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是谁在“灭”法？ 评周贵华的伪佛教观——以神学信仰颠覆中国佛教根基

说明：本文从周贵华的“批印檄文”中，揭露了他佛教观所潜藏的四大基础要素“天神佛观”、“人不成佛论”、“人无佛性论”、“佛不可知论”，进而指出了他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信仰的神学思维和诡辩逻辑。并从佛法正觉法性的维度，辨明了周贵华等人刻意扭曲贬损“大乘是佛说论”、“人间佛教”的神学症结所在，反映出他们颠覆中国佛教根基的丑恶本质。

自无锡“义学”研讨会辱骂高僧的丑闻曝光以来，中国社科院的周贵华教授，引起了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在佛教界看来，周贵华居士作为皈依三宝的在家弟子，竟然公然肆意贬损辱骂高僧，无视僧宝，严重违背佛教伦理，实属大逆不道。在学术界看来，周贵华教授作为一名社科院的学者，竟然假借学术会议这一公共性平台，极力鼓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主张，因学术观点相左而攻击已故高僧的人格，严重违背基本的学术伦理规范和道德修养。与此同时，周贵华教授鼓吹的“义学研究”和“完整佛教”，也受到了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各种质疑，分别被普遍认为是超出学术领域的信仰式神学，新兴的附佛宗教——“完整教”。 

一、同情之理解

首先，周教授所信仰的“本位佛”是天上的佛，而不是人类历史上在印度出家修行成就的释迦牟尼——人间的佛。他说：“人间的佛只是化身，不是本位佛……成佛只能在天上成就……在天上成就意味一切都是超越人间的，而在人间就不一样，要受人间的各种因缘条件的限制，只是人中的圣者而已，不具天神的一切性质。”（注释1）他要说明的结论有两点：（1）释迦牟尼从诞生人间，到修行成佛，至始至终都不是“人”，而是“本位佛”化现的一个幻相；（2）作为人道中的“人”，无法在人间修行成佛，只有在天上才能成佛。

其次，与 以上（1）（2）点相呼应的是，他为强调“人”与“佛”的截然不同，宣称（3）人性中没有佛性：“人性与佛性是相别的，而不应该将佛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包含着人性里。因为作为人道或者人性，完全是用人本位的东西成立，而佛性里面包含了很多超越人道的东西，就不能完全局限在人性里面。……佛陀不仅超人道，而且超三界的其他一切道。”（注释2）也就是说，佛性不是人乃至一切众生所具有的。

再者，他为了捍卫“天上佛”的绝对超人性，鼓吹（4）“佛”在人类认识能力范围之外。他说：“按照佛教的本位立场，不论是依据古代圣贤的实践，还是当下众生内心中的善根的现起，这种人本与经验观纵使在某种情况下可用，也是有边界的，并非针对一切皆准。确立这个边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将佛教的内证境界与圣者乃至佛的存在性搁在界限之外。……在佛教本位意义上的殊胜境界、圣者的存在，都无法用人本和经验立场判定。”（注释3）可见，他自设了一个“基本原则”，将“佛的境界”搁置在“人本经验”之外，乃至于古代圣贤和众生善根都是无法认知的。

以上揭示的四个论断，是周教授佛教观的基础要素，可分别概述为（1）是“天神佛观”，（2）是“人不成佛论”（3）是“人无佛性论”，（4）是“佛不可知论”。虽然明显有悖于真正的佛法，但此四者相辅相成，正是他“完整佛教”“义学研究”的精神内核，从而在“立（己）”与“破（他）”两方面表现出如下四大显著特征：

（一）信仰第一，信仰决定存在。在他看来，“天神佛”在“人本经验”之外，是不可知的。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周教授自己是佛，还是人？如果他是人，那他就必定处于“人本和经验”的边界之内，怎么能够断定边界之外有“天神佛”的存在呢？本来，从彻底的不可知论者看来，人类认知边界外的东西，其存在与否是无从判定的，无论说它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是“不自量力”“一厢情愿”的判断。所以，“天神佛”的存在性问题，对周教授来说，就不是取决于你知不知道祂存在，而是你相不相信祂存在！知道不知道，那是认知的问题；相信不相信，则是信仰的问题。周教授的“天神佛”和“完整教”的基础就是这样完全以信仰为支点，就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对于人类来说只能诉诸于信仰，离开信仰就一无是处。当我们理解了“佛不可知论”必然导致“天神佛观”只能依靠信仰来成立时，我们才能同情周教授为什么那样坚持“信仰本位”，对信仰那样敏感，那样不惜牺牲个人学术伦理修养来捍卫信仰！信仰第一，信仰至上，唯信仰是从，正是周教授与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其他宗教徒同质的基本点。而真正的佛教，正信的佛教徒，则绝非如此！

 （二）原教旨主义强势姿态。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中出现的一批反“现代主义”的保守派神学家。他们以信仰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固执《圣经》定是“神的启示”，是超人类、超时空的“绝对真理”，强烈斥责教内教外对《圣经》的历史考证。与之如出一辙的是，周教授教条化地宣判一切佛经都是“佛口亲说”，抨击一切非信仰立场的佛教学术研究。最为不幸的是，他将印顺法师以佛法立场从佛教思想史考证得出的“大乘是佛说论”，也刻意扭曲成“大乘非佛说”，并以此诬蔑法师的僧格。而且他还极力鼓吹“深度末法时代”，将其“完整教”之外的统统归结为“共业平台”，从而反科学、反人本、反理性、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等等（详见其《科学与佛教》）。他这样的原教旨主义蛮横跋扈的姿态，被人称作是仗着信奉“天神”而妄自尊大、肆无忌惮的信仰癫狂症，与迷执信仰、不容异己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有何区别？

（三）二元对立，两极分裂。周教授的文章中，字里行间都激荡着佛本与人本、佛性与人性、出世间与世间、信仰与理性、义学与学术、神圣性与世俗性、善根与共业……两两对立冲突的紧张态势。其实，这正是周教授信奉的“天神佛”完全超越于一切之上，如同“上帝”与“人”一样完全对立，并在“佛不可知论”的彻底贯下的必然后果。如此二元对立、两极分裂，也正是他本人狂热信仰的精神状态的表现。

（四）诡辩逻辑，循环论证。由于周教授完全以“佛本位”自居，在批评别人的佛法见解时，总是习惯性地运用不可知论的诡辩逻辑，比如他驳斥印顺法师的《成佛之道》时说：“成佛之道是能够成就佛果之道，所以是要佛才有权利宣说。（注释4）他又没成过佛！如果他自己没成过佛，那么他的成佛之道纯粹是假的。（注释5）”虽然这样的诡辩可笑至极，但是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剥夺别人的话语权，进而使自己成为信仰的权威者、“天神佛”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在论辩中，他自己既是辩方又是裁判，而对方无论怎么辩解都错。这就是他的批印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吊诡的阴险所在！而当他要为自己的信仰论证，说个所以然的时候，他却总是做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的“神逻辑”，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会说：因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圣经》说“上帝”存在，所以“上帝”一定存在。周教授的逻辑也是如此：因为大乘经上的“如是我闻”说明大乘经是从亲听佛说而来的，所以大乘经就是佛口亲说的。其实，无论是诡辩还是循环论证，都表明了信仰本身的单薄无力。

二、无诤之明辨

通过对周教授的同情之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佛教观和义学研究，都是从“天神佛观”的信仰中开展出来的。他构建的“完整教”也是完全以这样的信仰为支点的，一旦遭到动摇，就华厦必倾了。不幸的是，由于他的“天神佛观”是从大乘经中的超越的佛陀观得来，故而必须捍卫他所谓的大乘经是佛亲说性，也因此博得了一些大乘信仰者的同情，并成为了他的同党。但是，问题在于他极端地将信仰倾注在天上佛，以至于将人与佛割裂开来，得出了人无佛性、人不能成佛、佛不可知论，显然是大悖于大乘法义的论调，是对大乘经圣言量的背叛。这大概也是他的同党们所没有看到的，或许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

此次无锡事件挑起的批判印顺法师“大乘是佛说”论，实质上只是他们自己的信仰斗争罢了！关于大乘经是不是佛说的问题，他们是从信仰的角度来捍卫的，并不是从法义上来论证。而印顺法师的《大乘是佛说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法义上得来。本来，他们和印顺法师一样，都是“大乘非佛说”的反对者，都是站在“大乘是佛说”的这边。但是，毕竟“信仰维度”和“法性维度”，到底还是大有出入，以至于在信仰的“审判”下，印顺法师的“大乘是佛说”还是被冤判成了“大乘非佛说”。

造成争论不休的“死结”在哪里？其实，就在佛陀观的差异上。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们因自己的根性差异，对佛陀的观感就有所不同，有的偏好佛的相好，有的偏好佛的智慧，有的偏好佛的慈悲，有的偏好佛的神通，等等。而随着佛入灭之后的时间越来越长，信仰者心中的“佛”也就更加不同，明显地表现在部派与部派之间，声闻乘与大乘之间。然而，不同的佛陀观，不管是天上佛，还是人间佛，如果仅是停留在信仰的维度，那是永远不够的，不但不能从本质上区别与其他宗教信仰，而且一旦过分执着起来就会严重影响教内的和合。唯有回归到法性的维度，才是光明之道！

对佛的信仰，应该回到“佛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上来。佛，是正觉法性——真理的觉者。所以，唯有从法性的觉悟中，才能真正认识佛，正所谓“见法即见佛”！印顺法师的人间佛陀观，其实就是根植于法性的体悟，廓清了俗情俗见的信仰迷执和拟想。法性是诸法平等不二的实相，实相非相是名实相，所以印顺法师倡导的人间佛陀观，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显然，法性维度的人间佛陀观，绝不是周教授他们认为的那样浅化、矮化、俗化。而恰恰是，纯粹信仰维度的天神佛观，才是浅化、矮化、俗化。因为，如果缺乏法性维度，那么纯粹信仰维度中的佛陀观，其本质上还是被俗情俗见所拘蔽的，尽管是如何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寿量无数，也还是类似于其他宗教的“上帝”“真主”“梵天”，不能体现佛教的特质，不能真正表现佛之所以是佛的佛格。另外，缺乏法性维度的信仰有很多问题，要么狂热，要么疑惑，而且为附佛邪教的滋生提供很大的空间、舒服的温床。

非常不幸的是，周教授他们在纯粹的信仰维度，极力从否定“人本经验”的立场来建构“天神佛观”，这完全走的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神学抵制现代主义的路子，落入理性与非理性、世俗性和神圣性、人性和神性……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从而对信仰产生极端的执着，甚至不惜违背佛教和学术伦理，贬损诬蔑辱骂僧宝，丝毫体现不出佛教法性维度所具有无我我所、无执无诤、平等大慈的品质。

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由于中国文化本身重人文重现世，没有印度文化那样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就必然要求中国佛教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佛教。由此，佛教的中国化表现为特重心性修持，极大发挥了大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诸法平等不二”的甚深法性，尤以“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即心即佛”的天台、禅宗而大盛。所以，人文、心性、不二，才是构成中国佛教兴盛辉煌的根基。

近代以来在太虚大师、印顺法师推动下的人间佛教，给明清式微的中国佛教重新注入了活力，并且有力地应对了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冲击，才得以带来当前中国佛教的伟大复兴。可悲的是，周教授他们那样借原教旨主义神学攻击反“科学人本主义”的方式，扭曲、诬蔑、排挤“人间佛教”，极力推崇二元对立的天神化的神秘主义信仰，简直就是要把中国佛教的根基给掏空，令中国佛教演变成“转基因佛教”——“完整佛教”。那才是中国佛教最大的不幸，是去佛教中国化的罪魁祸首。不过，从长远来看，一叶岂能遮天？螳臂岂能挡车？还是让我们都回到法性的正觉中来吧，这是佛陀真正的本怀，是佛教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

                        2016、11.、30

注释：

（1）周贵华.《信仰与学术之间——对释印顺佛教思想的再反思》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周贵华.2006年在苏州西园寺召开的第一届戒幢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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