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课程重点导读了书中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关于姿态的笔记”（第一讲）“语言与人民”（第二讲）“面孔”（第三讲），并延伸导读了《例外状态》一书（第四、五讲）。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阿甘本是一位特殊的思想者，他往往通过思想的姿态去思考，以致很难勾勒他的整体思想，但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接近他的语言姿态、思想姿态本身。在阿甘本看来，姿态、身体或物质性这些概念，和他的另外一个概念“潜能”（Potential）密切相关。“关于姿态的笔记”中，阿甘本通过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瓦罗的评论，区分了“行”的三个领域：一个是“做成”（facere）；一个是“演作”（agere），表演，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甚至超过两者，比二者多出了一些东西，它是一种姿态，叫做“行”。本期将沿着阿甘本的思想谱系，辨析“做”和“作”的意涵。院外将陆续推送这一课程的讲稿内容，因推送内容以课上录音整理稿为准，权作导读者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初稿。
文｜赵文 录音整理｜杨立群 责编｜XQ
身体政治之外｜ “关于姿态的笔记”篇｜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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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甘本就通过一个古罗马人的评论，区分了“行”的三个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做成”（facere）；一个是“演作”（agere），表演，它是使得已经设置好的原因性重新展现的过程；还有一个过程既不在“做”也不在“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甚至超过两者，比二者多出了一些东西，它是一种姿态，叫做“行”。这三个活动领域的区别，可以说是阿甘本思想当中最具有原生性的东西。我们回到阿甘本的思想谱系当中，从亚里士多德来谈一谈“做”和“作”之间的真实意涵，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进入什么是姿态这个话题。
“做”在古希腊语当中拼写为“poiesis”，这个词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诗，今天英文当中的“poem”和“poetry”都源自于它。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该词比“诗”的意涵要大，它的原意就是“做成”或者有些翻译为“创制”、创造。“作”，即“演作”的作，“Praxis”，也是古希腊语，这个词在今天的英语当中的形式是“practice”，一般翻译为实践，保留了很古老的意思。从这两个古希腊语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区别，实践（作、praxis、practice）主要是指技艺活动（tecnique），是和技术相关的；而创制（做、poiesis）主要是指创造性的生产活动，特别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
关于实践的目的，阿甘本的文本当中用一个注脚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个非常细微的区别：作的目的（praxis、practice）在于该行为自身的善好，创造的目的（poiesis）在于该行为产物或后果的善好。这两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作的目的（praxis、practice）在于其自身的好（即该行为本身的善好）”？我们评价一个技术的实践者当然要看他技术好不好，“作”的好不好。我们判断一个工匠的作品好坏，主要通过他对技术掌握和实践的好坏来判断；而创制的目的在于其产品的善好（即该行为的产物或后果的善好）。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诗人的创作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创作本身，而是在看它的立意，诗篇从无到有的得以被设置出来所依赖的原则好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类比一下：“Pracitce”是一朵无需结果的花，开花本身就是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手段和目的是重合的。一个工匠可以不知道原理，只通过长期实践，通过手段就可以实践而做成一个作品。手段好本身就可以让我们判断他的实践是好的。但是“创制”（从无到有的创作）则不同，从无到有的创作必须结出果实，开花这个过程只是手段。所以我们判定一个诗人的创作好不好，往往是看他的制成之物好不好。在语义学当中，还有一种更好的区分方式。Praxis一般可以翻译为doing，而创制一般翻译为making。Doing的好不好，要看他doing的手法好不好；而making好不好，要看他making的原因性好不好。这个区分是尼古拉斯· 洛布科维奇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来的（Nicholas Lobkowicz：Theory and Practice：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7，London，P．9．）。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作”和“做”都是“行”（这一活动）的一部分，但是“行”的好不好则牵扯到伦理问题，这个伦理就是我们行为善好与否的观念和理论。“ethos”这个词本身在希腊语当中原指人的群体在某居住地的定居方式——当然方式有好坏——后来引申为品格、精神气质，即指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社团或者家庭的品格和精神气质。该词涉及群体意义上的伦常（好的方式）和个体意义上的行为举止。因此不可避免的牵扯到“善好”（goodness），好和坏的区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分的问题。在我们判断Doing（实践、作）好不好的伦理规范当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习惯。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过“习惯（Nenomistai/Nomos）是万物之王”（《历史》3.8）。习惯往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判定好坏的一个标准，甚至也是我们在实践意义上判断好坏的标准。我从两个层面来解释。先是日常生活的“doing”，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事情，但是我们判定日常生活中做事情的好坏，往往是出于习惯，甚至我们做事情本身就是出于习惯。比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当中，生活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当中，有些事情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这样的，而我们也会被这个社群或者被这个文化的一些习俗，约定俗成的规定所影响。大家历来如此都是这么做，而这个共同体当中的他人也会按照这个习俗的标准来判定我们是不是做得对、做得好。那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会不会去想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或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去上升到一个自反的层面上？不仅日常生活，语言也是这样。我们在说话的过程中，在使用言语行为的过程当中，把语言拿起来就用，是在“doing by speech”。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作”语言的时候或者叫在“作”说话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何以能说话的原因有没有一种反思？没有。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习惯当中，那么用索绪尔的话来说，语言本身也是约定俗成的，甚至连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非理据性。但是由于我们身处这种语言的环境当中，语言降到我们身上，语言规范规范着我们，语言是一种Nomos，语言是一种习惯。那么用福柯的话来说，必须被语言所归约，我们是不会去思考这个语言本身的规则。
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行为或者所有的“doing”的一个特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doing”都遵从于“Nomos”，都遵从于习惯。“Nomos”在古希腊人那里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法的概念，或者法规的概念。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整个西方的法律传统，乃至于罗马法的传统当中有两种法律体系，一种是成文法，另外一种就是习惯法，特别是盎格格鲁撒克逊的传统（有意思的是，现代启蒙也是自这一文化传统而起来）当中，就是习惯法。习惯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所共享的一套规则，而这套规则对我们来说仿佛是自然的，仿佛是理所应当的。而我们在这套习惯法当中，或者在这一套所谓的假自然的习惯当中，我们只是去“作”，而别他人就是在这个生活习惯当中他者也是按照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习惯来判定“作”的是不是好。所以“nomos”是万物之王，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王者，他是统治者起支配作用。甚至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常常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来说“习惯是人的第二自然”，也同样说的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到了启蒙时期，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习惯是人的行为的支配规则，“启蒙”意味着塑成新的习惯，而推翻并替代旧有习惯，或者也就是说革旧习惯的命。但是习惯仍然是控制人的日常生活的法。大家要记得这一点，我们在讲例外状态的时候，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这是我们说的“作（doing）”的好不好的伦理问题，习惯是起支配地位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艺术问题。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是工匠，不是创制者。亚里士多德也经常来举制造者的例子，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克伦理学》的大伦理学和小伦理学当中，他都用制陶匠来指称一类叫做具有实践智慧的人，这是亚里士多德经常举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大师级的工匠，他对器物的认识如此深刻，他对手艺有着精湛的掌握和领会，以至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造出令人惊叹且持久常存的作品。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位在其擅长的运动中处于顶级的健将，他熟谙规则，这个熟谙不是意识上的熟，是他甚至可以做到一种无意识的熟，操作意义上的熟。他善用身体，在瞬息变化的运动过程当中，每一个时机里都能不假思索的运用技巧令人惊叹。我们还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绝不仅仅靠着训练和心理指南手册去了解心理疾病，直接就知道如何去解读病人，因每试不爽的洞察和敏捷的理解力，而对如何消除病态指导患者与世界建立更具建构性的联系了然于胸。那么这些人，大师级的工匠制陶者，体育健将，受过学术训练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医生，他们都不是“做成”原因的人，他们只是在这个习惯当中获得了一种领会，而把手艺变成了“作（doing）”得好，他的手艺本身就值得称道，他就达到了这个伦理学的手段的好。甚至这个手段已经和他的行为本身已经已经融为一体了。大家中学时候都学过一个卖油翁——“唯手熟尔”，操作的精湛性来自习惯，在这里彰显出来的是极充分的“作”，即让操作的规范得以如其所是地“兴作”起来的一整套动作。但这个习惯是非反思性的，操作者的这一行为本身，是一种姿态，卖油翁的操作是一种姿态，制陶者的动作也是一种姿态，但这个姿态，我们看不到（不加注意），他自己也看不到（遗忘）。我们往往会把他的制成品，变成习惯的一种直接展示，而他的姿态本身已经和他的制成品融为一体了。我们看不到这个姿态本身，姿态的姿态性已经消失了，这里非常重要，这个姿态的姿态性我们已经看不见了，是我们看不见的（由于只关注制成品或结果），也是他看不见的（由于动作的熟练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陶大师的这个他的制作计划，我们往往是看他的制陶品，制成的这个陶罐浑然天成，我们是通过他的陶罐去看，我们看不到他的动作，而他自己也看不到他的动作，这就是姿态姿态性的消失，姿态姿态性消失了，太稔熟，太熟悉，所以消失了。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这是作为实践的“作（doing）”的一个特征。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做”，“making”。它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什么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呢？就是这个希腊语当中的poiesis或者英文当中的make，最高的创制者，当然是最完美的创制者，最完美的设定了目的的，而其他的一切演作者，都是按照由此创制设置的目的和规则方式去实践。“做”是设定原因的。按照赫拉克利特（他是古希腊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也是海德格尔最看重的一位哲学家）在“残篇”第112条当中的说法，最完美的“做(making)”, 实际上是“自然”的自行生成运动。他说，“健康地思想是最大的完满，而智慧就在于在对自然的倾听中按照自然(physis)说出真理并行动(poiesis)”——也就是说，最完美的“做”，乃是operari ex nihilo ( 从无中开始的工作)的“自然”（physis）的工作，它最完满地使事物从nothing（无）变成了being。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做得好（making well）”当然意味着像自然那样地做。这里还可以和“制作（facere）”做一个比较。Doing well的最高水平是什么？工匠的实践的最高水平的表现是什么？工匠实践（制作）是facere de matria——“藉由质料”来实践操作规范，这一活动的最高程度是产品、产物像自然物，“巧（teche）夺天工（physis）”。但请注意，实践的最高程度是“产品、产物像自然物”，而不是“动作本身像自然”。在实践中重要的是“手段”，“技术”是支配性的，目的是由外部设置进来的。而“做得好”则意味着“像自然”那样从无到有的创制，设置目的，并使得创制成品如自然那样存在。就像十九世纪“天才论”学说所说，创造者／作家（creator）是使此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由他的创制而得以存在的人。我们判定这个make well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在创制（make）的过程当中，手段和目的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目的是高于手段，还是手段本身就是目的呢？当然目的是高于手段的。创制者使类似于自然的目的“被设置”出来并“运行”而成为具体存在。我们在这一简要的分析中，大致看到了“作（doing/facere）”和“做（making/poiesis）”的区别。“作”的目的是由动作主体外部设置的，动作主体的“作”的活动是实现这一外来目的的手段。“做”的目的是动作主体自身设置的，该动作主体“做”的活动是这一内在性目的的自然展开。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两种动作之间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就是在这两种活动中，目的和手段的“被遮蔽性”。就“作”而言，外部目的“非反思地”介入制作活动，而工匠的动作由于与工匠主体的亲熟性而全然被隐蔽。就“做”而言，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他以Hervorbringen来对译希腊词poiesis）是指“把某物带上前来之意”，就是指“将某物设置出来（Her-Stellen）”，如自然般创制形式，使物性被置出，手段淹没并被包含在目的之中。因此，“作”和“做”都意味着手段和目的的双重遮蔽，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文章来源｜"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课程讲稿｜2016
对于阿多诺来说，可以称作艺术的事物，应对了已然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社会政治转型。而用麦克卢汉的话说，真正的艺术家是那些能够迎向技术、并且觉察感知变化的专家。那么艺术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形式”以及作为形式的媒介的再思考。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