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课程重点导读了书中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关于姿态的笔记”（第一讲）“语言与人民”（第二讲）“面孔”（第三讲），并延伸导读了《例外状态》一书（第四、五讲）。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阿甘本是一位特殊的思想者，他往往通过思想的姿态去思考，以致很难勾勒他的整体思想，但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接近他的语言姿态、思想姿态本身。在阿甘本看来，姿态、身体或物质性这些概念，和他的另外一个概念“潜能”（Potential）密切相关。在“苏格拉底之死“的例子中，苏格拉底接受死亡的姿态已经成为了“哲学”的姿态本身。他以哲学的方式肯定了阿提卡城邦的“nomos”，在服从法律的同时，使哲学存在的必要性现身。哲学并没有抽离于政治，而是加进一个“非一之是”的比例标准，从而使那静止的nomos发生无限潜能的变动，从而让我们看到那个有限之中的无限、无限之内的无穷。这就是哲学的政治。院外将陆续推送这一课程的讲稿内容，推送内容在课上录音整理稿的基础上又做了修订，引文部分以红字标识。权作导读者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初稿。
身体政治之外｜ “关于姿态的笔记”篇｜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2016本文5000字以内｜接上期
苏格拉底作为希腊人（他拒绝逃到外邦，即使出逃可以使他免于身死）认同了对他的审判的正当性和确当性，接受了审判结果，坚持了运用理性这一基本哲学原则，实践了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并在这一智慧的引领下，平静节制地、勇敢地死去。哲学的这一姿态，同时让城邦政治的手段性的“四德”的“目的空乏”被我们“看见”，同时在哲学家的这一“姿态”中重获“目的”、重新得以配置。
苏格拉底在接受死亡的姿态已经成为了“哲学”的姿态本身。当晚，他的朋友们围着他，他们交谈了一夜，苏格拉底向他们明确表述了自己这一“决断”的原因。他一手向上指去，这象征着他遵从“爱欲”的指导。当然，这个爱欲就是对自己的“神明”的爱，就是“自爱”，在“自爱”中才能实现哲学灵魂“向上”的提升，直至“看到”理念。这是哲学的姿态。在这一姿态里，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苏格拉底在以哲学方式肯定了阿提卡城邦的“nomos”，在服从法律的同时，使哲学存在的必要性现前。从《申辩篇》的文字记录来看，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逻辑，正是在希腊阿提卡城邦的四种“美德”——智慧、公正、勇气、节制——所给定的场域中展开的，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作为人格化的哲学，“做”了与政治象征化的城邦“惯例”的正面交锋。城邦政治家们对苏格拉底进行控诉，主要集中在我们说过的两条罪名上（两波控诉四条罪名可以化约为这两条基本罪名）：1. 引入新神；2. 败坏青年。这两条罪名挑明了“政治”取消“哲学”社会资格的意图。“引入新神”、“败坏青年”的罪名如果成立，哲学的作用就因变乱心智而无智慧，就因滥祭淫祀而无节制，就因导人离群索居而无勇气，就因以上种种而无“正义”，所以从事“哲学”的人，无此四德，也就不是希腊城邦的“nomos”所规定的“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在羁押期，在受刑中，通过自身的“哲学”姿态，通过一种“争执”，让城邦市民，让他的朋友，让“哲学”的朋友看到，这四种德性恰恰以最坚实的形式，保存在“哲学”之中。什么是“智慧”？智慧不是在“作”的意义上，为已经惯例化的习俗做“旁注”或进行背书的智慧，至少不是在以与“真”无涉的条件下，流俗地尊奉“善”的律法的那种智慧。“善”是手段，“真”是目的。哲学的工作是让“善”的先验条件被置出的理智工作本身。正是在对“真”的追求中，才能获得极大的“勇气”，去践行受“真”确保的“善”。故此，苏格拉底不仅在为自己的辩护中，谈及了自己在实际的战役（“波底代亚之战”、“安菲玻里之战”、“德利昂之战”）中坚守岗位、视死如归、沉着勇毅，而且还以接受审判结果，在友人们的围绕中冷静地死去的方式实践哲学的选择。也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大声说出的，听从“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的召命，才能知道服从什么、为什么必须“服从”和“服从”的意义，才能用对真理的认识去“节制”行为，知“命”而“不害怕（——我从来不会害怕）”。进而实现真正的“正义/公正”，不以道德的修饰、行为的矫饰去博取名声、聚敛金钱或和“神”做买卖。苏格拉底以哲学的姿态接受死刑的判决，也就等于遵照经过省察的“四种德性”，维护了希腊阿提卡城邦的道德本身的真理性，并巧妙地将四种德性，配置成了真正的哲学德性或能力，由此，“智慧、公正、勇气、节制”不再是各自孤立的“律条”，而成为了动态的哲学实践——智慧地勇敢、正义地节制。苏格拉底在与政治家们的争执中共享着同一些价值，但也将这同一些价值做了“挪用”——即阿甘本意义上的“占有”、“挪用”和再分配置。哲学因而对它与政治所共享的“价值”的挪用和配置，使“哲学家的朋友们”（“哲学的朋友们”）看到了政治的“执”与“作”对伦理学价值本身的“掏空”和不恰当的“使用”。哲学不“执”，亦非“作”，哲学“做”，哲学家“做”哲学。让道德和律法的“名词”转变为“姿态”的动作——智慧地勇敢、正义地节制。道德和律法的“名词”的静止性，由此而转变为“姿态”的运动的“潜能”，哲学的朋友们也由此看到城邦政治的新的伦理潜能。苏格拉底，以他的沉着勇毅的哲学行动使哲学成为了政治之“后（meta-）”的目的置出的“做”的领域，这一目的置出的“做”的领域虽不必直接进入（也不可能直接进入）政治领域，但只要它在那儿，它就可以让政治更加“坚实”，让政治的伦理学含义能为我们所看到。哲学姿态是“伦理”的。我们由此想到了另外两个例子来示例哲学的“伦理”姿态的潜能性。这两个例子来自亚里士多德。虽然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哲学不像苏格拉底那样是“实践-辩证的”，也不像柏拉图那样是“观念-理念的”，但却也是听从“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的真理召命的“理知”之“做”，故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行动在“重新切分”和“再配置”这一“姿态”上与苏格拉底哲学是完全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举出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清楚他所说的潜能是什么。在这两个例子中，亚里士多德引入了一个新的“姿态”，就使某种东西的潜能得到了展现。“潜能”不是可能性，“潜能”使可能性的前提。这两个例子都和数学有关。第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说他取自更古的一位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无限就是偶数；因为偶数在被奇数所封闭和限定时，它在本质上仍是不确定的无限性。在数目方面发生的情形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因为如果拿来角尺围着一以及此外的二，那么，后者的图形就会总是时时不同，而前者的图形则始终同一。（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毕达哥拉斯派把无限者和偶数同等看待，因为偶数在被奇数围限的情况下，还是赋予事物以无限性。数[在几何图形中]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因为角尺围着“一”和围着“除去一”的数，结果，一个形状总是在变换着，另一个却总是一种形状。（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一个直角的角尺围着1生产出来的形状总是1。即使再往上累加，以至于无穷，无穷地去累加，我们会发现围起来的形，从数的角度来说，全部都是1比1的，这就是无限，而且是一个坏无限，用黑格尔意识就是坏无限。它虽然是无穷的，但是再往上加5比5也是1，4比4、3比3全部都是1。这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坏无限”。由1而来的“形”，虽其大可至无穷，但非无限，其限总为1。若角尺围着“除去一”的数，或“偶数”，所得的“形”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以角尺围偶数，所得形状皆不同，每次得出的比例全部都是不一样，以至于无限且无穷。
多出一个“算符”，就从自我复制的“形”获得了“生成”的潜能，使静止的无限变为无穷的运动的姿态。“一”如果是道德性的“nomos”，“除去一”就是与“一”的争执，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源性”否定的关系，这就是潜能的“政治“。这个例子也能让我们看到阿甘本所说的“姿态”概念中所蕴含的一个思维源点和思想原则。这也让我们想起了铭写在《道德经》核心位置上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词句。另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很像我们先秦哲学中的一个著名的数学公案：“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亚里士多德所举的这第二个例子直接关涉着“无限”和“潜能”的直接同一性——无限不是事物的“至大无外”（无穷），而是事物的潜能的“无限性”。“无限的含义正好与大家所说的相反；因为无限不是在它之外全无什么，而是在它之外总有什么”（“不是此外全无，而是此外仍有”）。在某种意义上，增加方面的无限与划分方面的无限使同一的。在一个有限的积量中，无限增加你转过来就成了无限划分。因为正如我们所见的，划分能够进行到无限，而且也会看到，按同一比例也能增加到一个已定的量。因为，如果在一个有限的积量中取出某个一定的部分，然后按同一比例截取出另一部分（但不是从原有的总量中取出同样的量），这样继续下去，不会取完原有的有限积量。但是如果增大取出部分的比例，并且总是这样取出一个相同的积量，那么就会取完原有的有限积量；因为一切有限的积量都会被任何更小的确定的积量所取尽。所以，无限的存在不是在其他意义上，而只是在潜能的和减少方面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人民大学出版社）
加起来的无限和分起来的无限在某种意义上同一：在有限的量里，无限相加是无限相分的逆转。按我们看到的比例继续分下去，按我们看到的同一比例加起来都可以接近已定的量。因为，如果在有限的量中取其一定的部分，然后再按同一比例取出另一部分（不是从原有的总量中取出同一量），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不会穷尽原有的有限量；但是，如果增大取出的比例，并且每次都取一个相同的量，那么就能穷尽原有的有限量。因为每一个有限量都能被任何比自己小的一定的量所取尽。因此只有潜能的由于减少的无限，没有现实的无限。（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让我们联系“一尺之棰”的示例来阐释一下这个例子。一尺之棰，作为有限的量，也蕴含着“无限”。不仅无限可加，当然也无限可分。但只有以一种方式来“分”，此一尺之棰才“能”是无限可分的。以此外的另一种方式来分，却又是“能”有限地尽分。的就其“能”被尽分而言，我们只要按定量来取，如“日取尺之十一”就可分完。“一”（不计单位）的功能让此棰可被尽分。但是，若日取“其半”——也就是所余下来的存有的一半，也就是，对“一（不计单位）”之“半”划分，此一尺之棰就永不可尽分。以几何线段为例：
无限在这里很好地被证明为“潜能”本身。任何有限的存有，本身都蕴含着“非一之是”。在中国哲学术语系统中，“奇”为变、为动，即为此非一之是。总是要“多出来”、“剩余”出来某种东西。维纳·哈马舍(Werner Hamacher)，把“姿势”定义为“语言抽出意义后剩下的东西”。哈马舍：《名中的姿势：论本雅明和卡夫卡》(‘The Gesture in the Name: On Benjamin and Kafka’)，载《前提：从康德到策兰的哲学与文学论集》(Premises: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from Kant to Celan), trans. Peter Fenv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在“Name”之内引入产生剩余的“思想比例”，这不正是“做”的哲学与“执”的政治之间的争执性的关系吗？。哲学并不离于政治，不过是加进去一个“非一之是”的比例标准，从而使那静止的nomos发生无限潜能的变动，从而让我们看到那个有限之中的无限、无限之内的无穷。这就是哲学的政治。
使nomos发生变动，使其无限潜能被看到的东西是某种“思想比例”的调整。就像鲁迅笔下“狂人”所问“从来如此便对吗？”这一提问的姿态，让如此之是的无限潜能被看见一样，产生“剩余”的姿态使得我们在“做”和“作”之间看到它的原因性的东西，也是苏格拉底以“服从”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他所服从的那个“事物”的“非此之是”的东西。阿甘本经常探讨一片很多现代哲学家都很有兴趣的文本——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在我所理解的阿甘本的解释中，文本中的那位来自乡下走到“法”的“敞开的门前”的人，用余生时间以站在门“前”的方式进入“法”的实质的那个人的“弱”姿态本身就昭示了“禁令”的本质。这个故事有很深刻的弥赛亚的意味，实际上他所做的事情和苏格拉底做事情是一样——只是他（卡夫卡本人）的姿态“弱”，苏格拉底的姿态“强”——，这个门就是为他敞开的，但是他不能进，他一旦跨过门槛，这个门就不再是为他敞开的，我们就看不到“法”的本质，他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法”——它既是以敞开，又是以禁止的方式存在。当所有的“增加”都意味着无限潜能丧失的时候，姿态就会一同丧失。在坐的各位都深谙艺术史，在现代的门槛，第一次描画姿态丧失的画家可能就是丢勒。1514年他创作的《忧郁I》（Melencolia I）点明了“忧郁”的实质是“潜能”可能性的丧失，是对象的“真无限性”的丧失和对这种丧失的“哀悼”。在这幅画中，大地之神的女儿梅伦可雅蜷坐在前景处，她的斜上方还坐着一个同样忧郁的小天使，她脚下的那只狗同样忧郁静默。画面中还有多面体、球体、圆规、尺子、代表几何学，刀、锯、刨、锤，代表工程学、船、锚、指南针，代表航海学、天平沙漏钟代表科学。最为醒目的是她头顶上方的一个4×4幻方。这个幻方的是“34”的“坏无限”：1.幻方上的数字横竖加起来都是34，这是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
2.幻方对角线上元素的平方和748（34的22倍）
3.幻方对角线上元素的立方和9248（34的272倍）
4. 幻方对角线上元素的平方和748和立方和9248等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平方和或立方和。
5.幻方最下面一行中间的两个数字15、14是这副画创作的年代1514年，时年丢勒43岁，43是34的镜像。
……
一切都回到“34”。事物还未开始已经“完结”，就这样“丧失姿态”。
文章来源｜"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课程讲稿｜2016
抛却时髦的风尚，为什么我们仍要去关注瓦尔堡？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历史危机与世纪之交的德国、瓦尔堡深度焦虑的文化根源又有怎样的关系？换言之，瓦尔堡并非我们的研究目的，他更像是通往问题的一种途径。近二十年来，虽然许多学者都在寻求“如何绕开贡布里希直接进入瓦尔堡”，《阿比·瓦尔堡的姿态：图像生命与历史主体》一文却选择从贡布里希与阿比·瓦尔堡的思想断裂处入题，以一种逆向的路径，分析瓦尔堡图像生命理论中涉及的图像观和历史观问题。
围绕丢勒早年生平和他两部有关数理科学的技法工具书《人体比例四书》和《使用圆规、直尺的度量指南》展开。这两部著作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绘画技法理论。在书中丢勒不仅详细地为艺术技法学习者提供人体比例学、测量学方法，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学原理、技法原理，将艺术技法与科学知识、艺术美学结合在一起。“艺术与科学”的融会，在丢勒的诸多速写、版画和油画艺术作品中常常以生动的人体及象征意味浓郁的静物为表象展现在观者眼前，也为丢勒的“艺术目的”而不断变换着自身的内涵。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