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选读

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本期推送的《面孔》一文和《语言与人民》写于同一时期，两篇文章都指向了“语言”——使影像与事物分离，并为之命名。语言控制了自然生物的外表和他们自身的公开呈现，以盗用的方式将其改造成面孔。面孔呈现且仅呈现其表象，不再揭示任何真实的内容，人的交流也与人本身相分离。在景观彻底胜利的时代，政治作为可交流的空无呈现出来，并总是设法阻挠可交流性本身显明出来。“这意味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应该考虑到如下事实，即资本主义（或只要乐意，我们可以用其他任何名称称呼这种统治今日世界历史的过程）的目标不仅是征用生产活动，而且并且首先是对语言本身、对人的交流本性的异化。”这篇文章也是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系列第三讲的阅读文本，摘自《无目的的手段》中译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感谢译者的授权。院外将在之后推送导读全文。

文｜吉奥乔·阿甘本    译｜赵文    责编｜XQ

面孔｜无目的的手段｜1995

本文4500字以内

所有生物都生存于开放坦白之中：它们通过自己的外表坦白自身并发出光彩。但唯有人，力图盗用这种开放坦白，控制自己的外表和他们自身的公开呈现。语言就是这种盗用，它将自然本性改造成面孔。因此之故，外表才成了人类的一个问题；它成了争取真理的斗争发生的场所。

面孔既是人不可避免的被呈现，同时又是他借以隐藏自身并保持隐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坦白。面孔是共同体唯一的场所，唯一可能的城市。这是因为，独一无二的那些个体向政治所坦白的是一出有关真理的悲喜剧，在这出戏里，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堕落，又不得不在其中寻找出路。

面孔所暴露和揭示的并不是可以作为意指性的命题而言表的某种东西，也不是注定永远不可交流的某个秘密。面孔的揭示过程就是语言的揭示过程本身。这样一种揭示过程因而没有任何真实内容，也并不就这种或那种存在状态、人和世界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进行判断：它仅是开放坦白，仅是可交流性。行走于这种面容的光彩之中，就是指是这种开放坦白之所是，就是指经受它、承受它。

因而，面孔首先就是揭示的激情、语言的激情。就在自然本性觉得它得到了语言的揭示的那一刻，自然获得了一副面孔。自然本性之被语言揭示并泄露、它在不可能保有某个秘密之后的自我掩盖，都表现在脸上，或是纯洁贞定，或是变颜变色，或是厚颜无耻，或是恭顺谦逊。

面孔（Volto）不完全等同于面庞（viso）。凡是在某种东西达到暴露的水平又试图控制自身免被暴露的地方，凡是在某个存在者即将沉入这种外表又试图找到摆脱的出路的地方，就会有面孔存在。（因而，艺术甚至可以给某个无生命的客体、给静止的自然赋予一副面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巫在面对宗教法官指控她在安息日亲吻撒旦的屁股时会争辩道，即使是在那儿，也有一张面孔。如今整个大地，已被人类的盲目意志变为一片荒漠的整个大地，也可以说变成了一张孤零零的面孔。）

我看着一个人的双眼：这双眼目光微微向下投去——这是谦逊，也就是说，是因潜藏在目光之后的空无而表示出的谦逊——又回视着我。它们可以毫不羞愧地看着我，以此展示它们的空无，仿佛这空无背后另有一双了解这空无并将之用作不可穿透的藏身之所的深渊般眼睛似的；它们也能以某种纯真无邪的目光毫无保留地看着我，而使爱与世界发生于我们的这种盯视的空无之中。

暴露是政治的场所。如果说不存在动物的政治，那或许是因为动物从来都是开放坦白的，从来都不会试图控制它们自身的暴露；它们就居于暴露之中，从来不刻意为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镜像、对作为影像的影像没有兴趣。而另一方面，人则使影像与事物分离，并为之命名，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要辨认自身，也就是说，他们想把握他们自己的外表。这样一来，人也就将开放的外面（l'aperto）改造成为世界，改造成政治斗争没有边界的战场。这场以真理为目标的斗争，则被称作历史。

在色情摄影当中，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情况是，通过算计好了的花招被肖像化的主体，盯着照相机，以此展示出对曝露于目光之下的意识。这种让人意外的姿态粗暴地揭穿了消费这类影像时所暗含的这样一种虚构：观看的人虽然处在被看不到的地方，但还是惊吓到了那些演员；实际情况毋宁是，演员有意识地挑逗窥视者的目光，迫使他盯视他们的双眼。就在这一刻，人的面孔的那种非实体性质霎时昭然。演员盯视摄影机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表明自己正在装模作样；但不管怎么说，就他们展示了这种伪装作假而言，他们以悖论性的方式表现得更为真实。如今广告也用上了同一种程序：影像愈是公开展露自己的造作就愈加有说服力。在这两种情况下，观看者都与明确关乎面孔的本质、真理的真正结构的东西相照面。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事实称作外表悲喜剧：面孔只因其隐藏才揭示，只因其揭示才隐藏。通过这种方式，理应使人得到展露的外表对人来说却成了这样一种外观，它使人泄露自身，但人又在其中辨认不出自己。恰恰因为面孔是真理的唯一场所，所以它也直接是假装的出现场所，是避免不了的不正确的出现场所。但这并不是说，外表以看上去就非真的表象掩饰着自身所揭示的东西；毋宁说，人的真正所是无非就是外表之中的这种伪饰和不安。因为，人既没有也不必有某本质、某本性或某特定命运；人的条件是那个最虚空也最非实体性的东西：真理。仍然对人遮蔽的并非外表后的什么东西，而正是外表本身——它无非就是人的面孔。让外表归于外表，让外表呈现为外表，这就是政治的任务。

面孔、真理和展示如今都是一场全球内战的争夺目标，这场内战的战场就是全部的社会生活，而其突击队则是媒体，而其受害者则是大地上的所有人民。搞政治的人、媒体、当权者和广告工业已经深谙面孔及其所开放的共同体的非实体特性，他们因而将这种特性变成了他们保证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控制的一个不幸的秘密。国家权力如今已不再以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为基础——国家日益与联合国之类的非主权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分享这种垄断；毋宁说，国家的首要基础现在是对表象的控制（对doxa[1]的控制）。政治使自身构成一个自治领域这一事实与面孔在景观世界——人的交流在这个世界里是与人本身相分离的——中的离析联手而行。展示因而成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通过影像和媒体积累起来，同时一个新官僚阶级则带着猜忌监督着对这种价值的管理。

如果人相互交流的从来只是某种内容的话，就永远不会出现政治，而有的只能是交换与冲突、信号与应答。但正是因为人相互交流的首先是一种纯粹可交流性（也就是语言），政治从而才作为可交流的空无呈现出来，而面孔也在其中呈现为这种空无。搞政治的人和媒体权威试图确保控制住的就是这个空的空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总是使这个空的空间离析为一个领域，确保它不被占用，他们总是设法阻挠可交流性本身显明出来。这意味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应该考虑到如下事实，即资本主义（或只要乐意，我们可以用其他任何名称称呼这种统治今日世界历史的过程）的目标不仅是征用生产活动，而且并且首先是对语言本身、对人的交流本性的异化。

因其正是纯粹的可交流性，所以每张人类面孔，即便是最高贵和最美丽的面孔，总是被悬置在深渊的边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姣好和最优雅的面孔有时候看上去似乎会突然腐败，从而使威胁着这些面孔的那个混沌无形而深不可测的背景浮现出来。而这个无形的背景不是别的，正是那种开放坦白本身和可交流性本身——既然它们被假设得像是同一种东西。只有这样的面孔才会不受损害：它必须能自己承担起自己可交流性的那道深渊，并能既不恐惧也不自鸣得意地将那道深渊展露出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张面孔都收缩为一种表达，僵化为一个字符，并越来越深地沉入自身之中。面孔一旦做到了使可交流性成为它的全部所是，并因而沉默地缩回自身之中，裹进自己沉默的身份之中，再不表达任何东西，那么它也就成了面孔的面具（smorfia），我们将面孔的面具也称为字符。字符是人类在言语中保持的构成性无言（la costitutiva reticenza）；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握住的唯一东西就是一种由隐而显的过程，一种纯粹的可见性：仅是一张面庞（viso）。面孔并不是超出面庞之外的某物：它是对面庞的赤裸展露，是对字符的胜利——它即言语。

 1.古希腊哲学概念，可译为“意见”。——中译者注

在人这里，所有事物都被分为对和错、真和假、或然和实然：这是因为他们是并且不得不是一副面孔。使人得到展示的每一种外表于是对人来说都是假的和虚伪的，并使他们面临一个任务，即去把真理改造为合适于他们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不可能是能为人占用的东西，它也与表象和非正确不同，并无对象：它仅仅是对表象和非正确的理解，仅仅是对它们的暴露。现代极权主义政治（La politica totalitaria del moderno）就是追求总体自我占有（autoappropriazione totale）的意志：在这里，要么是非正确——有赖于毫无限制的作假与消费意志（如在发达工业民主制度当中发生的那样）——要求在各地确立自身的统治，要么是正确要求排除一切非正确性（如在所谓极权主义国家当中发生的那样）。在面孔的这两个古怪的伪造物当中，都失掉了人的唯一机会，也就是说，失掉了如实理解非本真性、直接通过面孔暴露他本真地具有的非本真性、在面孔的光所造成的阴影中行走的机会。

人的面孔总是呈现着它自身结构内部的那种二元性，即真与假、交流与可交流性、权能与行动之间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也是人的面孔中构成性的东西。人的面孔的形成，有赖于一个消极的背景，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上积极的表现性特征才能浮现出来。罗森茨威格写道：

这颗星[2]在两个交叠的三角形中映照其全部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有序组合，与此完全相同，面孔上的器官也分成两个层面。面孔上的生命点都是面孔所借以与外部世界形成关系的那些点——无论那些关系是接受性的，还是主动性的。它根据接受性的器官而形成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些器官包括面孔所由以构成的基石：前额与双颊。耳朵属于双颊，鼻子则属于前额。耳朵和鼻子是纯粹接受性的器官……在以前额为至高点并以双颊所形成的贯穿面部中间的底线而构成的第一个三角形之上，又叠加了第二个三角形，它由负责为第一个三角形构成的僵硬面具表达灵魂的器官——双眼和嘴巴——构成。[3]

在广告和色情摄影（消费社会）中，双眼和嘴巴走向前景；在极权主义国家（官僚体制）中，消极背景则占统治地位（他们办公室里悬挂的暴君的无表情的图像）。但只有这两个层面之间的互搏游戏才构成了面孔的生命。 

从意指“同一”（uno）的一个印欧词根里派生出了两个拉丁文词，其一为similis，意为“类同”，其一为simul,意为“同时”。于是，similitudo（类同性）一词旁边还存在着simultas一词，意思却是“并立”（由此还引申出“竞争”、“敌对”的意思）；而similare（相像）一词旁边还存在着simulare一词（意为“复制”、“摹仿”，由此还引申出“假装”、“冒充”的意思）。

面孔不是掩盖或隐藏真相意义上的某种伪造物（simulacro）：面孔是simultas，是形形色色面庞的并立——在这并立当中没有哪张面庞比其他面庞更真实，面孔就在这些面庞的并立当中构成。把握面孔的真相不是指把握面庞之间的类同性（somiglianza），而是指把握它们的同时性（simultaneità），也就是说，把握使这些面庞汇集起来并构成了它们的共性的那种不安的力量。所以，上帝的面孔是人类面孔的simultas（并立物）：它是但丁在“永恒的光”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肖像”。[4]

我的面孔即是我的外面：它是一个模糊点，在这里不再有我的全部专属属性的区别，不再有属我与共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在面孔上，我是带出了我的所有属性（我一头棕发、身材高挑、苍白、骄傲、易动感情……），但这些属性当中没有一个是专属于我并能使我借以本质地辨认出我自己的。面孔就是一道门槛，是对所有模式和所有性质进行非专属化和非同一化的开始，在这里所有模式和性质都成了可交流的。也只有在我找到面孔的地方，我才能直面那个外面，才能与那个外在性相遇。

只需是你的面孔之所是。你跨过那道门槛吧。不要再做你各种属性或职能的主词，不要再驻足于它们的背后：行动吧，带着它们，通过它们，超越它们。

2.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德国犹太人，宗教存在主义者、现代最有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著作包括《黑格尔和国家》，说明神、人与世界三者关系的存在主义宗教哲学著作《救赎之星》和《教育与无尽》等。罗森茨威格的思想对瓦尔特·本雅明有很深刻的影响。——中译者注

3.指作为犹太人象征的“六芒星”,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叠而成。—中译者注

4.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 The Star of Redemption, trans. William. Hallo, New York: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0),第422—23页。——英译者注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无目的的手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

目录｜

序言

本书所收的每一篇文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特定的政治难题。如果说今日政治看上去正经历着一个被延长了的黯淡期并且出现于相对宗教、经济甚至法律的较次要地位之上的话，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恰恰是，政治已然丧失了对自身存在论位置的把握，并在相同程度上未能正视逐渐掏空了它的范畴和概念的那些改造。所以，下面的章节将在通常不被视为政治的或仅被视为边缘政治的经验与现象中探寻真正政治的范式，这些经验与现象涉及:人类的自然生命（一度被排除在政治正式领域之外并按照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来说至今尚未还其城邦中心之义的zoē）；例外状态（被证明构成了法律体系本身基础结构的法律统治之暂时悬置）；集中营（不仅是公私之间模糊化的一个地带，而且也是我们生活的政治空间的隐蔽母胚）；难民—以前被视为边缘形象，现今却因其能打破人与公民之间的纽结而逐渐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其过度生长和征用规定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景观-民主社会的政治；还有被定位为政治的真正领域的姿态或纯手段所构成的领域（也就是说，从与某个目的的相对性中解放了自身而又仍保持为手段的那些手段所构成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