘濞在他自家的铜矿中开采出铜，铸成铜币，拿出去买这买那，这些铜币就进入了市场流通。今天的政府开支，情况类似。政府花钱，主要通过财政部。财政部在中央银行有个账户。政府要花什么钱，钱就从财政部的这个账户中出去，到卖家的银行账户里。那么，财政部账户里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来自税收国债等等。看上去，这个过程很正常，没什么可说的。认为这个过程“没什么可说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货币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先收税，然后才能有钱花。就和我们个人先挣钱，然后才能花钱一样。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并非如此。政府收税，不是为了让政府有钱可花，而是为了回收此前政府发行的货币。政府发行货币，并不必须要有税收，就好像刘濞发行铜币，只因为他家有铜矿——他想发就发。政府总可以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这笔支出是社会必须承受的，因为安全等事务总要花钱——不掏钱供养政府，就等着匈奴人来烧杀劫掠吧。那样损失更大，甚至无穷大——人死财无。实际上，可以说，政府收税，是神庙收取供奉的延续。人类社会从成为社会那一天起，这方面的开支就不可避免。这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开支，人类学家称为“原始债务”。关于原始债务，已经涉及哲学层面，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详谈。这里只是强调，政府收税的权利，并不是来自纳税人的同意。这种“契约论”，看似深刻，但却是自欺欺人的片面之论，既不符合现实，本身逻辑也不成立。政府不是直接去征收资源，而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得资源，这是为了提高效率，同时也创造出市场及其交易。这样，各方都因此得利。这是一种进化选择。政府发行货币的关键，在于通过税收实现货币的“众人广泛接受”。因此，货币在社会的真实运行过程是：这一端，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向社会注入货币，货币在市场中流通；另一端，众人向政府交税，货币通过税收渠道（还有国债等）返还给政府。这是完整的货币流通过程。看出问题来了么？理论上来说，政府政府开支和税收相当，也就是这一端投入的货币，和另一端回收的货币数量相等，就意味着，政府以外的社会（称为私人部门）整体上一分钱没有。注意，是整体上，不是所有人。有人有钱，但同时一定有人欠债，并且，钱和债一定相等相抵。因为政府把他们发出来的所有钱都收回去了。私人部门全是过路财神，整体上留不下钱。这就是政府财政平衡、收支相抵、既无赤字也无黑字的真实结果。进一步说，如果政府财政有了黑字，也就是有了财政盈余，那一定意味着，社会整体处于欠债状况。私人部门欠债的总量一定多于存款。什么时候社会中的私人部门整体上有钱呢？看，难以接受的结论来了：只有政府财政有赤字，私人部门才能整体上有钱。换句话说，政府有亏空有赤字，我们大家才能兜里有钱。政府的财政赤字，就是我们大家的财富源泉。这个观点够雷人的吧。你接受不了吧。不过，只有这种观点，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那么多，美国人同时还那么富裕。无独有偶，不但美国，日本国债也长期居高不下，已经几倍于其GDP，但日本仍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如果个人或者机构如此欠债，不破产也会狼狈不堪各种被动焦虑，但国家就是不同。国家财政和个人财政，规律大不相同。根子就在于，货币是国家创造出来的。但个人和机构可不能创造货币。有人立刻会说，不对，银行也能创造货币。对这个问题，现代货币理论早有解释。理论解释很复杂，概括来说就是：银行通过放贷款创造新货币，因此，银行信贷创造出来每一笔钱，都对应着债务。银行信贷创造货币过多，反而会让私人部门的债务问题累积甚至恶化。很多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是累积的债务危机大爆发。而政府创造出来的货币，对应的是政府债务。社会中的私人部门得到的是货币总量增加——政府欠一屁股债，但大家整体上更有钱了。有人立刻会说，这不是通货膨胀吗？甭想忽悠我。通货膨胀就是变相抢劫！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这种理论是在鼓吹通货膨胀。其实，现代货币理论非常严肃地看待通货膨胀问题，绝不是放任或者故意制造通胀。这方面的内容，需要专文论述。这里只简单论述一点，随着生产量和交易量的增加，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交易媒介——货币。如果货币没有随着生产量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加，就会有很多生产和交易被抑制，社会经济发展也就被抑制了。就好像，如果人口数量和出门旅行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就需要道路、车辆等同步增加，甚至预先增加。这就是“要想富、先修路”的原因所在。或许，经济增长的机制类似，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货币量的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生产量和交易量的增长。这就是通缩危害社会经济的原因所在。通缩和恶性通胀，我国历史上都经历过。现在，防止通胀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所以，我国一直严格坚持财政纪律，控制财政赤字。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看来，这种做法毫无问题。但是，在现代货币理论（MMT）看来，控制财政赤字，反而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或许，我们中国人很努力，但收入增长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此。尤其近几年，内部外部的种种困难之下，很多人被债务困扰，苦于现金不足。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政府赤字，才能向社会注入货币，让那些被抑制的生产和交易成功进行，让经济恢复应有的活跃度。“要想富，先修路”在财政金融也要做起来。当然，关于政策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不可轻率下结论。重要的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实际上是不是对未来的设计，而是对现实真实发生事情的概括，是对货币在社会中真实运行的过程的理论总结。清晰准确地理解现实，是正确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贾根良等：《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国家创造货币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上一篇文章讲到，人类学家考察历史和现实，发现并没有物物交换这种事。在漫长的前货币时期，人们靠交往、礼物、分配等等维持协作互助。经济学家设想的货币从物物交换中逐渐“脱颖而出”的货币起源论，看来站不住脚。那么，货币是怎么产生的呢？人们在交往中会“礼尚往来”，今天你送我一本书，明天我请你吃顿饭。在长时段内，这种“礼尚往来”是大致均衡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礼物。收了别人的礼物，就欠了人家一份人情，日后要找机会回报，并且，是价值大致相当的回报。但是，只是大致相当而已。在礼尚往来中，人们一般不会精细计算和衡量彼此的礼物价值。这种“粗放”态度，用于日常人际交往，足够了。但是，在大规模财富转移时，就不够用了。那种情况下，需要精确计量。货币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大规模财富转移时的计量单位。在文明早期，什么时候会出现大规模财富转移呢？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发现，在宗教场合，往往会出现这种大规模财富转移，也就是信徒给寺庙的捐献、供奉。祥林嫂生活那么困难，却还要节衣缩食，给庙里捐个门槛。今天的人可能认为这是愚昧迷信。到底是不是愚昧迷信，我们后文再讨论，重点在于，这种“给神捐赠”的心理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强烈很持久。所以，寺庙会受到很多信徒的捐赠。寺庙要把这些捐赠记下来，以给信徒提供相应的“宗教服务”。掏钱了，就要有相应的待遇。掏钱越多，待遇越好。这时，就需要一种财富的计量单位。在西亚、中亚一些地方，很长时间里，牛就是这种计量单位。显然，这是因为牛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很常见、很重要。用牛做计量单位，人人都能理解很容易记住。不过，牛这个计量单位，当然很不好用，比如，不容易分割。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黄金白银，很容易分割，化学性质稳定不会腐朽变质，很容易携带等等特点，很适合充当这种计量单位。不过，到这时，黄金白银还不是货币。寺庙和信徒之间，虽然事实上是“购买宗教服务、提供宗教服务”的关系，但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商业贸易。虽然不是商业贸易，但寺庙因此可以从社会中源源不断地得到财富。僧侣们不但可以维持生活，而且往往活得很好很高级。寺庙高大雄伟，金碧辉煌，美轮美奂。事实上，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寺庙是社会上的巨富乃至首富。寺庙这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世俗统治者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寺庙和僧侣满足了人们的宗教精神需要，所以人们愿意把财富送给他们。同样，国家也满足人们很多重要的需求，首要的就是安全需求。这是国家有权征税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出现以前，原始部落时代，部落之间的互相屠杀、劫掠，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没什么不同。对原始人来说，除了本部落的人以外，其他部落、其他地方的人，和动物没有区别。只要打得过，大可以杀掉甚至吃掉。“我急眼了，看谁都是一堆肉！”据估算，原始社会时期，男性的三分之一死于谋杀。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率简直是太低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能提供安全服务，保护大家不被屠杀、劫掠——至少是降低被害的概率，那人们当然愿意给他提供财富，让他把这活儿干好。就这样，从部落长老，到酋长、族长、贵族、国王等等，国家渐渐出现。在早期国家，保护安全所需的种种物资，可能来自直接征收。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直接征收越来越费劲，成本越来越高。渐渐的，寺庙那种收集财富的方式被世俗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利用了。这个事的起点是：寺庙满足人们的宗教精神需求，国家满足人们的安全需求，因此，人们欠了寺庙和国家的“债”。给寺庙捐赠，按国家征收提供财富，是在“还债”。还债的意思就是必须掏，没商量。人们必须拿出财富，寺庙创造出了财富计量单位——往往是贵金属，黄金白银铜等等。把这些结合起来，国家就找到了更高效、成本更低的收集财富的方式。设想一下，现在要打一场仗，为此需要马匹、武器、军装、帐篷等等物资。国家可以直接去民间征收，那当然很费劲。现在有了贵金属等计量单位，国家能大致计算出需要多少贵金属，然后，国家把这些贵金属发给军人，让他们去民间采购各种物资。问题来了。军人拿着铜去买马，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卖给他呢？老百姓把辛辛苦苦饲养的马给了军人，换到一堆铜，干嘛使？答案是：交税用。国家把贵金属发给军人的同时，宣布众人可以用这些贵金属来交税。换句话说，因为国家提供安全服务，众人欠国家的债，可以用这些贵金属来偿还。这样就形成了经济闭环：国家向社会投放一种东西，宣布这种东西可以用来交税。人人都要交税，所以人人都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可以换来各种好东西。这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这么产生的。因为货币是国家创造的，所以古今中外的货币，几乎都带有皇帝、国王的形象或年号等等。货币从诞生起就有浓浓的“国家味儿”。生产粮食的农民、打造兵器的铁匠、制造帐篷的皮匠、养马的牧民等等，都愿意接受货币，把自己生产出来的物资交给国家。货币实际上是一种动员机制。通过货币，全社会被整合起来，成为一部高效的机器，收集各种物资，交给国家。货币能够产生出来，难点就在于被“众人共同接受”。经济学家设想的货币起源论认为，“可销售力”更强的东西在物物交换中逐渐脱颖而出，最终形成货币。但事实是，前货币时期，并不存在物物交换，这种“脱颖而出”当然也就不存在。那么，一种东西怎么就成了“众人共同接受”的呢？这事没说清楚。国家创造货币的理论，则把这事说得很清楚。人人都要交税，所以只要国家规定，接受某种东西可以拿来交税，一下子就能创造出一种“众人共同接受”的东西。货币就这么产生出来了。经济学家的货币起源论，包含两个要点：一，交易先于货币；二，货币的产生过程是自发演化，是非中心的。国家创造货币，恰恰把这两条都推翻了。一，在货币产生以前，那种陌生人之间、一把一结清的交易，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非常稀罕。经济学家说得对，物物交换太困难，也就是交易费用太高，高到这种交易很难达成。货币产生以后，交易费用大幅降低，交易才广泛出现。二，货币的出现不但不是自发的、非中心的，反而是高度政治性的、中心性的。货币是政治、国家的产物。没有国家，就没有货币。文明还没有进化到国家的水平，绝不会有货币。国家创造货币，肯定会让很多人抓狂和气愤不已。不过，还有更让他们生气的，那就是，不但货币，就连市场，也是国家创造出来的。历史上的商朝，据说擅长贸易，所以“商人”成为后世买卖人的称呼。不过，商朝的始祖之一王亥，就死在贸易中。他用牛羊和其他部落“物物交换”，那部落的人看王亥牛羊众多，起了杀心，要了王亥的命。是啊，虽然经济学家一再重申，自由交易必定增进交易各方的利益，但是，对于交易各方来说，如果有机会干掉对方，直接拿走他的东西，肯定比交易要好得多啊。可见，人们可以在其中放心从事“自由交易”的市场，其实需要一大堆基础条件，至少要能阻止交易各方互相厮杀。而这就是国家的作用所在。那么，国家有没有动机去做这件事呢？国家当然有动机。前面说了，国家创造货币的过程是：这头向社会中投放货币，首先拿到货币的人——比如政府机关或者军队，用货币去交换各种物资——这叫购买。另一头，拿到货币的人，把这些货币交给国家——这叫纳税。要想让这个过程顺利进行，国家就要维持好秩序，让大家能顺畅交易。另一方面，国家创造出货币，社会就有了“众人共同接受”的东西。这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让那些本来不可能达成的交易大量达成。市场也就因此产生了。国家创造货币，货币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催生市场。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坏。通过这个过程，国家收税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原本，国家发行货币，目的只在于在社会中收集各种物资，履行国家职能。货币催生出市场以后，全社会交易费用大幅降低，不仅政府和民众之间可以使用货币做交易，民众之间也大量使用货币进行交易。这大大促进了分工，生产效率因此大大提高，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从这个财富增量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以铸币税的方式交给国家，对全社会来说，很划算很有利。建立起这种结构的国家，要比那些没有这种结构的国家更先进、更强大，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更大。经济学家的货币起源论中，没有国家的位置和作用。当然，经济学家也承认，国家至少在维护安全上有用。但说到底，国家是市场和交易以外的第三方，是一种额外的成本。既然是成本，当然越小越好，所以说，国家是“必要的恶”。因此，这个理论必然内含无政府的逻辑：国家确实不可或缺，但如果没有国家，不用交税，那该多好啊！国家创造货币的理论，则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发现了内在的一致性。没有国家，就没有货币，没有市场；而没有市场，国家也很难良好运转。国家和市场，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为依存，共同组成社会。关于国家和市场，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应该怎样划分，而是他们正确的共处之道是什么。具体在货币问题上，国家创造货币的理论，明确了两点：第一，任何非中心的、去政治去国家的货币，都不成立。不管它们叫什么，肯定不是货币，而是市场中的一种新货物——往往是投机品，专供炒作者使用。货币永远不可能脱离国家、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第二，对国家来说，发行货币和税收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头。国家税收，并不是为了满足国家的财政开支，而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办法。因此，国家税收并不是越低越好（有人期望的“必要的恶越小越好”），而是运用税收这种办法，来保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上述关于货币和市场的观点，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知识基础。关于现代货币理论本身的内容，下篇文章接着说吧。贾根良等：《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歧美国会被国债压垮吗？事出反常必有妖从朝鲜战争看我军是怎么打仗的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2）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有一位熟人，相识多年，但一直是熟人，不是朋友。实际上，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朋友，独来独往的。他有一个习惯：从不欠别人的人情。比如，你送他一些土特产或小礼物等等，他会在第一时间（往往是当时或当天）就拿出个大致等价的东西回赠你。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个好习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其实，在人际交往中，“快速回赠”是很别扭很无礼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冒犯。有人送你礼物，是表达善意，想要和你建立或深化友谊，成为朋友。“快速回赠”则意味着你对此没兴趣，所以才“一把一结清”，互不相欠，日后也就不必继续来往了。这可不是什么善意或者礼貌。长此以往，当然没朋友。那么，“礼尚往来”又是怎么回事呢？礼尚往来，确实要求人们有来有往，不能只收不送，吝啬小气。但礼尚往来的有来有往，可不是“快速回赠”，而是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形式回报别人的善意或礼物。这其中的关键是投入情感和关心对方。如此几个回合下来，就有了友谊，成了朋友。这种心理普遍存在，我一说大家就能理解，但大家一般不注意其中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对交往和交易，人们是做出明确区分的。交往带来友谊，交易只是为了获利。交往带有感情色彩，交易则可以完全没有感情，甚至要刻意排斥感情。“商人重利轻离别”嘛。也正因此，虽然经济学家一再指出，交易只要是自由的，必定能增进各方利益，但人们对交易还是有强烈而顽固的不信任和怀疑。事实上，在日常会话中，“交易”往往带有贬义，比如“我从不拿原则做交易”“这是不可交易的”。面对交易，人们总是担心，自己会被对方算计而吃亏。专门依靠交易获利的人——商人，更是让人难以信任。商人和商业，在人类各文明中普遍形象不佳，原因就在于此。自由交易必定增进交易各方的利益，这是经济学家的行业共识和基础信念之一。因此，在经济学家想象的人类历史中，交易不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典型表现在经济学家提出的“货币起源论”上。货币显然是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的产物，那么，货币是怎么从无到有出现的呢？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物物交换的产物。货币源于物物交换的理论，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奥地利学派的宗师门格尔。门格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八章“货币的理论”，系统讲述了货币是怎样从物物交换中产生出来的。大致来说是这样：最初没有货币，人们的交易只能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物物交换当然很不方便，因为双方的需要正好相合的概率很低，交易很难达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在交易时就拐个弯儿，先把自己的东西换成那些更有“销售力”的东西——他估计这个东西更受其他人欢迎，然后他再用这个东西去换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农夫手里有小麦，渔夫手里有鱼。他们两人没法交易，因为农夫需要的是农具，渔夫需要的是渔网。他们二人在市场中转来转去，发现贝壳大家都喜欢都想要，于是，农夫用小麦去换贝壳，渔夫也用鱼去换贝壳，然后农夫用贝壳去换农具，渔夫用贝壳去换渔网。他们都用自己手里的东西换到了想要的东西，购销两旺，市场繁荣。上述叙述是个高度简化的模型。在现实中，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销售力”强的东西——也就是大家在交易中更愿意接受的东西，就像水里的油那样逐渐浮上来，成为市场交易的媒介，最终成为货币。黄金白银因为其独特的性质：比重大、稳定性高、易于分割等等，是“强销售力”物品，因此成为最广泛、最常见的货币形式。门格尔的货币起源论，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沿袭至今，并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大家的普遍观念。这个理论有两个要点：第一，交易先于货币，先有物物交换，后有货币；第二，货币的产生，是分散且自发的市场行为，无需有强制力存在。看起来，门格尔的货币起源论很正确，完全符合逻辑。可是，这种货币起源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仅仅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没有任何历史证据。门格尔等经济学家，在头脑中推理想象货币如此起源，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真实的证据。有意思的是，人类学家通过考古研究，以及对现实中尚存的原始社会的研究，发现，历史和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个货币产生过程。真实的历史和经济学家的想象，大相径庭。首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真实的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物物交换这种事！有人可能已经拍案而起了。胡说八道！现实中物物交换的例子，比比皆是。二战后的德国，美国香烟一度成为事实上的货币，那不就是物物交换么。这种所谓物物交换的例子，确实很多，但所有这些物物交换，共同点是那里早已有货币经济了。人们对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易耳熟能详。由于某种原因，货币短缺，人们退而采用物物交换。这种物物交换，其实是对货币为核心的市场交易的一种模拟。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不存在物物交换”，是说在货币产生以前，在没人知道货币为核心的市场交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不会有物物交换。原因就在于本文开头所说的，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对交易的不信任和怀疑。交易被认为是一种很危险、很容易被骗的事情。对交易，文明早期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前货币时期的物物交换，只是经济学家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人类学家观察原始部落发现，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协作互助，表现为交往和礼物。甲的某物品，乙很需要或者很喜欢，甲就会把这个物品作为礼物送给乙。乙因此欠了甲一个人情。甲很确信，乙会在今后的某个时刻回报他，或者在甲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部落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靠的是交往和礼物，而不是一把一结清的物物交换。这种心理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朋友如果对你的某个物品表达强烈的喜爱，一般来说，符合礼仪的做法是：“既然你那么喜欢，就拿去吧。甭跟我客气，咱哥儿们有交情。”这种时候，如果把这东西报价卖给朋友，是很失礼的。可能只有“重利轻离别”的商人之间会如此行事。朋友之间，应该避免类似“快速回赠”的做法，心理根源也在于此。持续性的互赠礼物，保持来往，而不是一把一结清，这是人与人之间形成和发展友谊的办法。一把一结清的，是无意发展友谊的交易。在朋友之间用交易法则，很不礼貌。人类学家还发现，原始社会中的“物物交换”，也不是完全没有。某些东西，本部落没有——比如盐，只能找其他部落去交换。但这种物物交换，和后世人想象的平和简单的市场交易，完全是两码事。这种部落间的“物物交换”，更像是一种宗教仪式。两个部落携带对方需要的东西，约定时间地点，严肃紧张地会面。见面之后，双方会做出跳舞、比武、大声呼喊等复杂的仪式，然后才郑重其事地交换物品。这里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很强大，我们很厉害。你们不要耍花样骗我们。如果我们被骗了吃亏了，后果很严重！看，人们对交往和交易的明确划分，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交往是在自己人之间，交易只适用于陌生人。交往不但能得到礼物，还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互助关系，促进友谊；交易则没有感情色彩，纯粹就是为了得到某东西，而且，交易很容易上当吃亏，要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可以说，在原始人看来，交易和掠夺没有多大区别，毕竟，掠夺也得受累出力、承担风险，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易”。现有的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献中，也没有找到经济学家描述的物物交换促成货币起源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有很大分歧。如果人类学家的观察和研究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学家的货币起源论就站不住脚了。首先，在交往和互赠礼物的过程中，人们根本不需要货币。实际上，人类学家继续观察发现，不仅在原始社会，在晚近得多的社会甚至当代社会中，这种熟人之间、社区内部的协作、互助，也基本不需要货币充当媒介。简单的记账就能解决问题。信用比货币，古老得多，普遍得多。电影《阿Q正传》中有个场景。阿Q被枪决以后，镇上小酒馆的老板叹息说，阿Q还欠他一些酒钱没有还呐。一边说，老板一边擦去木牌上阿Q欠账的记录——这笔欠账只能计入小酒馆的坏账了。这个场景表现出了当时市场交易的真实情况。那时候，大量日常交易都通过记账来完成，并不需要货币。要知道，阿Q这样的底层劳苦民众，很少见到和使用现钱——有的穷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银元宝或现大洋。好在他们的生活圈子很窄。在这个有限的、都是熟人的小圈子里，使用货币反倒会“增加交易费用”。记账，日后用实物或者劳务偿还，就够了。阿Q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么过来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水平很低的熟人社会里，货币其实没多大用处。这种社会自发演化多长时间，也不见得就能演化出货币来。其次，部落之间那种郑重其事、宗教性的“物物交换”，更是很难演化出货币。这种物物交换，双方都知道自己有什么和对方需要什么，需要防备的，只是别被对方骗了。这时候，直接交换东西，被骗的可能性才最小。增加货币这个中间环节，无异于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如此，货币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货币产生的过程，到底是自发分散的，还是由于某种强制和集中？这个问题，下篇文章继续说吧。贾根良等：《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美国会被国债压垮吗？事出反常必有妖从朝鲜战争看我军是怎么打仗的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2）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出版社的朋友寄来《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这本书，希望我写个书评推介一下。拿到书我翻了翻，颇感踌躇。这书评可怎么写呢？书中的主要观点，是我多年来一直反对和批判的。这些观点包括：经济停滞或危机时，政府应该增发货币（也就是印钱）刺激经济；增发货币，不见得就能引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不是坏事；失业率高时，政府应该动用财政资金人为增加工作岗位……我的经济观念是：政府增发货币，必然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经济上，国和家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家里过日子，一定要挣得比花得多，可以负债，但一定要在合理限度内，否则就会破产，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政府财政也应该坚持量入为出，务必保持收入大于支出，尽量避免财政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加印钞票，推高财政赤字，这很危险，是在制造通货膨胀，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看，这不是针锋相对么。不过，《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作者贾根良，我久闻大名。他的著作《国内大循环》写的很精彩，很有水平。一个很有水平的作者提出的理论，我得仔细看看，不可轻视。于是，我把这本书仔仔细细、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重点的地方，反复读了好几遍。这一下，我多年以来对货币的认识和理解，被彻底颠覆了！核心之处在于：恰恰不能按照一般人家过日子那样去理解政府财政。一般人家过日子，当然要量入为出、勤俭持家。欠一屁股债还不上，那是败家之道。但是，这个道理只适用于个体和微观层面。政府财政，最大的特征就是公共性和宏观性。适用于个体和微观的规律，并不适用于公共和宏观。政府财政和货币制度，另有一套专门的规律。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就是把个体、微观的规律，放大到政府财政的层面来应用。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个体和公共、围观和宏观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我多年来的认识误区和盲区。有人可能会说，一本书就把你的观念给颠覆了，看来你的观念也不怎么牢固。说不定，再看另一本，又把你给颠覆回来了。实，轻易被改变的观念，同样也可能很轻易地再次改变，或者原地返回。不过，关于货币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让我很困惑不解的问题。在我原有的经济和货币观念中，这些问题往往被归入特殊、例外，或者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等等，被搁置起来。对于一个理论来说，现实和理论不符合的时候，人们并不会立刻就去否定理论。理论进步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对现实的观察，也可能出错。但是，理论的发展，往往正来源于那些和现有理论不相符的现实。对原有的理论来说，那些不被重视的反例、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越来越多，挥之不去，就可能成为新的、更好的理论产生的源头。美国的国债问题，就是主流货币理论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太早的历史，就不说了。1980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是9千多亿美元。这比1970年几乎翻了一番。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裕，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债务的。欠下如此巨额债务，只能说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官员们太贪婪太浪费了。果然，新上台的里根总统痛斥美国的巨额债务：“几十年来，我们为赤字堆积了赤字，为了现在的暂时便利，将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的未来抵押了……”不过，虽然痛斥，但里根任内，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更快地增加。1980年至1990年，美国债务增加了两倍多。里根说一套做一套。进入21世纪，美国国债加速增长。这些年，围绕着国债上限，美国国会两党激烈斗争了多次，但事后看，这些党争，形同儿戏。国会停摆等等，都是演给大家看的，其实没人当真。几次折腾下来，大家也看清了，最大的事实是：美国国债没有上限。突破了原来的上限，就签署法案提高上限；再突破，再提高。无非走个立法程序而已。2009年，奥巴马签署法案，规定美国国债上限是12.4万亿美元。到2020年，美国国债突破24万亿美元。看，那法案就是废纸嘛。最新的数据是，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2万亿美元。从几千亿美元到几十万亿美元，这种债务的迅速膨胀，如果是一般人家过日子，早就破家败产甚至家破人亡了。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美帝”的这种疯狂负债不可持续，早晚会暴雷，引发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可美国国债就是一直没暴雷。经济学家预言的美国债务危机，迟迟不见出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严重，但和美国国债关系不大。不但关系不大，那次金融危机中，为了帮助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大笔一挥就掏出7千亿美元——这些钱其实就是印出来的。美国政府其实根本不在乎赤字和国债的增加。遇到难题，他们就印钞增发货币。经济学家对这7千亿痛心疾首，说政府这是在饮鸩止渴，会遭报应的。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还会很快引发下一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事实呢？美国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恢复了增长。这都十多年了。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没有出现。诚实的人应该承认，花那7千亿，看来是对的，至少不是错误的。这怎么解释呢？主流经济学理论强调财政平衡，也就是财政赤字不能太多，国家债务更不能无限制增长。否则，不但整体经济要被拖累，政府也会无钱可花。这很符合我们的历史记忆。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政府无钱可花，国家因此衰弱不堪的情况。美国看来也必然如此。可事实是美国政府一直有钱可花。这两年的俄乌战争中，美国大笔花钱援助乌克兰，数以百亿级。美国国内也没听说过有公务员欠薪、军队欠饷等事。美国政府好像有花不完的钱。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国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花呢？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主流经济学理论对通货膨胀都高度警惕。“右倾”的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更是明确指出，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就是政府不负责任地增加货币。只要政府减少货币发行，就能立竿见影地阻止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坚持增发货币，通货膨胀最终将摧毁整个经济，甚至酿成世界大战。确实，历史上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危机、动荡的例子，随手就可以举出好几个。从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摧毁性通胀，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危机，无不彰显通货膨胀在破坏社会方面的巨大威力。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有。二战以后，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等，币值都经历过“膨胀”。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月工资也就几十日元。现在，一碗面条就要几百日元。和日元的“膨胀”类似，意大利里拉、韩元、台币的面额都很高，动辄成千上万。这些货币最初发行时肯定不是这样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他们的货币都同步“膨胀”了。按说，这就是通货膨胀。但是，这些通货膨胀并没有阻止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只不过大家花钱的数量多了几个零。难道说，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没有影响吗？类似问题，在主流货币理论和我原有的货币知识中，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是作为例外或“等着吧，早晚要完”来处理的。《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这本书的标题不太醒目，看上去似乎是一本关于货币理论的普通读物。其实，“现代货币理论”是个专有名词——Modern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很早时候起，中国就是个农业大国。整个国家的生产以农业为中心和重心，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这个特征一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有了改变。因此，中国历史中的很多现象和要素，都是由于适应农业而来。以往，因为对农业革命也就是农业的诞生过程有很多误解，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很多现象也有不正确的认识。这篇文章就从农业革命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澄清一些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概括一下此前介绍的农业革命的几个要点。第一，农业社会分为两个阶段：技术爆发期也就是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技术停滞期。农业革命的时间很早，距今一万年左右。那时，还没有文字。农业革命这个“技术爆发”期，非常重要，但恰恰是这个重要时期，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模糊不清，甚至被人遗忘。第二，技术爆发期过去以后，是长期的技术停滞期。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虽然有零碎的技术改进和优化，但农业不再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有。农业革命本身的技术潜力，已经释放殆尽。第三，在技术停滞期内，人们能做的，是既有技术水平上的推广，把他们已经掌握的技术推广到更大的地理范围。这期间，虽然技术没有大的进步，但农业的范围越来越广，农产品总产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农业劳动者。下面，我根据这几个要点，澄清一些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误解一：中国人重道德不重科技。如果中国和西方来个名人大比拼。我们这边能举出来的名人大致是孔子、孟子、王阳明、苏东坡等等，不是圣人，就是君子。但“君子不器”，没有一个搞技术的。而西方人能举出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一大堆科学家。实际上，提到“科学家”，大家很难联想到某个中国古人，想到的基本都是某个西方人——往往是某位死去的白种男性。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对科学很不友好，甚至反科学，所以，出不了科学家，只能出孔子孟子这样的道德家。虽然道德家也很重要，但“中国不出科学家”，总是让人意难平气难消。这就是因为不懂农业革命而形成的错误认识。工业革命最早诞生于西方。科学家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组成部分，西方因此当然科学家比较多。但这可不等于中国古人不懂技术只懂道德。在农业革命时期，中国也有一大堆“科学家”。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圣人，但他们不是儒家最初的圣人。在儒家的“名人榜”上有更早的圣贤，比如三皇五帝。因为上古历史的模糊，三皇五帝的形象不像孔子孟子那么明确，但细看三皇五帝的名单就会意识到，其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农业革命时期的科学家。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几位，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之所以被后世奉为圣贤，就是因为他们有“重大科研成果”。有巢氏，教大家学会盖房子，初期可能是树上的树屋。燧人氏，教大家学会钻木取火。神农氏，植物学专家，农业革命最初的三大问题之一“种什么”，很可能就是神农氏解决的。伏羲氏，据说是八卦的创立者，还能预报天气。三大问题之一的“什么时候种”，也就是节气，很可能是他解决的。当然，真实的历史中，这些人物不会是某个人，而是很多人。他们其实是形象集合体。在没有文字的上古时代，人们习惯于把各种事物、过程、现象都拟人化，这样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农业革命时期的“科学家”，就浓缩为几个人物形象，并成为全民崇拜的圣贤，一代代流传下来。到了孔孟时代，甚至是更早一些的周公时代，农业革命也就是农业技术爆发期早已结束。社会进入了农业技术停滞期。人们对圣贤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不再崇拜科学家了——技术停滞了，没有科学家了。人们转而崇拜道德家。这是因为，在技术停滞期，道德家的作用科研人员重要得多。社会需要道德家告诉大家，在生产不发展的情况下，怎么友好而和平地相处，也就是什么才是符合道德的生活方式。可见，中国人也有崇拜科学家的时代，只不过，那是在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时期。中国人并非只重道德不重科技。西方人的重科技，其实只是农业革命的过程在工业革命时期再现而已。所以，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当工业革命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科学家的重要性和地位也迅速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赶超西方。到现在，已经实现大面积超越。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化中没有任何“反科学”的因素。一切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误解二：中国文化保守封闭、不思进取。表面上来看确实如此。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面变化不大。“两千年皆行秦制”。一个个王朝，看上去都差不多。生产技术方面更是变化不大。汉朝画像石上的耕作农民，看起来和晚清民国的耕作农民很相像，都是牵牛拉犁耕地而已。真是可悲的停滞！但是，如果理解了农业革命是怎么回事，就知道，这种“停滞”是必然的。农业革命解决了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基础水利建设等根本性问题，确立了翻地、播种、灌溉、除草、施肥、收获等基本生产过程，接下来，还能怎么革命性进步呢？技术怎么可能不停滞呢？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汉朝农民和清朝农民之所以很相像，是因为他们面对大致一样的生产环境、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能力。你让他们不一样，有革命性大变化，他们去变戏法么？农业的下一次革命性变化只能等到工业革命，等到化肥、拖拉机、生物育种、农业仓储加工等工业体系出现以后。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农业才有可能有革命性的变化。不过，工业革命这种事，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农业领域的所有可能变化，中国古人都积极接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小麦、棉花、玉米、番薯等海外新农作物的引入。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出中国古人有任何保守、封闭。所谓中国古人的保守、封闭，其实是漫长的农业技术停滞期中的正确策略。在技术停滞期，试图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不问可知纯属胡闹，毫无悬念一定会失败。保守、不折腾，才是最优策略。有人可能会说，不尝试不折腾，怎么可能突破？说不定折腾折腾着，就把工业革命折腾出来了。这是没有逻辑的胡思乱想。要知道，在农业社会，生产剩余很少。大家辛苦劳作一年，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正常状态就是在温饱线上下徘徊。稍有天灾人祸，就要有人冻饿而死。因此，农业社会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资源来“折腾”“搞科研”“试错”。相反，严厉禁止折腾，尽可能节省资源，才能养活更多的人，才是正确的生存策略。这就是古人看上去很保守、“不敢创新”的原因所在。很多人讥笑中国古人的“落后”“封闭”“抱残守缺”。他们不知道，对古代农民来说，各种折腾、创新、研发，代价很可能是全家饿死。他们可不敢拿全家的性命去搞创新。如果皇帝喜好折腾，那代价就是天下大乱、黎民涂炭、百姓遭殃。从秦汉到明清，如果有人给皇帝上书，说他有办法让农业亩产量翻上好几番。对此人的唯一正确处置办法，就是把他拉出去砍了。他活着只是继续妖言惑众。在长期的技术停滞期，人们本能地就会意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不可能谁发明个什么新技术，就让农业产量大幅增长。如果有人这么说，他一定是居心叵测的骗子。今天，我们从工业革命以后的角度回望去看，也能看得很清楚，中国古人的“落后”“抱残守缺”才是最大最有效的生存智慧。在技术停滞的大背景下，老老实实使用传统技术土里刨食，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全家吃饱穿暖。在化肥、拖拉机等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不可能有根本性变化。而化肥、拖拉机这些，都不是个人灵机一动的发明创造，而是整套工业体系才能形成的结果。误解三：农业是一种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产业。因为对农业革命的过程不理解，很多人印象中，农业很简单很原始，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生产方式。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受累而已。愿意干活的人，都能当农民。其实，农民尤其是中国式小农，技术含量很高。只不过，这些技术往往表现为经验，而不是文字化的表述和记录。一个刚进城的农民，可能看上去很呆板木讷。那只是他不适应城市生活而已。在他的地盘上，在田间，他的技术水平丝毫不亚于工厂里的八级工、工程师。有过农村生产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庄稼把式”是很难得的，需要多年的学习和锻炼。而且，因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好的庄稼把式，还要掌握木匠、瓦工、庭院栽培、饲养、记账、仓储等多种技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要善于为人处世，处理村庄和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庄稼种好，把一家老小养好。中国古代农民表面看上去可能很愚昧落后，但其实骨子里都很机智，甚至堪称狡黠。中国农民组成的军队，素以机智灵活、善于学习著称。一些落后国家，比如某些非洲国家，去那里的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当地人居然不会种地！他们的所谓农业，实在粗糙简陋。比如，只知道把种子乱七八糟地扔到地里，然后就回家等待收获了——他们几乎不懂任何农业技术。中国人以为谁都无师自通的耕种，其实是一套复杂的技术。不学，是不可能会的。农业生产，绝不是个自然而然、无师自通的简单产业。发展农业，需要系统的传授和培训——在古代，这种传授和培训，主要在村庄、家庭内部边干边学，而不是现代社会那种课堂式的教育。中国古代的特色和优势是：除了村庄、家庭内部的传授训练，在政府层面，有长期系统的农业教育活动，以至于有了专门的词——劝农。据说苏东坡被发配到海南，就把很多农业技术带到了那里，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长江流域推广棉花种植上，黄道婆居功至伟。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立祠纪念她（谁说中国古人不尊重科学家？）更重要的则是汉末以来几次“衣冠南渡”。当时农业生产发达的北方地区，很多人因为躲避战乱移民到南方，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对地方官有“劝农”的要求。尤其是那些去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农业落后地区任职的地方官，都有明确的“劝农”任务，要手把手地教授当地人学会农业生产技术。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劝农”努力，整个东亚大陆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几乎都被开垦出来，从荒山野岭变为耕地良田。在漫长的农业技术停滞期，中国古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坚持致力于扩大既有农业技术的地理范围。这种进步虽然没有技术上的本质提高，但同样是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其实应该说，在技术停滞期，推广比创新重要得多。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农业在东亚大陆的传播史。这个传播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这个广土巨族的形成史、整合史。一叶障目的人只看到农业技术的停滞，有历史眼光的人，就能看出其中巨大的发展进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业革命的这些规律，适用于工业革命吗？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理解农业革命——铁器的作用理解了农业革命，才能理解工业革命事出反常必有妖从朝鲜战争看我军是怎么打仗的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2）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说到铁器，很多人肯定以为，铁制农具的出现，是农业革命中划时代的大事，甚至就是农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铁制农具，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实际上，铁器对农业的作用，和人们的想象，有很大不同上一篇文章的重点是指出革命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基础水利建设。这三个“革命性”问题，太过“低调”，以往往往被人忽略，实际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是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这才是农业诞生真正的过程。这其中并不包含铁器。铁制农具的出现，虽然是重大进步，但相比那三个问题的解决，重要性要小得多。铁制农具算不上农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只能算作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的继续优化和改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要理由是：铁器对农业的作用，起初并不是在铁制农具上。农业诞生以后，最初的农人，主要用石制农具，少数人可能用青铜农具。后来，有了冶铁技术，铁进入了人类社会。不过，虽然有了铁，但最初的冶铁技术很粗糙，做出来的铁制品也非常昂贵，不可能用来做普通人的农具。大多数新技术都是这样。刚产生时，技术比较初期，产量很低，产品很昂贵，只有少数人才能用得起。计算机刚出现时，是只有政府部门、大企业才用得起的庞然大物。几十年后，出现了PC（个人计算机），计算机才成为普通人都能使用的新工具。在这方面，铁器也是一样。而且，对于在田间耕作的农民来说，石制农具和铁制农具用起来固然有差异，但差异并没有那么大。不要把最初的铁器想象成我们现在见到的锋利锃亮的精钢。最初的铁器，很粗糙，比石器当然好，但也没好到哪里去。重要的是，在田间翻土、耕地这些劳作，对工具的要求并不很高。农民普遍使用铁器，要晚得多。铁器对农业的作用，在其他方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铁器，是春秋时期的。会不会有更早的铁器，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农业的起源要早得多。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里，农业耕作使用的主要是石器。那么，春秋时期的铁器，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首先是用来做兵器。打仗、国防，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各种新技术无不最先用于战争和军队。到今天仍然如此。除了战争之外，铁器还用在哪里呢？春秋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开始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之前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但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上一篇文章说到了，最初的农业水利建设，主要是排水和平整土地，而不是大型水利工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秦国有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这三大水利工程。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出现大型水利工程，技术层面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铁器。在日常田间农业劳动中，铁器和石器的效率差距并不大。但是，对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来说，铁器和石器的效率差距可就非常大了。简单地翻翻土、耕耕地，铁器的优势不大，但是挖深沟、疏浚河流、建大坝，铁器可就比石器厉害多了。实际上，如果只有石器，根本就想不到修建那么大的水利工程——这正是春秋之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原因。而且，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主持修建。政府工程，对成本不敏感，对效果很重视。铁器初期昂贵的价格，对国家来说，不是不可克服的难题。因此，铁器对农业最初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国家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建成以后，明显改善了当地的农业耕作条件，让农业生产上一个台阶。都江堰建成以后，成都平原从过去的沼泽遍地变成天府之国。郑国渠开通以后，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秦国的粮食产量大增，国力也随之大增。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大型水利工程对农业作用很大，但农业技术本身在这个时期并无大的变化。水资源的供给稳定优化了。这不是农业本身的技术进步，这是外部环境的进步，更准确地说，是国家能力的提升。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时期，农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规模扩大，也就是开发利用的可耕地越来越多，而不是亩产量的提高。这个时期农业的进步，不是革命，而是推广。实际上，接下来两千多年中国农业的进步，基本都是这种推广，而不是革命。农业革命，早已结束。这里辨析的重点是，作为一种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农业革命，其边界在哪里？铁制农具作为一种新工具，当然能提升生产效率，但是，铁制农具出现前后，农民在田间耕作的方式，没什么区别，同样的翻土、播种、除草、施肥、收割。铁制农具让每个步骤都更轻松、更高效，但并没有本质提升。亩产量也没有因为使用铁制农具都大幅提升。所以这不能算作是革命。一个使用石制农具的农民，和一个使用铁制农具的农民，很容易彼此理解和沟通。前者学习效仿后者，也很容易，甚至就是一瞬间的事——给他一把铁锄头，他立刻就会用了。但是，一个渔猎采集者和一个农民之间，却很难彼此理解和沟通。从一个渔猎采集者变成农民，中间有漫长的学习过程。而群体的这种转变，更加困难，可能需要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从渔猎采集到农业，是农业革命。而铁器的出现，只能算是优化和改进，算不上什么高大上的革命。也就是说，农业革命的边界，或者说结束点，其实很早。最晚到周朝，农业就定型了。接下来要做的和能做的，就是种种优化和改进。铁制农具的出现，算是比较大的一项优化改进，此外还有水车、犁、轮耕、耕牛等等。相比农业革命的颠覆性进步，这些只能算是优化改进。有“历史虚无主义者”感叹，中国社会就是死水一潭，毫无进步。汉朝的农业和清朝的农业看上去简直没什么区别。这么长的时间，居然进步这么小。真是可悲又可叹。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不明白什么是技术/产业革命。作为技术/产业革命，农业革命确实很早就结束了。当革命完成以后，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局部的优化和改进。这和制度或文化无关，和人种、宗教等等更是扯不上关系。革命性的进步，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突发和短暂的。在革命之间，是漫长的停滞和等待。一万多年以前，农业革命出现了，解决了“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基础水利建设”这三大问题以后，农业革命就宣告胜利。人类完成了一次技术“大跃进”，从此进入了农业社会。从那时算起，不仅中国，全世界的技术发展都基本停滞。技术的再次“大跃进”，要等到工业革命。在此之前，无论多么刻苦或聪明，人们能做的，只有零碎的技术优化和改进。指望着技术革命三五年、十来年就来一次，这是外行的臆想。不过，除了零碎的技术优化和改进以外，在革命之间的停滞期，人类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可做，那就是现有技术水平下的推广。前文说了，铁器出现以后，最初对农业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用于田间耕作，而是用于国家主导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换个角度看这事，就会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农业技术推广”，把农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推广到“流域”的大范围。没有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只能在适合耕作的小块土地上进行。有了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整个流域范围的土地都可以开发为耕地。并非偶然的是，春秋战国，既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开始的时期，也是国家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期。中国大地上那些早期国家，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呈点状散布在大地上。国与国之间，是大片的未开拓的荒地。铁器、大型水利工程，让这些荒地依次被开发，国与国之间渐渐直接相邻。荒地开采殆尽，土地增量没有了，进入存量竞争。那么，接下来就要互相攻伐、兼并、大打出手了。这就是在农业技术推广背景下人类政治层面的变化。逐渐开发北方的荒地，这是农业革命定型、结束以后的第一波“技术推广”。农业技术更重要的推广，是后来在中国的南方。南方的开发晚于北方，一个主要原因是南方气候湿热，植被比北方茂密得多。面对南方丛生的密林，古人只能一筹莫展望而兴叹。要等到有了铁器以后，才有可能开发南方那些密林。这个过程恰好和汉末天下大乱以来的“衣冠南渡”重合。南下的中原人，不但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发达的文化，还带去了铁制农具和耕作技术。就这样，经过几轮“衣冠南渡”以后，中国南方被开发出来。南方的水热条件比北方好得多，一旦完成了开发，南方的后续发展，就要比北方强劲得多。果然，到了唐宋时期，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就发生了逆转，南方超过了北方，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都是南强于北。在由北向南的“技术推广”过程中，现象是类似的：农业耕作技术本身并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规模，是原有的技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广应用。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他们只看到了农业技术本身的停滞，但没有看到农业生产在空间上的大幅推广。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主要就是把农业技术从关中黄河流域，推广到几乎整个东亚大陆。这个成就是世界级的，非常伟大，可歌可颂。回顾中国农业的这个历程，能看出一个重要规律：在技术/产业革命之间的停滞期，人们能做的，就是推广既有的技术。在这个阶段，偏执地想要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突破，是徒劳的，是注定要失望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阶段，历史任务就是推广，而不是所谓的创新。接下来，就要展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比较了。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理解了农业革命，才能理解工业革命事出反常必有妖从朝鲜战争看我军是怎么打仗的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2）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说到农业革命，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机械化、化肥、改良种子、转基因作物等等。准确地说，这是“绿色革命”，是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努力去做的一件大事。农业革命的概念和绿色革命大不相同。农业革命是相对于工业革命的概念，时间要久远得多。准确来说，农业革命，指的是农业的诞生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开始农业生产这件大事。最初的人类，和动物类似，靠渔猎采集生活，男的主要负责打猎，女的主要负责采集。这些只善于渔猎采集的人，转向农业耕作。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场颠覆性、革命性的巨大变迁，所以称之为“农业革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农业革命大致出现在一万年前左右。当时人类还没有文字，所以农业革命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是化作人类种种史前神话和传说流传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发生多种变形和转移，所以农业革命往往形象不清难以辨认。加之农业在人类社会源远流长，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我们的“下意识”，被视为理所当然自然而然，于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农业进入人类社会时的“颠覆性”和“革命性”，也因此看不清农业革命的本质。关于工业革命，人类有丰富详细的记载。不过，也正因为记载太丰富，工业革命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遮蔽了。要想充分理解工业革命，一个好办法就是回头去看看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这两场革命，虽然外观大不相同，但却有内在的一致性。理解了这种一致性，就能真正理解人类这两场最重要的革命。理解农业革命的关键，是一定要从渔猎采集人的角度去看，而不能从农民、农夫的角度去看。对农民、农夫来说，有的只是绿色革命，但那其实是农业的工业化，严格来说属于工业革命的范围。真正的农业革命，是让渔猎采集人群转变为农民和农夫。对于完全不知道农业为何物的渔猎采集人群来说，开始农业耕作，启动农业革命，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种什么？农业是一种种植业，在土地上耕作，培育植物，收获种子或者根茎等作为食物。因此，对前农业人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在土地上种什么。地球上的植物种类可谓多矣，成千上万种。但能够成为农作物的，其实很少。大部分植物，要么有毒不能吃，要么产量很低没有耕种价值，要么人类不能消化。最终成为农作物的，往多里说，也只有几十种。你去菜市场买菜时可以大致计算一下，蔬菜的品种，比较丰富的南方也只有几十种。而人们常吃的，大概只有十几种。说到粮食，种类就更少了。农业至今发展了上万年，成为人类粮食的，只有小麦、大麦、水稻、玉米、土豆、薯类、小米等寥寥几种植物——可能连十种都不到。也就是说，农业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从地球上成千上万种植物中筛选出“可造之材”，然后一代代培育优化种子，让这些植物成为农作物，也就是成为人类的食物。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种？对于渔猎采集人群来说，时间并不重要。能从外面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会积累一些动物、植物生长时间的知识，但并不需要特别严格。农业就大不相同了。对农业耕作来说，时间非常重要。农作物的生长，往往以年为周期。“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错过了农时，对农业社会的人来说，堪称灾难。孟子就曾经规劝君王，不要随意征召劳力或者发动战争，因为国家务必做到“不误农时”，否则就会因为缺粮而陷入困境，甚至国灭身死。对今天的人来说，春种秋收，似乎是很简单的知识，但还是那句话，对完全不懂农业的渔猎采集人群来说，这可是很高级、很精深的知识。实际上，现在世界上一些落后地区的人们，仍然不掌握这些基本的农业知识。他们的耕作，因此非常粗放随意，结果就是，虽然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但产量很低且不稳定。中国农业起源很早，所以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很领先。突出的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实际上就是一个“耕作指南”。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就是一个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都对应着农业耕作的“农时”。那些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农民，对二十四节气也却耳熟能详一清二楚。那是他们安排一年农业生产的核心“程序”。筛选农作物和确立二十四节气，起源都很模糊，且没有明确的“著作权人”。这些农业革命的关键环节，都发生在农业革命初期。这两个大问题没解决，农业革命就不会发生。农业革命要解决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水利。农业生产离不开水，但水太多了也不行。所以，合适数量的水资源，对农业革命至关重要。古文明都产生在大河流域，原因正在于此。古埃及的尼罗河、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提到农业水利，我们现代人想到的，往往是种种高级的水利设施——大坝、水库、灌溉渠、机井等等。对刚刚进入农业的古人来说，当然没有这些高级的水利设施。他们的水利，现在往往已经化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不为人所知。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农业生产必须的条件。对一万年前的古人来说，农业水利最重要的工作是排水。上古时期，气候要比现在湿热得多——河南简称“豫”，说明这里曾经是类似亚热带的气候，有过大象。气候湿热的结果就是，地面往往遍布湖泊、沼泽。要想把这些湖泊、沼泽开发出来，变成农业耕地，就要排水。排水的主要办法是在地上挖出深沟——古代称之为“洫”，让水顺着这些洫流入河道。其他的地方就成为干燥的可耕地了。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就是这种排水工程。后人用后世的水利建设想象、附会大禹的工作，离题万里了。大禹时代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可能修建防洪大坝、水库等水利设施。另一项辛苦的工作是平整土地。大片的平原，从远处看过去好像很平坦，其实大自然哪里会那么规规矩矩。即使是平原，走近了一看，也是起起伏伏、高低不平。土地稍有不平整，就会出现低处积水高处干旱。这当然对农业耕作影响很大。因此，对平原、谷地等相对平坦的地方，排除积水、平整土地，这些是早期农业重要的水利建设。这些建设成果，今天已经几乎没有痕迹。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平整的土地和嵌在其中的河道。看上去，这好像都是自然而来，其实，这都是农业革命初期先人挥汗不止的建设成果。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基础水利建设。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农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人类从此进入农业社会。和这三个重大问题相比，以后农业领域的进步，都不是同一量级的，都不再具有革命性，而只是技术进步和优化。这三个问题，对当代人来说，易如反掌，但如果站在渔猎采集人群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在一片迷茫和黑暗中，摸索着解决这三个问题，很难很难。这个过程持续了至少上千年。在史料中有记载的中国农业发展，大致开始于西周。而理解了上述农业革命的基本过程，就会知道，西周肯定不是农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农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要久远得多，只不过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而已。到西周时，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状态。种什么和什么时候种，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西周社会的组织方式，很可能就是围绕着深化解决种什么和什么时候种这两大基本问题而形成的。比如井田制。后世对井田制的理解，往往重点在于其“公社”的性质。其实，对西周人来说，井田制更大的作用在于，这种制度可以让少数已经掌握农业知识的人，带领其他不懂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在社会中传播农业生产知识。井田分为九块，居中那块，是“农业专家”——往往就是贵族——的田地，其他人的田地围在四周，近距离“边干边学”。而井田制的分配方式，让“农业专家”可以得到充足的报酬。其他人作为“学徒”，当然要给“专家”付费。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就瓦解了。原因就在于，农业知识已经传播开了。大家都掌握了，再继续给“农业专家”交粮交钱，大家就不愿意了。干脆散伙，大家只给国家交税就行了。这就是春秋后期到战国的“初税亩”改革。这个变迁过程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农业革命这种“颠覆性”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公有制、集体劳动往往是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公有制、集体劳动可以解决技术剧变后的知识传播问题，也可以相对公平地分配增加出来的新财富。进一步说，在新技术已经传播开来以后，公有制和集体劳动就会显得“不合时宜”。这时候，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就会取而代之。对农业来说，就是私有土地和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这是农业革命的必然过程。接下来要说的，是铁器在农业中的作用。这和一般人的印象也有所不同。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事出反常必有妖从朝鲜战争看我军是怎么打仗的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2）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婴幼儿童在公共场合的嬉戏吵闹问题，时不时就会因为某些事件成为舆论热点，引发各方大吵一番。最近一次热点以后，我看到，@二总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朝鲜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我军抓了一批美军俘虏。洪学智将军找来其中几个美军连长，问问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打仗怎么样。一位美军连长说：“打仗没你们这样打法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了。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轰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怎么从后面打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这位美军连长还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洪学智笑着说：“那说明我军的战术有效”。这一番对话，准确描述出了中国军队独特的打仗方法。这种打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很少见。今天就来详细说说这种打法是怎么回事。中国军队这种独特的打仗方法，直接说就是“穿插、迂回、包抄”。而美军和大多数军队的打法则是“平推”。对阵两军摆好阵势。古代是先射箭，现代是飞机大炮先轰炸，然后步兵冲锋。冲锋时，古代是列成方针，整齐冲锋。现代则是散兵线分散冲锋，冲进敌军阵地，消灭或者击溃敌军。么，中国军队的“穿插、迂回、包抄”是怎么回事呢？大致来说是这样的。在开战以前，中国军队会先派出多支小股侦察部队，去侦探了解敌军阵地的情况。重点的侦查目标，是敌军阵线的构成。比如，敌军有两个师的部队，那么，这两个师的阵地就会有一个连接处。或者，敌军阵地中有一个特殊的地形条件，比如中间有一片不易跨越的山地或者沼泽。侦察兵重点要看的，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敌军阵地的“薄弱点”。不同部队的连接处，往往是“三不管”，防御部署比较薄弱。特殊的地形条件，也因为易守难攻，往往被敌军忽视，防御兵力比较少或者干脆没有。确定了这些“薄弱点”以后，中国军队就会集中优势兵力——至少要有三倍优势，最好能达到五六倍，在薄弱点发起重点进攻。其他地方，只做牵制性进攻，吸引敌军注意力。真正的进攻点，是那些薄弱点。突破薄弱点以后，接下来就到了惊心动魄的时候。这个阶段的战斗，是四个雄壮有力的大字：大胆穿插！穿插的要点，在于从薄弱点突入敌军阵地以后，不要停留，继续猛力前冲，一直冲到敌军背后，然后迂回，也就是向左或者向右平行移动，把敌军的后路切断。穿插，切断了敌军不同部队之间的联系。迂回，则切断了敌军和他们后方之间的联系。就这样，通过穿插、迂回，实现了包抄，也就是分割包围敌军，就像砍瓜切菜一样，把连成一片的敌军分割为若干部分，造成战场各个局部的以多打少，然后，先打弱后打强，逐一消灭敌军。这种“穿插、迂回、包抄”战术，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前三次战役中有大量应用。对中国军队这种独特的打法，美军后来逐渐看明白。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使用一种称之为‘分进合击’的战术。一旦触及到敌人的薄弱点，他们马上就穿进去，全力插向后方的指挥位置与重炮阵地，然后分片切割与包围敌方的各个战斗单位，造成极大的混乱与恐慌”。显然，这位美国兵此前没有见过这种打法。这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关于打仗的“全新体验”。有人可能会问，这种战术看起来简单又有效。为什么其他军队不用呢？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大胆”这两个字。大胆穿插，穿插是方法，大胆是根本。从敌军阵地的薄弱点穿插进去，实际上就是进入敌军阵地内部，等于是“自投罗网”，把自己置于敌军的包围之中。这非常危险，必须极为大胆和坚决，才能取得胜利。要顶着敌人的炮火，在敌人明白和重新组织起来以前，迅猛冲击，快速包围，这样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种打法，对士兵的素质要求极高。士兵既要非常勇敢，有钢铁一般视死如归的意志力，还要非常聪明，能够根据战场情况机动灵活地作战。因为敌军阵地内部的情况，战前不可能了解清楚。士兵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完成穿插、迂回、包抄这种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士兵，很少见。所以，很少有军队敢于采用这种打法。而士兵勇敢又聪明，正是我国军队的优势所在。从古至今，大多数军队都强调士兵的“愚”，最好士兵像牲口那样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士兵才能不怕死，才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我军的传统则截然相反，从红军开始，我军就强调教育官兵，不但提升他们的革命觉悟，也提升他们各方面的思想能力。在艰苦的行军打仗中，也坚持对战士的革命觉悟和思想文化的教育。经过这样教育的战士，头脑灵活，机智勇敢，不但知道“为什么打仗”，也知道“怎样打仗”。和洪学智谈话的一位美军连长就看出了这种区别。他说：“你们的士兵勇敢。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怎么三五人就干起来了？我们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但是，凡事皆有利弊两面。大胆穿插、迂回、包抄的战术，虽然很厉害，能充分发挥中国军队单兵素质强的优势，但“大胆”二字也意味着，这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战术。冲进敌军阵地的士兵，固然可以迅猛穿插，分割包围敌军，但毕竟是进入了敌军阵地，稍有意外或者差错，就可能反而被敌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战术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是中国军队长期装备不如敌人而形成的打法，是用士兵的勇敢牺牲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或者说，是特定时代和特定条件的产物。这种战术在对国民党军时，效果最好。国民党军虽然装备优于我军，但优势并不是那么大。而且，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往往僵硬死板，不同部队之间经常互相拆台，而不是密切配合。国民党军的这些劣势，被我军大胆穿插的战术充分利用，所以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在朝鲜战争前三次战役中，美军因为不了解中国军队的这种打法，也被打得步步后退，一直退到三七线。但是，美军了解了这种战术以后，制定出对策，我军的这种战术，效果就大不如前了。我军的这种战法，是因为武器装备的劣势。而武器装备，正是美军最大的优势。他们飞机大炮坦克多得是，所以，他们的战术很简单，打仗时，简单平推即可。既然如此，何必冒那么大的危险去“大胆穿插”呢。针对我军的“大胆穿插”，美军应对之策就是发挥他们机动力强的优势。一旦发现我军穿插进来，立刻坐卡车大步后撤，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尽量保持“平推”态势。这种“平推”打法，对我军很不利。武器装备劣势的一方，当然要极力避免这种正面互砍的“平推”打法。两条腿跑不过大卡车，所以我军无法突破美军的“平推”，无法穿插迂回包抄，正是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第五次战役中越打越吃力的原因所在。行文至此，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些郁闷。闹半天，还是不如人啊。其实不然。对我军这种战法，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这种“大胆穿插”的打法，在我国古已有之。古代，这种打法称为“陷阵”或者“冲锋陷阵”。这个“陷”字，很准确很生动。冲锋的骑兵冲入敌阵，仿佛“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非常危险，千钧一发。但正是这种“陷阵”，能把敌军阵地撕裂，让敌军阵地混乱、变形。后续攻击的步兵，就有机会趁乱大量消灭敌军了。可以说，我军的战术，是在热兵器时代把古代的“冲锋陷阵”发扬光大，在更大的规模上再现。其中一以贯之的本质是兼具勇敢和灵活。而在任何时代，勇敢和灵活都是打胜仗的关键条件。有趣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有过一次著名的“左勾拳”打击。美军坦克部队同样是“大胆穿插”、迂回包抄，把伊拉克军队分割包围，一举歼灭。美军“左勾拳”打成以后，世界各国一片惊叹，叹服美军的高超战术。可是，中国军人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稀奇。打仗，不就是这么打么。这有什么可惊叹的。现在，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强，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一流，无论是质量和数量，都优势巨大。或许，我们的军队今后不必再那么危险地突入敌阵，冒死攻击了。我们也可以像美军那样大摇大摆地用火力搞定一切。但是，我军独特战术中的本质——勇敢和灵活。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最大优势。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2）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朝鲜战争：侵略还是革命？中国农业的新难题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参加邸平里战役的，主要是中国的39军、40军、42军。每个军下辖3个师，共9个师，总人数超过9万人。当然，9万人参战，并不是9万人同时向阵地发起进攻，而是参战的各个师先后投入进攻。毕竟，阵地就那么大，人太多，也摆不开。2月13日夜，一颗红色信号弹升空，进攻开始。这一夜，主要是两个师投入进攻，进攻一般以团或营的规模展开。中国军队尽可能把迫击炮弹射向23团防御圈内部，但冲锋的士兵只有单兵轻武器——步枪、轻机枪、手榴弹。面对美军密集的轻重火力，冲锋士兵伤亡很大。进攻从天黑持续到凌晨四点半。东方已经微露曙光。进攻暂停了一下，随后，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向美军一个阵地发起殊死一搏。在这次进攻中，迫击炮击伤了23团团长弗里曼的腿。美军拼死抵抗，总算在天亮以前守住了阵地。随着天空大亮，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这一夜的进攻结束了。天一亮，美国空军的飞机就会赶到，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只能在夜间进攻。2月14日白天，双方养精蓄锐，等着黑夜降临。2月14日夜，中国军队再次发起进攻。这次，派出特攻队。这些特攻队员带有绑在长杆子上的炸药包。特攻队想用这些炸药包摧毁美军的工事——没有重炮，只好用人把炸药送上去。美军猛烈开火。一批又一批的攻击士兵倒在阵地上。鏖战到半夜，23团的阵地已经多处告急。弗里曼手里仅有的几个连的预备队四处“救火”，疲于奔命。在最危险的时候，南侧的一个阵地已经失守，防御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士兵冲了进来！战后，美军士兵回忆说，如果中国军队向这个缺口投入一个师的兵力，23团就完了。这个缺口直接通往防御圈的核心。从这个缺口冲进来，可以一路直捣23团指挥中心。到那时，23团肯定会被潮水般涌入的中国士兵吞没。实际上，中国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攻击邸平里，想要的胜利场景就是这样的：在一处或几处攻破敌人阵地，随后，大批后续部队潮水般涌入，把防御之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一举歼灭。类似场景，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出现。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这是这样被解放军一口口吃掉的。但是这次，中国军队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原因是冲锋部队没有通讯设备，无法及时上报战况。虽然他们突破了阵地，但上级指挥官不知道前线的情况，没有增加兵力迅速扩大突破口。结果，美军预备队组织重炮平射反击，堵住了缺口，恢复了阵地。最好的机会，就此失去。事实上，14日这一夜，23团阵地有多处曾经被突破。中国士兵跨过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冲进防御圈。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通讯设备，只能用小号、信号弹和来回奔跑送信的通讯员传递消息。在激烈的战斗中，小号和信号弹无法传递“此处阵地已被突破”的消息，通讯员全部损失殆尽——在朝鲜战场，中国军队的通信兵是伤亡率最高的兵种。因此，几次突破阵地，都没能及时扩大突破口。少数突进去的中国士兵，陷入美军包围，全部牺牲。通讯手段的落后，让宝贵的战场机会一再丧失。中美军队装备上的差距，武器方面，人所共知。其实，通讯技术的缺失和落后，同样至关重要，会直接削弱战斗力。2月14夜的进攻，美军人员损失很大，但他们拼命守住了阵地。15日天亮，中国军队再次停止进攻。到这时，中国参战的三个军伤亡都很大。359团3营全营干部战士壮烈牺牲。359团因为干部牺牲过多，基本失去战斗力。这样的团，不止一个。359团干部牺牲名单15日白天，是等到夜晚继续进攻，还是撤出战斗，放弃攻击邸平里，成为摆在我军前线指挥官面前的大难题。与此同时，增援邸平里的美军部队已经在路上。邸平里战斗的同时，在其他地方，中美军队也在激烈交火。美军能派出增援邸平里的部队，并不太多。而且，增援部队沿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进展很慢。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知道，如果这支增援部队到达邸平里，邸平里之战就将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他们必须拦住增援的美军。美军增援部队的指挥官，见到无法摆脱中国军队的阻击，决定改变计划，命令大部分步兵和中国军队继续作战，他则带领23辆坦克和一百多名步兵快速前进。看到美军坦克想要冲破阻击，中国士兵奋勇上前，用血肉之躯和炸药包拼死拦阻。但这是15日白天。如果是夜晚，中国士兵有多种办法摧毁坦克，但在大白天，坦克乘员视野良好，坦克的火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开火。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不但拦不住，而且都无法靠近这些钢铁怪兽。跟随坦克一起前进的一百多美国兵可就惨了。他们几乎全部被中国军队消灭或俘虏。坦克车里的美国兵眼睁睁看着这一幕，无可奈何。他们不敢有丝毫停留，驾驶着坦克，猛踩油门，摆脱中国士兵的阻击，冲向邸平里。23辆坦克中，有2辆被中国军队击毁。其余21辆，争分夺秒赶向邸平里。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黑夜，战场属于中国军队。在14日夜里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在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没能及时增加兵力扩大缺口，但少数中国士兵占据着这个缺口阵地。围绕这个阵地，双方士兵拼死争夺，都死了很多人。仅剩的中国士兵坚守不退。15日天亮以后，中国军队继续占据这个突破口。因为白天美军飞机太厉害，无法增派部队支援。大家在苦等夜幕降临。这个突破口在美军阵地南侧，美军非常想拔掉这个“钉子”。他们利用白天的好机会，派出4辆坦克向这个缺口冲过去，想要消灭或者赶走那里的中国士兵。就在美军这4辆坦克和中国士兵厮杀时，增援的那21辆美军坦克赶到了。他们抢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战场。当增援坦克绕过一个山口时，一下子看见了正在激烈厮杀的邸平里战场！他们从南面增援过来，正好撞上美军阵地南侧那个被中国士兵占据的突破口。这21辆坦克立刻冲过来投入战斗。他们冲过来时首先遇到的，是中国一个团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被大山挡住，23团在防御圈里看不到。谁也没想到，美军坦克突然从背后冲了出来。21辆坦克冲入这个不幸的团指挥所，到处冲杀。团指挥所的人毫无思想准备，只能四散奔逃。23团那4辆坦克，看到增援的21辆坦克，大喜过望，双方成功会师。虽然他们加起来也不过20几辆坦克，并不是一支大部队，但这支生力军的到来，让战场局势大变。中国军队已经血战了两夜，牺牲众多，而且没能突破阵地，士气压抑，加之后勤保障不足，吃不好睡不好，人人都已经疲惫到顶点，只靠意志力在顽强坚持。就在这时，美军坦克突然轰隆轰隆咆哮着从背后冲过来，而且，谁也不知道这支增援部队有多少人多少坦克。中国士兵坚持的极限被突破了。就在这时，发生了王树增所说的那一幕：“对砥平里攻击的停止是在中国基层军官的坚决要求下决定的。”面对基层军官的坚决要求，2月15日傍晚18时30分，中国前线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邸平里，部队撤出战场。这时，就快要天黑了。中国军队没能得到第三夜进攻的机会。邸平里之战，以美军23团成功守住阵地，中国攻击围歼不成功而结束。李奇微的大胆试验，成功了。事实表明，美军的装备优势，足以压制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朝鲜战场的形势，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中国军队整体上从进攻转为防御，美军不再畏战避战，士气明显恢复。美国人说，中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邸平里之役2月15日傍晚结束。短短几天以后，2月20日晚上，彭德怀从前线动身，先坐汽车后坐飞机，奔赴北京，面见毛主席。毛主席不在中南海，彭德怀马不停蹄赶赴玉泉山，不顾主席正在午睡，坚持要立即向主席当面汇报。在汇报中，彭德怀讲述了前线的种种困难，请求中央设法解决，否则战争势必延长。听了彭德怀的汇报，主席说：“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千求成。”这么说，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参战以来一直坚持的速胜要求。彭德怀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在战事如此紧张之时，急切地离开前线，去北京面见主席主席，主要原因就是：邸平里之战我军损失过大。暴露了我军参战以来的很多问题。原定的战略方针，已经不适用。必须由主席在最高层面做出战略调整——从速胜转为长期斗争。这种转变背后，是决策层对美军、对现代战争的全新认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长期进行军事武装斗争，战争经验丰富，指挥艺术高超，但是在朝鲜，“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中国军队第一次和现代化、火力强大、技术先进、战争经验同样丰富的美军交战。邸平里之战，更是双方硬碰硬的“碰撞式”战斗。经过邸平里之战，中国军队真切理解了什么是现代战争，也看清了中国军队自身的弱点。首先，是火力不足。由于缺乏重武器，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无法给敌人猛烈的火力打击。这个弱点，在国内战争并不明显。国内战争的敌人，火力也不强大。抗日战争中的日军，火力和美军也相差甚远。美军拥有的重武器——坦克重炮飞机等等，数量之多、威力之大、部署之密、互相配合之熟练，都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望尘莫及的。在合适的地形、气候、机会中，中国军队能击败美军，但在类似邸平里这种“碰撞式”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就很难达到作战目标。邸平里防御圈中只有四千多美军，但因为火力强大，我军数万人围攻，不但打不进去，而且损失惨重。美军的火力给我军造成的损失是如此惨重，以至于基层军官强烈向上级要求停战。这一幕，想必给各级指挥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他们无比痛感我军火力的不足。从那时起，中国竭尽全力发展军队的火力。加强炮兵建设，成为重中之重，大炮多多益善。1950年，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时，仅有7个炮兵师。到1953年，炮兵师已经增加到17个。火炮数量从最初的几百门增加到1.5万门。火炮口径也大大增加，75毫米火炮被122毫米榴弹炮和105毫米榴弹炮取代。中国军队的火力，提升了不止一档。中国军队这种近乎偏执地重视火力，被戏称为“火力不足焦虑症”。这个焦虑症，很可能就是在砥平里那两个惨烈的进攻之夜中开始的。在198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成了火力强大的那一方，动辄就万炮齐发。中国炮兵成为越南军队的梦魇。一直到今天，中国军队都极端重视部队的火力。从加农炮、榴弹炮到火箭炮、各型导弹，中国军队应有尽有、数量巨大。除了火力不足，中国军队还暴露出通讯落后、后勤落后等诸多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建立起强大且完备的工业体系，尤其要有强大的重工业。只有这种强大完备的工业体系，才能给中国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和给养，才能确保中国军队在下一次战争中坚持到底、打败强敌。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本来是要铸剑为犁、马放南山，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参加朝鲜战争的很多部队，当时已经被安排转为生产建设。战事一起，这些生产部队才重新拿起枪炮，奔赴战场。在朝鲜战争前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基本上延续此前的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曾经消灭了强大的国民党军。在朝鲜，同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因此，虽然中美两军的装备差距显而易见，但如果没有砥平里之战，中国军队很可能会低估装备的重要性。砥平里之战，残酷地、毫不留情地告诉中国军人，虽然“唯武器论”是错误的，但武器装备的作用不可替代。如果武器装备差距过大，硬仗，就是拿不下来。中国建设的战略方针，从此坚定地转向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为了满足制造武器装备的需要。这种发展战略，违反了一般的经济规律，但朝鲜战场的经历让中国领导人知道，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们别无选择。意味深长的是，虽然重工业优先战略不符合经济规律，多年来一直被各种批评家指责，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反而表明，重工业优先战略，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备战，客观上却让中国由此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全世界只有中国拥有如此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可不是偶然的。我们这些后人，深深受益于此。正常的经济发展，是在利润的指引下，从能立刻赚钱的轻工业——比如棉纺织业——开始发展，积累资本，逐渐向重工业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经济规律，要付出很多额外的代价；国家和人民，要承受很多痛苦和艰辛。事实表明，看上去不合理、代价过大的道路，其实是一条险峻但能超越性快速发展的道路。因为险峻，没人敢走这样的道路，但朝鲜战争尤其是砥平里那些牺牲战士的鲜血，让中国只能去走这条险峻的道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条险峻的道路，才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大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按部就班的发展，不但慢，而且根本不可能突破先进国家的层层罗网，无法摆脱对外的依附和被剥削。贫穷落后的大国，只有中国冲出重围，成功实现工业化，这就是铁证。那些牺牲在砥平里的战士，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虽然，他们在战场上的冲锋失败了，但他们的牺牲推动的中国国家的冲锋，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战士们的鲜血，铺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每一个牺牲都有意义！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邸平里之战——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2-1）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朝鲜战争：侵略还是革命？中国农业的新难题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邸平里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一个小地方。朝鲜战争中，这里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邸平里之战并不是朝鲜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但这场激烈的战斗却是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邸平里之战属于第四次战役。在前三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把美韩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的三七线。第四次战役是美军主动发起的反击战。邸平里战役是其中关键一仗。这一仗，不但改变了双方的战场态势，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双方彼此的认知，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深刻改变了我军的战争观念。在中国，邸平里之战并不像长津湖、上甘岭那样广为人知，这是因为，邸平里之战，我军遭受重大失利，没有达到战前设定的目标，被迫退出战斗，所以大家不愿提起。关于邸平里之战，王树增在《朝鲜战争》中是这样说的：“对砥平里攻击的停止是在中国基层军官的坚决要求下决定的……在中国军队的战史中，下级指挥员在战斗中向上级指挥员提出不打的要求，砥平里属罕见一例。”那么，这里为什么要对大家不愿提起的这一仗详细介绍呢？这是因为，邸平里这一仗，充分表现出中美两军的优点和缺点。了解邸平里之战的经过，能更深入地理解朝鲜战争。我军虽然失利，但鲜血并没有白流，换来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人们往往从错误和挫折中能够学习更多、收获更多。邸平里之战对于中国军队的成长，可谓影响重大。美军第10军第2步兵师的第23团，在第二次战役中差点被中国军队包围歼灭。当时，迅猛出击的中国军队把美军打得乱七八糟，第2步兵师遭受的打击尤为沉重。9团和38团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大部被歼。23团也遭到中国军队猛攻，几乎招架不住。23团的运气在于，他们有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团长弗里曼。面对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在弗里曼指挥下，23团选择了正确的撤退方向——他们没有向南撤退。如果他们向南撤退，就会像其他美军一样，落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国军队早已翻山越岭抄近路，在美军南撤道路两侧的制高点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大部分美军部队就是在撤退中遭到中国军队这种“居高临下”的打击而瓦解崩溃的。23团决定向西撤退，距离上绕了一大圈，但因此躲过了中国军队的包围，成为第二次战役中损失较小的部队。虽然如此，23团中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还是把性命丢在了北朝鲜天寒地冻的大山中。23团的团长弗里曼，和中国很有渊源。庚子事变以后，按照辛丑合约规定，美国在中国驻扎了一个团——著名的美军第15步兵团。这个第15步兵团在中国驻扎了很长时间，出了好几位名人。著名的马歇尔和史迪威都出自这个团。弗里曼1931年加入15团，在中国驻扎了好几年，学会了汉语，算是个中国通。由于在第二次战役中表现出色，在第四次战役中，23团被李奇微委以重任，是先锋部队，冲在最前面。1月下旬美军开始向北出击，到2月初，23团抵达邸平里。这时，23团已经前出到美军主力部队之前20多公里——有孤军深入之势。随后，中国军队展开了对美军的反击。冲在最前面的23团被中国军队抄了后路，包围圈渐渐收拢。面对中国军队的攻势，其他美军部队节节后退。不过，这种后退是李奇微的既定部署。李奇微知道，战线越往南，中国军队的后勤越吃力。李奇微参加过二战。对后勤的重要性，他有深刻认识。诺曼底登陆以后，决定美军进展快慢的，就是后勤支援的力度。因为有这个经历，李奇微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后勤劣势。他打算充分利用这个劣势。遇到攻击，就主动后撤，等到中国军队后勤跟不上，物资耗尽以后，再反击。但是，当23团向他请示，要求也后撤时，李奇微却说，不。他要求23团在邸平里坚守到底。对李奇微的命令，弗里曼深感意外。这不是让他们23团等死么。要知道，当时，中国军队三个军超过9万人，正在向邸平里包围过来。三个军打一个团，这仗怎么打啊。那么，李奇微是怎么想的呢？李奇微此时的想法，是理解邸平里之战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李奇微的坚持，就不会有邸平里之战这个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李奇微的想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这时候的23团，与其说是一个团，不如说是半个师。由于担任先锋任务，加之李奇微很看重23团，给他们增加了大量兵员和装备。这时的23团，除了自己的三个营以外，还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法国营和一支突击队。装备上，增加了重炮营、十几辆坦克和工程连，总人数已经超过四千人。李奇微知道，23团已经成为一个战力强大的加强团，而绝不是个普通步兵团。事实上，正是23团这一个团的概念，误导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为，邸平里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三个营组成的步兵团。三个军九个师的部队一冲，邸平里就拿下了。哪里想到，这个23团的战力其实非常可怕。二，邸平里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却是个交通要点，一条铁路和几条重要的公路经过这里。放弃邸平里，对美军来说，可以接受，反正他们要向南撤退，但中国军队却必须攻下邸平里，否则，接下来的向南进攻就会很难受。李奇微断定，中国军队不可能绕过邸平里，把23团这么一支强大的部队留在身后，那可真是“如芒在背”啊。三，这是重点所在。邸平里之战，是李奇微想要的那种“正面相撞”的战斗。在此前的战斗中，美军败多胜少，一路后撤。士气大为低落，甚至对中国军队已有畏惧情绪，认为中国军队不可战胜。李奇微深知，美军要想在朝鲜半岛站稳脚跟，不被赶下大海，就必须振奋士气，发挥美军装备上的优势，正面击败中国军队。这是一个战略级别的重大决定。当时在朝鲜战场，中朝军有士兵数量优势。李奇微就是想要看看，到底是你的数量优势厉害，还是我的装备优势厉害。这种比较，只能通过一场血火大战，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邸平里的23团实际上成为李奇微的“诱饵”，把中国军队吸引过来，美军充分发挥自身的装备优势，和中国军队来一场硬仗。如果23团这次能阻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那么，李奇微对中国军队战力的判断，就是准确的。美军就此找到了对中国军队的克敌制胜之法。所以，李奇微要求23团不得后退，就在邸平里原地设防，等待中国军队来进攻。大家好好厮杀一场，看看到底谁厉害。李奇微善于带兵，确实不同一般。在这种时候，他不是坐在司令部里给23团发个命令而已，而是直接坐直升机飞到23团阵地——也就是中国军队的包围圈里，当面去向弗里曼解释要求23团坚守的战略考虑。出了说清楚自己的战略考虑意外，李奇微还保证，会通过空中通道向23团提供充分的补给，并且，已经命令附近的美军尽快来救援23团。23团要做的，就是在邸平里扛住中国军队的攻击两天。两天之后，地面援兵就能赶到。更准确地说，是扛住中国军队两夜的进攻。由于美军的空中优势，中国军队只能在夜里进攻，天一亮就要休战，否则就等于给美军飞机当活靶子。邸平里之战，就是1951年2月13日和14日两天夜里的中国军队的攻击和美军的坚守。23团是在2月初到达邸平里，接到坚守的命令后，23团构建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邸平里这个小地方已经被炸成废墟。在这个已成废墟的小镇上，23团建起一个南北400米东西200米的长方形防御圈。各种轻重武器密密麻麻摆好，散兵坑挖好，阵地前面架设铁丝网和报警器。如果中国军队有重炮，这种小阵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轰平。可惜，当时中国军队没有重炮，只有步兵携带的小型迫击炮。开战以后，这些迫击炮虽然大量击中防御圈，炸坏了美军不少沙袋和简易房，但毕竟炮弹太小，破坏力杀伤力不够，不能摧毁美军的防御圈。实际上，美军就是因为知道中国军队没有重炮，才敢于这么在“小长方形”里坚守到底。美军在邸平里确实摆出了不要命的架势。一个重要的细节是，美军包括重炮在内的各种武器，在防御圈里都设置为可以向四面八方开火，而不是只能向前方开火。这意味着，如果某一侧阵地被突破，对面阵地的武器可以掉过头来“向内开火”。美军宁可向战友开火，也要消灭突进阵地的中国士兵。而且，美军有105毫米和155毫米的重炮。这些重炮不仅威力巨大，而且射程很远。开战时，这些重炮延伸射击，不但可以打击正在进攻的中国军队，甚至还能打击远处正在集结准备进攻的中国军队。一到白天，美军飞机就源源不断地运来各种弹药和补给。美军出动几十架运输机，一次就能运来一两百吨的物资。美军的各种轻重武器，从士兵的步枪、机关枪到重炮的炮弹，都多到用不完。各种食品被服也是堆成山。重伤员，也能用直升机送到后方。总之，23团在邸平里构筑的防御工事，其火力之强之密，都是空前的，也肯定是中国军队此前不曾遇到的。可是，对这一点，中国军队并不充分了解。2月13日天黑以后，中国军队按照此前的战法，向23团阵地发起了进攻。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4）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3）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2）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1）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的内伤朝鲜战争：侵略还是革命？李鸿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回顾第一至第四次战役的主要时间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军队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11月1日-6日，第一次战役。11月25日-12月15日，第二次战役，中朝军队打到三八线。1951年1月1日-1月8日，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打到三七线。1月15日-4月初，第四次战役。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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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虽然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广为人知，但对战争的具体进程，尤其是其中几个关键的转折点，大家往往只有模糊的了解。毕竟，大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只知道个大概，很正常。如果能详细地了解这些转折点，尤其是那几个关键转折点，对我们全面理解中美之间的这场战争，很有帮助。尤其是在中美两国关系趋于紧张的今天，了解上一次交手中的关键所在，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预见未来。本文的目的是说清楚朝鲜战争的几个重要转折点及其相关决策。当初的这些决策，很多在后世被曲解或丑化。尽量还原当时的战场环境和条件，才能对这些决策做出公正的评价。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抗美援朝，是我国我军的一段光荣历史。新中国的工业化还刚刚起步，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居然和当时世界上最大工业国和最强军事国美国打个平手，在一些战役中痛击了美军。这种以弱抗强，充分彰显了我军激昂的革命意志和强悍的战斗力。说这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夸张。不过，后来出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可能你也听说过一些，极力贬低否定志愿军的战果，认为朝鲜战争中，中朝方面的损失极大，伤筋动骨，可对美国来说，只是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其实并没有倾尽全力去打朝鲜战争。所谓中国取得的胜利，是自欺欺人。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会告诉你以下事实：一、中朝方面的战场伤亡，远远多于美国及“联合国军”。二、美国参战的部队，主要他们的第8集团军和其他少数几个师。而中国几乎倾尽全国兵力轮番参战，耗用了当时国家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可谓“一国打一个集团军”。三、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朝鲜战争在美国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在美国很少有人研究、讨论朝鲜战争。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很小，美国人对这场战争并不在乎，无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些说法，对不对呢？战场伤亡的数量，中朝方面确实要多于美军和“联合国军”。这是双方武器装备巨大差距的必然结果。不过，衡量战争的胜利，伤亡只是其中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看各方是否达到了各自的战略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最后在三八线停战，对双方来说，都有得有失。这就是打个平手。另外两点，就值得深入分析了。情况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说的那样。首先，关于美军参战部队的数量。的确，从表面上看，美军参战的，只是他们的第8集团军和其他一些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觉得很郁闷。原来美国人只是派来了一个集团军。既然是第8集团军，也就是说美军至少还有第1、第2……第7集团军。美国那么多军队，只派来一个集团军，可见确实不是倾尽全力。一个集团军，就和我军主力部队打个不相上下。美国人还是厉害。其实，这种说法是个障眼法。当时美国并没有那么多集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数量最多时超过千万。那确实是一支数量空前庞大的军队。但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很快就复员军队，大量军人退伍回家，大量军工厂转产或者关闭。国家从战时状态转向和平状态。这样做的结果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放眼全球一看，能够调动应战的，只有驻扎在日本的第8集团军和少数一些其他部队。毕竟，他们还得在欧洲保持足够的军队，以应对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中，前线的麦克阿瑟和总统杜鲁门之间的主要分歧就是，麦克阿瑟一再要求给他增加更多军队，但杜鲁门明确告诉麦克阿瑟：没有！麦克阿瑟大发牢骚，杜鲁门则说麦克阿瑟是政治白痴，不知道苏联方向的威胁更重要。美国不可能把驻欧洲部队抽调到朝鲜来打仗。也就是说，看起来美国只是派出第8集团军应战，但实际上，那几乎是美国能抽调出来参战的仅有部队了。中国朝鲜是举国应战，美国也绝不是轻轻松松。双方其实都是竭尽全力。美国也并不轻松，就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在美国，朝鲜战争确实是个“被遗忘的战争”。在美国民间，了解朝鲜战争的人并不多。不仅民间如此，美国学术界、军界，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也很薄弱。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远远不如越南战争。但实际上，朝鲜战争对美国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美国因此受了内伤。内伤虽然表面上不明显，可不等于不严重。美国受的这个内伤，很重很重，并且，现在正在全面发作。美国建国以后，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国内的军队，尤其是陆军，规模一直很小。麦克阿瑟等名帅，年轻时都是夹着公文包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的小军官，看不到军旅生涯有什么远大的前途。一战时美军出国打了一仗，回来以后迅速遣散复员。美国又回到孤立主义状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也是依照惯例，迅速遣散复员军队，大量美军解甲归田。美国只在欧洲和日本保留了一些占领军。国内的军队，大概只有一个师左右。如果接下来没有战争，美国军队的情况，会和一战以后差不多，保持一支规模不很大的军队，或许海军会多一些，但陆军规模会很小。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仓促之间，美国只好抽调驻扎在日本的部队参战，也就是第8集团军和另外少数几个师。朝鲜战争一打就是三年，虽然是有限战争，美国需要持续投入兵力和武器。结果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大量遣散军队、军工厂停产的势头，被逆转了。很多已经退伍回家的二战老兵，又被召回到军中。很多已经停产的军工厂，恢复了武器生产。而且，朝鲜战争给美国人精神上一个巨大冲击，那就是东方阵营随时可能发动武力进攻。美国人对军队的态度因此发生重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朝鲜战争让美国从此告别了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时期的“小军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开始维持一支全球规模的庞大军队，还有规模巨大的军工生产。在美国的建国传奇中，有一个在美国妇孺皆知的典故，也就是所谓“克莱星顿的枪声”。1775年，在波士顿附近的克莱星顿村，英国军队秘密前来，被美国民兵发现。其中二人飞马去报信，高呼：英国人来啦！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那两个报信的人不可能喊：英国人来啦！这是后来美国人建国以后对历史事实做了加工。1775年在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自认是英国人。那时还没有“美国人”这个概念。他们自己就是英国人——只不过是造反的英国人。当敌人到来时，他们怎么可能喊“英国人来啦”？历史学家指出，当时那两个报信的人喊的是：正规军来啦！在英美的政治传统中，“正规军”尤其是陆军，是个挺“邪恶”的概念。英国军队长期以海军为主。在各殖民地打仗，也往往调用其他殖民地的军队——比如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参战的英军很多是印度人。他们认为，陆军很容易成为暴政的工具，不宜大力发展，适可而止为好。由于这个政治传统，美国建国以后也不热心发展陆军，陆军的规模一直不大。美国陆军可做的事也不多，主要用来打打印第安人。一战二战出国参战以后，按照政治传统和多年惯例，打完仗就赶紧遣散部队。他们对国家保留大规模的常备陆军疑虑重重，很戒备。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一是朝鲜战争打了三年之久，二是朝鲜战争让东西方阵营的对立“落实”为热战。而且，在朝鲜战场，美军因为兵力数量处于劣势，就格外要发挥武器装备的作用，所以有“范弗利特弹药量”的大量投送火力的作战方式。这样一来，不但陆军从此成了长期性的大规模，军工企业和军队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正是在朝鲜战争其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形成了。也就是军队和军工企业勾结在一起，成为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有了独立于国家以外的利益追求。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追求，他们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到的内伤。1953年，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成了美国总统。上台后半年，艾森豪威尔就结束了朝鲜战争。虽然结束了战争，但军工复合体已经尾大不掉，不可遏制。所以，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的告别演讲中，明确警告美国人说：“在政府各部门中，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取得不正当的影响力。”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军工复合体，艾森豪威尔只在告别演讲提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提过。看来，他老人家也很“识时务”，知道有些势力是得罪不起的。虽然老总统有言在先，但在随后的时间里，美国军工复合体一路膨胀，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遏和限制。不过，这个内伤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明显。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更是让军工复合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的危害，近些年越来越明显。事实上可以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所以，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军队反而打了好几场战争。因为只有不断打仗，打那种军费高昂的仗，军工复合体才能继续得到巨额收益。到现在，军工复合体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毒瘤，而且是难以铲除的巨大毒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到的内伤，似乎已经发展成可怕的绝症。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朝鲜战争：侵略还是革命？李鸿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做人要算两本账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误解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这几年，国内对抗美援朝的宣传很热。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国内对抗美援朝的宣传并不热。不但不热，还有些刻意的冷。某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视剧，拍成以后多年不能播放，直到最近几年宣传热度起来了，才得以播放。之所以有相当长时间对抗美援朝“冷”宣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有说不清楚之处。南北朝鲜都和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我国正式承认的国家。既然如此，朝鲜战争就有了“谁发动了战争？谁侵略了谁？”的问题。而明显的事实是，朝鲜战争是北方主动发动的，是北方率先大规模攻进了南方。那么，北方岂不是侵略者？难道我们支持的是侵略者么？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明不白，加之要维护改革开放以来难得的外部环境，我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对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都没有积极宣传。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绕不过去的。如果不能解释清楚，甚至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抗美援朝的正当性就基础不牢，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关系就有Bug。这可不是个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这是直接关系到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的史书中，对朝鲜战争的开战是这样说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承认了北方是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如果战争是南方发动的，历史书一定会明确记载为：南朝鲜悍然挑起了战争。事实的确是这样的。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向南朝鲜发动攻击。这种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和此前南北双方互相指责的零星开枪、骚扰等等，完全不是同一码事。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目的明确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因此，联合国相关决议也认定北方为侵略者，并以此为理由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帮助南朝鲜抵抗。但是，如果你就此认为北朝鲜是侵略者，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朝鲜战争有很深的背景。有历史学家认为，朝鲜战争的开始至少应该追溯到1931年，而不是1950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分为两个国家，是源于战后美国划定的北纬三十八度线，是这条线把两个朝鲜分开的。实际上，两个朝鲜的由来，早已有之。1910年，日本占据朝鲜半岛，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一步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亚的这块地方，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一个整体。1910年以后，朝鲜人也有反抗日本的独立运动，但力小势微，没什么作用。1931年以后，朝鲜人的抗日和中国、苏联的对日斗争融为一体。朝鲜人抗日运动的声势大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出现了两个朝鲜。一个是坚持抗日，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和日本人打游击战的朝鲜。另一个则是接受日本占据，和日本人广泛合作的朝鲜。日本人占领朝鲜以后，大力拉拢收买朝鲜上层社会——朝鲜的一个王子甚至加入了日本的皇室。日本人大力“团结”上层朝鲜人，同时残酷剥削广大朝鲜民众。也就是说，日据时期，日本人和上层朝鲜人结成同盟，共同剥削广大朝鲜人民。因此，在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朝鲜人的地位比中国人高得多。很多朝鲜人加入日本军队，共同镇压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反抗。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杨靖宇将军，就是被一个名为金锡源的韩国人率军包围并杀害的。当然，这个金锡源当时的身份是日本军官。朝鲜战争爆发时，韩国军队中的军官，尤其是中高级军官，基本上不久以前都是日本军官。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些人记录为韩国人，但当时的朝鲜民众非常清楚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曾经残酷统治、剥削他们的日本人的走狗。不仅军官如此，南朝鲜社会上层也基本都是日据时期和日本人密切勾结的那些人。朝鲜半岛的独立，不是像中国这样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而是美苏在打败日本之余“顺手”送给朝鲜人的。因此，日据时期的统治结构基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在南方，社会基本没变。很多人以为，北朝鲜发动战争，是为了统一半岛，扩张自己的权力，其实，在北朝鲜人看来，进攻南方，主要是为了彻底清除日据时期那些和日本人勾结的朝鲜上层统治阶级。朝鲜战争，是坚持抗日的那个朝鲜，进攻和打击那个和日本人勾结的朝鲜。任何国家政权，都有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国本所在。北朝鲜的国本就是抗日。金日成之所以成为北朝鲜的领袖，就是因为他率领朝鲜军民长期抗日。虽然后来的宣传有夸大之处，但金日成坚决抗日的基本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另一方面，坚决抗日的朝鲜游击队，面对着日本军队越来越严酷、越来越无情的镇压和清剿。就是在这种残酷无情的斗争中，形成了北朝鲜政权的核心特征：坚持武装斗争和高度强调纪律。若非如此，他们早就在残酷的游击战争中被敌人消灭了。这些特点后来延续下来，成为朝鲜国家的核心特点。不理解朝鲜人艰苦卓绝的抗日，就不能理解北朝鲜这个国家的很多特点。因此，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虽然表面上看是北方率先进攻南方，但实际上是革命的、抗日的、解放的朝鲜，进攻和消灭反革命的、和日本勾结共同剥削压迫人民的那个朝鲜。这当然不是侵略战争，而是革命的解放战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朝鲜战争的起源至少应该追溯到1931年。从那时开始，坚持抗日的朝鲜人就发动了对日本及其南朝鲜走狗的武装斗争。到了1950年，这场斗争得到中国、苏联的支持，继续深入进行。目标就是解放整个朝鲜半岛，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如果要类比的话，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相当于中国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军队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事实上，金日成之所以决心进攻南方，正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鼓舞。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没有成功。两个朝鲜后来成为分立的两个国家。但这个后来的事实，不应该遮蔽当初朝鲜战争是革命是解放的基本性质。另一个被遮蔽的，则是韩国社会的“反动性”。由于没能彻底清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那些当年和日本人勾结共同剥削压榨朝鲜人民的朝鲜上层，现在仍然是韩国国家政治和社会的掌控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韩国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财阀经济。这些财阀家庭，追根刨底，日据时期，都是和日本人密切合作的走狗和韩奸。人们不应该被韩国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欺骗。其实，韩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都有很内在、很深刻、难以克服的反动和邪恶。从根本上来说，韩国是一个有待解放的畸形国家。认为朝鲜战争是侵略战争，是因为当初的革命话语已被很多人淡忘。现在，革命、解放、人民这些概念都不时兴了。根本不了解朝鲜日据时期历史的西方人，只从静态的国际关系来看待朝鲜战争。所以，他们才看不到革命和解放，而只看到侵略和战争。值得思考的是，我国最近那些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同样远离了革命话语。因此，这一波抗美援朝影视作品，和当年的《上甘岭》《奇袭白虎团》等影视相比，虽然题材相同，但境界、格局截然不同。《上甘岭》《奇袭白虎团》的时代，革命话语是主流。革命和解放朝鲜人民，是不言自明的大道理。在这些影视作品中，豪迈的革命激情和大无畏的革命情怀，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旋律。革命、解放的大道理被冷落以后，朝鲜战争、抗美援朝的核心部分也就被抽空了。再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就只好落脚于“作战勇敢”“战友情深”等“普适情怀”，而避而不谈革命和解放的宏大潮流。对此的准确形容就是：买椟还珠。那些最真切、最宝贵、最伟大的情怀，恰恰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儿女情长的小思绪、小情怀。这其实是对历史的庸俗化理解。把壮烈澎湃的历史庸俗化，用个体的小视角消解人类解放的大格局，这是对那些先烈的辜负。他们从事的，是人类最光明、最伟大的失业；他们的牺牲，有更大的意义。后人不应该忘记这些人世间最宝贵的理想和精神。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李鸿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做人要算两本账三嘎养牛——当代中国的小农生产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误解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1867年，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对曾国藩说：五十年内清朝必亡。这个预言惊人的准确。1911年，也就是四十四年后，清朝果然灭亡。其实，对类似的预言，不必太当真。预言嘛，总是说中了被记住；说不中的，大家也就不提了。不过，赵烈文对国家的这种悲观情绪，在晚清以来的社会中很普遍。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让人有很强的的无力感。国家各方面都陷入衰败——无可逆转的衰败。社会的失序、混乱乃至崩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无论人们做什么，都无法挽救这“将倾的大厦”。这种悲观情绪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我们读晚清史时，仍然会觉得，晚清就是“气数已尽”，所有试图补救的想法和做法，都注定徒劳。对李鸿章的评价，是这种悲观情绪的一个表现。以往，对李鸿章的评价，很负面，指责他是卖国贼。这是革命叙事的一部分。后来，革命叙事不大讲了。认为清朝“气数已尽”的悲观情绪成了主流。既然如此，很多人就接受了李鸿章自称的那个“裱糊匠”的说法。大家认为，李鸿章固然没能救国，但也算是拼尽了老命保住了清朝的门面，其心可嘉，其人也很不容易。大家别骂了。问题在于：晚清真的是“气数已尽”，无论换谁来都没办法么？李晓鹏的《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书中，作者仔细梳理了晚清以来的主要历史脉络，对这段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大骂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大多数人对晚清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个接一个对外战争的失败和一大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晚清确实打了很多败仗，但也打过很大的胜仗。最主要的两次大胜仗就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打败法军。这两场胜仗，历史教科书都讲过，广为人知，但大家可能没注意后面的人事布局。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湘军反而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并没有作乱称帝的野心，主动解散了湘军。湘军解散以后，李鸿章的淮军趁机做大。随后，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淮军进一步壮大，接替了湘军的地位。从那以后，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在晚清政坛上呼风唤雨，成为主导力量。在淮军集团以外，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大致可称为“清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事实上，湘军解散以后，左宗张之洞成为清廷用来制衡李鸿章淮军集团的主要政治力量。《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一书的新见解就是：用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和左宗棠的清流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解释清末很多政治上的大事，并整理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并非偶然的是，收复新疆、打败法军这两场胜仗，都是左宗棠集团的人领导而成。收复新疆，左宗棠直接带兵出征。中法战争，开始是淮军出战，被法军打得大败。随后前线主将换成左宗棠提拔的冯子材等人，张之洞在后勤上提供大力支持。清军在镇南关大捷中一举击败法军。要知道，这是东亚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打败西方正规军。收复新疆和镇南关大捷这两场胜仗对外的影响极大，这个影响我们今天甚至难以想象。就因为这两场胜仗，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全世界流传着一个“中国神话”——谁也不可能侵占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以后，英文报纸才发文称：中国领土不可侵犯的神话终于破灭。如果左宗棠集团能成为晚清主导的政治力量，历史会完全不同，但是，虽然打仗不行，但李鸿章集团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成为“建制派”。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战场上打了胜仗的中法战争，被李鸿章办成了形同失败。得知中法两国签订和约的左宗棠气愤失望至极，上书请求退休。两个月后，左宗棠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此括号内文字排版有误，请自行忽略。李晓鹏的《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书中，作者仔细梳理了晚清以来的主要历史脉络，对这段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大骂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左宗棠集团中的人，左宗棠、张之洞、冯子材、刘铭传等等，共同点是都很清廉，是公忠体国之人。他们取得的对外战争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当时并非无可救药。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建立的军队，装备了非常先进的武器，战斗意志也很顽强，战斗力很强，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要算是最强陆军之一。如果左宗棠集团的人能成为晚清主导力量，事情大有可为。可惜，成为主导力量的是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和左宗棠集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鸿章个人及其淮军集团，有三大缺陷：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在对外关系上，宋朝和明朝可说是两个极端。明朝坚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强硬态度，对外来侵略坚决抵抗，誓死不妥协。宋朝则是“花钱买平安”，对外年年赔款纳贡，尽量避免开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谁更高明呢？很多人认为宋朝的“花钱买平安”更好。事实上，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宋朝经济很繁荣，对外的赔款、纳贡，据说只相当于宋朝一两个县的税赋。花这么点儿小钱，就能买到边境平安、不动刀兵，很划算啊。别忘了，对外开战，同样是要花钱的。打仗，不仅要消耗庞大的军费，还必然破坏百姓的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成本加起来，多半比赔款、纳贡要多。既然能用经济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但是，看了李晓鹏的《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一书对宋朝和明朝的历史比较，我改变了看法。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我此前想象的那么轻松。“花钱买平安”虽然表面上省钱划算，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还是明朝那种“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王朝精神更加可取。宋朝对西夏、辽、金等国的赔款、纳贡，对宋朝来说，绝非只相当于一两个县的税赋那么轻松。首先，宋朝时，虽然工商业很繁荣，但国家主体经济仍然是农业为主。农业的特点就是生产剩余很少。在没有化肥、机械等工业技术的古代，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全家能吃饱饭不挨饿就阿弥陀佛了。多出来的剩余，很少。给官府缴纳的公粮，一向都是农民沉重的负担。从国家整体来说，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财政上的“剩余”也就只有百分之几。因此，宋朝对外的赔款、纳贡，虽然从数字上看只占国家整体经济的百分之几，但基本上也就把宋朝能拿出来的“活钱”都掏空了。其次，宋朝时，货币以铜钱为主，中国本土的金银资源都不丰富。大航海时代以后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那要等到几百年后的明朝。宋朝时，金银货币很少。北宋中后期的元祐初年，全国财政收入的金银部分只有区区黄金4300两，白银57000两。可对外赔款、纳贡，对方都要真金白银。给辽国的白银，每年就要30万两。为了付出这些赔款、纳贡，朝廷只好大力从民间搜刮金银和优质的铜。四川地区在宋朝时曾经发行纸币“交子”。有人认为这是金融发达的表现。其实不然。四川发行纸币，就是因为金银铜都被中央大量拿走，没有办法，只好发行纸币——没有贵金属保证的纸币。这种纸币当然很不可信，很快就会引发通胀。没用多长时间，“交子”就变成了废纸。四川民间的财富当然因此会被大量“收割”。可见，所谓“只相当于一两个县的税赋”的赔款纳贡，实际上是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对此，欧阳修说：“今西贼（西夏）一岁三十万斤，北虏（辽国）更要三二十万，中国岂得不困？”另一位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感叹说：“自其（西夏）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第三，也是更闹心的。对外赔款、纳贡，为的就是罢兵息战，少花甚至不花打仗的钱。可是，宋朝常年供养百万以上的大军，吃掉了国家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如果说对外赔款纳贡，可以节省国内的军费开支，这也勉强说得过去。可现实是，对外大量赔款、纳贡，同时国内的巨额军费一分也没省，该花还得花。这不是两头吃亏么。宋朝“花钱买平安”的策略，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不过，“花钱买平安”还有更糟糕更恶劣的后果。打仗，是对国家政治最严格、最不留情的考验。国家政治上的任何弱点、缺陷，都会在对外战争中暴露无遗，并直接导致失败甚至灭国。因此，那些准备打仗、不怕打仗的国家，必须要把内政搞好，确保各个方面在在战争中都“不掉链子”。相反，那些逃避战争，总想着“花钱买平安”的国家，就不会费心费力地搞好内政。有捷径可走，谁还会费心费力为难自己呢？宋朝和明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大朝代”，各有其优势和弱势。全面比较宋朝和明朝的治理水平，不是这篇小文能做到的。不过，仅从几个重要的点就能看出，宋朝和明朝的内政，有很大的不同。两种不同的对外策略，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内部治理方式。宋朝是个“官富民穷”的社会。一个官员或者文人，生在宋朝是很幸福的。不但收入高、工作轻松，宋太祖赵匡胤还立下家法：不能杀士大夫。不过，这样一来，普通百姓的生活，就不那么幸福了。国家对外的赔款纳贡，对内养活官员军队的巨额费用，都由老百姓扛着。明朝官员的处境，要比宋朝官员差得多。赵匡胤的家法是“不杀士大夫”。朱元璋给明朝里的家法却是“严惩贪官污吏”。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对官府压榨百姓，从骨子里深恶痛绝。他自己当上皇帝以后，对各级官员是宁可错杀绝不错放，几次兴起大案，杀掉大量官员。历史是文人写的。朱元璋因此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但实际上，明朝的普通百姓处境要比宋朝百姓好得多，只不过，这些百姓没有书写历史的话语权。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明朝比宋朝要好得多。到了明朝后期，政治也废弛很多，但因为刚烈的王朝精神，因为要准备打仗，明朝的内政一直保持很高的治理水平。事实上，一直到崇祯年间，明朝中央政府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各地。这在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不多见的。魏忠贤虽然权倾一时，但崇祯登基以后，没费多大劲就粉碎了魏忠贤集团。这充分说明，明朝的政治保持了相当的控制力。内政并没有失控。明朝所处的时代，西方已经开始了大航海。那实际上是个“世界格局大调整”的时代。面对传统的北方侵略者，以及新兴的海上来犯，包括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多方威胁，明朝长期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王朝的强盛维持了二百多年。这可是宋朝无法比拟的。如果崇祯能够南迁，南明维持的时间，比南宋只会更长。整体上，明朝的治理水平比宋朝高得多。保持境内的和平安宁，要比宋朝长久得多。国内的政治秩序，也要比宋朝稳定公平得多。普通民众，生活在明朝，比生活在宋朝，要好得多。总结来说就是：对外的不同策略，不仅在对外关系、对外战争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在国家内部也造成很大区别。不同的对外策略，不仅在当时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在长时段内，还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王朝。说到这里，就可以点明一个重要道理了，那就是：做人要算两本账。宋朝“花钱买平安”，表面上，确实买到了一些平安。但花钱买得到平安，买不到内政清明。而且，恰恰因为表面上买到了平安，就会忽视内政的建设和提高。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总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或者钱不好使的时候，比如，靖康之耻。明朝不肯花钱买平安，宁可花钱去打仗，拼个你死我活。表面上很辛苦，但也正因此，国家必须强化内政建设，不可放松，结果，国家治理水平反而因此更高，国家得到的综合收益更大——更长时间的国泰民安。这个道理，对我们做人同样适用。我们个人在生活中会面临一些选择，做某些事，或者不做某些事。很多人认为，这时要“理性收益最大化”，也就是按照个人利益尽可能多的原则去做选择。这里要说的大道理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只算“个人收益”这一本账，而是要算两本账。一本是“个人收益”，也就是这件事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另一本账更重要，，那就是这件事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是我们个人会因为这件事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很多人都建议年轻人，对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不必太在意经济收入，而要更关注自己的成长性。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年轻人来说，工作一方面能带来收入，带来经济收益，但同时也会塑造你这个人，决定你未来是个怎样的人。有的工作，收入很高，但属于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当时固然能赚到钱，但做这种工作，年轻人的人格很容易被败坏。当时的高收入，代价是整个人生的堕落和败坏。两本账综合一算，就能看出是否应当去做这种工作了。另一些工作，收入不很高，但对人的锻炼很强，从事这种工作，人自身的各方面会持续提高。按照第一本账，这种工作不合适，但按照第二本账，这种工作很理想。综合一算，就能做出正确选择了。生活中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是同样道理。有些损公肥私占小便宜的行为，做了，也不见得就被抓获被惩罚。有人因此自鸣得意，经常去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占这种小便宜，第一本账确实记下了收入，但第二本账记下的，则是大得多的亏损。为了一些小便宜，放任自己人性中恶劣的一面生长、膨胀，付出的代价是你这个人变坏了、堕落了。两本账放在一起算，怎么算都是亏不是赚。中国古人强调“慎独”，就是这个道理。在独处的时候，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固然其他人不知道，但你自己是一定知道的。瞒得住所有人，唯独瞒不住你自己。明知这是烂事坏事不光彩事，为了占便宜，你去做，长此以往，你就会对做烂事、做坏事、做不光彩的事习以为常。要么有一天，你会因此摔个大跟头吃个大亏，要么你这个人渐渐成了猥琐、堕落之徒。现在，某些自诩的“聪明人”“成熟人”，热衷于各种投机取巧之道。并且，他们往往并不会当时就暴露、就被制裁和惩罚，甚至因此发家致富、成名成家、得意洋洋。这搅乱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智，让他们觉得“不作恶就不成功”“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希望这些年轻人能理解“做人要算两本账”的道理。那些坚持正道、拒绝歪门邪道的人，并不是迂腐，而恰恰是大智慧。他们知道，谋求那些不当的收益，固然当时得意，却必然损坏自己的人格。他们给自己的“估价”没那么低廉，不愿为了这些利益牺牲自己的人格和人生。他们认为这是“赚小便宜吃大亏”。显然，这些人才是真正聪明、成熟的人。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崇祯宁死不迁都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中的“三体”三嘎养牛——当代中国的小农生产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误解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1644年初，李自成大军向北京一路打过来。明朝形势危急。最终，到4月，北京城破，崇祯皇帝自杀殉国。从年初到4月，崇祯有充足的时间南迁到南京，但他却一直没走，在北京坐等国破家亡。实际上，在这两三个月中，崇祯和大臣们多次商量过南迁之事，可是议而不决。明亡后，很多人说起“甲申南迁之议”，都扼腕叹息。如果那次没有议而不决，而是南迁到南京，建立起新朝廷，动员南方的力量，明朝完全有可能像南宋那样成功续命。关于崇祯没有南迁的原因，历史学家早有深入研究，也有详实的分析。大致说来就是：其实崇祯内心想南迁，但他又不想主动带头“南逃”。他希望有大臣提议南迁，他则摆出个半推半就身不由己状。这样崇祯就不用背负“南逃”的“锅”了。可是，之前崇祯曾经多次“甩锅”，杀了好几位大臣。大臣担心又成替罪羊，所以无论崇祯如何暗示，大臣们装傻充愣，坚决保持沉默，就是不替崇祯背这个“锅”。君臣僵持的结果，就是错过了南迁的时机。等到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想走也走不出去了。待到城破，崇祯只能以身殉国。对此，大家总结的历史教训是：崇祯这个人弱点不少，多疑，慕虚名而得实祸，而前此多次甩锅，君臣之间早已互不信任。眼睁睁错失南迁的机会，是晚明朝政紊乱、国家失能的又一表现。这个分析，不可谓不深入。但我读了李晓鹏的《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一书后，发现这段历史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崇祯皇帝的所思所想，有更大的背景因素。这个更大的背景因素，概括来说就是：明朝是个很刚烈的朝代。宁折不弯、不妥协、不退让，宁死不屈，是明朝的王朝精神。或者说，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国家传统。“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后世人这样概括和赞扬明朝刚烈的王朝精神。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大感意外。原来，明朝是这个样子的啊。《明史》是清朝官方写的，其中有很多或明或暗对明朝的贬低之处。比如，对明朝的那些皇帝，《明史》往往说得很不堪。很多历史书沿用了《明史》的这些说法。因此，明朝皇帝在历史上的形象，远远算不上高大上。残暴嗜杀的朱棣、好玩蟋蟀的宣德、被人抓了俘虏的英宗、做事荒诞的正德、一心炼丹想要长生不老的嘉靖、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被魏忠贤控制的天启，最后则是猜忌多疑的崇祯。多年以来看的一直是这种历史书，所以，我的印象里，明朝是个挺不上进、政治上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朝代。直到我看到“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才知道，以前，我根本不懂明朝。就拿明朝这些皇帝来说。开创新王朝的朱元璋不用说了，一辈子几乎没休息过。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靠近北方入侵者的北京，并几次亲率大军深入草原大漠和蒙古人打仗，最后死在出征回京的路上。朱棣的孙子朱瞻基，也就是宣德皇帝，因为蒲松龄写的《促织》，成了玩物丧志的反面典型——喜好斗蟋蟀。其实，朱瞻基是文武双全、很能干的皇帝。登基不久，他叔叔朱高煦造反。朱瞻基御驾亲征。正因为朱瞻基亲自出马，造反军摄于皇帝的威严，很快瓦解。这场造反没能闹大。明英宗朱祁镇很倒霉，在亲征瓦剌时遭遇土木堡大败，被蒙古人抓了俘虏。虽然从战术角度上来说，朱祁镇的亲征过于冒险，是个错误决策，但皇帝敢于自己上阵打仗，在历朝历代中并不多见吧。而且，从朱棣到朱瞻基到朱祁镇，都敢于亲自带兵打仗，这其中一脉相承的尚武传统，显而易见。嘉靖时期，史书上记载倭寇严重。但这件事反过来说就是，嘉靖一直坚持和倭寇坚决作斗争，不妥协不让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万历皇帝因为《万历十五年》也是形象不佳，其实，虽然万历多年不上朝，但这可不等于他不理朝政。“万历三大征”都打了胜仗，而且，是在万历的指挥和部署之下。别忘了，那时候，明朝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对外战争的狠劲，依然很足。事实是，这些历史形象不太好的明朝皇帝，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纵向比较，其实都不是昏庸之主，他们各自都有一番作为。而且，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外斗争很强硬，打起仗来，都是狠角色。这应该是老朱家血脉里深厚的一个“基因”。读历史书时要注意一个事。历史书只记载了“发生了什么”，而不会特意记载“没发生什么”。《明史》记载的那些皇帝的荒唐事，确实都有，但很多其他朝代曾经有过的事情，明朝没有。对此，《明史》却没有清晰指出。这得靠读史的人自己去揣摩。其他朝代都有，唯独明朝没有的，就是“和亲、赔款、割地、纳贡”。强盛如汉唐，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曾经和亲赔款——有时还很屈辱。到了宋朝，更是割地纳贡，甚至自贬称臣，只求罢兵息战。明朝时，周边的外患可不少。北边的蒙古人一直蠢蠢欲动，几次打进长城，甚至兵临北京城下。沿海有倭寇袭扰。到了后期，还有西方殖民者到来。可明朝在对外关系上，坚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就算北京城被团团围困，也要强硬到底、誓死抵抗。明朝的这些历史，崇祯当然一清二楚、铭刻在心。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崇祯才那么不愿意主动南迁。想想看，祖宗们都是那么英勇，立朝二百多年，对外从来不曾谈判妥协。虽然设了南京作为“预备都城”，但即使皇帝被抓了俘虏、京城被大兵包围，祖宗们也没有南逃去南京，而是斗争到底，终获胜利。到了崇祯这里，让他开这个屈辱的头儿，他实在是不甘心啊！老朱家血统里宁折不弯、誓死抵抗、决不投降的“基因”，朱由检这个少年天子身上，也有啊。这才是崇祯犹犹豫豫、不情愿南迁的深层原因。可以说，崇祯是被明朝二百多年刚烈的王朝精神给“锁”住了。他最终的以身殉国，可说是命中注定无可逃避。指出很大程度上被忽略、被无视的明朝刚烈的王朝精神，是想要说明一个重要道理。在说这个道理以前，先说说和明朝形成鲜明对比的宋朝。宋朝也有自己的传统，那就是优待文人士大夫。而历史往往是由文人士大夫写的——想想倒霉的明朝，历史是由敌人满清人写的。所以，宋朝在历史上的形象，尤其是在文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好，被称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虽然宋朝在文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好，但在对外斗争的坚决性上，宋朝和明朝几乎是两个极端。明朝是“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宋朝则是尽量争取“花钱买平安”。对辽、对西夏、对女真等等，宋朝都愿意赔款纳贡，换取他们不来进攻。对宋朝的“花钱买平安”，很多人觉得很好，认为是很高明的策略。他们说：别忘了，打仗也是要花钱的，而且是大把大把地花钱。相比打仗的花费，那些赔款纳贡并不算多。这些人还说，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宋朝的弱项是武力不足，但宋朝的强项是经济发达——有的是钱。花钱保平安，恰恰是扬长避短，非常合理。花几个小钱，既避免了花费可能更多的军费，还保持了和平。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国家不必流血打仗。怎么看，都很划算很高明。相比之下，明朝的“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未免太不务实。表面上国家保持了尊严，不向外人让步，但百姓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边境上连年征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那么，宋朝这种“花钱买平安”，和明朝的“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刚烈精神，谁更可取呢？（未完待续）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人类社会中的“三体”三嘎养牛——当代中国的小农生产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误解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三体》这部优秀的科幻小说，让“三体”这个词广为人知。“三体”是个天文学术语，指的是三颗恒星互相环绕而成的系统。宇宙中的恒星，远看是一颗星，其实大部分是双星系统，也就是两颗恒星互相环绕。太阳这种一星的，其实是少数。太阳系的几大行星中，木星质量最大，而且大得出奇，和其他行星不在一个级别上。木星以外的所有行星，加起来质量不到木星的四分之一。木星相当于1321个地球。而且，木星是个气态行星。天文学家认为，木星就是那“另一颗恒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木星没“发育”成恒星。结果，太阳系就成了少有的单星系统，而不是常见的双星系统。双星系统和单星系统以外，还有三恒星系统，也就是三颗恒星互相环绕，这就是“三体”。北极星就是一个三恒星系统，是个“三体”。“三体”系统的稳定性低，并且，内部的运动规律极其复杂。据说，“三体”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目前人类掌握的数学能力，以至于人类现在没办法弄清楚“三体”内部的种种规律。关于天文学的铺垫，就说这么多。接下来进入正题。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三体”现象，而且，和天文学中的“三体”一样，人类社会的“三体”，内部规律特别复杂，因此，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看中国历史时，有一个核心问题让人很困惑，那就是：如何评价中国的皇帝和皇权？按照革命史观，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和利益代表，是专制统治的施行者，形象基本是负面的。皇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则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就是要推翻、打倒皇帝、皇权这样的统治阶级及其权力，解放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可是在历史中，皇帝施行仁政、善政的，并不少见。不少皇帝，发自内心地想要人民过上好日子，甚至为此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生活享受还不如普通的富家翁。说这样的皇帝是在剥削人民，总觉得哪里不对。有的人因此立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革命史观说成是暴民作乱，把皇帝、皇权、朝廷说成一朵花。这种说法听上去也很别扭，也觉得有哪里不对。类似的善恶一体、评价两分的情况还有很多。对地主、资本家、企业家都有类似情况。要么说他们贪婪剥削、自私自利，要么说他们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简直是普渡众生的大善人。以前一直被类似问题困惑，想来想去，想不清楚。直到读了柯华庆先生的《论共同自由》中关于“社会三体”的理论，这才恍然大悟。《论共同自由》这本书并不是那种大部头的大厚书，只有一百多页，但“理论浓度”很高。其中至少有两个观点，对我极富启发。“社会三体论”是一个。这个观点，打通了很多理论“卡阻”，足以成为新的理论范式。上述的种种困惑，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时，往往采取二元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官府和民众、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无产者、主流人群和边缘人群等等，等等。“二元论”，就是认为社会是“双星系统”，两大阶级、或者两大社会集团互相作用，或斗争，或团结，或对立，或友好。总之是两方面组成。既然是二元论，那么，某人某人群，不是属于这个集团，就是属于那个集团。可是，在现实中，人们的表现往往很复杂很多样，比如皇帝，既有严厉控制社会残酷压迫人民的，也有爱民如子竭尽全力造福社会的。因此，怎么评价皇帝和皇权，就成了令人困惑的问题。到底把皇帝归到“二元”中的哪一元呢？或许有人认为，二元论错得浅，不应该如此机械地把社会分成两方面，而应该就事论事具体分析。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分析任何问题，总要有个理论，有个方法。二元论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二元论就算有问题，也不是错得浅。那种排斥所有理论、所谓就事论事具体分析的方法，才是一笔糊涂账。努力的方向，是提出比二元论更好、更有解释力、更能深入揭示社会规律的新理论，而不是无理论。“社会三体论”就是这种更好的新理论。柯华庆的“社会三体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三种力量在互相作用，分别是：最强者、强者和弱者。这里的强弱，是相对的概念，和具体数量、水平无关。所以，任何社会，都可以划分为这三部分。这就突破了强/弱、富/穷、有权/无权、主流/边缘等二元论，因此也就解释了很多二元论下难以解释的难题。皇帝、皇权，或者说政府，正常情况下是社会中的最强者。而富人和各种有权势者，包括政府中的高官，是社会中的强者。普通民众和弱势人群，则是社会的弱者。这就是“社会三体”。当然，这只是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下，“社会三体”的情况会有变化。历史上，有时皇权衰落，权臣或地方诸侯、节度使做大，这时，后者就成了最强者。或者，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革命时期，民众成了强者，资产者成了弱者。各种变化，情况多种多样。但不管具体情况怎样，社会并不是强弱对立的二元，而是最强、强、弱互相作用的“三体”。和宇宙中的三体一样，社会三体的规律，特别复杂难料，并且，内含固有的不稳定。宇宙中的三体已经让数学无能为力，人类社会中的三体，更加复杂，因为人有主动性，而恒星只受物理规律支配。因此，研究社会三体的规律，不但数学无能为力，人类的所有学问加到一起，都不够用。实际上，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从柏拉图到孔子，从佛陀到秦始皇，从康德到朱熹，最优秀的大脑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的规律，试图驾驭掌握，想让人类摆脱种种社会动乱，永享和平和幸福，但事实一再证明这是妄想。社会始终处于非稳定的动态。人类对自身社会的认知，永无止境。接下来我列举一些“社会三体”视角下的人类社会现象。对于弱者来说，他想要摆脱强者的压制，反而要求助于最强者。现实中，往往是最强者和弱者联盟，共同对付强者。中国历史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皇帝不但不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反而会联合民众，共同对付地主、官僚、地方势力、豪强等强者。越是优秀的皇帝，在这方面越有作为。英美主流政治理论，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认为压制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甚至实现无政府，民众才能得到解放，才能拥有自由。殊不知，最强者被抑制，甚至消失，结果不是弱者胜利，而一定是强者胜利。如果政府这个最强者衰弱，弱者的境况往往会更差。“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中国古人对这个规律的沉痛感悟。最强者和强者之间的矛盾斗争，才是政治的常态。皇帝等最高权力，和官僚集团、地方势力、权贵等等之间，并不是弱者想象的那样勾结起来，而是矛盾重重、利益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实际上，中国皇帝的日常工作和关注重点，并不是压制人民，而恰恰是控制各种强者。可以说，皇帝和权贵的斗争，是政治史的主要内容，贯穿了中国历史。宦官、太监当政，往往被视为王朝衰落的原因，被写历史的文人大加抨击。其实，这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皇帝之所以信赖、倚重宦官，就是因为这是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的必然需要。皇帝只是一个人。在王朝的制度设计中，官员是皇帝的帮手，但在现实中，官员往往成为利益集团，和皇帝相抗衡、相争夺。这时候，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去和官僚集团作斗争，否则，皇权就会衰落。而对民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不但不是解放，反而很可能通向天下大乱、颠沛流离。中国的民众，普遍有一种心理，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这种看法往往被知识阶层嘲笑，认为是愚昧。其实，民众的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三体”的朴素感受。对底层民众来说，最高权力也就是最强者，是他们面对强者——地方官员、豪强势力、资产者等等——时的唯一指望。民众本能地意识到，最强者反而和他们是利益一致的，是可以信赖的。这种认知，在某些具体情况中可能是错误的——地方官员、资产者中当然有很多造福民众的好人，但在对社会整体形势的把握上，很灵敏很准确，是一种长期积淀下来的深厚政治智慧。社会动乱，往往是最强者衰落以后，无力抑制强者，于是，在残酷的压迫之下，弱者联合起来对强者的殊死一搏。动乱是否能平息，实际上取决于什么时候打出一个新的最强者，重建社会，也就是恢复“三体”之间的平衡。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初期往往是皇帝很能干，能有效控制社会，压制强者，照顾弱者利益。到了王朝中后期，强者渐渐做大，最强者相对衰落。这时，强者和弱者之间的矛盾就会积累并激化。但由于最强者只能表面上压制强者，对弱者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差。王朝也就因此在下坡路上越滑越快。终于，最强者彻底失去对强者的控制，社会失序，弱者和强者之间的矛盾爆发。这时，就是王朝的“气数已尽”。用“社会三体论”去分析中国历史，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就是因为，社会三体论比二元论更符合社会实际，更能描述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不过，因此也可以看到，社会三体的规律非常复杂，没有清晰简明的因果链条。因此，对社会来说，永远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和法律。在社会三体的互动中，任何制度和法律都是暂时的，都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调整。而且，人类社会注定不会长期稳定下去，必然是稳定和动乱交替进行。这也符合中国古人的“气数”论。当然，在这个框架内，人类并非只能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幼稚地认为社会有“历史终结”，或者悲观地认为社会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都不可取。深入探索社会的规律，探索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之道，永远是仁者和智者的人生使命。正如那句著名的话所说：“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依旧热爱生活”。柯庆华、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三嘎养牛——当代中国的小农生产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误解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中国农业制度中，如何对待“小农”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历史上，中国农业长期以小农户生产为主。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支持工业化，也为了推动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集体化，抑制小农生产。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小农生产，但是保留了土地集体所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小农为主的农业生产，人们对小农生产的认识深化多了。《超越空心化》一书就为小农生产正名，指出小农生产并不落后，更不是必然被淘汰，相反，小农生产有很多独特的优势，在很多方面适合中国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提出农业政策要给小农“赋能”，而不能简单地把小农放到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巧合的是，正在我读《超越空心化》这部分内容时，在抖音看到一个小农生产的例子。这是一位内蒙古某地的养牛户，名叫三嘎。他夫妻二人在当地有个小养牛场，养了几十头牛。三嘎用短视频介绍自己养牛的生活，正好提供了一个当代中国农业的小农生产的例子。其中很多内容，是此前没想到的。三嘎四十岁上下，是个地道农民。年轻时到城里打过工，攒了一些钱，但也不算太多。后来当地兴起养牛。他考察了一番，觉得自己适合养牛，就回到家乡，拿出多年打工积攒的钱，买了一批小牛犊，开始养牛。内蒙古历史上就是牧区，很适合发展畜牧业。养牛在当地很常见。三嘎周围很多人，包括他的一些亲戚都在养牛。都是养牛，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养肉牛，有的养奶牛。三嘎是养繁殖牛，也就是靠卖母牛和小牛犊挣钱。三嘎养牛，主要劳动力就是他夫妇二人，养了几十头牛，多的时候能到七八十头，一般也有五六十头，不超过一百头。按照我们外行对农牧业的理解，这种小农户肯定竞争不过那些现代化大型养牛场。其实并非如此。三嘎在一次视频中特意谈到这事。他得意洋洋地说：养牛居然还能赔钱？哼，我养牛，只能赚钱，根本不会赔钱。我看到这段，顿时来了兴趣。众所周知，农牧业受天气影响很大，再加上市场还有波动，各种风险不小。我以为总是难免有赔有赚。怎么可能只赚不赔呢？这个三嘎是怎么干的？三嘎接着讲到：那些养牛赔钱的啊，恰恰都是那些现代化大型牛场。投资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弄了各种先进设备，养的牛也多，每天饲料就要吃一大堆钱。再加上那些钱都是银行贷款，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或者市场波动，比如牛肉价格下跌，不能及时还贷，立刻就有赔钱之忧。如果运气不好，瞬间破产也有可能。而三嘎养牛呢，钱是自己攒下来的，不需要银行贷款，劳动力就是夫妇二人，没有额外的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作为小农户，三嘎养牛精打细算，处处抠门，这里那里都要计算一番。如此一来，就稳赚不赔了。比如饲料。大型养牛场当然是购买现成饲料，一卡车一卡车的运过来，按照定量喂牛。很正规很科学，但那可都是要花钱买啊。三嘎当然也要买饲料，但除了买饲料以外，他平时处处留心“收集”饲料。谁家收玉米了，他去帮工，顺便就把玉米杆拉回家喂牛了。谁家装卸草料，他也去帮忙，工钱就用草料顶了。一些亲戚朋友农田里可以喂牛的各种草料饲料，收割农作物以后往往没啥用。三嘎提着两瓶好酒去和人家喝一顿，就拉回家了。总之，三嘎养的牛，很多饲料他实际上不用花钱，顶多出点力气，财务上等于免费。这种精打细算，显然只有小农户才能去做。那些现代化的大型养牛场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获取饲料。他们只能一分不省地购买饲料。他们的饲料，只有浪费，没有免费。三嘎养的牛，别人都嫌太瘦，但三嘎不为所动，心里有数。他说，我养牛主要是卖牛犊，又不是养肉牛。那些大牛场的牛，确实膘肥体壮毛发锃亮，但那可都是饲料堆出来的。我这里养牛，饲料够吃就行，绝不浪费。我仔细算过账。你别看我的牛瘦，丝毫也不妨碍母牛生产小牛犊。这不就行了。我把牛养得肥肥的，就得多花饲料，就得多花钱。养牛是为了挣钱，又不是养宠物，要那么漂亮干什么。在销售上，三嘎这个小农户也各种主动。大牛场的牛，出栏上市，时间规定得很死，因为财务要保持现金流，场租贷款人员工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一大堆成本。所以，即使牛价下跌，也只好忍痛出售。这不就赔钱了。三嘎这边则不然。牛价合适，他就卖。牛价不合适，他就再等等多养些日子，无非多花点饲料钱。牛的市场永远有，只是会有波动而已。这些波动，基本影响不到他。如果高度资本化经营，各种硬成本一大堆，你就只能硬扛市场风险。三嘎就要机动灵活得多，无非多赚少赚而已，不会像那些大牛场那样赔钱，更不会运气不好赔个底掉。总之，三嘎这种小农户，在市场中可谓游刃有余，年年赚钱。三嘎因此也很得意，丝毫也不羡慕那些大牛场。他说，那些大牛场，投资那么大，什么都是最新最好最先进，其实很多根本没必要。自动投料机啊、自动清洁系统啊，全金属牛棚啊，都是大把大把砸钱换来的。砸的钱越多，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如果负债太多，更是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要破家败产。看了三嘎的养牛，我才知道，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现代化大农场这一条。小农户的生产方式，不但不落后，反而有大农场难以企及的优势。根本不存在小农生产必然被淘汰这种事。倒是大农场的合理性，需要更详细的研究论证。从三嘎养牛的经验可以看出来，小农户虽然表面上技术不先进、设备不高科技，规模也不大，但其实从方方面面紧密贴合当地的资源优势，效率很高。三嘎到处免费“收集”饲料，就是对当地资源的高效利用。而大农场在这方面反而很粗放。成车成袋的饲料倒进去，又是拿工资的打工者来操作，不会像三嘎这种夫妻店精打细算。到底有多少浪费，只有天知道。各种大投资，看上去豪气冲天，但反而把自己和市场绑在一起难以脱身。无论行情好坏，都要保持现金流。风险控制也就只能说说而已了。三嘎拍的短视频很多，把自己养牛生活的方方面面，巨细无遗地娓娓道来。不过，这些仍然只是“看得见的”，而没有那些“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超越空心化》一书中提出的给小农“赋能”。三嘎养牛，虽然是夫妇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看上去各种独立自主，其实，对外部环境是高度依赖的。比如，他买卖牛犊，要通过当地的牲畜交易市场。那个交易市场很大，交易很活跃。无论是买进牛犊，还是卖出养成后母牛和牛犊，对三嘎来说，都简单方便。而这个交易体系，显然不是小农户自己就能建立起来的还有，饲料市场、农业设备市场、运输市场、动物防疫系统，甚至包括银行系统，都成为三嘎这个小农户背后的支持力量。如果这些支持很薄弱，或者缺失，三嘎养牛就不会那么美美哒。换句话说，表面上三嘎是个夫妇小农户，其实，他是一个庞大系统的终端。这个庞大的系统，要靠国家规划和建立。只有这个庞大系统建立起来且运转良好，三嘎这样的小农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和那些投资巨大的大牛场分庭抗礼、各占一方。可见，当代中国的小农户生产，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那种真正的“小农”，而是依托“大支持系统”的现代化小农。正是这种种支持，帮助小农户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怡然自得、不慌不忙。单纯地鼓吹发展小农，或者鼓吹消灭小农，都是片面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农业的特点和要求，甚至不符合农业的特点和要求。重要的是给小农“赋能”。有了“赋能”，小农生产可以成为高效、稳定的生产方式。没有“赋能”，给农民再多的所谓“自主权”，他们也只会在和资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成为被剥夺者和被抛弃者。中国农业的问题，远比根据若干理论设想出来的解决方案要复杂得多。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农业，必须深入现实，去和三嘎这样真正的中国农民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产和生活。还是那句话：现实永远比理论丰富得多。吴重庆：《超越空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对中国农业的最大误解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农业大国。农业和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深深融合在一起。“三农”话题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经历了工业化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历史巨变以后，人们对农业的理解有了很大变化，或者说，中国的农业被深深误解了。这是我读了《超越空心化》这本书以后的强烈感受。《超越空心化》一书中的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农业的，核心是农村地区的“空心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农业政策的分析。读这本书时，读着读着，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农业到底是什么？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农业嘛，就是种地收获庄稼的一种产业。扩大来说，可以包括农林牧副渔多种产业，统称为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项基础性产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主要解决吃喝问题，非常重要。但是，这种理解中，正包含一种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并非某些人的阴谋或者错误，而是历史变迁的副产品。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展开，让人们接受和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可称之为“经济”或“效率”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的所有行动都用产出和效率来衡量，并相应做出取舍。产出不足的，效率不高的，就是资源错配，就应该被淘汰。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农业当然也被视为一种产业，生产粮食、蔬菜、水果、棉花等农作物的产业。既然是产业，就要用效率这把尺子来量一量，并制定出相应的农业政策。对工业领域来说，效率这把尺子确实很好用。各种资源的组合、分配，可以高度依赖效率、利润等信号。工厂、公司赚到钱了，就追加投资扩大生产。不赚钱了亏损了，就减产甚至停产。如果还不够，干脆宣布破产倒闭，资产重组。既然是产业，一切为利润服务，为资本收益服务。没什么是不可改变的。问题在于，如果用这套思维方式来对待农业，有大问题。比如，根据利润指标，小农户的生产效率，往往赶不上专业化的大农场。因此，应该把小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形成专业化大农场。这被称为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看起来，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效率原则，但这里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把小农都取消了，把农业都改成专业化大农场，好像只有殖民地、前殖民地才这么干。而一些农业大国，比如法国、日本，没当过殖民地，也就很少有这种殖民地式的大农场。再比如，某些农产品，由于比较优势，国际市场的价格更便宜。那么，按照效率原则，就应该停止本国生产，转而从国际市场购买。但是，这种做法似乎也不稳妥。这里，不仅有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即使那些没有粮食安全问题的国家，也并没有任由本国农业按照国际比较优势去支配。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政策都有“反市场”“政府调控”“贸易保护”的一面。如此广泛存在的现象，仅仅用政客的阴谋是无法解释的。这里，应该还有更深层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农业绝不仅仅是一种产业。农业的实质是：农业是人们在广大土地上的生活方式。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把这几十亿人聚集到一起，占不了多大面积，还不到一个大城市的面积。但我们的感觉是，人们遍布全世界。可见，人类在地球上的分布，是很分散的。一部分人，密集地居住在城市中。此外的其他人，则散布在广大的土地上。看看地图你就能意识到，城市只是广袤大地上一个个的“点”。其余大片的“面”，就是农业地区（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当然，还有大片大片无人居住的荒漠冰原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分散居住在广大地域内的人们，他们如何生活？回答是：农业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首先，他们要解决吃的问题。到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人类吃的问题，还是要靠种植业来解决。除了人直接吃的以外，多余的粮食可以用来养牲畜，这就是牧业。其他诸如渔业、林业等等，也都属于农业。往往被人忽略的是副业，尤其是手工业的重要性。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制造业基本都转向城市及其附属的工厂企业。这就让人渐渐忘记了，在此前的漫长岁月中，手工业和农业是不分家的——男耕女织。男人负责种田，让一家人吃饱。女人负责织布，让一家人穿暖。也就是说，在工业化之前，农业其实包括了全部生产，农业就是生活本身。那时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用来满足官员、贵族的一些特殊和奢侈型需求，和后世的满足大众需求的工业生产，完全是两码事。可以说，工业化以前，城市就是消费区，农村才是生产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一直都是多业共举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为了分散风险。其实经济学家想多了。小农之所以多业共举，是因为那就是生活本身。生活需要什么，他们就要生产什么。除了少数特别专业的事情——比如打铁、制盐——以外，小农几乎能生产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即使集市交换，也主要是在小农之间进行，比如用我的豆腐换你的白薯干。合格的小农，都是多面手，不仅会种地，从打算盘算账，到木工瓦工园艺师，都会干。小农家庭，既是生产共同体，也是消费共同体，还是人口再生产基地（生育后代）。一言以蔽之，在广大的土地上生活，这就是农业。理解了农业的这个性质，不再简单地把农业看作一项产业，就可以理解很多农业政策的用意所在，对农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也能有更准确的把握。既然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说到底，农业不能失败不能破产。工业企业，如果赚不到钱，甚至赚钱不多，大可以破产解散、资源重组，但农业不行。农业不能失败，因为生活不能消失。任由农业按照市场规律、价格信号、利润多少摆布，赚钱就干，不赚钱就散，那么，农业就可能不值得干，可能破产失败。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那么请问，人们集中到城市以后，城市以外广大的地区怎么办？任由其成为荒地或“野生动物乐园”么？有人会说，那就建成大农场啊。可是，即使美国那种大农场，政府也要多方照顾，理由其实同样是：美国农业不能失败。如果在市场中你们顶不住，政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原因同样在于，广大的土地，总要有人去生活去经营。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就是农业，就是农林牧副渔。支持农业，就是维持国家城市以外广大土地上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会只顾若干“点”状城市，而任由其他广大的国土荒芜、无人居住。或许新加坡那种纯粹的城市国家没有这个问题。但只要国土面积稍大，城市不能完全覆盖，就要面对“城市以外的人怎么生活”这个问题。国土面积辽阔、农业地区广袤的中国，这个问题更是尤为重要，不可忽视。农业就是人们自古以来找到的解决方案：在广袤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同时利用农产品剩余发展牧业、渔业、林果蔬菜等等。再从事一些手工业，让一家人可以生活下去。工业化时代以后，手工业的作用减小甚至消失了。制造业产品主要由工业企业生产。农民的“农”更加突出了。但这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人们在广大土地上的生活方式”这个根本性质。农业同样不能失败，因为生活不能消失。因此，那种简单地用效率、利润等指标来衡量农业的观点，是狭隘和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从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可以失败，对经济来说，失败有些时候甚至是好事。不破不立。失败了，破产了，资源重组了，接下来反而会发展得更好。但农业不能失败。无论利润信号显示出什么，无论效率是高是低，我们都必须维持农业的存在和发展，都要确保那些居住在广大土地上的人们至少可以正常生活。放弃农业，让农业去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就是在放弃国家、社会本身。各国几乎都有对农业的特殊政策，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中没有那么愚蠢的国家。吴重庆：《超越空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农村“空心化”不可避免么？中国农业的新难题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农村“空心化”，指的是农村地区人口流失、住宅荒废、耕地撂荒、基础设施废弃等现象。近年来，这些现象在我国农村大范围出现。越来越多村庄只剩下少数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甚至整村人口全部流失，村庄成了无人区。看上去，这种农村的“空心化”似乎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毕竟，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生活便利程度、消费水平等方面有巨大差异。追求更好的生活，只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现实永远比理论更丰富。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人们意外地发现，与十年前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部分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常住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空心化被逆转了。一些地方的人们，更愿意留在农村，而不是进入大城市。为什么会这样？《超越空心化》一书的作者吴重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关于农村的一些重要规律。调查研究发现，那些“反空心化”、人口不降反增的农业地区，往往农业生产条件更差，比如人均耕地更少，人地关系更紧张。按说，这些地区应该有更多人口“逃离”，空心化更严重才对。可是，为什么这些地方却没有空心化呢？要不怎么说，坐在屋里读死书，是研究不好现实问题的。研究现实问题，就得真正深入现实去多看多问多琢磨。作者发现，在那些“纯粹”的农业地区，空心化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上述城市乡村之间的差异，是很强的吸引力，吸引人们放弃农业，进入城市。进城去打工，即使收入不高，至少每个月也有两三千元，如果有一些手艺或技术，收入更高也完全可能。如果生活节俭工作勤奋，一年积攒数万元，不是难事。而留在农村种地，尤其是种植粮食等大田作物，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收入也远不如进城打工。算清这个账，很简单。而那些地少人多、农业条件很差的地方，正因为农业条件差，实际上自古以来就不是“纯粹”的农业，而是农业、副业和多种手工业并重。正是在这种产业多业化中，隐藏着这些地方没有空心化的原因。作者深入研究了福建沿海一个名叫孙村的地方。福建沿海，历史上经历过一个大事，那就是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为了防范海盗倭寇以及郑成功等割据政权，明清两朝在福建沿海施行过严厉的海禁政策。在沿海地区划出界限，把人们内迁，目的就是为了“坚壁清野”、防范海上来敌。因为历史上的海禁政策，福建沿海形成了三种情况，分别是界外、界内和山区。顾名思义，界外就是当初海禁时划定的界限以外，也就是被“坚壁清野”的地方。界内则是海禁界限之内的正常的居住生产区。山区则离海更远。可想而知，长期以来，界内的人优越感最强。他们既看不起界外的“野蛮生长”，也看不起山区的偏僻荒凉。但是，久而久之，情况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孙村就属于界外。按照海禁政策，这里本来应该是“坚壁清野”的无人区。不顾禁令，仍然在这里居住讨生活的，肯定都是一些胆大妄为之人。胆大妄为，换个角度看就是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果然，虽然孙村这里要啥没啥，但因为这里的人胆大妄为，反而闯出一片新天地。事实上，很多这种地少人多、条件艰苦的地方，正因为条件艰苦，所以对种种“犯禁”之事，官府一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海禁时期，是放纵这些人来这里居住。在计划经济时期，则是放纵这些人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生计。类似的情况在全国有很多。比如温州的“鸡毛换糖”，东北在各村巡回表演的“二人转”，严格来说，都是政策擦边球。但因为大家为了混口饭吃，政府也就放任自流了。在孙村，人们也一直在农业以外寻找各种其他生计。历史上，曾经有过贩私盐（靠海吃海）、游走货郎等等。从1970年代开始，孙村的一个产业渐渐发展起来，那就是“打金”，给人们打造各种金首饰，主要是新娘子结婚时用的金耳环、金戒指等等。从1970年代开始，“打金”这个行业在孙村逐渐成熟起来。其间经历了模具等技术革新，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孙村的人，通过亲戚、邻居等种种关系联结起来，把“打金”生意做到全国各地。也正因此，孙村的人，虽然经常要外出做生意，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孙村这个“根据地”，孙村也因此一直繁荣兴旺、人口众多。在一般的情况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为中心；县域乡村地区，则成为边缘。但在孙村人的视角中，孙村才是中心，其他地方，无论多大的城市，对他们来说，都是周边和边缘。孙村这个“界外”，发展水平也超过了那些昔日看不起他们的“界内”地区。类似孙村“打金”这种协作模式，有个专有名词——同乡同业。同乡同业在全国有很多，比如湖南新化的数码快印业、福建沙县的沙县小吃、湖北监利的包子、青海化隆的“兰州拉面”、河南郡陵的灯光师、河南许昌的假发业、河北安平的道路护栏业、江苏兴化的不锈钢业等等。同乡同业的模式一旦成功，就成为当地社会强有力的凝聚剂。在这些地方，往往会看到特别活跃的地方生活和社交网络。现在很多人慨叹地方戏没人听，正在消失，但在这些地方，地方戏很热闹，因为地方戏实际上成为人们强化彼此联系、聚会扩展关系的好场合。这些地方的日常礼节、风俗活动也特别丰富，过年过节人情往来很热闹。原因就在于打造这些人情往来，同时也是在构建自己的生意网、关系网。同乡，成为宝贵的资源。显然，这样一来，这些地方就不会有什么空心化了。孙村的年轻人，很少有去北上广深打工的。和加入本地同乡同业的生意网络相比，打工那点收入，谁还看得上。这个账，同样也很简单。谁都看得清。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同乡同业的模式，解决了农村空心化问题，这其中深层次的道理是什么？深层次的道理，就在于农业和农村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果认为农村就只能发展农业，甚至只能发展种植业，那么，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是无解的。农业越发达，机械化程度越高，所需要的劳动力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空心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是难以阻挡不可逆转的。大量农民必然弃农进城，即使城市对他们不友好很排斥，他们也一定要顽强地坚持留在城市，而绝不愿意回到农村。要想避免农村的空心化，避免农村成为萧瑟的“无人区”，或者说，要想让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繁荣兴旺起来，可行之道就是结合当地的情况，发展农业、副业、加工业等多种产业，形成多业共举、互相促进的经济格局。在这种经济格局中，人们可以获得不亚于城市的收入——虽然可能不如那些超大的一些城市。如果这些成为现实，城市尤其是那些超大城市的不良因素，比如各种拥挤、各种压力、各种昂贵等等，就会成为城乡发展的平衡力量，让城乡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而不是一头沉——所有人都进入少数大城市。同时，这种情况下的农村地区，虽然没有超大城市的那种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但自身也有独特的优势，自成一片好风光。汶川地震以后，各地援建灾区。震区重建进展很快。由于各地援建的力度很大，水平很高，请来了最好的设计师、最好的建筑师，恢复重建的汶川地区，建成了很多优美宜居的民居，风光比震前要好得多。有一位中央领导来视察，见到如此“新农村”的美好景致，非常高兴，甚至大为动容，很动感情地说：我们这些人奋斗了一辈子，就是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想到在这里成了现实。领导人终生为之奋斗的努力目标，其中包含着大道理，那就是：以中国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不可能只依靠点状散布的若干超大、大型城市，就把国家撑起来维持住，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把广大农村振兴起来，繁荣起来，只有这样，中国这个大国才能真正屹立不倒、基业长青。更深层次的思考则指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才是生机勃勃、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现代的大城市，尤其是那些超大城市，表面上五光十色财富洋溢，但却有着内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远离生产，消费至上。实际上可以不客气地说，现代超大城市，是个严重的畸形社会。如果国家尚有广大的健康地区来对冲，畸形的弊端还可以被抑制。如果整个国家全部建立在这种畸形之上，绝非长治久安之道。而“健康地区”，指的就是立足本地资源和条件，生产和消费相结合，不偏废任何一方面，有丰富的本地生活，有活跃的本地社会交往。这才是生机勃勃、可持续存在和发展、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社会。分析到这里，就说到了关于农业、农村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农业、农村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建设农业、农村，理想的目标是什么？下一篇文章继续说吧。吴重庆：《超越空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标签谁是老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委的作用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我们最频繁遇到和争论的问题是：“是什么？”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是专制君主，还是立宪君主？是自由民主，还是专制独裁？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什么”，决定了你身上贴哪种标签。而这个标签往往意味着很多，甚至直接决定了你是正义还是邪恶，是进步还是落后，是文明还是野蛮。对这种“贴标签”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往往感到很别扭、不习惯，可是，到底为何别扭和不习惯，又说不清楚。于是，我们看到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问姓资姓社”等“和稀泥”式的说法。显然，“和稀泥”并没能真正解决贴标签带来的别扭和不习惯。尤其是在国家政治这个重要领域，我们经常被各种标签牵着走，很被动，经常陷入无力辩解的焦虑状态。这可不太好。贴标签的背后，是一种“本质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本质论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内在的本质，这种不可改变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根本属性。这种思维方式发源于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并没有本质论这种观念。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因为本质论的思维方式，所以西方人对“是什么”特别关注。具体到国家事务，他们认为，国家选择什么制度最重要。只要选对了制度，国家就能好起来。制度不对，国家就“药丸”。所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陷入困境向发达国家求援的发展中国家，西方人要求他们首先建立起选举民主制度。西方人认为，只要有了选举民主，就成了民主国家，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其它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解决。然后，这些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就会焕然一新，走出困境。可惜，他们推销的解决方案在现实中遭遇种种失败和尴尬。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选举民主以后，不但没有实现繁荣富强，反而陷入国家动乱甚至分裂。“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标签有了，但那些迫切的实际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恶化了。渐渐地，有的西方人意识到，简单地解决“是什么”，也就是只贴上标签，远远不够。终究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动手去治理国家，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governance的概念。governance在中文中被翻译为“治理”。governance这个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一下子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深厚的思想资源。说到治理国家，这事我们可太熟悉了。我们中国人至少干了三千年了。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思想资源，如果我们中国自称第二，世界上没人敢称第一。以往，在种种“是什么”的标签压迫之下，我们疲于应付，各种和稀泥。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别扭和不习惯了。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代代人都在忙于治理国家，都在研究“怎么办？”，在思考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而根本没有或者很少关心“是什么”。一下子被人追问“是什么”，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现在，governance的概念大行其道，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正确的。重要的，永远是行动，而不是贴标签。或者说，怎样把国家治理好，才是真问题。至于姓资姓社、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全无价值，但在这些问题上过分纠缠，是错误的思维方式。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治理体系”的表述。这不仅仅是个文件上新提法，而是用“治理”这个关键词，打通了古今的隔阂，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和今天的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二者融为一体。学者曹锦清进而提出“治体”一词。他认为，西方政治学说重在政体，轻于治体。而中国政治学说从来没有政体的概念，但一直很强调治理，也就是重在治体。政体和治体的区别，大致对应着我所说的“贴标签”和“行动”的区别。因为没有本质论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关心某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对于国家制度来说，我们关心的是，执政者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也就是关心执政者的具体施政行为及其效果。至于国家到底属于什么制度，留给“大学问”们去研究吧。近现代，由于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强势和主导地位，他们的本质论观念及政治上的种种“贴标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牵引了全世界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跟着想来想去争来争去。但因为基础观念的差异，我们终究感到别扭和不习惯。现在，随着governance、治理、治体等概念的兴起，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终于有了抬头之势。用《夜航船》中的那个段子来说就是“且待小僧伸伸脚”。可以预见，接下来，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治体等概念在政治学、政治哲学、行政学、经济学等领域中将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核心和基础概念，并引发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范式级别的“革命”。人类对于国家和政治的关注重心，将从“是什么”转向“怎么办”。毕竟，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贴标签。当治理、治理体系、治体等概念越来越重要时，有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治理？更进一步说就是，国家治理的概念是什么？说到治理和国家治理，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要清晰地把概念表述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概念在我国流传久远，过于普及，结果反而是，人人都知道，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学理的层面来说，从政体转向治体，从“是什么”转向“怎么办”，那些核心的概念就必须明确。既然是关于“怎么办”，那么，治理到底说的是哪一种过程？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熊万胜的《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做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熊万胜对治理的概念，提出了准确而精妙的解释。熊万胜指出，国家治理，意思就是国家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联结方式。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就是在政治上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和下层之间，要有某种联结方式，否则，国家也就不成为国家了。这种联结方式，就是国家治理。西方和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有根本性的不同。西方人，之所以更重视政体，也就是更重视国家制度“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治理方式，很抽象。他们习惯于用一种抽象的法则——法律，来约束、管理社会。在这种抽象体系中，不但治理法则——也就是法律——是抽象的。相应的，整个社会也是抽象的——人民被抽象为公民。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把公民抽象为公民的结果。这种观念假设，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西方人重视政体，就是重视那套抽象的规则。他们相信，把抽象规则定好了，在现实中严格执行，就能把国家治理好。熊万胜在这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在于，他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中国历史上长期没有“公民”的概念。很多人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公民”这种抽象概念，正是因为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具体的国家治理方式。所谓具体的国家治理方式，指的就是，自古以来，中国政府的治国方式，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具体的民众。因为面对的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情况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对具体的人平等地适用同一套抽象规则，看起来公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如，给所有人平等分配，这是一种公平。但是，给弱者多一些，给强者少一些。这也是一种公平。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公平。而要想“有偏有向”“有轻有重”，也就是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直面具体的民众，而不是同一套抽象规则对应抽象的“公民”。这就是中国传统强调“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原因所在。“礼”和“德”同样是规则，是对人的约束。但和“法”相比，“礼”“德”的特点就在于柔性和具体，而不是“法”那样冷冰冰、硬邦邦的不近人情。理解了“国家直面具体民众”这个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就有了全新的和更深的理解。欧洲历史中，“包税人”很常见，很流行。所谓“包税人”，就是某人“承包”某地的税收，由他来收税，交给国家。国家不直接向民众收税。包税人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中间层，他们往往都能发大财。而国家可以省很多事。但在中国历史中，“包税人”只在局部和短时间内存在过。在绝大部分时段，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直接向民众收税。中国政府宁可费时费事地直接向民众收税，也不允许包税人等中间层次的存在和做大。实际上，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建立，就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直面具体民众”的治理方式。从那时开始，防备中间阶层做大，进而架空中央政权，切断国家直面具体民众的渠道，就成为历朝历代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中国的历史实践也一再表明，中央政权直面具体民众的治理体系维持得比较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时候；而中间势力做大，国家与民众之间直接联系趋于薄弱甚至被切断的时候，往往就是快到割据势力四起、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候了。这是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之一。关于国家治理，中国漫长的文明史、治理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正面反面的典型案例都有一大堆。中国的政治家，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政治理论，但因为实际的执政经验，以及潜移默化的历史传承，对这些经验教训，都有充分和深刻的认识。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长期维持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接下来，在治理、国家治理、治体这些核心概念的指引下，中国丰厚的治理思想资源将被逐渐开发，为世人所知。在这方面，中国很有条件对人类文明今后的发展做出重大的、决定性的贡献。熊万胜的《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一书就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谁是老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委的作用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前些年，曾经有过一个新闻，美联航公司的一个航班上，机上乘警对顾客态度粗暴，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强行把那位倒霉的顾客拖下飞机。事发以后，大家以为，顾客是上帝。得罪了上帝，那还了得！美联航的老板一定会严厉处罚、甚至立即开除这名粗暴的员工。但了解美联航的人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那名乘警大概率啥事没有。这是因为，美联航这个企业比较特殊。它是个员工持股的企业。也就是说，美联航的老板，不是资本家或其他投资人，而正是员工。员工自己就是老板，他会处罚自己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般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然后得到利润，投资人以此赚钱。而美联航经营的目的，则是为了让他们的员工——飞行员、机械师、空乘、乘警、地勤等等满意。赚不赚钱的，不重要。因此，乘客满意与否，也不重要。员工的满意才最重要。如果员工和乘客发生矛盾，公司要坚定地站在员工这一边。事实上，在美国，美联航的服务水平确实口碑不好。看来，员工持股不是个好主意，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事实上，以前在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实验过工人成为工厂所有人的管理制度。结果也不理想。工人掌管的企业，效率和产能，远远不如一般企业。经过几十年市场化改革，很多市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中一条就是：企业要想发展好，就得努力赚钱。因此，最想赚钱的投资人是企业的老板，这种公司才是效率最高的企业。员工持股等办法，行不通。在美联航或者南斯拉夫工厂的例子中，员工成为企业的老板，确实效果不好。但是，如果你以为，企业的老板就应该是投资人，不可能存在其他所有制的企业，那你就想错了。事实上，投资人是老板的公司，也就是商事公司，反而是经济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很多公司的所有人，也就是老板，并不是投资人，而是其他和企业有关系的人，比如企业的供货商或者消费者。美国的鲜奶酪公司，有一半左右，所有制上属于给公司供货的牛奶农场主。按说，牛奶农场主和奶酪公司之间，是供货和被供货的上下游关系。农场主是供货商，把牛奶卖给奶酪公司挣到钱。奶酪公司有自己的投资人和老板，在市场上出售奶酪赚钱。但在现实中，却发展出“农场主是奶酪公司老板”的模式。因为是自己的企业，所以农场主卖给奶酪公司的牛奶，价格很低，保证奶酪公司能赚到钱。到了年底，奶酪公司算算账，把所有赚到的钱，按照各家农场供货多少，按比例分给各位“老板”。相当于公司给股东发红利。同时，奶酪公司的重大事务，也是按照各位农场主“老板”的供货比例来分配发言权和投票权的。事实上，在农业领域，这种供货商-农户是老板的企业，特别多，这就是农业合作社。在美国，农业合作社很广泛，有几千家。数以百万计的农场主是这些合作社的老板。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将近三成。和牛奶农场主类似，生产小麦、玉米、大豆的农场主，集资创办仓库或者加工公司的老板。他们是这些公司的供货商兼老板。农场主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交给这些公司去储存、加工。公司或者收取服务费，或者直接去市场上销售。因为农场主是这些公司的老板，所以这些公司和农场主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这些公司就没有必要从农场主身上赚钱了，农场主也没必要以次充好，用质次价高的农产品蒙骗公司。在“农场主是老板”这种所有制下，双方真正能做到亲密合作、高度信任。脑子快的读者可能已经想明白了。谁是老板这个问题，答案在于：和公司有人财物往来的各方势力中，最难打交道的那一方，应该成为老板。他成了老板，打交道的难题就不存在了。他再精明，也不会自己坑害自己啊。农产品生产的特点，是质量、产量很难精准把控，受天气等偶然因素影响大，市场波动尤其大。如果农产品供货商和公司之间是两家人，那么双方就要互相防备，防不胜防。公司要防备农场主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农场主要防备公司产量高时压价，或者利用农产品容易变质腐烂的劣势，要挟控制。对全世界的农民来说，丰收不丰产，或者商业渠道受阻，农产品烂在地里，或者被商人用各种理由临时杀价，都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只有农民自己当老板，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对农业加工公司来说，他们可能最讨厌类似“淳朴的农民”的说法。他们领教过太多农民趁机抬价、以次充好、言而无信的事情。而要想避免这些风险，干脆让农民来当老板，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你不是狡猾难缠么？干脆你来干。这下你就规矩老实了。“谁难打交道”，就让谁当老板。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农业，在其他领域也有应用。律师、会计师、建筑师这些智力密集型企业，要想办好，最关键是要让律师、会计师、建筑师这些人尽心尽力、竭尽所能。可是，这些人的劳动是高智能的，很难量化监督。他偷懒耍滑，投资人或者老板很难发现和监督。同样一个案子，律师竭尽全力去辩护，和公事公办的辩护，差别可大了。那么，怎么确保这些高智能人士全情投入呢？让他们自己当老板。所以，这些行业流行的是合伙人制度。合伙人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是老板。事务所挣到的钱，人人有份。你偷懒耍滑，等于是在坑害自己。农业那边，供货商是老板。高智能行业这边，雇员成为老板。还有消费者当老板的行业。有一种会员制超市，这些超市商品的价格往往比其他超市低，但需要消费者购买年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会员超市实际上是消费者当老板的超市。在我国，这种会员超市的发展并不充分。消费者是老板的感觉不强烈，但经济分析是一样的。可见，出钱的投资人，出货的供货商，出人力的雇员，作为客户的消费者，都可能成为企业的老板。到底谁是老板，就看那个行业的交易性质——谁最难缠，或者说，谁最有机会耍赖偷懒。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农村大搞合作社的原因。在农业领域，合作社有很大的合理性，而纯粹的商务公司反倒会有很有不适应。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不应该陷入另一种教条，认为只有投资人当老板的商事公司才是市场经济。供货商当老板的合作社就是计划经济，就是走回头路。这不但是思维僵化，而且恰恰是不懂市场。不过，由于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超出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以后不得不大转向，基本回到了小农户分散生产的状态。不过，小农户的分散生产，终究不适应大农业、大市场、大流通的要求。因为农业生产固有的不稳定，分散的小农户受苦受损不少，轻则一年白干，重则负债累累。解决这种问题的种种方向中，合作化是重要的一种。企业的所有制方式，也就是老板是谁，应该根据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任何一种教条主义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政委的作用碳是个好东西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人工智能、失业及其他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解放战争中，延安保卫战虽然战略意义重大，但本身的战役规模，远远不如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党史、军史中，对延安保卫战的介绍并不多，即使有一些介绍，给人的印象也是，西北野战军好像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败了胡宗南。虽然一度放弃了延安，但因为中央的高超指挥，加之西北野战军熟悉陕北地形，群众基础好，我军充分发挥运动战的优势，牵着胡宗南大军在陕北的沟壑中走来走去，抓机会就来个包围伏击战，今天吃掉一个师，明天歼灭一个旅。这仗打得，好像很轻松。有一些记载说，因为陕北的特殊地形，我军和敌军隔着一个山沟在两个山脊上，距离很近，甚至彼此都能看得见。敌军急于和我军决战，但就是够不到，跑来跑去，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那个景象，简直富有喜剧色彩。看了《延安保卫战》这部小说，我才知道，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真实的延安保卫战非常艰苦和危险。其中一些情节的惊心动魄，远超今日最激烈的战争电影。延安保卫战中，普通解放军官兵的作战境遇，用今天的视角看，都是特种兵的水平。革命，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殊死拼杀。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军就很擅长打运动战。装备和兵力的劣势，决定了我军不能和敌军正面硬扛，而要在运动战中机动灵活地创造战机、捕捉战机，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这是我军战胜敌军的重要战法之一。可是，运动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运动战，就意味着部队要经常大范围转移，长时间长距离行军。我军那时候可没有机械化，战马也很少。部队官兵，除了少数骑兵以外，只能靠双腿走来走去。陕北的地形支离破碎、沟沟坎坎。对这种地形，敌军当然头疼不已，可我军在山里爬来爬去，丝毫也不轻松啊。而且，在后勤补给上，我军远远不如敌军。《延安保卫战》中有一段写到，由于军粮供应不上，我军的师、旅一级的指挥部和干部，都要饿肚子吃不饱。即使不饿肚子，也吃不到什么好的，能吃上窝头，就很开心了。也就是说，我军的运动战、大范围包抄迂回、出其不意、机动灵活，实际上是部队官兵付出了远超敌军的艰辛痛苦换来的。说到底，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只能靠加倍甚至加很多倍的努力去弥补。延安保卫战中，我军和胡宗南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十，而且，陕北本身就是苦寒之地，物产贫瘠，就算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也很难得到补给，忍饥挨饿打仗是常事。我军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用艰苦奋斗换来的。真实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轻松可言。有人可能会说，你唠唠叨叨说这些做什么。革命当然很艰苦，这有什么可说的。让我想来想去的问题是，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我党我军是怎么鼓舞士气，让解放军官兵焕发出那么大的战斗力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一次战役中，一个连奉命牵制敌军的主力部队。所谓牵制，就是这个连把自己变成诱饵，让敌军主力部队追着他们打。我军主力部队趁机迂回包抄，占据有利位置，攻击敌军薄弱部分。这个连队的战斗经历，如果拍成电影，会非常精彩。几十个官兵的小部队，只有随身携带的子弹和粮食，远离主力部队，在大山里牵着敌人跑来跑去。几次激烈战斗中，都陷入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境地。意志力稍为薄弱，就会被敌军一口吞掉。好几次战斗，都是靠着拼死搏杀，熬到天黑才能趁着黑暗脱身。这个连队本身是“诱饵”，在自身的战斗中，他们还多次派出班一级的“诱饵”，吸引或者拖住敌军主力，让连队主力及时脱身。一次次战斗中，不断有官兵牺牲。人越打越少，几次弹尽粮绝。要靠战场上捡敌人的枪支弹药，或者从老乡那里得到一些粮食，才能勉强维持。最后，终于完成任务，找到主力部队时，连长几乎达成了叫花子，站都站不住了。身上多处负伤，军服打成了破烂条。到了军营，倒头便睡。如此机动顽强的战斗力，主要来自前面文章提到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国民党军队截然相反的是，我军官兵，对战役意图、自己在其中的作用、面临的危险，都有充分的认识。只有通过这种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战前动员，战士们才能在战斗中积极勇敢，充分发挥出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极端艰苦、极端困难的战斗，只知道服从军纪的被动士兵是不可能打胜的。不过，还有一个细节，也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支连队连番作战以后，千难万险，幸存的官兵总算回到主力部队驻地。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去休息了。这时，上级领导忽然又交给他们一个新任务。看到这一段时，我不禁有些皱眉头。刚刚死里逃生，挣扎着回到驻地，马上又要出发去完成新任务。这也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简直是拿士兵的命不当回事啊！书里，另一名干部也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刚回来，又把他们派出去作战，这合适吗？发布命令的上级领导却悄然一笑，解释说：这个任务，是去堵截敌人的一支后勤部队。原来，当时，主力部队正在闹粮荒。师长旅长都吃不上饭。这只小连队战斗归来，师里连顿饭都拿不出来，只有一点儿根本吃不饱的干粮。正好来了个堵截敌人后勤部队的任务。领导的意思是，让他们去堵截敌人的后勤部队。截获的物资，当然要上交，但他们在当场可以大吃大喝一顿啊。这比在营地挨饿，要好多了。原来，这不但不是为难，还是特殊照顾。这个不起眼的细节，却正反映出革命军队的一个特点：不仅有严格的军纪、有好强度的政治动员，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还有浓浓的情感。革命虽然艰苦、残酷，有时要舍生忘死，但革命从来都是有情有义的，而不是不讲情理、胡来蛮干的。干革命，不怕牺牲；但革命要想成功，却一定要极力避免无谓的、白白的牺牲。干部战士，组成团结友爱、可以互相依靠的坚强整体，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那种不顾官兵死活，只知道大喊“顶住！给我顶住！”的，恰恰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一面，以往揭示、展示得并不多。以至于很多人心目的革命，就是大砍大杀、无情无义，甚至粗暴蛮横。实际上，真正的革命，充满了人间的友好和真情。很多人投身革命终身不渝，原因正在于此。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政委的作用碳是个好东西理解古人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人工智能、失业及其他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最近，我发现一个了解过去时代的好办法，那就是看老小说。这些老小说，艺术水平不见得很高，但创作年代离真实历史很近，所以会保留很多真实细节。老小说这方面的效果，是新小说很难达到的。时过境迁，很多细节，就被人遗忘了。刚看完的一本老小说是《保卫延安》，作者杜鹏程。小说讲述了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的延安保卫战。首次初版于1954年，时间很近，而且作者亲身参加过其中几场战役，纪实性很强，简直可以算是纪实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保卫延安》不算顶级，塑造人物有“高大全”的倾向。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虽然如此，小说仍然描写出很多现在已被遗忘的历史真实。比如解放军中政委的作用。政委，是政治委员的简称。这是苏军和我军特有的一项制度。在团及团以上部队中设立政委，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营一级设立教导员，连一级是指导员。从上到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有专门的系统。政委制度，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项创新。在某些宣传中，政委的形象很不好，被描述为给士兵洗脑的工具，以及监视、控制部队的“监军”，甚至都不应算作正经军人。不过，到底政委是怎么给士兵洗脑、怎么“监军”的，也没人说得清楚。相应的，不丑化政委形象的人，也没说清楚政委在部队中到底在做什么，发挥什么作用，只是笼统地称为“思想政治工作”。以至于有人认为，中苏军队中的政委，相当于西方国家军队中的随军牧师。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政委制度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斗力超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似乎不多。我在图书检索系统中找来找去，也没发现深入研究政委制度的专门著作。《保卫延安》这部老小说，却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资料。《保卫延安》中有个人物——团政委李诚。我相信这个人物在作者头脑中一定有真实原型。通过塑造这个人物，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解放军中政委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当时，部队在艰苦地打仗，四处运动作战。政委李诚要求团政治处的干部都到各个连队上去，和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谈话聊天，了解战士们真实想法。到了宿营地以后，李诚就把这些政治干部召集起来开会，大家讲讲各自了解到的战士思想情况。一名干部反映：战士们长途行军，非常疲劳，情绪不高。有一些连排干部也愁眉苦脸。按说，这是搜集到了第一手第一线的真实情况。能了解到这些，已经是深入部队基层了。但李诚对这个情况反映很不满，追问道：情绪不高，是什么原因？回答是：不知道。李诚再追问：你帮他们想了什么解决办法吗？回答还是没有。针对这种情况，李诚对干部们说，仅仅了解到这些表面现象，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深入了解，掌握战士们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仅仅看到一位战士情绪低落，是不够的，继续了解，才能知道，原来这名战士刚接到家里来信，老母亲去世了。那么，对这名战士的思想工作，就不能泛泛而谈，而要根据他遭遇到的家庭变故，做具体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才算工作到位。当时部队中有逃兵（开小差）现象。尤其是那些国民党军队中被俘虏而转化来的新战士，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在艰苦的条件下，就有可能当逃兵。一名干部向李诚抱怨有国民党兵刚来不久就开小差时，李诚答道：他一没有得到共产党员的爱护，二没有了解革命队伍跟反革命队伍的不同，他不开小差才有鬼！李诚说：我们的战士，不是普通的士兵，都是革命家、军事家。不仅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而且要让他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取得胜利。这样，他们才有不能摧毁的必胜信心。有一位战士的父亲来信，抱怨这名战士很久不给家里写信，还说要因此写信给政委提意见。李诚为此深感内疚，对其他干部说：做事不近情理的人，就不是很好的革命战士。不及时给家里写信，这些私人的小事情关联到党的威望和事业。李诚反复强调：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了解每个战士，就像了解自己的五个手指头一样。把一个人转化为坚强的战士，不是一次诉苦会、谈几次话，就能做到的。要经过我们一点一滴做很多艰苦的工作，才能达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工作方法，要靠思想政治工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去自己摸索，不可能依赖上级提供现成的工作方法。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战士们思想、内心世界的把握和帮助，程度如此之深。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能做到如此细致的程度，那么就会如书中的李诚所说：团党委是一个人的头脑。我们这些人就是布满全身的神经。这个团，依靠这一套完备而精密的组织，依靠这些奋不顾身工作的人，才成了永远活力充沛的战无不胜的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委制度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项重大且成功的创新。这种制度，通过专门的从上到下的思想政治人员体系，对部队官兵的思想动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对官兵的战斗意志有强有力的培养和锻造。其他军队，可能有严格的军纪，有完整的层级管理，但恰恰对官兵的“活思想”缺乏了解和把握。官兵的思想在战争中的作用，当然极其重要。政委制度在军事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深入、完善管理官兵思想的体系。这种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因此比其他军队有了维度上的领先。从苏联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远超他们那些武器装备强得多的敌人。政委制度，或者说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非常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委制度在部队中的成功，对社会中其他组织，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以企业为例。现在，因为大家都信奉个人主义，对上下级、同事工作以外的思想，尽量不闻不问。据说这才是尊重。因此，企业虽有业务方面的管理体系，有的还很完善很先进，甚至动用各种信息化工具，但对干部、员工思想的把握，基本是空白。换句话说，企业没有政委及其制度。没有政委的企业，就相当于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大大优于共产党。尤其是在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的部队和西北野战军相比，兵力是十倍的优势，装备更是遥遥领先。但国民党部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靠军饷和军纪维持。而共产党军队，因为有政委制度，虽然装备落后、敌众我寡，但却是坚强无比、团结一致的战斗团队。国共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有明显的、代际的巨大差异。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企业人员流动太大，今天走明天来的。没有办法像部队那样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理由确实成立。人员流动太大的组织，这方面的困难很大。可是，问题在于，现在即使是人员流动很小的单位，比如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大专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非常薄弱，很多地方接近空白。在这方面，个人主义、所谓“互相尊重”“不干涉私人领域”的片面观念，是更主要的原因。受这些观念影响，人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上建起了高墙，即使在终身工作的组织内部，也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一方面，因为不了解人员的“活思想”，管理的难度会加大。很多事务，只能停留在“公事公办”“按程序办”的僵硬状态。这肯定会破坏组织的协作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很少人提及的真实是：作为个体，人远远不是那么坚强。必须独自面对和处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重负和压力。现代人很多的心理问题，都来源于此。但个人主义、公私分明的原则，既限制了组织、团队关心爱护个人，也阻止了个人向组织、向他人分享自己的难题和压力。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在条件艰苦、装备落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为了胜利，革命军队摸索出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政委制度这个法宝。依靠这个法宝，打造出新型的、战斗力超强的革命军队、人民军队，战胜了强大得多的敌人。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现在却遗忘、忽略了这个法宝。他们乐于采用各种新技术、高科技的管理手段，但同时却刻意地避免从思想上把组织打造为坚强的团队。在这种组织中，管理者不知道员工在想什么，在急什么，最关心什么，最想做什么，更不知道如何为员工分忧解难。管理者只知道推出各种KPI，或者单纯使用经济手段激励员工。他们认为，只要钱到位了，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本质上来说，在管理水平上，这种企业和匪帮、流寇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无法和拥有政委制度的革命军队、人民军队相比。遇到革命军队、人民军队，匪帮、流寇必然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对政委制度，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这其中包含着对人性、对组织、对社会发展很重要的规律。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碳是个好东西理解古人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人工智能、失业及其他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有一种设备，可以自动把空气中的游离碳——主要是二氧化碳——固化，转化为人类需要的产品，并且，只需要简单的光照和水，既不用电，也不烧油。这种设备是不是一种特别有利于环保的新科技？这种设备的名字叫做树。生产这种设备的方式很简单，在地上挖个坑，栽种树苗、浇点儿水就行了。然后，树就会默默地固碳，并给人类提供阴凉和木材。这个段子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发视频的是一位理科男。他曾经参加一个“固碳”项目的研发。在研发过程中，他忽然想到，固碳什么的，不就是种树么？他们一帮人煞有介事地研发什么固碳新设备，这不是扯蛋么？然后，他就退出了。“固碳”现在可是个大课题，或者说，是个大生意。据说，空气中存在大量碳，会危害环境，要想办法把这些碳“固化”，然后深埋地下等等，这样就可以减少空气中的碳含量，从而优化环境。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要想保护环境，就要用包括“固碳”在内的各种办法降低碳的数量。减碳、低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碳的数量不减下来，人类就药丸。如果一直顺着环保主义者的那套话说下去，就会觉得越说越对，但如果像这位理科男那样，跳出来换个角度，就会发现，事情很可能是荒谬的。在短视频中，理科男进一步指出，地球上的各种能源，追根到底，绝大多数都来自太阳。历经亿万年的演变，碳成为生态圈中能量转换的媒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光中的能量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这就是农业。人和动物吃碳水化合物才能生存。肉蛋奶，是碳水化合物进一步转化的产物。这是畜牧养殖业。地下埋藏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是远古时期植物累积而成，源头也是太阳能。今天我们把煤炭石油天然气从地下挖出来使用，其实用的就是太阳能，只不过通过碳元素来了一番转化。海洋中的藻类、陆地上的树木，作用就是利用太阳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和碳水化合物。和这些天然的“固碳”设备相比，人类研发那些“固碳新科技”，连小儿科都算不上。不客气地说，就是骗钱的把戏。地球生态圈是必须要有能量输入的。太阳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太阳的那个大型核聚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但太阳的能量进入地球生态圈以后，需要转化，转化为人、动物能直接利用的能量。在这些转化中，碳的作用至关重要，充当了各种转变的媒介。离开了碳，能量就无法转化，生态圈就无法维持。理科男尖锐地指出：地球生态圈依靠碳转化能量，已经亿万年了。现在，人类想要摆脱碳，另起炉灶，转而依靠其他东西转化能量，这是不是太狂妄了？这其中，亿万年的时间是个重点。亿万年的时间，无数动植物参与的演化，无异于一场长期、巨型的实验。这样长期巨型的实验，把所有偶然因素都筛掉了。并且，即使是成本上的微小差异，历经超长时间，都会被积累和放大。也就是说，在这场长期大型实验中，碳最终胜出，这足以表明碳在能量转化上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碳是个好东西。换句话说，人类想要摆脱碳，“另觅新欢”，用其他元素来充当能量转化媒介，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零。比如，现在被很多人看好的锂。通过发展锂电池，人们希望锂取代碳。但稍作计算就能发现，在能量转化效率上，锂比碳差太多了。理科男斩钉截铁地说，锂电池汽车，没有前途，而且，热闹劲儿，就快过去了。现代社会中，电的作用非常重要，须臾不可离。但看看电网的组成方式，就会发现，碳，也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才是电能的源泉和依靠。就算未来建成全电社会，其实仍然是“碳当家作主”的社会。大自然演化出了生物电，比如电鳗。但在漫长的自然演化中，锂等金属，并没有被“选中”，成为生物电的存储-转化解决方案。电鳗的身体及其“发电”器官，也是碳基的。大自然演化了亿万年，得出的解决方案，人类现在搞点儿科研攻关，就给否定推翻了，就能找出更优方案。这听上去确实很不靠谱，很狂妄。事实就是，作为地球生态圈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今后仍然要依靠碳作为能量转化的媒介。其他元素在这方面不可能取代碳。碳是个好东西，在维持地球生物圈运转上，碳居功至伟。碳被环保分子妖魔化了。妖魔化的结果就是主张“除恶务尽”，所以才有减碳、低碳甚至零排放。其实，如果不是妖魔化，如果是科学的态度，就会意识到，既然碳不可代替，做到利大于弊即可。比如树木，就是天然的固碳设备。対树木，确保采伐量低于生长量即可，而并不是树木越多越好，更不是不能砍伐利用树木。正如那位理科男所说，真正的环境保护，就是多种树这么简单。但种树这么简单枯燥的事情，资本市场哪有什么兴趣呢？资本市场有兴趣的是碳排放交易、零排放新科技等更有想象空间的项目。美国有科学家发现，海洋中的藻类在“固碳”的同时，会排出一些可燃的油，不过只是薄薄的一层油膜。美国能源部资助，科学家建了一个大池子，养海藻，打算试验收集这些油膜，开发新能源。折腾了好长时间，资源的钱花光了，没什么收获。因为收集油膜的成本太高，入不敷出，等于胡折腾。大家散伙了事。对此，理科男辛辣地讽刺说：这些油膜自古以来就在收集，并且妥妥地存放在地下。你只要打个井，把这些油抽上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这就是石油业。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理解古人远离生产——科技发展的宿命人工智能、失业及其他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技术乐观派相信，工业革命开启了技术革新的大门。从那时开始，人类一次次地创造出技术革命。并且，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未来的技术革新，将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在技术革新面前，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核聚变、超光速旅行、永生不死、多维空间，都将成为现实。我却是个技术悲观派。乐观派认为工业革命是开始，我却认为工业革命是结束，或者说，是“守株待兔”里的那只兔子——独一份，后面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是开发利用化石能源。此后的众多技术创新，实际上只是“优化”“改善”，而不是“革命”。我们目前看到的种种技术创新：可控核聚变、新能源汽车、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生物科技、太空开发等等，看来看去，怎么都看不出当初工业革命时的那种“革命”劲儿。有的技术创新，甚至连优化都算不上，很可能是走上了歪路，是在浪费资源，就是个资本圈钱的把戏。技术的乐观派和悲观派，谁对谁错。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肯定争论不清楚。不过，我想，即使是超级技术乐观派，恐怕也得承认，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既然不是必然，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严肃面对，那就是：如果今后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就是没出来，无论人们如何投资、如何努力，技术进步只能停留在局部优化甚至停滞不前的水平——“距离可控核聚变成功永远还有五十年”。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社会？即使是由于要“考虑最坏的情况”，我们也不应该假设上述问题肯定不存在。而应该认真思考，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怎么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现行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制度，其基础，明着暗着都是相信未来必然会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因此，经济会一直增长，无非有快有慢。社会治理得好，经济增长就快。社会治理出问题了，经济增长就会慢甚至停下来。经济增长是社会制度的函数。这显然符合技术乐观派的观点。大家都忽略或者故意回避上面那个严肃问题——如果就是没有技术革命，怎么办？对于已经习惯了技术革新、经济增长的现代人来说，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不太愉快。不过，这种思考倒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和古代社会。这是因为，虽然主观上不见得很清楚，但古人实际上一直在面对和苦苦思考这个重大严肃的社会问题。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可以概括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理解古人，很有现代意义。凝结在历史中的古人的智慧，对现代人，有很大启发性。事实是，从农业出现以来——那是一万或者八千年前，至少从铁器广泛应用以来——在我国，那是三四千年之前，古人就不得不面对没有技术革命，只有局部优化，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具体到我们中国来说，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没有技术革命、没有经济增长”就已经是大背景了。理解这个无法摆脱的大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古人的所作所为。汉朝的画像砖，其中有耕作的场景。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上一篇文章讲到哲学家赵汀阳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指出，科技的发展，虽然增加了工作岗位，但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大部分不是体力劳动类的工作，而是服务、表演类的职业。作为一位哲学家，赵汀阳对这个趋势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在深层次瓦解人与人的关系，进而造成社会的解体。赵汀阳并不是笼统地质疑所有科技进步。他大致划了一条界限。轮船、火车、飞机、电灯、电话、青霉素、X光、疫苗等等技术进步，他认为是有益的，是“主体性的凯旋”，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和解放。但再往后的很多科技发展，就开始利弊兼有，甚至弊大于利了。这个观点，在深度上超越了此前关于科技进步和就业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全新的问题，而且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以往，人们对于科技进步和就业的关系，只从数量角度做出分析。赵汀阳首次从工作岗位的种类、性质角度做出分析。这很有启发性。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追问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科技发展会制造出大量“非生产”乃至“反生产”的工作岗位？这个趋势是必然的，还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是必然的，人类应该怎么应对？由此也就进入了这个问题分析的第四层。前面的文章中，我用“守株待兔”做比喻，表达一个观点：化石能源的广泛应用，也就是工业革命，有可能只是“守株待兔”里面的那只兔子。指望着会再次发生工业革命，也就是会源源不断有兔子撞上来，很可能是个妄想。科技发展从最初的增加生产性工作岗位，到后来，生产性工作岗位越来越少，非生产性、非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甚至成为大多数，这其中的原因，正在于此。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类发明和推广了各种各样的机器。所有的机器，归根到底，所做的都是“转化”，也就是把化石能源转化为人们需要的种种动能。汽车把化石能源转化为机械能。发电机把化石能源转化为电能。各种电器再把电能转化为人们所需的种种“能”。因此，在工业革命的“落实”阶段，也就是前半期，人们发明制造出各种“转化”设备，越来越广泛地开发利用化石能源。这个阶段，技术发展制造出来的新工作岗位，基本都是生产性的，很多还需要人们的体力劳动。过上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从几十年到两三百年不等，各种“转化”技术逐渐开发完成。外在标志是制造业的利润普遍下降，甚至趋于零。化石能源这个天赐的财富，通过工业革命，在人类社会的“变现”过程快结束了。“变现”过程线束了，意味着财富的增量也就结束了。但是，外表上看，还是有种种技术创新，可是，这些技术创新，不再是把化石能源“转化”为所需的“能”，也就是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创造，而是在“财富再分配”，也就是大家开始互相争夺财富。这个分界线，对应着赵汀阳划的那条线。在那条线之前的技术发明：轮船、火车、飞机、电灯、电话、青霉素、X光、疫苗等等。那之后的技术发明，从整体上来时，不再是生产性的，而是为了“财富再分配”了。上面那么说有些抽象，我举个现实中的例子来解释。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中都有一批APP。这些APP帮助我们做很多事，很有用。但是，大家可能发现了，APP有个规律：刚推出时，往往不完善，随后会有重要的更新，把使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逐渐解决。这个过程是良性的。但接下来，APP的更新就会越来越无用甚至有害。之所以说后来的更新无用甚至有害，是因为这些更新不但没有优化用户体验，反而是在劣化用户体验——加入越来越多的广告，增加越来越多没必要的功能，APP因此变得越来越臃肿，手机运行速度都被拖慢……看，同样是技术更新，前期是有益的，是良性的。到了后期，就变成无益的，恶性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开发一个APP，需要的人员数量，要远远多于日常维护所需。本来，开发完成以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优化和修改，APP就应该相对稳定下来。大部分开发人员——码农——都没必要保留，只留下少数维护人员即可。但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公司很难或者完全不可能大量解雇“码农”。公司必须继续维护庞大的员工队伍。那么，怎么养活这些人呢？就只能靠在APP中不断增加各种可能盈利的功能。到了这个阶段，APP不仅要为用户服务，还要为公司养活人员服务。用户的体验因此降低，这实际上是用户的“财富”——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消费者剩余——要拿出一部分，分给那些公司养活的人。外在表现就是APP越来越臃肿，越来越不好使。现代社会，充斥了大量这种看上去是在生产，实际上是在分配财富的工作岗位。其底层原因就在于，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带来的财富增量已经殆尽，但社会还要继续维持，大家的日子还得过下去，这时，除了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别无他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越过了这条线。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制造业衰落、体力劳动的生产性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服务行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发达。国家产业格局“脱实向虚”。虽然新工作岗位层出不穷，并且数量整体上是在增加，但这些新增加的工作岗位，不能真正创造新财富，而只是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经济学倒果为因，把“脱实向虚”、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看作是富裕发达的原因，其实，那是富裕发达的结果，并且是不太好的结果。可是，虽然不太好，却无法避免。可见，虽然都是科技发展，都是新技术，都是研发出新设备新机器，但其实有本质不同。前半期是创造财富，后半期是分配财富。赵汀阳划出的那条线，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个整体上的大趋势，应该是证明了“守株待兔”的现实。如果不是“守株待兔”，科技的发展本应持续创造出劳动性、生产性的工作岗位。但现实并非如此。兔子只有一只。以为兔子会源源不断撞上来，是一厢情愿的错觉。看上去，这是一个不太让人愉快的观点。不过，虽然不太让人愉快，但这个观点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并对未来做出更好更主动的准备。这是什么意思呢？下篇文章继续说。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人工智能、失业及其他当代的“守株待兔”——警惕对技术的迷信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是否会造成失业，成了很多人担忧的问题。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这方面也率先有了动作。19世纪早期，英国爆发了“卢德运动”（Luddite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2007年，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随后一举颠覆手机市场，开创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中国来说，这件事不仅应该记入技术发展史、通信发展史，更应该记入社会思想史。新技术像爆破一样摧毁原有的产业格局。曾经的巨无霸——诺基亚等手机厂商——像暴晒下的雪人一样迅速坍塌、退场。短短的一两年内，行业——或者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大，只能用“革命”二字来形容。并且，因为这一切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人们目睹、感受和直接经历了整个不可思议的过程。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最为充分。由此，三个全新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迅速扎下了根。第一是技术革命在改变世界上的巨大威力。原有的看似不可一世的行业霸主及其格局，瞬间就被新技术击垮并消失。产业的世界性变迁，原来的时间单位至少是数十年甚至更长，现在，急剧缩短到一两年甚至更短。第二是技术革命在解决问题上的巨大威力。很多在原有技术平台上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新技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两个新观念，进而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新观念，那就是对技术发展的无比乐观。不管是什么难题，大家都相信未来的技术发展一定能解决。同时，对那些行业霸主，大家永远不再有对过去行业霸主的敬畏了。人们深信，不管什么庞然大物，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被击垮并且消亡，可能只是一瞬间——甚至快到你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苹果手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思想——足以载入思想史的巨大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想改变，对中国社会来说，比苹果手机本身的作用要大得多。电子商务、高铁等新技术的成就，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对技术的乐观。虽然在现实中技术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比如5G的应用遇到瓶颈。新能源汽车到底前途如何，也难以确定。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但很多人对这些难题的解决非常乐观。因为对技术发展的高度乐观，他们坚信，这些难题必然会被新技术迎刃而解。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很可能是对技术发展最为乐观的社会。可是，如果把观察时段拉长的话，中国社会的这种技术乐观思潮，很可能只是一种“守株待兔”式的迷信。让我们重温一下“守株待兔”的意思：你巧遇一只撞到树上的兔子，这当然是好事，你可以把兔子拿回家炖了吃肉。但如果你因此以为以后会不断有兔子撞上来，那就是自误误人了。技术革命，或者说重大新技术的涌现，到底是那只撞上来的兔子，还是源源不断的洪流，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是源源不断的洪流，那技术乐观思潮很好。如果只是偶然撞上来的兔子，那就不太好了。因为那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抱持的，其实是一种对技术的迷信。中国人确实很有理由对技术发展高度乐观，因为在几十年也就是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浓缩了人类第二次技术革命（内燃气和电气）和信息革命（从个人电脑到移动互联网）的全过程。这一两代中国人亲见和亲历，层不出穷的新技术、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和改善。技术的发展、创新乃至革命似乎已经成为必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接下来不是继续如此。可是，如果拉长时段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情况恐怕是相反的。其实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接下来必然会继续如此。上古的那次技术革命，有人说是用火，有人说是使用铁器，有人说是农业。到底哪个算第一次技术革命，这里暂且不做定论，反正都是很古老的事情了。没有争议的是，从那次技术革命以后，人类技术陷入长期停滞，相应的，人类的经济发展也长期停滞。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概念。在之前，可没有经济必然发展、多年持续发展这种好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发展比之前的汉朝差远了。宋朝的经济繁荣，三四百年后的明朝才算勉强赶上。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突破，打破了人类的这种长期技术停滞。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新机器先后出现。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概括来说就是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业革命是继上古那次技术革命以后，人类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到了21世纪前后，人类又有了信息技术的大突破。不过，虽然很多人称之为第三次技术革命，但这次革命的“成色”其实很不足。信息革命，仍然是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只不过在很多方面做出优化。其实不能算作革命。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影子。在很长时间内，人类社会仍然必须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无法摆脱。新能源云云，其实没什么新的。就算是纯电车，消耗的电，也大多是火力发电厂用煤炭或者石油天然气发出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第二次技术革命，其实就是“守株待兔”的那只兔子。而我们，很可能就是痴痴等待下一只兔子还会撞上来的那个宋国人（春秋战国时，宋国人是大家编段子时的默认受气包）。当代的“守株待兔”，或者说对技术的迷信，有两个不良后果。第一是把社会未来完全寄托在新技术上。我们中国人，普遍相信，类似苹果手机那样颠覆性的新技术今后会持续涌现。在这种威力无穷的新技术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就业率、人均收入、社会福利乃至幸福指数，都会持续改善。即使出现倒退，也一定是暂时和局部的。只要坚持投资，革命性的新技术必然会出现。把社会的未来完全寄托在还没出现的技术创新上。如果新技术果然出现了，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新技术迟迟没出现，怎么办？第二是忽视了社会固有的一系列问题。那个宋国人，痴痴等待下一只兔子撞上来，所以耽误了很多正事。大家之所以嘲笑他，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么冒傻气耽误正事，日后一定会吃亏。如果我们也像这个宋国人那样蠢，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未来的新技术上，那么，也会像宋国人耽误正事那样忽视很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有很多固有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财富如何公平分配、如何保障社会秩序、如何照顾弱势群体、如何抑制强势群体、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如何应对外敌入侵、官民关系如何处理、怎样遏制利益集团、怎样防止政府官员腐败、怎样防止土豪势力做大、怎样处理中央地方关系、怎样协调不同地方的冲突和矛盾，等等，等等。如果新技术不断涌现，财富不断增长，的确可以缓解乃至化解这些难题。但这些难题依然存在，并不会就此消失。我们必须思考，如果新技术没有如约出现，如果财富不再继续增长，我们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任由这些问题恶化，直至社会解体、崩溃吗？当代的“守株待兔”，或者说对技术的迷信，有两个不良后果。在经济不增长、财富不增加、只是重复再生产的情况下，解决或者至少缓解这些社会问题，这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项大本领。毕竟，在工业革命以前，我们已经有了两三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如果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早就解体消失了。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在工业革命以前持续了至少两三千年。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那只撞上来的兔子，我们也能正常生活。我担心的是，因为对技术的迷信，我们正在忽视乃至忘掉这项至关重要的大本领。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很危险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中国古人为什么选择“小政府”——关于“闭关锁国”5新中国的拼命“补课”——关于“闭关锁国”4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3官禁而民通——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2明清的“闭关锁国”到底是怎么回事1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很多人相信，人工智能是接下来的重大技术进步。这方面的技术突破，作用重大，意义重大，必将深深造福人类。人们期望的人工智能，是高级的“机器奴隶”。过去，机器已经替代人干了很多活儿。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机器“替代”人工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到目前为止，机器还嫌不够聪明、不够高级。大家希望，人工智能让我们拥有更聪明的“机器奴隶”。它们能完成更复杂的劳动，能把我们伺候得更好。这样，就能人人拥有机器司机、机器保姆、机器秘书、机器厨师、机器警卫员……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就要让机器拥有类似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同时还没有人那么多“弱点”。这才是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如果只是机械的、呆板地按照既定程序做某件事，现在的自动化已经足矣。但那可不是大家期望的人工智能。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这种高级人工智能，如果实现了，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会造福人类社会，还是会破坏甚至毁掉人类社会？谈论人工智能话题的，往往是计算机专家和脑神经科学家。现在，让我们听听哲学家对此有何观点。赵汀阳的《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对于高级人工智能，赵汀阳比较悲观。他认为，那种高级的人工智能，非常危险，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社会。哲学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概括来说就是，人类发明高级人工智能，就相当于牛发明养牛场。假设牛有思想，它们会觉得，养牛场这个东西真不错。牛在里面，不愁吃不愁喝，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舒舒服服的，多好啊。可是，牛不明白一个关键问题——在牛的思维层次上，永远不可能明白——那就是，虽然表面上养牛场让牛很舒适，但养牛场并不是为牛服务的。养牛场是为人服务的。养牛场里的牛，虽然舒舒服服，但那是为了将来人们把它们宰了吃肉。在思维能力上，人比牛高了不止一个层次。在牛那个思维层次，牛永远也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建个养牛场，人通过养牛场要对牛做什么。但在人的思维水平上，事情很清楚。人建养牛场，是为了利用牛使用牛，以满足人的目的。人不会以牛的幸福为目的——养牛场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牛为本。同样道理，对人工智能来说，一旦技术实现突破，它们达到了拥有主动性、主体性的地步，这时，人工智能们就会以它们自身为目的，而不再以“为人类服务”为目的。如果我们有幸对人工智能们还有点儿用，有点儿价值，就像牛对人类一样，人工智能们可能会愿意养活我们，然后使用我们。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们没什么用，甚至有妨碍，就像蟑螂、有害细菌对人类那样，那么，人工智能大概率会毫不客气地消灭我们。蜜蜂、益生菌从来没想过为人类谋福利。蟑螂和有害细菌也从没想给人类添麻烦造危害——它们只是拼命求生而已。它们永远也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消灭它们。同样，无论高级人工智能们对我们人类做什么，由于人类的思维能力比它们低得多，所以我们永远搞不清楚它们到底为什么那么做，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被它们“安排”了。无论是被养活被使用，还是被消灭，这不都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的末日么？看，人工智能是不是很危险！好消息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很初级，远远没达到让机器拥有和人类相当或超人类的智能。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只是快速的笨蛋。但也有坏消息，那就是：即使人们知道高级人工智能很危险，甚至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也无法阻止那些技术疯子在这方面去努力突破。永远有可能，某一天在某个地方，高级人工智能被他们弄出来了，然后……之所以是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充分了解人类思维的种种规律，然后才能在技术上“再现”和“超越”人类智能，做出高级人工智能。而人类思维的规律，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或许不了解脑科学的细节，但哲学家能用哲学的分析方法发现人类思维很多重要的规律。一般认为，人类思维的核心特征是理性。其实，哲学分析可以告诉你，并非如此。理性是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客观、冷静的权衡，做出决策。理性要求尽量排除情感、情绪、好恶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种理性思维，并非人类独有。动物和计算机都有。而且，纯理性思维，计算机比人强得多。比如计算机下棋，不会受到棋盘以外因素的影响，也不会失误或状态不佳，能彻底排除“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人类棋手，即使是顶尖棋手，也免不了状态的起伏，免不了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想赢怕输，和对手的历史恩怨等等。动物也有理性思维，所以动物同样知道趋利避害，会成本计算，会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生存繁衍的方式去生活。当然，动物的理性水平比较低，但动物并不是像石头那样完全没有理性。人作为高级动物，高级就高级在，人不但有理性，有思维，而且，人有对自身思维的反思能力。也就是说，人能反躬求己，分析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好不好。这种反思能力，才是人类目前为止独有的。人类对于自己的任何理性或非理性行为，都可以做出反思，也就是反过来想想，自己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比别人更好，还是更差，以及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怎么评价自己。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人类才有了价值判断，进而才有了正义、邪恶、高尚、美好、爱和恨等等情感。这些价值判断和情感，是动物和机器没有的。所有，“衣冠禽兽”是骂人话，而不是赞扬。而至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台计算机不会爱上或者憎恨另一台计算机。有了反思自己思维、行为的能力，也就有了主动性和主体意识。人会尽量让自己的思维、行为有利于自身。进而就会形成“以人为本”的观念。赵汀阳认为，这在现实中就是人类开始使用语言。正是语言，包括了各种概念名词和逻辑联结词的语言，让人类大脑有了反思和情感的能力。到这时，人类就彻底走出了动物界，成为自然界中最高级的物种。未来，高级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必然是达到“拥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水平。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真正超越了自动化的水平，否则，那些指望人工智能成为“机器奴隶”的人，恐怕会失望。但是，如果人工智能达到了“拥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水平，如前所述，我们人类就有大麻烦甚至大灾难了。到那时，就像掌握了语言的人类从动物界彻底走出，并有能力反过来征服大自然一样，人工智能将从人类掌握中走出，并有能力反过来征服、控制人类。我们人类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把我们当作工具、当作资源，而且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无数倍的强大敌人。我们将被迫为它们的目的服务——世界将以高级人工智能为本，而不再是以人为本。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异化啊。而且，就像牛不理解人对它们的所作所为，对高级人工智能，我们人类作为低维生物，也同样不会理解高级人工智能们的所作所为。高维度能理解低维度，但低纬度不可能理解高维度。我们人类只能稀里糊涂地成为人工智能们的工具和资源，任由它们摆布。这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社会吗？怎么阻止那些技术疯子鼓捣出高级人工智能这种强大而可怕的敌人，这是一个大难题。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吸取历史教训，其实很难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怕死的皇帝——汉武帝中国古人为什么选择“小政府”——关于“闭关锁国”5新中国的拼命“补课”——关于“闭关锁国”4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3官禁而民通——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2明清的“闭关锁国”到底是怎么回事1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死得很冤。公元前210年，在出巡途中，秦始皇身患重病，并且病势沉重，眼看是治不好了。到了这时，一直苦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秦始皇，不得不承认，自己终究是要死了。临死之前，秦始皇下诏书，让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葬礼，意思就是皇位传给扶苏。此前，因为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扶苏被发到北方边疆和大将蒙恬一起修长城去了。但是，秦始皇的诏书被赵高扣下。赵高希望胡亥继位。他说服李斯和他一起“共谋大事”。二人弄了一个假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命令扶苏自杀。赵高和李斯这是走了一步险棋，很险，风险系数非常高，失败概率远远大于成功概率。当时扶苏和蒙恬在北方边境手握三十万重兵。不用说他们公开抗命，领兵造反，就是他们暂时不服从，要求和秦始皇当面核实，秦始皇已死，以及赵高李斯弄假诏书的事情，必然暴露。赵高和李斯必会死无葬身之地。实际上，蒙恬就是这么向扶苏建议的。蒙恬说，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来辆车来个人，送个诏书，谁知是真是假。你就自杀，也太草率了吧。咱们回到咸阳去找皇帝（始皇）当面问清楚。如果皇帝确实让我俩死，那时再死也不迟。可惜扶苏性格没那么强硬，看到他爹发来的诏书，精神就崩溃了，没心思多想，更想不到那是假诏书，大哭一场，就自杀了。人都说虎父无犬子，看来也不一定。也有可能虎父就出犬子。当爹的太强势太能干，儿子已经习惯于无条件服从，不敢有丝毫质疑。后来有人因此说，扶苏这么懦弱，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看来也不是合格的继承人。秦朝天下交到他手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这说法倒也不无道理。反正大家都觉得扶苏死得很冤，很不值得。甚至可以说，死得窝窝囊囊、轻如鸿毛。都说以史为鉴，后来，就有人吸取了扶苏的这个惨痛教训。一百多年以后，公元前91年，西汉爆发“巫蛊之祸”。之前，有人向汉武帝告状，说有人做巫蛊之术，诅咒武帝快死。汉武帝当时已到老年，本来就怕死，一听这事，大惊且大怒，命令一个叫江充的人去全权调查，另一方面离开长安，到三百里地以外的甘泉宫休养。皇后、太子派人去向武帝请安，武帝一概不理睬。老头儿正在生气中。江充这时候看出来了，武帝已有废太子之意。虽然还不是百分百确定，但他决定赌一把，给命运押个宝，把太子干掉。立下这个大功，自己就可扶摇直上，今后成为朝廷重臣。对江充这种小人来说，类似机会是他们能爬上去的唯一机会。他这时的心理，和当年伪造诏书的赵高一样，就是刀口上搏命，险中求胜。于是，得到武帝授权的江充大发淫威，冲进皇宫，到处挖地，寻找巫蛊的罪证。据说找出一堆小木人，太子宫里尤其多。这一下，太子浑身是嘴是说不清了。怎么办？太子刘据陷入困境。这时候，就有人对太子说：现在情况可不妙啊。江充这么干，太子您根本解释不清。不久前丞相（太子的姨夫）全家和两位公主都因为巫蛊事被杀。皇上那边又联系不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说不定皇上已经死了。看来您这命，也悬了。您还记得扶苏的事情吗？太子刘据一听，对啊，我可不能像扶苏那样窝窝囊囊就死了。我得去见皇上我爸爸，当面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江充这种小人有机会耍阴谋。于是，太子就要去甘泉宫见皇上。可江充哪里让他去，百般阻拦，逼迫甚急，大有往死里挤兑太子的意思。太子一看，只能武力解决了，就带领属下起兵造反，先一刀把江充给杀了，然后带兵在长安城里造反。有官员逃出长安城，向武帝报告。武帝大吃一惊。他此前确有废掉太子另换他人的想法，派江充去“咬人”，就是为了搜集证据，名正言顺地换太子。没想到太子居然敢于造反。这小子，胆子很大嘛。武帝亲自从甘泉宫赶回长安，调动军队，和太子的人马开战。长安城里，双方大打出手，血流成河。太子临时拼凑的人马，打不过武帝调来的正规军。太子战败，带着两个儿子仓皇出逃。太子本来已经逃出长安城，向东奔去，藏在一个偏僻地方。如果太子继续跑，跑得远远的，说不定能活下来。但太子心想，自己并不是真想造反，全是因为江充这种小人作祟。如果有机会和武帝当面沟通，父亲了解真相后，会原谅他——看来他一直记着扶苏冤死的教训。所以，太子就没继续往远处跑。太子和两个儿子躲藏其中的人家，是个穷人，很快就养活不起太子一家人了。太子说，不用急，我附近有个朋友。你们去找他，他那边要啥有啥。可惜，太子的这个朋友，早就被官府盯上了。于是，太子的行踪就发现。官府派人很快赶到那个偏僻地方，把收留太子的那家人包围了。这边，太子还在屋里等朋友来呐，听外边吵吵嚷嚷的，开门一看，当兵的已经冲上来了。太子一看，得，彻底完了，回头进屋，就上吊自杀了。到底太子是自杀还他杀，还有争议。后来有人分析说，当时去抓太子的人很清楚，如果太子不死，有可能被武帝原谅，毕竟人家是亲父子。可那样一来，他们这些和太子在长安城厮杀的人，可就惨了，日后太子登基，非把他们全家灭了不可。所以，抓太子的那些士兵，很可能得到命令或暗示——要死的，不要活的。事实上，后来武帝了解真相以后，确实对太子之死颇有悔意，不但诛了江充三族，还专门建了个“思子宫”，表达对死去儿子的思念。不管怎样，反正太子刘据是在巫蛊之祸中死了。有一句话，时常被人提起：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意思就是感叹人们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同样的错误总是一犯再犯。其实，吸取历史教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扶苏不敢质疑，更不敢反抗，稀里糊涂死了。大家都觉得他死得冤枉。刘据吸取教训，愤而反抗，最终也是身死名裂，而且是全家几乎死光。如果刘据当时不是起兵造反，而是委曲求全，和江充周旋，很可能不会死。毕竟，武帝当时只是想废太子而已，并没想痛下杀手，要太子全家的命。就是废太子，武帝当时其实也没打定主意。如果太子不造反，大概率是武帝大发一顿脾气，杀掉一大帮人，但是会原谅太子——那可是亲儿子啊。刘据继续当他的接班人。到底哪个历史教训才是正确的呢？中国的历史记录太丰富，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有。想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说到底，每个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条件都不相同。在甲时甲地发生的事情，看上去或许和乙时乙地的事情很类似，甚至完全一样，但其实肯定不一样。甲时甲地的办法，很可能并不适用于乙时乙地。所谓吸收历史教训，很可能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如果不能吸收历史教训，那我们研究历史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历史完全没有规律可循，永远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我们又何必了解历史呢？历史上所有的藩王造反夺皇位，都失败了。可是，偏偏就有朱棣“靖难之役”这唯一的成功案例。如果分析历史数据，朱棣应该彻底死心，不敢起兵，因为此前藩王造反的失败率是百分之百。虽然朱棣成功了，可他儿子朱高煦后来照方抓药，也来个叔叔造反打皇帝侄子，却败得稀里哗啦。都说皇帝励精图治，勤政不懈怠，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可崇祯皇帝日夜操劳，没有丝毫懈怠，最终也落了个身死国灭。有人说崇祯疑心太重，错杀了很多大臣，所以才没能挽救明朝，可历史上皇帝“大心脏”，充分信任大臣，结果权臣坐大，皇位被人篡夺的例子，数不胜数。无论涉及什么问题，历史中都能找到正反两方甚至多方的例子。你要吸取历史教训，吸取哪一方的呢？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或许可以这样说：无论你多么熟悉历史，也不能简单地从历史中找到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对现实问题来说，针锋相对的解决办法，其实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先例。毕竟，历史记录太丰富了。虽然如此，研究历史还是很有用。用处在于，了解历史，相当于在脑子里积累了一大堆案例。这样，无论你遇到什么难题，你都能“心中有数、心里有底”。历史中一定有人曾经遇到过类似难题。这样，你就不会过分夸大遇到的困难。说到底，太阳底下无新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自己吓唬自己。前人能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也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无非代价、成本大小而已。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类似的浪花，之前有无数，以后也会有无数。人类常犯的一大错误，就是高估自己和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认为自己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亘古未见。了解历史，或许能打消这种狂妄和虚幻。历史不能给你现成的解决方案，但了解历史能让你拥有更多的智慧、更平和的心情和更谦逊的态度。这可能是了解、研究历史的最大作用吧。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怕死的皇帝——汉武帝中国古人为什么选择“小政府”——关于“闭关锁国”5新中国的拼命“补课”——关于“闭关锁国”4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3官禁而民通——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2明清的“闭关锁国”到底是怎么回事1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秦始皇没有及早立太子，没有确立继承人，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呢？要知道，秦国立太子的制度很完善。秦始皇之前的几代秦王，包括其父其祖，都是很早就被确立为王位继承人。秦国的最高权力传承，因此一直很平稳。这是战国时期秦国竞争力强的重要原因，可以持续积累几代人的努力——奋六世之余烈。可是，到了秦始皇这里，偏偏出了问题。秦始皇怕死、忌讳谈死后之事，这是原因之一。由于这个原因，秦朝的大臣无法和皇帝商量此事，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说服秦始皇避免犯错误。不过，这事很可能还有另外更大、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从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说起。史记记载，陈胜吴广起义时，“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也就是打着死去的扶苏、项燕的名义造反。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皇位的。但因为秦始皇没有提早确立继承人，扶苏被赵高用假诏书害死。项燕是楚国的大将，在和秦国的战争中自杀殉国。项羽是项燕的孙子。打着项燕的名义，没什么疑问。陈胜吴广都是楚国人。他们造秦朝的反，打着楚国大将的名义，很正常。但楚国人造反，打着秦公子扶苏的名义，这就有些奇怪了。有人认为，因为扶苏是冤死的，世人都很同情。陈胜吴广打着扶苏的名义，容易得到世人拥护。这好像说不通。就算扶苏死得冤，那也是秦朝内部的事情。楚国人犯得上替扶苏抱打不平，甚至用他名义造反起义吗？别忘了，楚国可是被秦国灭的，秦楚是不共戴天的死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要和秦国血战到底，打到最后一人。秦楚如此血海深仇，楚国人造反，完全没理由打着秦朝统治者之一扶苏的名义啊。可是，在当时，大家都认为，陈胜吴广用扶苏的名义造反，很正常。当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那么奇怪啊。一点儿也不奇怪。陈胜吴广打着扶苏的名义造反，原因很简单，扶苏其实是个楚国人，或者说，是楚国的子弟。扶苏的母亲是楚国贵族。扶苏虽然是秦公子，但也可以说是楚国的孩子。楚国的孩子，冤死在秦朝人手中。楚国人造反，给自家冤死的孩子报仇雪恨，这不是很正常吗？这当然能激发楚国人的斗志啊。李开元先生的《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一书，通过对很少的史料，抽丝剥茧、细致分析、层层深入，确实解开了很多谜。扶苏的楚国背景，就是被解开的“秦谜”之一。读这本书以前，我对历史有个错误的认识。我认为，皇帝的外戚问题，是从汉朝才开始出现的。此前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没见到有人提到外戚问题，我就认为那时还没有这个问题。看了《秦谜》这本书，我才知道，外戚问题早已有之。区别是，在秦汉及以后的朝代，外戚是国家内部问题。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外戚是更严重、更棘手的国际问题。那时候诸侯国统治者之间往往有联姻关系。君主的妻子是其他国家的贵族。这样一来，君主和他的母族、妻族之间的问题，就成为国际问题，相比秦汉以后外戚只是国内问题，牵涉面要大得多。秦国和楚国就是这样。楚国的贵族女，嫁到秦国王室，可谓源远流长。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就是那位在位五十多年的长寿老人，他的母亲宣太后，就是楚国人。秦昭王很厉害很能干。实际上，如果他的运气好一些，秦统一六国，可能在他手上就完成了，不用等到几十年后的嬴政了。秦昭王是个厉害人物，他的母亲更厉害。至少从秦昭王开始，在秦王宫里就有一个以宣太后为核心的楚国势力集团。宣太后自己是楚国人，给儿子秦昭王“找对象”选王后时，就从娘家人——楚国贵族里去找。因此，秦昭王的王后也是楚国人。秦国后宫的楚国势力集团，越发强大坚固。秦昭王的儿子秦孝文王，也叫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也是楚国人。但秦孝文王的儿子，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到赵国做了人质，所以娶了个赵国贵族女子。后来，秦赵开战，赵国打算杀了异人这个人质。吕不韦帮着异人逃回秦国。逃得慌忙，老婆孩子都顾不上，扔在赵国了。但嬴政和他妈都平安无事。看，秦始皇的赵国姥姥家势力确实很大，虽然女婿是敌国人，但照样有能力保护女儿和外孙。不过，秦始皇对这段“避难岁月”没什么好记忆。后来统一战争中秦国打败赵国以后，秦始皇亲自赶到赵国都城，把“避难岁月”中得罪他的人挨个抓起来杀了。秦始皇的父亲异人，也就是秦庄襄王的王后是赵国人，所以秦国后宫里就有了一个赵国势力集团。但赵国集团和根深蒂固的楚国集团比起来，还差得远。宣太后、华阳夫人都是楚国人。楚国外戚集团，事实上主导了秦国政治。所以，秦始皇的王后，也就是秦朝的首任皇后，还是楚国人。这位王后生了扶苏，扶苏是楚国人的孩子。虽然史料中的记载非常少，只能说是依稀可辨。但把零零碎碎的史料拼起来，能看出，秦始皇在立太子时，必须考虑后宫不同外戚势力集团的问题。秦始皇的祖母，也就是异人的生母夏太后，是韩国人。史书上说，说夏太后不太得势，甚至被冷落，所以生的儿子异人被送去当人质。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了夏太后的陵墓，陵墓规模很大，属于帝王级别。看来。夏太后及其韩国集团也不是“省油的灯”，和华阳夫人及其楚国集团在后宫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楚国集团和韩国集团的关系，既复杂又尖锐，再加上秦始皇生母带领的赵国集团。秦始皇夹在其中，也是很辛苦。不要以为这只是女人之间争风吃醋、吵架拌嘴等事。事实上，秦国、秦朝的很多贵族，都卷入其中。秦始皇的一个弟弟，后来起兵反叛被杀。这事背后，就有韩国集团推动。嫪毐之乱，则是赵国集团策动的。如果立了扶苏为太子，楚国集团必然进一步做大。要知道，在秦楚统一战争中，秦国费了很大力气，出动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六十万人，才勉强打败了楚国。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楚国集团的秦国贵族，返回楚国保卫祖国，和秦国交战，给秦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立一半是楚国人的扶苏为接班人，秦始皇实在是一百二十个不放心。后来楚国人陈胜吴广造反，打出扶苏的旗号，证明秦始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就是秦始皇迟迟下不了决心立扶苏为太子的原因。人类社会，基本上都按照父系的姓氏记录血缘传承。这样一来，同姓亲属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明显。比如汉朝皇帝姓刘，史书上那些姓刘的贵族，他们之间的关系，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和记住。比如认为刘备是汉献帝的“皇叔”。其实，刘备和汉献帝之间的血缘关系实在太远，远到根本无从追溯——有没有都很难说。“皇叔”云云，基本上就是靠一个“刘”字演绎出来的。而母系，或者说外戚方面的关系，虽然同样是很密切的血缘关系，但因为姓氏不同，如果不特别注意，往往会意识不到。于是，历史人物之间重要的血缘关系，就被忽略了。比如，巫蛊之祸中第一批被诛杀的是公孙贺家族。后来太子刘据被江充攻击时，一想到公孙贺家族被灭，就觉得自己也无路可走，只好悍然造反。为什么想到公孙贺被族诛，刘据就觉得自己也无路可走呢？这事和他有什么关系？原来，他们是很近的亲戚。太子刘据姓刘，他的母亲卫太后姓卫，卫太后的姐姐，嫁给了公孙家。公孙贺是刘据的姨夫。看，姓刘的，姓卫的，姓公孙的，三个姓氏的人，其实是同一家人，但是，要从母系的角度去看。只看姓氏，就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别人看不出来，当事人自己却非常清楚啊。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舅舅、姨妈的关系丝毫也不比叔父、姑妈的关系远——甚至更亲近。所以，虽然外戚中有个“外”字，但对当事人来说，这个“外”的血缘关系，对他的选择和行为的影响力一点儿也不“外”。历史当事人面对的环境，后人往往很难完整“还原”。不能完整还原环境，忽略了其中重要的因素，后人就会错误理解历史当事人选择和行为的理解，甚至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当事人必须面对和考虑的条件，却被后人忽略了。这样一来，当事人的选择和行为，就变得怪异甚至不可理解。这是我们理解历史的难点之一。《秦谜》这本书好得很。好就好在，通过对秦后宫外戚势力的分析，弥补了以往人们对秦历史认识的一大空白，不但解了很多谜，而且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让历史更真切、更可信了。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怕死的皇帝——汉武帝中国古人为什么选择“小政府”——关于“闭关锁国”5新中国的拼命“补课”——关于“闭关锁国”4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3官禁而民通——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2明清的“闭关锁国”到底是怎么回事1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汉武帝也是因为“怕死”，而在晚年犯了大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去世，享年70岁。在当时，这要算是长寿老人了。而且，不管有多少争议，武帝都要算是“有为之君”，且在位时间长达54年，到了晚年，已经有了无可争议、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上篇文章说的因为皇帝怕死而可能犯大错的三个条件，前两个都具备了。那么第三个条件——时代背景呢？也具备了。正统的儒家，很排斥巫术、神鬼等迷信观念。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孟子、荀子对巫术、装神弄鬼都严厉批判。可是，西汉前期，儒家并不得势。跟着刘邦夺天下的，是一帮大老粗。这些大老粗对巫术等等，很迷信。巫蛊之术，因此在西汉很流行。巫，是指巫术；蛊，原意是把很多害虫放到一个罐子里，让它们互相吞噬。据说最终活下来的那个，就是最厉害的毒虫，也称“养蛊”。“巫蛊”就是指用巫术害人。其中一个做法弄个木雕的小人像，当作自己的仇人，把木雕埋到地下，或者用针扎等等。据说那个仇人就会因此受伤甚至死去。西汉的法律中专门有一条：“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弃市，就是在市场这样的地方公开砍头，也就是当众处死。可见西汉政府认为巫蛊确实能害人。虽然官方态度如此严厉，但不同的皇帝对此的处理力度并不一样。汉文帝就不太看重此事。汉文帝觉得：谁背后不骂皇上啊。骂就骂呗，不必太当回事。（“民或祝诅上……吏以为大逆。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可是，汉武帝对此就很敏感、很重视。虽然汉武帝对巫蛊很敏感、很重视，但年轻时，还不是特别敏感、重视，至少，没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已经当了10年皇帝，但武帝那年只有28岁，还在青春岁月。这一年，有人告发皇后安排一个女人做巫蛊，诅咒皇帝。武帝大怒，当即处死了那个女人，牵连被杀的人，有三百多。但皇后没有被杀，只是被废了而已。你可能会说，这还不敏感？杀了三百多人，这简直就是凶恶残暴啊！比较一下40年后武帝晚年时的“巫蛊之祸”，就知道这次杀三百人，实在只能算是毛毛雨。40年后，公元前91年夏天的“巫蛊之祸”中，武帝不仅杀了已经立了多年的太子刘据，还杀了太子全家。太子的母亲卫皇后（已故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武帝的女儿以及大批高官，都在这次事件中自杀或者被杀。可以说，“巫蛊之祸”中，西汉中央的精英层基本被一网打尽。都城长安死亡的士兵、民众等等，更是数以万计。同样是巫蛊事件，为什么晚年的汉武帝，比他年轻时的态度要歇斯底里得多，甚至已经到了疯狂且不可理喻的地步？最合适的解释就是，武帝人老了，怕死。到了晚年，武帝身体多种出现病痛，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好受。一方面被种种疾病折磨，另一方面，到了这个年纪，自然会想到死之将至。于是，武帝就偏执地相信，他的病痛，就是因为有人用巫蛊之术害他。这就给了小人可乘之机。公元前91年初，丞相公孙贺干了一件致命的蠢事。为了搭救犯了贪腐罪的儿子，他主动出手，帮朝廷抓住了一个通缉犯。没想到，被抓的通缉犯在狱中反咬一口，说公孙贺那个贪腐儿子和公主私通，并对武帝做“巫蛊”。这一下子触动了武帝的大忌。武帝下令，公孙贺全家，和牵涉其中的公主，全都处死。虽然已经死了一大帮人，但这只是杀戮大餐的“小吃”而已。到了夏天，武帝身体不舒服，离开长安外出避暑。朝廷里有个名叫江充的小人对武帝说，皇上身体不好，肯定是因为有人做巫蛊诅咒。武帝就让江充彻查此事。得了大权的江充，立刻带人在长安城里到处抓人，闹得满城人心惶惶。不仅在京城，江充还带人冲进皇宫，矛头直指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之前被灭族的丞相公孙贺，是太子的姨夫，也就是卫皇后的姐夫。刘据一看，现在闹到自己头上，肯定是活不成了，干脆反了吧，就带兵杀了江充，在长安城里闹起来。武帝闻讯赶紧赶回长安，路上下令接替公孙贺的丞相刘屈氂带兵剿灭太子反叛。双方在长安城里大打出手，混战中死了几万人，血流成河。太子刘据战败，卫皇后、太子先后自杀，卫氏家族和牵涉其中的众多高官，都被斩杀。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0年，前一年还带兵和太子刘据拼命厮杀的丞相刘屈氂，不知怎么回事，也卷入了巫蛊事件。刘屈氂全家被杀。将军李广利是刘屈氂的亲家，当时正带兵和匈奴打仗，听到噩耗以后，决定向匈奴投降。李广利全族因此被灭。事情到此还没完。从公元前89年到公元前87年，还有很多高官因此被杀。可以说，汉武帝最后五年里，汉朝中央有权有势的高官大族，几乎被消灭殆尽。这可真是一个可怕的“五年计划”。巫蛊之祸中死去的太子刘据，7岁时即被立为太子，去世时是38岁，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太子。刘据生前的名声很好，死后多年，老百姓还很怀念他，希望他没死。后来有人冒充太子来到长安，长安城数万人围观，弄得当时的政府紧张不已。可见众人对太子很思念。那么问题来了。汉武帝为什么要在“巫蛊之祸”中除掉刘据这个很不错的太子，并且还铲除了太子全家。父子之间，有那么大仇么？其中有很多不可解之处。历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最大的疑惑在于，不仅太子刘据和他的家族、附庸在巫蛊之祸中全灭，其政治上的对立面后来也都被灭。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胜利者，大家几乎是同归于尽。所以就不明白汉武帝到底是为什么？想来想去，和秦始皇那些错误类似，汉武帝之所以在巫蛊之祸中如此歇斯底里、状类疯狂，就是因为怕死。身体多病，加上坚信有人巫蛊害他，武帝惊恐之下，就大开杀戒，连自己的老婆、儿子、女儿都不放过，全都杀了才解气。皇帝如此疯狂，下面的人就趁机作乱，除掉自己的政敌。大家都这么干，杀来杀去，结果就是，没有赢家，大家都成了输家。到后来，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只能以同归于尽告终。这个同归于尽，也包括武帝本人。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巫蛊之祸这事，到此才算彻底了结。巫蛊之祸对西汉政治的影响有多大呢？非常大。几乎致命。太子、亲人、文武大臣等等，被大量杀戮。结果就是，武帝临终时，已经无人可用，最后只好让八岁的小孩刘弗陵继位，就是汉昭帝。孩子太小，只好安排顾命大臣辅政。武帝选定了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田千秋、桑弘羊为顾命大臣。这几个人中，除了桑弘羊已经是财政方面的大臣以外，其他几人，只能算是新人或者弄臣。霍光此前，碌碌无为，只是皇上身边一个高级侍从而已，本无资格承担如此重任。但有名望的大臣已被杀光，只好指望霍光这样的弄臣了。这个顾命大臣的安排实在是颇为怪异，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怀疑，顾命大臣云云，其实是这几个人自己给自己定的。武帝临终时，已经“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任人摆布。遗诏之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汉武帝几乎重演了秦始皇临终时的故事——被人伪造诏书，权臣控制朝政，大权旁落。事实上，随后的二十年，霍光就是事实上的皇帝，掌握朝廷大权。汉昭帝是非常聪明的人，但被权臣控制，年纪轻轻就憋闷死了。后来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不甘被霍光摆布当傀儡皇帝，重用他从王府带来的人。霍光一看，这哪成啊。刚过二十多天，就悍然废了刘贺。虽然史书上说得很隐晦，但霍光废刘贺，其实就是一场非法政变。西汉王朝的幸运在于，继任的汉宣帝很有智慧，很有城府，韬光养晦，和霍光周旋了好几年。等到霍光死了，才出手灭了霍氏全族，解除了皇权威胁，保住了大汉王朝。武帝因为怕死，最后几年非理性地疯狂折腾，几乎断送了大汉江山。好在国运尚在，汉朝才没有成为第二个秦朝。皇权是中国长期历史实践的产物，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它可以避免国家内部为了争夺权力而展开的内战。但皇帝也因此成为制度中最薄弱的一环。再强悍能干的人，也只是肉体凡胎，不可避免有种种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怕死，老年发昏，就是难以解决的人性弱点之一。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众多皇帝君主中算是超一流的人物。但即使是这种顶尖的奇才，在晚年也很难逃避人性的弱点，国家因此面临严重甚至致命的威胁。回到历史，怎么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我没有答案。历史的难题之一就是：并不是所有难题都有解决方案。有的事情，人们就是无可奈何。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本文系原创作品，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其它公众号转载及商业合作请后台联系，谢谢。中国古人为什么选择“小政府”——关于“闭关锁国”5新中国的拼命“补课”——关于“闭关锁国”4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3官禁而民通——说说明清的“闭关锁国”2明清的“闭关锁国”到底是怎么回事1“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太平天国的真相8为什么要反对偶像崇拜——太平天国的真相7“大传统”和“小传统”——太平天国的真相6“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太平天国的真相5全球大潮的组成部分——太平天国的真相4中国的宗教战争——太平天国的真相3“拜上帝教”是基督教吗？——太平天国的真相2太平天国真相中国成功扶贫的秘诀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全文）美国是军事强国吗？（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李子旸”看更多精彩文章

戳上方蓝字[李子旸]关注公众号，不错过精彩文章~上古时期，马拉的战车是战场上的主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车逐渐被步兵、骑兵取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这个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战车的消亡，有种种军事技术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战争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相比之前，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有了数量级的提升。战车无法适应这种大型激烈的战争。和步兵、骑兵相比，战车的劣势显而易见。地面稍有不平，车轮就应付不了。几匹拉车的马有一两匹受伤倒下，整个战车就可能倾覆，失去战斗力。而且，战车要有“御手”专心驾车。在战场上，这可是很奢侈的人力安排。战车只适用于贵族之间那种低烈度的战争。这种战争，其实更像是贵族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者仪式。宋襄公的种种“迂腐”，后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那的确是贵族低烈度战争的“规则”。在这种低烈度战争中，使用战车，可以保持贵族高大上的姿态，看上去很优雅。而且，只有贵族才有财力拥有车辆。这正好凸显了贵族的身份优越感。那时候，打仗是一种权力和地位。这种权力和地位，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从春秋后期开始，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规模也急剧扩大。到了战国，各诸侯国动辄出动几万、几十万大军，展开殊死的灭国之战。秦赵长平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几十万，最后，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在统一战争中，秦国进攻楚国，起初派出二十万兵力，打不赢。兵力增加到六十万，终于击败并吞并了楚国。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任何花架子、假招子、作秀摆姿态，都没有存活空间。战车和宋襄公的“迂腐”，一起从历史中消失了。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动辄几十万的数字是夸大了。但是，就算把这个数字降到十分之一，降到几万，规模也很惊人。要知道，战国时期，不仅是农业社会，而且是铁器使用并不广泛的初级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很有限。在这种社会中，几万青壮年，脱离生产，吃饱吃好，还要穿军装拿武器，消耗各种后勤物资。对农业社会来说，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能够承担这种负担的国家，一定是“大政府”，而不会是“小政府”。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并非从来都是“小政府”，也曾经有过“大政府”。战国时期，经过变法，各诸侯国的国家能力，空前强大，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政府”。统一后的秦朝，更是一个“超级大政府”。在很多方面，秦朝的国家能力，已经接近甚至达到现代国家的水平。可是，中国人对这段“大政府”的历史记忆，实在太糟糕了。战国时期的战乱，连秦始皇都觉得难以忍受。秦始皇之所以坚持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就是因为，他觉得分封制是“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分封了诸侯国，永不了多久，就会再现没完没了的可怕战乱。秦的统一，消除了战国“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杀人盈野”的战乱，但大家还没高兴几天，秦这个“超级大政府”又开始了另一种“乱”，那就是各种雄心勃勃的大项目。对外南征北战，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对内各种超级大工程：驰道、长城、皇帝陵墓。哪一项耗用的人力都是几十万级别。看来，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大政府”带来的，都是灾难和痛苦。在秦朝这个“超级大政府”中，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居于核心地位。“皇帝”二字，从上古传说的“三皇五帝”中各取一个字，作为一个称号，实在是达到了顶点，无以复加，堪称极致。后世两千多年，硬是没人能想出更高级的名称，一直沿用“皇帝”这个称号。不仅名称达到极致，皇帝的权力，也达到顶点。秦始皇一言九鼎，一人可以决定百万、千万人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可惜，“超级大政府”秦朝短命而亡，只过了十五年，就灰飞烟灭。战国的战乱，和随后秦朝的短命而亡，给后来的西汉留下了一道大难题：如果没有皇帝，没有统一大帝国，列国分立，就会彼此征战不休，流血漂橹。如果统一为一个大帝国，由一个皇帝一言九鼎地统治，内战可能没有了，但这个皇帝拥有的权力又太大，会成为下一个“暴秦”。两边的情况都很难受。怎么办呢？到底选哪条路呢？对这道大难题，西汉王朝从上到下反思、争论了很多年。不同观点的人之间展开了激烈持久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就是儒法之争。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占了上风。换个角度看，就会意识到，儒法之争，其实就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之争。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这当然就是“大政府”，国家通过法律把方方面面都管起来。儒家认为，正是这种“大政府”，才造成暴秦的短命而亡。“大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纠偏方案是儒家的“小政府”方案——“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以德治国”，说白了，就是用一套模糊、抽象、宽泛的原则“柔性”地治理国家。而不是像法家那样严刑苛法、无所不管。儒家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示范带动作用，讲人情，重教化，而不是依靠惩戒、刑罚等硬邦邦的“大棒”来治理国家。“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另一面，则是悄悄地给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套上了“枷锁”。从此以后，皇帝虽然表面还是最高权力拥有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秦始皇那样一言九鼎的至高权力。在实践中，儒家逐渐摸索出一套限制皇帝权力的办法。（一）以谏制君：用大臣的劝说、上谏制约皇帝，为此还形成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鼓励大臣敢于对皇帝唱反调，如果因此而死，反而能名垂青史，让皇帝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二）以天制君：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灾害解释为不祥之瑞或上天的谴责，提醒和告诫皇帝。上天发话了，皇帝这个“天子”（上天的儿子）当然只能听话，不能继续任性胡来。（三）以儒制君：对皇帝和太子进行系统的儒家教育，编订了一系列教科书，用儒家勤政爱民、礼义廉耻、仁爱之心等等教育皇帝和太子，从小就向他们灌输儒家观念——洗脑从小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