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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之外｜ “关于姿态的笔记”篇｜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01

回声·EG｜ 院外 2022-10-04
收录于合集 #院外｜美学与生命政治导读 15个

2016年的"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课程重点导读了书中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关于姿态的笔记”（第一讲）“语言与人民”（第二讲）“面孔”（第三讲），并延伸导读了《例外状态》一书（第四、五讲）。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阿甘本是一位特殊的思想者，他往往通过思想的姿态去思考，以致很难勾勒他的整体思想，但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接近他的语言姿态、思想姿态本身。在阿甘本看来，姿态、身体或物质性这些概念，和他的另外一个概念“潜能”（Potential）密切相关。“关于姿态的笔记”中，阿甘本引述了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瓦罗的评论，勾勒出介于“做成”（facere）和“演作”（agere）之间，甚至超出二者的第三种“行”，即导读要拆解的第一个关键词——“姿态”。本期将从第一讲开始，陆续推送这一课程的讲稿内容，因推送内容以课上录音整理稿为准，权作导读者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初稿。
主讲｜赵文    录音整理｜杨立群    责编｜XQ

身体政治之外｜ “关于姿态的笔记”篇｜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2016
本文4500字以内
我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来学习阿甘本。刚才周（诗岩）老师说了，阿甘本既是当红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传统的。“当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国内的理论翻译界在近期集中翻译了他的一些著作。实际上阿甘本（1942年4月22日-）的整个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例如形式生命、牲人、姿态等等，这些虽然是我们近期听到的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或者关键概念，但是阿甘本本人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发端应该是70年代，也就是他在海德格尔的讲座课之后，阿甘本才进入了思想创造的过程。

我们读阿甘本，应当把他放在他的整体的思想发展或者一个整体思想语境当中。我个人认为阿甘本最重要的著作并不是《无目的的手段》和他的神圣人系列（或译“牲人”），而是他早期的《语言与死亡：否定性的场所》与《诗节》（Stanzas）。这两本书应该说是他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脉络发展过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原点。阿甘本的文字确实是非常难读的，原因与他的思想结构有关，下一讲关于语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谈到他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声音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阿甘本看来所有的语言都是不充分的。这一点自结构主义以来，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任何语言的指称或指涉过程，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都是约定俗成的，或者说，每一个能指都是不充分的，都是依赖于其他的能指，以其他的能指为前提的。在阿甘本这里，尽管他的思想脉络与结构主义有关，但其更重要的思想来源还是海德格尔。人类的语言为什么成其为人的语言了呢？这是阿甘本的一个思考原点。我们发出声音，动物也有声音，但是为什么人的声音就能够从他的嗓音，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震动着的空气层这种物理的声音形态中涌出了有意义的言说（parola）和语言（linguaggio）呢？阿甘本认为，最重要的是语言不足以表明意义，而和意义最相关的是一种生存结构，所有的语言都是对这种生存结构的言说，语言本身是言“无言”，就这种工具型的或者说一种指称过程而言，指向的是语言不可以言说的，人的生存的境遇和自由。这是阿甘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把语言本身当作一种姿态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姿态问题。他认为语言的内容层面，或者说表达面，不是指向意义的，而是它的表达本身。任何语言都是它的表达本身，言说的过程指向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生存结构中的一种生存意向。所以阿甘本难读。但是他也比较好读，因为他的所有的文本都是对这个思想结构进行演绎和具体化，并且也是在围绕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他的言说本身进行具体化，所以我们只要了解阿甘本的思想结构就能够理解他。

我建议大家在读他的《无目的的手段》和神圣人系列的同时，还可以去关注阿甘本本人的讲座，特别是阿甘本对于当代文化现象和当代艺术以及他对于历史文本的阐释，大家可以通过这些非常具体的内容去把握阿甘本的思想脉络。在下一讲我们探讨语言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读一篇"神圣人系列"其中一卷的一个节选。在那里，阿甘本专门谈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语言状态，副标题叫做“奥斯维辛的残余”。在这篇文本中，他谈到语言在极限情况下不表达任何内容，表达的仅仅是一种生存结构，它可以在一种无言的状态中表达更多的东西，实际上语言成为一种姿态。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姿态”这个关键词进入到阿甘本的整个思想脉络当中。
之前周老师说能不能勾勒一下阿甘本的整体思想，我觉的对其他思想家来说或许是可以的，但是对阿甘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读福柯或者德勒兹，或者海德格尔，乃至于健在的朗西埃，他们的思想是非常体系化的，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把他们的思想系统呈现出来。而阿甘本却是一位特殊的思想者，他是通过他的思想姿态去思考的。他的思想至今都在发展，他的著作不只包括“神圣人”系列、《诗篇》和关于语言的论著，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断地用文字在创造。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穷尽阿甘本的思想发展的。我们只能通过他思想中的一些关键词来接近他的语言姿态、思想姿态本身。
 
大家会发现阿甘本的文本有个特点，就是分节，每一节只谈一个小问题一个小的细节的现象。他的理论是没有具体的结论性的东西的。《姿态》这篇文本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篇文本既被他编到了94年的《无目的的手段》当中，也被他编到了一本论语言的专著《幼年与历史》中，可见阿甘本很重视这篇文本。他本人也认为这篇文本比较能够代表他的思想特征。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文本最后一节只有一个小的标题而没有内容。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不是没有写完，而是他所要说的在文章的前部分都已经谈到了，他只是在最后一节给出了一个提示性、暂时性的结论，他指出政治本身就是姿态领域，这里的“政治”我们也不能理解成一般的政治家的政治，或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治，政治学概念上的政治。这个“政治”本身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希腊语“政治”一词为“πολιτική”，涉及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微观政治。语言是政治，身体的表达也是政治，人类为自己寻找居所，在这个居所当中为自己寻找好的居住方式，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好的生活，为这种生活赋予好的价值，所有的这种行为都可以被称为政治。因此语言也是政治。所以姿态本身已经超越了“body”身体意义上的政治，后现代主义经常说“身体政治”。但是在阿甘本看来，姿态本身就是政治，姿态就是政治本身，是我们人“处事”——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世界之中在”的本质的一种方式。今天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姿态”。

在阿甘本那里，姿态、身体或物质性这些概念，和他的另外一个概念“潜能”（Potential）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这篇文本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段落，这个段落也并非是阿甘本本人的言说，而是采自于罗马时期的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瓦罗。这段文字是这篇文本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什么是姿态呢？阿甘本引述瓦罗的这一段评论，他认为这段评论中蕴含了宝贵的提示。瓦罗认为姿态是一个“行”的领域，同时也明确地使之区别于“作”和“做”。我们一般认为“action”，活动、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两种“行”，一种是“movement”运行，还有一种是人类的有目的性的行为，“action”。——瓦罗的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认为姿态首先是属于“行”，人的活动的领域；同时他又非常敏锐的把握到了作为姿态的“行”与另外在意涵上和“行”有关的两个动作之间的差别。一个动作是“agere”，一个动作是“facere”，即“作”和“做”，它们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动词。这段话我们来读一下：“行的第三个阶段，他们说，是他们使某物“做成”（faciunt)的阶段:在这里，由于“作” (agere)与“行”（gerere)之间的相似性，认为其为一种情况的那些人们就犯了错。”把“作”与“行”混在一起的人往往会犯错。“因为，某人可做 (facere)某物而未必作之”，这里，“做”指的是“做成”，是指使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结果。大家注意一下，“做”是使得某些从未出现过的事物和情状由以出现，设置原因，使它从无到有，这是“做”。但是“做”的人，设置目的的人，使得这个可能性或者使得这个原因性植入到事情当中的人，不一定“作”这个事情，即“做成”但是不一定“兴作”。瓦罗在后面举例说，“如诗人做 (facit)一出戏剧而不表演它”，诗人可以做成一首诗一出悲剧，或者艺术家提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概念，但未必真正“兴作”它。“而另一方面，演员“演作”(agit)戏剧而非做成了它，所以一出戏剧”——这里面有两个“zuo（做/作）”在起作用。在一个艺术品或者悲剧当中，“由诗人所“做”(fit)而非其所演作，由演员所“演作”（agitur)而非其所做。”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这两个行为的领域。那么“行”——或者说“执行”——在这里生发出了第三个行为领域，瓦罗在他的时代中举出了一个例子，“另一方面，罗马皇帝，被认为“行”（gerere) 其政务，而在这种场合，他既不“做”(facit)也不“作”(agit)，而是“执”(gerit)。

当时我在翻译的时候想，实际上这个情况和汉语中的表达非常接近。“执行”——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罗马皇帝替换为法官，法的概念在阿甘本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隐喻——在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法官执行了他的任务。法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这个行为所依赖的条例，或者使他的执行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并不是他“作成”的。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并不仅仅纯粹是在把这个法律条例贯彻在实践当中，相反，我们会发现在法官的行为中总是有一种“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影视中所见，英国的法官在进行庭审的时候，会带上假发，穿上法袍。这些行为和他执行的任务没有什么关系，而这就是surplus，“多出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既不是在“做”也不是在“演作”的“姿态”。而这个姿态恰恰使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使他的行为得以可能的、更具权威性的东西得以显现。我们看的不是审判的过程或结果，我们看的是高于他的——不仅使他，也是使得原告、被告，乃至于陪审团和旁听者，汇聚到这里成为可能的——更高的权利或权威，那个东西恰恰是通过“执行”而被我们看到的。作使那个东西成为可能，又不是纯粹的“作”，它是一种执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某种不是法官，而在法官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东西。皇帝本身的任何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执”，在执某种东西，也即所谓替“天”行“道”。“执”也是维持，正是通过这个维持，我们可以觉察到权威潜在的潜能/力量。因此“执”这个字就转译为“持”。比如说主持人。主持人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些事情大可不必有主持人，但是主持人的职能是使得这个活动的合理性、习俗、习惯被展现，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共同的认同一种规则。这个东西是主持人之外的，主持人在执行，在“持”，“持”（gerunt)重担者，因其荷持重担而故名。(VI VIII 77) 

因此阿甘本就通过一个古罗马人的评论，区分了“行”的三个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做成”（facere）；一个是“演作”（agere），表演、兴作，它指使得已经设置好的原因性重新展现的过程；还有一个过程既不在“做”也不在“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甚至超过两者之间，比二者多出了一些东西，它是一种姿态，叫做“行”。这三个活动领域的区别，可以说是阿甘本思想当中最具有原生性的东西。我们回到阿甘本的思想谱系当中，从亚里士多德来谈一谈“做”和“作”的原初意涵，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进入对阿甘本来说何为姿态这个话题。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校订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课程讲稿｜2016
未完待续｜
第一讲 身体政治之外：“关于姿态的笔记”篇
第二讲 语言的边缘 ：“语言与人民”篇
第三讲 面孔、真理和展示： “面孔”篇
第四讲 例外与常规
第五讲 悬置与仪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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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札记｜2016
生命政治学的源头至少要追溯到福柯。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国家理由的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为了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福柯研究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治理方式。这不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所奠定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权力技术学”，其中，被统治者必须要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它的治理通过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来达成。它通过鼓励，而不是限制和禁止，来达到“好的政治”，即经济学上合理的政治。
治理的对象不是整个经济过程，而是经济人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就是寻找另一种合理性，不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是历史合理性。
让生命成为艺术品｜美学与生命政治第一讲｜福柯《性经验史》导读
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生命”和“生活”是互训的。让生命成为艺术品，是理解到生命政治的现实后，对现实进行的超越与克服，它是以康德意义上绝对命令的形式说出的。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颠覆了“人类的安睡”和人类中心主义，而福柯则宣告了“人之死”，即作为现代知识型支点的“人”的死亡。福柯在《疯癫与文明》指出疯癫不是自然疾病，而是知识的建构，文化的建构，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如果说只有疯癫才最接近于绝对知识，那么这其实是对整个西方的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话语的一个彻底的颠覆。
上｜《疯癫与文明》集中考察了作为他者的疯癫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命运和意义，从而对理性至上的西方现代文明展开了批判性思考。
下｜生命政治最关心的就是身体和人口，交叉点就是性……为什么成为艺术对象的应该是一盏灯或一座房子，而不是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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