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标签

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我们最频繁遇到和争论的问题是：“是什么？”

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是专制君主，还是立宪君主？是自由民主，还是专制独裁？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是什么”，决定了你身上贴哪种标签。而这个标签往往意味着很多，甚至直接决定了你是正义还是邪恶，是进步还是落后，是文明还是野蛮。

对这种“贴标签”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往往感到很别扭、不习惯，可是，到底为何别扭和不习惯，又说不清楚。于是，我们看到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问姓资姓社”等“和稀泥”式的说法。

显然，“和稀泥”并没能真正解决贴标签带来的别扭和不习惯。尤其是在国家政治这个重要领域，我们经常被各种标签牵着走，很被动，经常陷入无力辩解的焦虑状态。这可不太好。

贴标签的背后，是一种“本质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本质论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内在的本质，这种不可改变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根本属性。这种思维方式发源于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并没有本质论这种观念。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

因为本质论的思维方式，所以西方人对“是什么”特别关注。具体到国家事务，他们认为，国家选择什么制度最重要。只要选对了制度，国家就能好起来。制度不对，国家就“药丸”。

所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陷入困境向发达国家求援的发展中国家，西方人要求他们首先建立起选举民主制度。西方人认为，只要有了选举民主，就成了民主国家，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其它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解决。然后，这些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就会焕然一新，走出困境。

可惜，他们推销的解决方案在现实中遭遇种种失败和尴尬。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选举民主以后，不但没有实现繁荣富强，反而陷入国家动乱甚至分裂。“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标签有了，但那些迫切的实际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恶化了。

渐渐地，有的西方人意识到，简单地解决“是什么”，也就是只贴上标签，远远不够。终究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动手去治理国家，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governance的概念。governance在中文中被翻译为“治理”。

governance这个概念传到中国以后，一下子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深厚的思想资源。说到治理国家，这事我们可太熟悉了。我们中国人至少干了三千年了。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思想资源，如果我们中国自称第二，世界上没人敢称第一。

以往，在种种“是什么”的标签压迫之下，我们疲于应付，各种和稀泥。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别扭和不习惯了。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一代代人都在忙于治理国家，都在研究“怎么办？”，在思考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而根本没有或者很少关心“是什么”。一下子被人追问“是什么”，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现在，governance的概念大行其道，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正确的。重要的，永远是行动，而不是贴标签。或者说，怎样把国家治理好，才是真问题。至于姓资姓社、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全无价值，但在这些问题上过分纠缠，是错误的思维方式。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治理体系”的表述。这不仅仅是个文件上新提法，而是用“治理”这个关键词，打通了古今的隔阂，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和今天的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二者融为一体。

学者曹锦清进而提出“治体”一词。他认为，西方政治学说重在政体，轻于治体。而中国政治学说从来没有政体的概念，但一直很强调治理，也就是重在治体。

政体和治体的区别，大致对应着我所说的“贴标签”和“行动”的区别。因为没有本质论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关心某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对于国家制度来说，我们关心的是，执政者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也就是关心执政者的具体施政行为及其效果。至于国家到底属于什么制度，留给“大学问”们去研究吧。

近现代，由于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强势和主导地位，他们的本质论观念及政治上的种种“贴标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牵引了全世界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跟着想来想去争来争去。但因为基础观念的差异，我们终究感到别扭和不习惯。现在，随着governance、治理、治体等概念的兴起，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终于有了抬头之势。用《夜航船》中的那个段子来说就是“且待小僧伸伸脚”。

可以预见，接下来，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治体等概念在政治学、政治哲学、行政学、经济学等领域中将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核心和基础概念，并引发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范式级别的“革命”。人类对于国家和政治的关注重心，将从“是什么”转向“怎么办”。毕竟，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贴标签。

当治理、治理体系、治体等概念越来越重要时，有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治理？更进一步说就是，国家治理的概念是什么？

说到治理和国家治理，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要清晰地把概念表述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概念在我国流传久远，过于普及，结果反而是，人人都知道，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学理的层面来说，从政体转向治体，从“是什么”转向“怎么办”，那些核心的概念就必须明确。既然是关于“怎么办”，那么，治理到底说的是哪一种过程？

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熊万胜的《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做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熊万胜对治理的概念，提出了准确而精妙的解释。

熊万胜指出，国家治理，意思就是国家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联结方式。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就是在政治上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和下层之间，要有某种联结方式，否则，国家也就不成为国家了。这种联结方式，就是国家治理。

西方和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有根本性的不同。

西方人，之所以更重视政体，也就是更重视国家制度“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治理方式，很抽象。他们习惯于用一种抽象的法则——法律，来约束、管理社会。在这种抽象体系中，不但治理法则——也就是法律——是抽象的。相应的，整个社会也是抽象的——人民被抽象为公民。

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把公民抽象为公民的结果。这种观念假设，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西方人重视政体，就是重视那套抽象的规则。他们相信，把抽象规则定好了，在现实中严格执行，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熊万胜在这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在于，他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中国历史上长期没有“公民”的概念。很多人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公民”这种抽象概念，正是因为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具体的国家治理方式。

所谓具体的国家治理方式，指的就是，自古以来，中国政府的治国方式，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具体的民众。因为面对的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情况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对具体的人平等地适用同一套抽象规则，看起来公平，其实并不见得。

比如，给所有人平等分配，这是一种公平。但是，给弱者多一些，给强者少一些。这也是一种公平。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公平。而要想“有偏有向”“有轻有重”，也就是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直面具体的民众，而不是同一套抽象规则对应抽象的“公民”。

这就是中国传统强调“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原因所在。“礼”和“德”同样是规则，是对人的约束。但和“法”相比，“礼”“德”的特点就在于柔性和具体，而不是“法”那样冷冰冰、硬邦邦的不近人情。

理解了“国家直面具体民众”这个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就有了全新的和更深的理解。

欧洲历史中，“包税人”很常见，很流行。所谓“包税人”，就是某人“承包”某地的税收，由他来收税，交给国家。国家不直接向民众收税。包税人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中间层，他们往往都能发大财。而国家可以省很多事。

但在中国历史中，“包税人”只在局部和短时间内存在过。在绝大部分时段，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直接向民众收税。中国政府宁可费时费事地直接向民众收税，也不允许包税人等中间层次的存在和做大。

实际上，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建立，就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直面具体民众”的治理方式。从那时开始，防备中间阶层做大，进而架空中央政权，切断国家直面具体民众的渠道，就成为历朝历代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而中国的历史实践也一再表明，中央政权直面具体民众的治理体系维持得比较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时候；而中间势力做大，国家与民众之间直接联系趋于薄弱甚至被切断的时候，往往就是快到割据势力四起、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候了。这是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之一。

关于国家治理，中国漫长的文明史、治理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正面反面的典型案例都有一大堆。中国的政治家，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政治理论，但因为实际的执政经验，以及潜移默化的历史传承，对这些经验教训，都有充分和深刻的认识。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长期维持高水平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在治理、国家治理、治体这些核心概念的指引下，中国丰厚的治理思想资源将被逐渐开发，为世人所知。在这方面，中国很有条件对人类文明今后的发展做出重大的、决定性的贡献。

熊万胜的《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一书就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