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古人

技术乐观派相信，工业革命开启了技术革新的大门。从那时开始，人类一次次地创造出技术革命。并且，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未来的技术革新，将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在技术革新面前，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核聚变、超光速旅行、永生不死、多维空间，都将成为现实。

我却是个技术悲观派。乐观派认为工业革命是开始，我却认为工业革命是结束，或者说，是“守株待兔”里的那只兔子——独一份，后面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是开发利用化石能源。此后的众多技术创新，实际上只是“优化”“改善”，而不是“革命”。

我们目前看到的种种技术创新：可控核聚变、新能源汽车、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生物科技、太空开发等等，看来看去，怎么都看不出当初工业革命时的那种“革命”劲儿。有的技术创新，甚至连优化都算不上，很可能是走上了歪路，是在浪费资源，就是个资本圈钱的把戏。

技术的乐观派和悲观派，谁对谁错。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肯定争论不清楚。不过，我想，即使是超级技术乐观派，恐怕也得承认，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

既然不是必然，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严肃面对，那就是：如果今后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就是没出来，无论人们如何投资、如何努力，技术进步只能停留在局部优化甚至停滞不前的水平——“距离可控核聚变成功永远还有五十年”。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社会？

即使是由于要“考虑最坏的情况”，我们也不应该假设上述问题肯定不存在。而应该认真思考，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怎么办？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现行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制度，其基础，明着暗着都是相信未来必然会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因此，经济会一直增长，无非有快有慢。社会治理得好，经济增长就快。社会治理出问题了，经济增长就会慢甚至停下来。经济增长是社会制度的函数。

这显然符合技术乐观派的观点。

大家都忽略或者故意回避上面那个严肃问题——如果就是没有技术革命，怎么办？

对于已经习惯了技术革新、经济增长的现代人来说，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不太愉快。不过，这种思考倒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和古代社会。

这是因为，虽然主观上不见得很清楚，但古人实际上一直在面对和苦苦思考这个重大严肃的社会问题。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结构，可以概括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理解古人，很有现代意义。凝结在历史中的古人的智慧，对现代人，有很大启发性。

事实是，从农业出现以来——那是一万或者八千年前，至少从铁器广泛应用以来——在我国，那是三四千年之前，古人就不得不面对没有技术革命，只有局部优化，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

具体到我们中国来说，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没有技术革命、没有经济增长”就已经是大背景了。理解这个无法摆脱的大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古人的所作所为。

汉朝的画像砖，其中有耕作的场景。

看这些场景，你会发现，汉朝的农业生产，和工业化之前的旧中国农业，差不多，同样的耕牛、爬犁，同样的挥舞农具。不仅场景差不多，亩产量也差不多。每亩产量一两百斤、两三百斤，顶多是四百斤。

有人可能因此哀叹，哀叹中国社会进步之慢。从汉朝到旧中国，农业技术、产量居然没什么进步。其实，这种哀叹，是无知。

在化肥出现以前，农业技术和产量就是这个水平。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中国只不过很早就达到了这个上限。不过，既然是上限，到达了以后，当然也就很难继续突破了。两三千年虽然是很长的时间，但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化肥，再过上两三千年，也还是那个样子。

有了农业生产，大家也用上铁器了，那么，在工业革命也就是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以前，人类社会就只能停留在没有经济增长，只有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

在这漫长的两三千年里，也有各种技术优化：爬犁的改进、脚踩水车、农家肥的使用、改良水土、精耕细作等等。但这些技术优化肯定没有化肥这种革命性技术的“颠覆效果”。只有化肥等一系列工业技术出现了，农业生产才能有级别的提高。此前，根本没戏。

古人可没听说过经济持续增长这种事。农业总产量的增加，只能依靠土地面积的扩大（征服占领更多的地方）和人口繁衍的自然增长。此外再无办法。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气候好，打的粮食多一些。有水旱灾害，就会歉收甚至绝收。产量始终是波动的。一直向上的多年持续增长，做梦也想不到。

古代中国社会的很多核心制度和政治文化，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无增长”的社会现实。

比如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崇本抑末、重农抑商。

古人认为，农业是本，包括商业在内的其他行业是末。国家一定要有意识地鼓励农业，同时压制其他“末”业，绝不能允许商业等末业冲击了农业这个“本”。

这个政策，今天看来愚不可及。在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代，“抑商”简直就是罪恶滔天的反动派。但大家可能忽略了，在无增长的古代社会，商业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农业产量是基本固定的，靠天吃饭。商业虽然能优化资源配置，但在牛拉人耕的技术水平下，再怎么优化资源配置，也不可能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产量。

更重要的是，商业的过度繁荣，确实有可能影响甚至摧毁国家之本——农业。商业经营，往往来钱很快、很多。如果任由商业发展，很多人就会弃农经商。在今天，这不是什么问题，可能还是好事，能活跃市场。但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被冷落了，就意味着很多人要饿死，就意味着要天下大乱。崇本抑末、重农抑商根本就不是政策选择，若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必须大计。

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商业经营让商人积累巨额财富，对社会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革命性地飞跃发展。研发技术需要投资，这时，私人投资者掌握巨额财富，是好事，可以促进技术发展。瓦特的蒸汽机、爱迪生的灯泡都是私人投资支持的。

但是别忘了，这是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

在之前的古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技术革命，只有零星的技术优化。商人手中的巨额财富，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而只能是商人及其家庭的奢侈消费。更坏的是，这些巨额财富必然成为商人收买官员、打造官商共同体的武器。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明清的盐商。明清的盐商，实际上是政府的第二税务局，他们因此赚到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既没有用于技术研发，也没有用于生产投资，基本只是用于盐商的花天酒地、奢侈浪费和收买官员。

这是不是因为盐商们的水平太低呢？倒也不是。在工业革命没有启动，开发利用化石能源这个大门没有打开以前，投资技术确实没什么办法和途径。反正就是牛拉人耕，有什么可投资的？那时，如果真有巨额资金投向农业，还麻烦了。因为一定会抬高地价，让耕作的农民陷入困境，加剧贫富分化，酿成社会动乱。

也就是说，在外在技术空间不能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人们必然出现“内卷”，为了盈利，发展出大量非生产乃至反生产的“新兴行业”“商业模式”。放任这些“末”自由发展，一定会毁掉国家的“本”，进而毁掉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

世界历史上的商业帝国都短命，并非偶然。

古人不可能改变“工业革命还没有降临”这个大问题。他们只能在“无技术革命、无经济增长”的社会中治理国家。

因为，他们必然采取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方针政策，用各种办法压制商业和商人的力量和社会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长治久安和国泰民安。

说到这里，我们回到开头那个严肃的大问题。如果今后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就是没出来，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社会？

恐怕我们也只能采用类似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太阳底下无新事。情况类似、问题类似，解决方案也就差不多。

从这个角度，对我国近年来的一些社会政策、治理举措——比如房住不炒，会有更深的理解。很多人以为这些政策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其实，这些类似政策是崇本抑末的现代版。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任由“盐商”聚敛巨额财富，而放任不管。

说到底，社会的延续，要依赖生产。包括商业在内的非生产行业，只有对生产有支持、辅助意义时，才有必要发展扩大。如果非生产行业畸形发展，影响乃至破坏了生产行业，让步的，一定是非生产行业。

否则，做出让步、付出代价、承受牺牲的，就只能是国家和人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