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这是论坛第二场的塔夫里《建筑与乌托邦》导读。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这场导读的标题提出了主线论述，可分为三个部分：为什么是先锋之殇？先锋派（建筑）的任务止于计划的设计，比如凯恩斯化的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蓝图等等；为什么死去？对这一计划展开历史回溯，其死因肇端于学科成形之初；还能怎么做？只有破除建筑史的幻象，清算建筑学的计划要素，扩展建筑师除设计之外的新的社会介入能力与实践方式，建筑／物／建造才有可能能活来。导读人在已有的论坛记录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是四期推送的最后一期，2018年院外还将陆续推出相关章节的讲读散记。

先锋之殇与建筑的死去活来｜《建筑与乌托邦》导读（四）｜2017

本文7500字以内｜接上期

塔夫里的路线斗争不仅仅是在现实政治中的阵营选择。如果只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那么打个比方，他不过是有很强的挑刺和排污的能力“棍扫一大片”。但在我看来，他的工作其实是“一竿子戳到底”。无论是悲观地说、虚无地说，还是乐观地说、积极地说，塔夫里所采取的是某种积极的虚无主义的批判。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后置位式的批判，会让学科中的人觉得他很“可怕”，是个激进分子，要把阶级斗争的那套方式方法引入建筑学。但其实塔夫里用的是“基进”的话语路线。台湾对“激进”（radical）的翻译比较适用于此，基础的基，“基进”。你当然可以认为他是悲观的，但这与绝对不容乐观是有根本区别的。悲观和绝不容乐观，在理解层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一步之遥，但并不是完全同步的。而这“一步”与“同步”之区别，也正是我们之后可以对塔夫里的写作展开批判的切口之一。先回到悲观这一基础点上来，刚才提到杰姆逊的那篇文章把塔夫里和阿多诺、罗兰·巴特（严格的说是各自的一篇著作）放在一起，认为他们共有着某种“悲观”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进程”，或者说批判的“周期”，经历了最初的可能性，到某种必然性，最后是不可能性，也就是必然的不可能性。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析方式的确将分析者自身放在了不败之地，当然只靠后置位的优势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某种预判式的洞悉以及强有力的推演。另一方面，这种悲观也会被抨击为不负责任的，尤其是对现实的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辨识清楚这种责任所在的限定范围，的确塔夫里并没有想给现实找什么明确的出路。他说：“等我把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做完，当然在现实当中还是要找一找用什么样的知识工具去干预现实的事，但这不是我的工作。”换言之，不是他的工作范围，但这是推卸责任吗？我们来看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阿多诺相类似的观点。在68年的一篇文章开篇，针对当时罢课闹革命的学生们指责的“顺从”罪名，“法兰克福的早期代表人物发展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要素，但是却不打算从该理论中引出实践的结果。既不设计行动纲领，也不支持那些自认为被批判理论激发起来的行动”，阿多诺的回应是“在这个以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向思想家们布置这样的任务确实是有问题的；思想家们恐怕会被这一任务毁掉。但是他们也正是通过该任务才成为思想家的。他们完全不可能仅仅凭借个人的意愿就取消他们已经成为的样子”。换言之，如果没有所谓的责任，也就没有所谓的思想。但是在一个既定的分工社会里，所谓的责任可以有两种方向去偏移现有的体制。一种很容易想到的是，突破分工，责任的扩展；而另一种就是在已有的分工中增加强度和烈度的自我批判，责任的深化。如果从现实的局面来看，持后一种方向的批判者并不讳言自己的局限性，正如阿多诺所说：“我不想否认，理论的自我限制里面存在着主观软弱性的动因”。但这种不否认中其实蕴含着某种扬弃，也就是说只有所谓的局限才能抵达极限。之前我们提到塔夫里到底是“含本（雅明）量”高？还是“含阿（多诺）量”高？现在可以做个小结，并不是塔夫里的理论还会在本阿之间摇摆，我们的导读工作也不是要去分析出本阿在塔夫里论述中各占的比率有多少，而是要看到这种责任之所在。塔夫里并不是混合了两种成分，而是在似乎给出一些希望之后，就切换到阿多诺立场上的“绝不容乐观”。这不是推卸，而是尽其所能，思想上的尽责。

由此我们可以从责任深化，去反观所谓的责任扩展中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这才是衡量一个共同体中各自责任所在的方式。稍微提一下我在PPT图中列出来的在杰姆逊文章结尾处提到的塔夫里之后的出路。一条是争夺文化霸权／领导权，葛兰西提出的根据地、阵地战，不同于总体革命论；另一条是上午导读的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直接”政治化的出路，突破专业体制边界的。我们可以看作是将日常生活与建筑师的日常生活对接。对这两条出路的讨论不多展开，不管怎样，塔夫里和杰姆逊提到的两条出路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三角支点，空间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文化领导权。由此我在2015年年底的另一个论坛（城市空间：遗产、危机与批判）的导言中曾经提到过，（革命的）历史主体的消散并转化为地理主体的愿景。空间政治与文化领导权在这一社会空间中，也就是在社会实践与社会想象这两极的摆荡中，构成了“建筑师形象”。塔夫里对建筑师的否定是在革命与战争之后的历史语境中，换言之，接着而来的是所谓“和平与发展”语境中的创新能力。看起来建筑学还活得蛮好的，又有了更多的创新。所以其实并没有谁真正坚持把塔夫里那条路线用到建筑学里去的。大家会觉得你在干嘛？这一来建筑学没办法往下走了。其实这种“活”大多并不对应于塔夫里所谓的“死”，或者乐观地说，之后的所谓创新可以被看作是吸收塔夫里的历史诊断之后的治愈方案。以这一诊断为界，人们当下把“伦理-创新”转变成了语言创新，形式创新，就是更偏向于艺术家，做所谓明星建筑师的有一系列体制配套，媒体、展示、研讨、市场等等，其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论述，我不仅是做建筑师，还要成为建筑师中的艺术家。大家可以去对应一下，目前国内有哪些建筑师，包括学者的评论是持这种面向的。还有“理性-技术”创新，当下的计算机应用、新型材料、参数化等等。一个并不恰当的说法，如果认为这就是终将被建造出来的建筑物的奠基性基础的话，那么就算是建筑师的建筑师吧，但是是很狭义的。此外还有伦理转向的批判，由此展开的否定性的，就是社会政治的溢出，是对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的处理，它联结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延长线，从多样的生产方式共存的现实出发，是位于社会更新层级的技术，比如乡村建设、城市更新等等。这个意义上，乡村和城市是无所谓区别的。

奇异的、品质的、技术的、算法的、乡村的、城市的、扩展的、自治的等等，这些差不多是我们在目前建筑的创新中经常看到的议题项。当然我不是说所有这些统统不要，要批判。并不是完全否定，不要创新，只是要把塔夫里的幽灵所处的位置提出来。他的批判建立了一个像是“绝对”的底部，之前我们提到是在社会政治于艺术之间划定了一道凹陷的界线，有待突破的内在红线，一处总是无法填没的深渊。也就是说，不要多抱幻想，任何创新都不要心存幻觉。相反，要不断改变现有的建筑学科给定的实践方式，而不只是去论证它们。所以当有的人认为塔夫里宣告了建筑的死，我想塔夫里或许会暗自发笑。仍然活跃着的“活”并不意味着“活”，恰恰相反，塔夫里的V字型批判结构，也就是那总是无法填满的深渊，才能保持冷静，让建筑学有一息尚存的活下去的可能。透过塔夫里的意识形态批判，历史才有可能不再是投射到当下的T字型结构的危机，而成为行动中的遗产。这也是塔夫里对类似包豪斯那种反历史主义的历史性做了重新的评估之后的合题。我在导言中认为，某种意义上塔夫里的工作有点像杰姆逊的，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杰姆逊会挑中塔夫里来讨论。杰姆逊主要批判研究的是文化现象，在塔夫里那里，建筑可能比文化要更难一些，因为它所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会更具穿透力，更物质性一些。这也意味着从体制批判（毕格尔针对先锋派的）到生产方式批判（詹姆逊针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杰姆逊对艺术作品、文化产品的批判定位是“对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也就是说，艺术文化的创作并不是直接解决，而是存在着某种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通过艺术作品想象地解决掉了。这是一种克服能力，而不是真正的解决能力。这不同于通常人们听到的所谓艺术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换言之，艺术当然解决不了，但是不能停留在提出，而是如何去克服。再换个方式来看，艺术起到的间接作用是要去刺破那些支持解决方案的幻象。杰姆逊的分析是精神分析式的逆转，值得被提出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多问题，而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塔夫里的批判对象是建筑（物／学／师），按通常的认识来说，应当更接近现实一些。但照塔夫里对社会的解剖，建筑更不是直接解决的。就像之前的玩笑话，因为身份证不是建筑师的，想直接解决也解决不了，即使看上去是解决了，也不是靠你的力量。所谓直接解决，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运作的剧本不是这样的。这里的建筑并不是被归类到艺术总类中的实用分部，或者说某项艺术门类，而是社会中的“子系统”。甚至我们可以说，艺术反倒成了建筑的“子系统”。因此塔夫里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他把建筑批评带到了可以与人文政治学科共同讨论的地步。

杰姆逊也指出了塔夫里的这一翻转，但是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建筑高于艺术。塔夫里的翻转并不是把建筑拔高，而是把建筑批评拔高了。也就是说，建筑批评应当高于艺术批评，这是他的站位点。批评之于艺术还是不够的，得拿建筑这个对象来干，这批评就重要了，或者说，更有烈度了。因为在塔夫里看来，建筑并不是单方面而必然是协调的，也不是想象的解决，它是真正与社会政治同步的一个成果。假定如他所言，建筑就是与社会政治同步的，那么以建筑作为开端，所需的批判技术要求就会更高，至少塔夫里是致力于这么做的。某种程度上建筑批评确实是更有难度的，看塔夫里的写作，他所涉及的构成部分太多了，不仅仅从图纸到建造的那些。有的人可能会说，现在的建筑批评也谈社会呀，比如这个建筑作品在完成之前会遭遇到怎样的社会条件，创作者是怎样去应对与解决的。但是注意，这类批评大多是以建筑作终点的，把建筑当结语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条件都只是为了论证这个建筑做得好还是不好（价值）。这就引出了另一种悖论，建筑史上毕竟还是有很多好作品的，就算做意识形态批判，也要有作品才可以谈的吧。如何不从建筑开始呢？这是一个建筑评论者曾经跟我争辩过的。但是在我看来塔夫里的确也是要拿“作品”为起点的，取决于此前的建筑史上有什么？如果别的建筑批评大多是以“再神话”这些建筑为任务的话，塔夫里要破除的某种永恒的历史价值排序就是靠这样一些“好作品”串联起来的，那么不拿作品为起点还能拿什么？正是为了要去打开建筑史的批判空间，塔夫里才会去接触之前建筑史上不太会被卷入进来的，好像是无关的材料。如果抛开其中的阶级话语，我们将其转述为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的关系，便出现了两种反抗的位置。被包容者的，建筑师的反抗（塔夫里）以及被排斥者的，日常生活的反抗（列斐伏尔）。学科限制下的阅读经常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比方说读了些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国内的建筑学界或许会说，那就让我们开始讨论日常生活吧。我们建筑师可不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日常智慧，来改变我们的建筑？但是这也太直接了。在我看来不需要用列斐伏尔、瓦纳格姆的，就用68后已经降低强度的德塞都的观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可以成为某种次级生产。对于建筑师而言，不能自以为还处在生产端，目前能做的工作顶多就是次级生产，即使实践、斗争也就只是在这个位置了。因此不能再幻想着从顶层的权力结构中与日常生活打情骂俏地说要提取所谓“日常智慧”的。所以说更重要的是先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去接通而不是提取。我们讨论塔夫里的时候也要有这种警惕性。设计的幻象包含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认为建筑师这个职位还是有希望的，还能做些什么，那么在讨论诸多问题时，都会站到还有希望的立场上去了，就会产生误读，把塔夫里的意思读拧了。当然并不是说真的完全没希望了，有时间的话我会讨论一些案例。

塔夫里那时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其实还只是纲领性的，通常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去分析他用到了哪些资源。我在导言中也写了，他是“以阶级斗争为基底，将各种批判理论搅和在一起来面对历史”。那么他的这种基底是怎么建立的？这就牵涉到对标题《计划（建筑）与乌托邦》的理解。为了不至于读反塔夫里的指向，我们引出他的另一个主符码，project，计划。还有另一种解释，台湾译为专案，国内就是做项目，这是狭义的“计划”，还有广义的，历史计划。《球与迷宫》开篇就指出“建筑被嵌入到这样一个历史计划”。需要解释一下计划（project）和建筑这两种说法的异同，塔夫里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种已经给出了他为什么用“计划”替换“建筑”：“我们强调计划这个名词，以说明建筑（物／学／师），显然我们必须考虑哪些新的因素已经纳入建筑本身的论域，传统因素之间的新的关系是什么，哪些传统因素还在起作用。”所以从他的视角来看，“计划”已经是一个替代词，替代了其他一些批评家、理论家所确定的“建筑史”。如果只从建筑学的角度去看，那么英文版翻译成architecture and utopia，并没太大的问题。但是对应之后乌托邦这个词，就不能这么缩减了。他要重新清点我们一路走来的建筑学不断轮换的内容，以及与想要建造的乌托邦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把建筑放在社会的历史计划中，强调的是后者。因此不是一般的连续性、更换、重新起作用。就像通常的建筑史那样，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再到现代，背得滚瓜烂熟。这对塔夫里来说不是重点，他更关注的是社会性的生成机制。

我们现在大量的对建筑的批评其实是针对建成环境的批评。塔夫里从建筑学专业学出来之后，逐渐从实践到批评再到历史理论，因此他接触到的建筑物这类研究对象时，他会联系到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将面临到怎样的社会现场，怎么去说服别人，怎么在过程中去构成权力的均衡关系等等系列的问题。换言之，建筑到底是怎么生成出来的？这就是另一种建筑批评的极点，生成机制的批评。更为全面的建筑批评应当是在这两个极点，生成机制与建成环境之间来回穿梭的。比如说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原方案的顶端是一个圆形的空洞，被人看作是日本国旗的形象，因此后来改成了一个方框，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又被戏称为剃须刀。有的评论认为建筑可以作为传播的媒介、形象啊、寓意啊等等。当然我对媒介的理解与这里的“传播”还不太一样。在我看来媒介不仅仅是内容传播的载体，事实上是生产性的，就是建筑师手头上的技术道具针对不同社会现场的转换能力。如果我们只从形象上来看这个过程，仍然只是建成环境式的批评，即使是方案阶段。但是当下整个建造工程的分工与周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不能再把建筑当作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结果，而是必须带入到与社会政治多方位的关系中，其实就是生成机制中权力结构的渗透。因此必须深入到生成机制内部做解剖，可以简单地对应到本雅明区分的巫师和外科医生的技术之分，由此批评也就回应了这种技术批判的转向。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PPT，回溯下塔夫里所建立的批判结构是怎么发展而来的。首先是中心位置的（历史）计划，指向了右侧的乌托邦，而计划的底部是建筑，也就是英译本的翻译，绕开了计划的“建筑与乌托邦”。实际上计划的左侧隐含着一个维度，就是意识形态。这一T型结构，就是将建筑投射到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放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就被笼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之下了。一般而言，建筑师的误读是做一个计划／项目，project，就是通过计划与建筑之间的设计去完成的。因此“计划”横向的夹在中间，垂向的是建筑的顶端。计划作为其中的转接点，摆渡者。塔夫里的意识形态批判首先整理出这样一种关系：假定那些有创造力的、有革新思想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去执行计划的中介是设计，并由此试图要实现乌托邦，提供给未来的社会理想和原型，或者说蓝图。例如1950、60年代之前的规划都是蓝图式的，之后转向系统式的。塔夫里想要揭示的是在计划和乌托邦的这一连线过程中建筑的误认，改变社会其实是在帮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总历史执行并强化它一步一步推进的方案。这一论证过程是通过写作中的几次概念代换，以及几重辩证完成的。比如将先锋派运动看作是乌托邦肇端的后果，狭义的说20-30年代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混合在一起去实现乌托邦，开展了很多后来被定义为先锋派的工作。但是要把这种创建性的运动脱开乌托邦的论述，放到建筑所在的大都会的现实背景中去看。这是第一重的。也就是此前对位于aura消散的architectural dissolution，塔夫里敏感地捕捉到了达达主义，将它看作是征兆。由此往回走，把整个建筑历史（也包括现实）的话语建构发展放进去了。换言之，建筑是在城市的生成机制中形成的，在大都会的条件中更微不足道了。那么接着大都会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升级产物，也就是说，从城市到大都会总是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这是第二重的。因此塔夫里的分析经常会出现剧情大反转，不像此前的建筑批评那样，要指出建筑好在哪儿，差在哪儿，提供某种历史价值的判定。具体到他的写作，一开始可能在分析某一建筑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多么好的应对，可是到最后他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更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计划等等，正是通过这类曲曲折折的论述，进入到设计进展的过程之中，在人们已有同感之处却又出乎意料。他关注的对计划的解剖，至少可以让我们从这一主符码中得到两点启示。其一，这类批判并不是宏观的、外部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直接对应到具体项目，而是要从切入工作程序着手，穿透项目并投射出来。其二，如果说计划是由不同的元素组成的，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中的元素，其实是异步地被纳入到建筑学的论域之中。换言之，从某一时间段切入进去，将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并不能构成所谓的统一体。所有试图将其描述为整体的是比现实的政治更为隐蔽的（学科）意识形态论述。作为构筑对象的建筑物，从结构到可替换元素形成了物质性的异时，而计划带来的是由社会历史导致的异时。但是仍然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为建筑师辩护一下。意识形态批判总是可以取得后置位优势的，而身处局中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之后的剧情会如何反转，因此阿多诺所谓的艺术创作的自律技术的确是对这类社会性的他律技术的克服，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克服。而塔夫里在运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时候更强调的是真假之分，也就是说，接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意识。但是套用卢卡奇式对“真／假”的改写，转向“局部／总体”，也就是说，建筑师其实身处在“虚假”的情境，仍不够总体的情境之中，提供的确实是想要改变社会的“真实”意识，换言之不是真实情境中的虚假意识，而是虚假情境中的真实意识。后来者当然更容易捕捉到还有哪些元素没有被包括进来，或者说从那些被排斥者位置而来的发现，总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确定的真实界的创伤点。简言之，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视角，必需时时变动。我们将已经拉开的社会政治维度放下不谈，回到更为隐蔽的试图将其描述为整体的意识形态论述，从计划、设计到建筑的这条路线。如果只是将建筑师看作是从事设计的职业，如果建筑师只能透过设计去看待建筑，那改变也就不可能发生。设计与建造的关系注定是剥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现在的建筑师回到建造工地，关注项目的细节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现场，这种活劳动也不是建筑师的劳动。在现实的情境中，建筑师的斗争场域是不同于建造的。另一方面，尽管规划的体制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是衰竭，但是如果不管好坏只要是大规划就反对，指责为自上而下，反正不是资本就是权力的等等，塔夫里对这类更为直接的空间政治化也保留看法，他经常提到“在利用资产阶级文化完善的所有工具的必然性前提下，如何在更高的层面上深化这种利用。并由此显示给那些试图继续利用马克思主义来保证传统学科的人”。建筑的专业技术仍然可以为这一将要到来的历史计划提供到帮助的。因此塔夫里对计划的考察，并非决然地否定，而是意味着将计划不断地放回到社会现场中去一一重述。透过重述我们就可以把塔夫里的批判结构拉回到当下，重新看待塔夫里试图将阶级斗争引入建筑学的坚持。或许存在着两种转化，第一，承认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仍在，但已经不能只依靠对它的直接解决，同样也不能只依靠次级矛盾的重构便可化解，而是次要矛盾，例如性别、种族、地域、空间等等，必须以主要矛盾的必然性与不可调和为前提，才可能得到暂且的妥协方案。第二，塔夫里的将“阶级斗争”引入历史，同样体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斗争关系中，所以历史上已经完成了的作为“斗争”的妥协方案的一部分，建筑——按卡斯特的看法，建筑是失败了的或者说迂回的社会运动的后果——作为某种构成性策略与视域的回归，这一历史激情可以返还当下，与新涌现的矛盾与社会发展模式结合在一起，由此震动作为建筑历史与建筑客体投射而成的“建筑师”这一职业因领域囿困的“界限”。具体地来看，我们周遭现实中的这类案例尽管并不多见，但仍可以发现这样两种路径。以我这几年在工作中持续关注的研讨对象为例，其一，由建造的技术出发统合生产关系的技术，尽可能地提供最大化的社会想象，例如谢英俊及其团队；其二，将建筑学科已有的技术力，结合并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例如东湖计划之后将会转向的工作坊等等。还有一处可能的斗争场域——建筑的社会性展示的辩证运用。看上去，展示或许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的退却，但同时它也获得了比塔夫里所处时代更为实质性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仅如此，展示作为媒介的“潜能”事实上已经蕴含在塔夫里所研究的对象与启示之中，正像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在“崇高的无用”（对新先锋的批判）与“否定-批判的历史”（塔夫里的理论实践）这两厢对立之下，建筑的展示之有用性同样可以回溯到这一学科的开端，塔夫里为此划定的“超现代”周期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城市中的共同“展示”。

文｜王家浩

责编｜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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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本文是对《计划与乌托邦》导读所作的预介导言，收录于2017年春院外·回声导读计划系列研讨班“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的会议手册，分析了塔夫里在历史研究中的两种“迂回”方案，并结合现实案例指出了建造技术的社会想象、学科实践的社会转场以及建筑的社会性展示等三种可能的批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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