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空间生命政治导读论坛的第五场，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加拿大杰出的经济史家，传播史家，媒介理论家，多伦多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经济史，提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著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1923）、《加拿大皮革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入门》（1930）、《鳕鱼业：一种国际化经济的历史》（1940）等，被公认为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伊尼斯在后期从文明史研究中创建了影响后世的传播理论，生平最后两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最后，他明确抛出多数时候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空间偏向的恶果，亦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恶果。换言之，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亦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为此，他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这种看上去趋于保守的态度，只有在麦克卢汉以他关于电子媒介的理论模型对伊尼斯的愿景进行转换之后，才显示出更为激进的一面。

创造力的报应｜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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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在《传播的偏向》1964年再版序言中讲的很清楚：他说后期伊尼斯非常精彩的地方在于，把从“观点”viewpoint出发的方法转向“界面”interface的方法，从而获得insight“省悟”，麦克卢汉还提醒说，“这是聊天或对话的自然形态，而不是书面话语的自然形态。书写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从题材中分离出一个方面，将注意力死死地指向它。而对话则是另一种倾向，即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省悟。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省悟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省悟是与各种形态生命的一次接触。”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变和后期伊尼斯的核心思想密切相关。那么，这种转向怎么发生的呢？

缘起｜这要回到《帝国与传播》这本书的起因，它其实上是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讲授“帝国经济史”这门课程的讲稿。伊尼斯原本被期待讲讲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史，可是在绪论中，他为这门课程设置了不寻常的任务：首先他把命题做了个颠倒，不是在不列颠帝国的内部研究它的经济发展史，而是研究经济因素对不列颠帝国兴衰有什么意义，而这样就必须触及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可是，如果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就不能只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因为穷究经济因素这种执迷本身正是西方文明亮出的警灯，是这种文明的危险信号和局限。换言之，伊尼斯为了研究自身所处文明的局限性，有意识不用这一文明本身的支配性模式来做研究。这时候，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发挥了作用，作为社会联系的基本纽带“传播因素”取代“经济因素”，成为伊尼斯思考帝国问题的关键。传播因素具体讲，就是讯息的生成方式、扩散方式和交互影响的方式，一旦这方面成为关键，注意力自然被指向文化（意义而不仅是物质生产），特别是引向文化中的主导形象。媒介技术在文化主导形象这方面的偏向的能力、扭曲的能力，就成为考察的焦点。

靶心1｜在历史考察中，伊尼斯抓住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恶性循环，即长期习惯于把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通过把“垄断”这个经济学概念引入传播领域，伊尼斯首先批判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本应使用的那类分析模型（这是学者们都很熟悉的模式：统计啦，定量分析啦，基于科学统计分析的实证啦～）。但还不止于此，他发现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仅来自货币之恶，更来自印刷这种机械媒介之恶，甚至来自文字之恶[1]，因为后二者垄断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态。所以在各种传播方式中，他尤其盯住文字和印刷术对集体心理和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认为文字和印刷媒介的支配能力甚至超过货币，它们使得世界首先实现了可切分、可通约、可精打细算。

靶心2｜一旦确定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伊尼斯就可以断定两件事：一，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塑造力量。二，同样关键的是，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形态和它蕴含的力量必然会被掩盖，好让该文化中的人们看不到它们，精神分析把这种情况叫做“保护性的抑制”。文化中的主导性技术同时发挥着这两面的影响作用：支配和麻痹。比如说，统计员和专门用统计学方法做研究的人，一方面，他们完全受制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模式，包括物质的基本模式和社会的基本模式，什么模式呢？笼统讲就是：对社会世界进行全面的量化以方便管理的模式，这是支配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支配力量毫不知情。掌握统计数据和统计学的人像掌握真理一样，就像今天，掌握大数据的人像掌握了真理一样，他们对这种技术成就究竟意味着什么恰恰视而不见，陷入深度的麻木状态。这就是“创造力报应”。麦克卢汉后来用另一个说法回应伊尼斯：“麻木性自恋”，又做成个对子（英文更工整）：

麻木性的自恋  Narcissus as Narcosis

创造力的报应  Nemesis of Creativity

靶心3｜这就是“垄断”的双重意思。具体到西方现代文明，就是文字和印刷建立的书写传统导致了“知识垄断”，伊尼斯把这种知识垄断看作是抑制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活力的根本原因。（不能误会：他不是说文字和印刷本质上是恶的，如果这样就成了技术决定论，他的意思是，文明的自我强化，把他们最重要的发明推向了肆意垄断的位置，以致于带来恶果，自取其祸。）他对传播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对知识模式的识别——就是在追问：各种知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如何相互作用并由此生成权力的形态和程序？同时也在追问：如何通过研究形态生命的一整套受控条件，找到批判和抵制知识垄断的方法？换句话说，伊尼斯的工作变成了：在知识生产技术和扩散方式的层面（而不只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层面），批判知识权力。

[1] 注意，这里的文字特指基于拼音字母表的文字系统，汉字和这种文字系统的根本差异麦克卢汉做过区分。

二｜兑了水的伊尼斯：从读错开始

被经典化的伊尼斯思想有三个重要标签：1）技术决定论；2）历史主义的文明分期；3）传播偏向的时空二元论。这些被当代一位不错的传播学家布朗德海姆[Menahem Blondheim]称为“兑了水的伊尼斯”。不过阅读伊尼斯，倒不妨从“兑了水的伊尼斯”开始，逆向找到要点，通过对这三个标签的重新审视，可以归结出这三个贯穿后期伊尼斯思想的动力线索［经络］：

1）不是技术决定论，是结构因果律；

2）不止是历史主义分期，是根本的历史主义视角；

3）不是时空二元论，是传播偏向的极性理论；［P］

先说“技术决定论”。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做了一件从没有历史学家做过的工作：他把一系列古文明各时期呈现出的特征归结为那个时期在文明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然后指出不同的传播方式以各自的“偏向”对社会形态产生影响。我们据两个例子，一个是古希腊文明。

他发现希腊早前的爱奥尼亚文明（11BC）反映了一个强大的口语传统的兴起，这和他们相比于埃及和巴比伦很晚都没有文字有关系，这使他们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能言善辩。又由于海的阻隔，他们能够选择对于自己重要的文化传统（即某种书面传统加以平衡），比如修正了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表，把元音从中分离出来，这样的拼音字母表能够灵活构词。爱奥尼亚文明逐渐吸收和改进地中海对岸的埃及书面传统，加之埃及莎草纸的方便流入，公元前7世纪，史诗的传统（BC11-9）让位于更在意个人的敏感追求的抒情诗——抒情诗的勃兴是灵活的口头传统和侧重精细度的书面文化相平衡的例子。[伊尼斯在这里强调古希腊抒情诗的诞生是很有意味的，我们知道抒情诗的兴盛刚好处在以爱琴海东部为中心的史诗传统与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悲剧和喜剧之间的转折点，正是这种形态逐渐发展出古希腊悲剧。也就是从伊尼斯所谓的“口头传统和书面文化的平衡”发展到尼采所谓的“音乐与视觉艺术的融合＝酒神精神的日神式完成”B4-8]所以伊尼斯会引用黑格尔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渐浓的黄昏开始飞翔。”＝“西方文化的繁荣出现在崩溃前夕”。

然而伊尼斯认为抒情诗的兴盛已经预兆了之后的古希腊文明的迅速衰落。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个人本位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整个文化。公元前5世纪，雅典也有了对更加规范的文字的要求，柏拉图主张排除诗歌，推行散文，于是希罗多德的朗诵被写成了历史书。这一改变（书面传统逐渐取代口头传统）在文化上影响深远：要知道口头传统的重大意义表现在文明中社会经验和知识形态的特性中，比如集会的习俗、戏剧的出现、柏拉图的对话和众多的演说辞，正是这种口头传统让希腊人创造了欧洲独具特色的史诗和抒情诗，史诗和抒情诗又促进了戏剧的发展，特别是悲剧的诞生。然而到了这个时期（公元前5世纪），口头传统主导下的面貌遭遇困难。这从戏剧的衰落可以看到。——诗学和戏剧本来对社会有集体净化的作用，一旦戏剧衰落，那么孤立的雄辩术和修辞更多只是反映个体的影响。口头传统强调记忆和操练过程，而简化的便于灵活组装的字母表，以及与它相伴的读写习俗，都强化了逻辑和一致性的原则。“文字的传播拓宽了范围，对文字的倚重削弱了希腊的封建等级制，文字已经成为对智力的考验，一个倚重书写的时代基本上是自我取向的时代。”（这最后一段，我特意使用了伊尼斯本人的句子，好让大家体会一下伊尼斯历史叙事的文风，把看上去不搭界的东西拼在一起，麦克卢汉说他每个句子都够人写篇论文。）

总之在最后，伊尼斯认为，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地位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变成了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这一部分的分析（关于希腊文明口头传统的强大和衰退，以及强大和衰退之间非常短暂的与书写传统相平衡的时期），伊尼斯放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拱心的位置，也就是第四章。而最后的第七章落脚在印刷媒介上：纸张和印刷机。伊尼斯认为，文艺复兴之后，科学越来越倾向于量化因果关系，倾向于给每一个结果指认一个原因。他把这个倾向看成是印刷和视觉地位上升，逐渐压倒知识的口头形态的后果。

被印刷术所强化的书面语进一步将经验落实为共时的知识，将过去铺展为由线性时间串联的历史，借助符号而不是物体，推动思想超越具体的经验世界，进入概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时间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间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文字极大地提高了抽象思维的能力。而印刷术则加速了视觉的专制化，它与文字交互推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现代西方知识体系走向一种精确切割的，超脱于世界之外自成一体的东西。

在这里，他抓住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严重的偏向。那么这是技术决定论吗？显然不是。我们刚刚看到，机械因果律恰恰是他批判的东西。“传播”的概念于他属于关系和过程的领域，而不是对象和本质的领域。没有外在于人和社会关系的传播。传播的偏向，绝不是媒介技术在独自发挥作用，是相互制衡还是垄断实乃社会的策略和选择。只不过，文明会自恋，创造力会遭报应。与其说是技术的本性，不如说是文明的本性。

伊尼斯总体上是悲观主义的。所以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在一个庞大的文明体中，传播偏向的相互制衡，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他更关心知识垄断到什么程度才会抵达它的崩溃点，出现一个新的前景。你甚至会发现他通过坚决的批判不断在强化那个崩溃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这一传播理论中发展了它的变体。此即伊尼斯所说“我在最广义的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谈历史原因的方式完全不是机械因果律的方式，实际上更接近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因果律：——原因不在外部，原因是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内在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强行从传播的角度解释历史，处于印刷文明晚期的伊尼斯使得历史资源，知识模式，观察方法，连同阐释者自己的立场，都被考虑到所解释的现象中。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伊尼斯的历史观问题。

他对文明的分期确实是历史主义的，可是因此就无效了吗？不对。伊尼斯不仅对文明的分期是历史主义的，其实他的全部写作都试图保持一种根本的历史主义视角，根据这种视角，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现在的经验，对他而言尤其取决于对那种将社会世界均质化和抽象化以便分而治之、全面管理的方式的经验和抵制。他没有殚精竭虑地撰录精确史实，他选择通过对历史的阐释，建立理解现代文明发展及其后果的一般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称为“历史哲学家”。自然，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但是为观察和思考当代问题的媒介理论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麦克卢汉对后期伊尼斯推崇备至，说他“用电力时代诗歌绘画中的当代意识，组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数据材料”，用参与性的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而不是静观历史。正因为这样，在理论化的过程中，历史被他当作了一堆废墟和错误的尝试。

那么他核心的理论模型是时空二元论吗？不太准确。刚才提到过，空间问题既是军事扩张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和平时期的治理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更迭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或者说精神传递的问题）。时空偏向论与其说基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不如说是一种强调平衡和逆转的极性理论：在伊尼斯看来，历史上曾经释放巨大活力的文明都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只有在很短暂的间歇期能达成这种平衡，而大部分时间，文明在一种自恋式的正反馈机制下，总会被主导媒介锁定在某种偏向上，能与之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待到系统完全稳定下来，就达到了知识垄断的崩溃点。知识垄断的崩溃点也是调整的起点，图-底关系将迅速颠倒，长期匮乏的东西涌入，为短暂的平衡提供条件。（不过社会也将因此遭遇巨大的震荡。显然这是极性理论的模型，而非二元论模型）。

文｜周诗岩   

责编｜回声

未完待续｜

空间生命政治导读论坛

日程安排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

导读《空间的生产》

抽象空间成为统治

一｜从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成为统治”，到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抽象空间成为统治”。

二｜《空间的生产》更确切的书名应该是《抽象空间的生产》，如果非要加个副标题，那就是——“城市规划批判”。

三｜任何东西，如果不进入这个体系，没有被它符码化，没有用价值形式（货币）来衡量……等于不存在。

四｜从抽象而矛盾空间到差异空间，意味着人类从“空间中的历史”向“空间的历史”转变。
精编（上）｜空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空间的形式也不断变化。

精编（下）｜抽象空间不能还原为具象，它不是以直观的方式显现，而只能通过思维来把握。
精编｜差异空间也是生成性的，应该在实践斗争过程中不断生成这种作为抽象空间的替代选择的可能空间。

列斐伏尔，推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先驱！20世纪70年代前后，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空间与城市问题的著作。其中，出版于1974年的《空间的生产》集中了列斐伏尔对都市和空间问题的最重要的思考，堪称其空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导读《建筑与乌托邦》

先锋之殇与建筑的死去活来

导言｜理论并不意味着直接地“创造”与本时代的关系，而首先意味着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刻去阐释“历史“？

一｜一部自我批判的历史｜这本书指向了现代建筑隐含的前提以及再神话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一部必须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
二｜时代错乱的设计幻像｜在建筑学范围内放眼望去，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其他办法的可能性，看不到某种工人阶级的技术的希望。
三｜基进话语的路线斗争｜这一批判构型上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突破塔夫里基于的建筑历史，反观由不同的现实构成的论述。

四｜计划的社会现场重述｜塔夫里对计划的考察并非决然地否定，而是意味着将计划不断地放回到社会现场中去一一重述。

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

导读《寻求空间正义》

非扁平世界的正义之路

导言｜地理条件、环境与社群的资质禀赋不均匀分布……这种空间上的不公正是社会行为造成的，因此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干预去缓解。

一｜美国历史上的平等主义乌托邦｜美国从一开始便要建立一个平的世界……这是一个纲领，也是一个乌托邦。

二｜芝加哥学派与洛杉矶学派｜城市……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一束光出现便出现的，人的集居本身就产生一种价值。
三｜洛杉矶的空间正义之路｜城市……尤其是空间与社会层面上的良好质量会产生经济外溢现象，周边的产业也会运行的很好。

爱德华·索亚，当代政治地理学家，城市理论家。长期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索亚的主要贡献是基于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性发展了“第三空间”，“后都市”与“空间正义”等理论。索亚与一批活跃于南加州的学者共同创建了城市研究中的“洛杉矶学派”。

导读《自然的政治》

万物有灵

布鲁诺·拉图尔，法国当代重要的社会学家，2006年至今在巴黎政治大学任教。他的研究基础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分析科学家的工作，和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一起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近年的著作则拓展至科学与法律、宗教、社会、生态的关系。

导读《帝国与传播》

创造力的报应

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杰出的经济史家，传播理论家，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提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是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伊尼斯后期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把传播及其创造的制度习俗视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工具，生平最后两部代表作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

导读《速度与政治》

从炮灰到速度的暴政

保罗·维利里奥，法国文化批评家，城市学家，速度哲学家。巴黎人。父亲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母亲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穆尼耶的人格主义，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基督徒，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非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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