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麦克卢汉｜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创造力的报应（上）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空间生命政治导读论坛的第五场，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加拿大杰出的经济史家，传播史家，媒介理论家，多伦多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经济史，提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著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1923）、《加拿大皮革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入门》（1930）、《鳕鱼业：一种国际化经济的历史》（1940）等，被公认为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伊尼斯在后期从文明史研究中创建了影响后世的传播理论，生平最后两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最后，他明确抛出多数时候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空间偏向的恶果，亦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恶果。换言之，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亦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为此，他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这种看上去趋于保守的态度，只有在麦克卢汉以他关于电子媒介的理论模型对伊尼斯的愿景进行转换之后，才显示出更为激进的一面。
创造力的报应｜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上）｜2017
本文4500字以内
引言：颠倒的麦克卢汉
这篇导读比较麻烦，因为保守估计，多数人既不熟悉它的内容，也不熟悉让这些内容得以成形的问题（它在我们大多数人那里从来还不成其为问题）。当然我们更不熟悉它的作者， Harold Adams Innis。1894年生人。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差不多是闻所未闻。如果需要从一个类比开始，我们可以联系到阿多诺。西方学界媒介研究的五大学派中，批判性最强的，一是我们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共同开创的多伦多学派。它们几乎同时发生，前者在欧洲大陆的漩涡中心，后者在北美大陆的边缘地带。有人读完《景观社会》说德波是“阿多诺疯了”，我读完《帝国与传播》有种感觉：伊尼斯是“阿多诺歇了”（不是歇菜，是停歇），歇在文明史研究上。
由于大家对作者和文本比较陌生，我们只能从最基本的部分入手。
哈罗德·伊尼斯，1894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一个福音派社区（恪守教义又不被人视为固执无知）的农庄家庭，早年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侧重经济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加拿大声望非常高，是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他在后期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开始把传播及其创造的制度习俗视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工具。这个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帝国与传播》和之后一年出版的文集《传播的偏向》中（这两部，前一部“论从史出”，后一部“以论带史”，无论导读哪一部都必然会捎上另一部）。
关于伊尼斯的信息，英文wiki上特别琐碎，百度上又特别简略，这样写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可多数人对多伦多传播学派没什么概念，好在百度还有一句：“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麦克卢汉。”总算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跟他发生直接关联了。
很多人知道麦克卢汉最著名的一本书，是1964年问世的《理解媒介》，这本书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落脚点在副标题：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国内出版物都译成“创造力的报复”，其实是“创造力的报应” ——这个说法来自伊尼斯。报应和报复，中文一字之差，考验的是我们对伊尼斯技术观的理解。 “报应”强调宿命感：人自己招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自取其祸，自遗其咎。换成“报复”，容易让人以为在讲技术本身客观存在的破坏力。麦克卢汉借用“创造力的报应”这个说法时完全依照伊尼斯的本义，强调的是：人在自己最重要的发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上，往往视而不见，结果自取其祸（侧重点不是技术多厉害，而是人有多麻木）。这正是《理解媒介》全书的核心。《理解媒介》的副标题——“论人的延伸”，不是在讲技术把人延伸出去以至于更快更远更强，这种乐观主义是对麦克卢汉的很大误解，“人的延伸”实际在讲的就是“创造力的报应”——面对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否定创造力，而是在创造力和报应之间施加一个阻力，就是人的反思和警觉能力。这是麦和伊思想上的共性。
看上去我们一上来就咬文嚼字，其实牵涉一个一直伴随这二人的争议，就是他们到底算不算技术决定论。我们在后面还会回到的问题。
《理解媒介》里还有一句著名得多的话：“媒介即讯息”。耳熟吧？（关于这句话可以写一部小史，名字都想好了：《“媒介即讯息”的使用和滥用》），从普通人到专家学者对这句话误解非常多。可如果读了伊尼斯，拿伊尼斯的思想做参照，偏差不会那么大，比如可以做这么个对子：
传播有偏向
媒介即讯息
上下联意思都明白多了。——麦克卢汉第一部扰乱学界的著作是《古登堡星汉璀璨》，比《理解媒介》早两年，出版在伊尼斯去世十周年，1962年，这是一部对西方的印刷文明大加批判的书，麦克卢汉说他乐意把《古登堡星汉璀璨》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结果这个注脚比正文还难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反过来，用伊尼斯的观点给麦做注脚。——当然，他们的差异和共性一样明显，他们在对文字和印刷的态度上最一致，在对电子媒介的态度上分歧最大，表面上看二人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基础的文字和印刷的批判，一个指向了未来的电子媒介，一个指向了最古老的口头传统，可以说是一个颠倒的关系。
关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思想的关系可以有专论，我在最后会稍微提一下，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只是个引子，借麦克卢汉引出对伊尼斯的阅读。现在我们先略去伊尼斯的心路历程，他的师承，学术脉络和相关的思想谱系，直奔主题：伊尼斯思想的轮廓。
一｜伊尼斯思想轮廓：“帝国”与“传播”
后期伊尼斯的思想轮廓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已经相当成形了。首先得说明，伊尼斯“传播”communication观，最初来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影响。齐美尔我们不陌生，他关心大都会的社会生活，他1903年的名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讨论社会网络和“社会化互动”，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对人类传播问题的关注。齐美尔可能是最早把社会历史同传播方式明确关联起来考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本土影响了本雅明、克拉考尔等人走向批判性的道路，但是被库利、杜威、米德这几位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核心人物引渡到美国之后，却是走向温和得多的实用主义和乐观主义。
在根本立场上包括对文明发展和当代世界的总体判断上，伊尼斯和芝加哥学派是分道扬镳的。只有在“传播对人类发展的至关重要”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传播”在伊尼斯看来就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它不仅仅是帝国统治的工具，也是帝国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前提。那么这里的“帝国”又指什么呢？在伊尼斯那里，empire不仅仅指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而是泛指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系统，不仅包含拜占庭帝国、不列颠帝国，也包含古典时代的雅典。他在《帝国与传播》中把历史上存在的帝国分为两种：侧重政治性的帝国，和侧重宗教性的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侵略扩张；宗教性帝国更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抵御改朝换代的冲击。通过这样的划分，伊尼斯实际上已经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要求）了。（意即：是传播的诉求，社会化互动的诉求，先于并内在于帝国的概念，而不是反之。）
清楚这两个概念后，我们来看《帝国与传播》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不断强调三层意思［骨架］：
——第一层，意即表层，伊尼斯把传播描述为活生生的力量漩涡，磨灭和重构文化形态，能成就一个帝国，也能让一个帝国走向崩溃；
——第二层，伊尼斯把一个帝国成功与否的关键归结为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能否相互制衡。为了研究帝国与传播的关系，伊尼斯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方法。他把传播媒介区分为两种取向：一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比如纪念碑适合稳固的时间延续，口头传统适合灵活的时间延续；另一种取向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比如莎草纸和文字媒介。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总是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需求空间上的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又要寻求媒介维持时间上的延续。一个成功的帝国总必须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这是社会组织系统的本性。——（这里我们看到了，伊尼斯的“传播”关心的不是人对技术／技术对人这种机械切分后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传播的各种形态如何互相博弈和制衡的问题，也就是系统问题）。那么，什么阻碍了制衡呢？这就进入他的第三层意思。
——第三层，使大规模社会组织系统失衡而最终走向垄断的，在于文明运行机制中的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即文明的自我强化和创造力的报应之间的固有矛盾。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每种文明都相信它自己独一无二，相信它比其他文明优越。这就进入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层面，文化提供的意义系统往往倾向于强化文明自身这种特性，强化它的优越感（也已经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明自恋）。伊尼斯眼里的文化著作大体分为两种：试图削弱别人的著作和试图加强自己的著作。可是“每一种文化对自己独特性的迷恋，正是它最终衰落的基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自恋）。——“文化”本应把文明中的惯性，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验方式，置于它经常性的批评之下。不幸的是，它往往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知识生产和扩散的方式，往往正是它要赋予其意义的那种文明本身组织和扩张的方式。这意味着它们在“社会化交互”的层面上是同质的、同一化的，这里面就没有制衡的余地。伊尼斯认为，文明在传播的偏向中对自身特性的一味强化必然导致垄断——不只是特权阶层的垄断，更是单一形式的垄断或者说形态层面上的知识垄断——以致于这一文明不再能以自身的矛盾性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不再能够从内部调动它的思想资源，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生命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这种从偏向到垄断，最终会让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崩盘。这就是“创造力的报应”。这层意思，是《帝国与传播》的真正基础。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层，隐匿在所有这些文字后面，可以把它看作整个这一理论的出发点：那就是伊尼斯对当代危机的诊断和预警——什么危机？就是空间偏向日益走向垄断，现代文明几百年间借助机械复制的无限的量化、同质化和抽象化，推进空间的扩张和权力的集中，这一趋势眼看在当代走向了自身的崩溃点。此即伊尼斯版本的“文明及其匮乏”。
文体｜ 这三层意思加上一个隐形的出发点，是我阅读《帝国与传播》的一个总构架。把握这个构架，不至于迷失在伊尼斯极为宏大的视域和浩瀚琐碎的史料中。——其实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以同等的耐心读完《帝国与传播》的全部内容，我也是其中一个。这本书我看了不下十遍，坦白讲有些部分几乎是每一次都会跳过，因为实在是太琐碎，甚至有的地方让我觉得错乱。所以我知道有任务要导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特意把书拿来又看了一遍，结果这部分还是跳过了。后来我读到詹姆斯.凯瑞的话，他很推崇伊尼斯思想，深受他影响，不过凯瑞明确主张“最好不要对伊尼斯的著作过分虔诚”，“他的书并不是《圣经》，完全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阐释”，考察伊尼斯的思想时大可对其中的“瑕疵”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是对Close Reading所谓“精读”的相当中肯的建议——尤其适用于阅读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因为他们自身有意识在实验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特殊文风。这一点麦克卢汉在《传播的偏向》1964年再版序言中讲的很清楚：他说后期伊尼斯非常精彩的地方在于，把从“观点”viewpoint出发的方法转向“界面”interface的方法，从而获得insight“省悟”，麦克卢汉还提醒说，“这是聊天或对话的自然形态，而不是书面话语的自然形态。书写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从题材中分离出一个方面，将注意力死死地指向它。而对话则是另一种倾向，即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省悟。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省悟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省悟是与各种形态生命的一次接触。”
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变和后期伊尼斯的核心思想密切相关。那么，这种转向怎么发生的呢？
缘起｜这要回到《帝国与传播》这本书的起因，它其实上是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讲授“帝国经济史”这门课程的讲稿。伊尼斯原本被期待讲讲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史，可是在绪论中，他为这门课程设置了不寻常的任务：首先他把命题做了个颠倒，不是在不列颠帝国的内部研究它的经济发展史，而是研究经济因素对不列颠帝国兴衰有什么意义，而这样就必须触及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可是，如果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就不能只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因为穷究经济因素这种执迷本身正是西方文明亮出的警灯，是这种文明的危险信号和局限。换言之，伊尼斯为了研究自身所处文明的局限性，有意识不用这一文明本身的支配性模式来做研究。
文｜周诗岩
责编｜回声
未完待续｜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
导读《空间的生产》
一｜从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成为统治”，到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抽象空间成为统治”。
二｜《空间的生产》更确切的书名应该是《抽象空间的生产》，如果非要加个副标题，那就是——“城市规划批判”。
三｜任何东西，如果不进入这个体系，没有被它符码化，没有用价值形式（货币）来衡量……等于不存在。
四｜从抽象而矛盾空间到差异空间，意味着人类从“空间中的历史”向“空间的历史”转变。
精编（上）｜空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空间的形式也不断变化。
精编（下）｜抽象空间不能还原为具象，它不是以直观的方式显现，而只能通过思维来把握。
精编｜差异空间也是生成性的，应该在实践斗争过程中不断生成这种作为抽象空间的替代选择的可能空间。
列斐伏尔，推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先驱！20世纪70年代前后，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空间与城市问题的著作。其中，出版于1974年的《空间的生产》集中了列斐伏尔对都市和空间问题的最重要的思考，堪称其空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导读《建筑与乌托邦》
导言｜理论并不意味着直接地“创造”与本时代的关系，而首先意味着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刻去阐释“历史“？
一｜一部自我批判的历史｜这本书指向了现代建筑隐含的前提以及再神话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一部必须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
二｜时代错乱的设计幻像｜在建筑学范围内放眼望去，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其他办法的可能性，看不到某种工人阶级的技术的希望。
三｜基进话语的路线斗争｜这一批判构型上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突破塔夫里基于的建筑历史，反观由不同的现实构成的论述。
四｜计划的社会现场重述｜塔夫里对计划的考察并非决然地否定，而是意味着将计划不断地放回到社会现场中去一一重述。
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
导读《寻求空间正义》
导言｜地理条件、环境与社群的资质禀赋不均匀分布……这种空间上的不公正是社会行为造成的，因此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干预去缓解。
一｜美国历史上的平等主义乌托邦｜美国从一开始便要建立一个平的世界……这是一个纲领，也是一个乌托邦。
二｜芝加哥学派与洛杉矶学派｜城市……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一束光出现便出现的，人的集居本身就产生一种价值。
三｜洛杉矶的空间正义之路｜城市……尤其是空间与社会层面上的良好质量会产生经济外溢现象，周边的产业也会运行的很好。
爱德华·索亚，当代政治地理学家，城市理论家。长期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索亚的主要贡献是基于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性发展了“第三空间”，“后都市”与“空间正义”等理论。索亚与一批活跃于南加州的学者共同创建了城市研究中的“洛杉矶学派”。
导读《自然的政治》
万物有灵
布鲁诺·拉图尔，法国当代重要的社会学家，2006年至今在巴黎政治大学任教。他的研究基础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分析科学家的工作，和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一起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近年的著作则拓展至科学与法律、宗教、社会、生态的关系。
导读《帝国与传播》
创造力的报应
哈罗德·伊尼斯，加拿大杰出的经济史家，传播理论家，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提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是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伊尼斯后期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把传播及其创造的制度习俗视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工具，生平最后两部代表作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
导读《速度与政治》
从炮灰到速度的暴政
保罗·维利里奥，法国文化批评家，城市学家，速度哲学家。巴黎人。父亲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母亲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穆尼耶的人格主义，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基督徒，非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非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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