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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雨香雲】我懷念大師

2016-11-23 印顺法师 行愿法师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本文摘自:

印顺导师著作《华雨香云》我懷念大師

一直有人居心叵测地挑拨大众说:太虚大师与印顺法师,师生之间关系不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印顺法师的《我怀念大师》一文。愿一切在太虚大师之后的晚辈学人,能够从善入流,礼敬一切师长,勿生诽谤!愿一切诽谤者自省忏悔,常生慈心!即使为法义之辩,也应礼敬佛法僧三宝,莫诽谤三宝,引发僧团纷争破和合僧!——题记

    太虛大師圓寂來轉瞬七週年了。這七年中,國家與佛教,都遭受了xx的襲擊。現在雖渡過了最險惡的關頭,而前途還異常艱苦。在這國難與教難的嚴重時期,想起大師四十年中,為國家為佛教的努力與貢獻,不能不想到,今日自由中國的佛教界,缺少一位大師那樣的大師。大師的福德、智慧、風度;在社會與佛教中的廣泛影響力;在國際佛教界的崇高聲譽:這確是他四十年中「捨身捨心,救僧救世」所造成的。為國家與佛教著想,我渴望大師的乘願再來!更期待今日自由中國的大德們,能承受大師精神的感召,繼承大師的學業,成為當前我們所仰望的大師化身!大師不是少數人的大師,最近自由中國的佛教界,流露了對於大師的讚仰與推重的熱忱。這應該是出於真心誠意的;這實在是佛教復興的好消息。

   七年前的今日,是我最後禮別大師的日子。我想起大師,更想起大師對我的慈悲。從我與大師往事的追念中,覺得辜負了大師的深恩!僅留有慚愧的回憶。


    民國二十年春天,我進閩南佛學院修學,開始皈向於大師的門下。七月裡,我開始寫出第一篇的佛學論文──〈抉擇三時教〉,這是融會三論與唯識的,受到了大師來函的嘉勉與鼓勵。不久,去鼓山,又寫出〈共不共之研究〉(偶然說到圓測所說的,勝於窺基);〈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大師意識到我的性格,是是非非,不為古人融會,不為近代的大德包含,這是可慮的。所以又經大醒法師,關照我要心存寬厚;而且還寫了一篇〈評印順共不共之研究〉。但在當時,我是不能理解大師心境的。守老是江蘇佛教的瓌寶!但他反對世親、護法、玄奘的妄立有宗,如在今日,也許有人會把他看作毀棄聖言,誹謗僧寶(護法與玄奘)的。當時弘法大陸的大德,各有大事因緣,沒有閒暇來留心此事。而初學的我,竟然以擁護唯識宗的立場,起來反對專宗《楞嚴》、《起信》,指責「護法妄立有宗」的守老。現在想來,確是過於孟浪了。廿一年春天,我又回到閩院,開始為甲班同學講《十二門論》。夏天,我回普陀山去,開始我的閱藏生活,而我心目中所景仰的大師,還不曾見過。

    一個冬天的中午,化雨小學校長──寬融法師來看我,傳達大師的意思,要我到世苑圖書館去研究。我萬分的感謝大師,但當時我面對三藏教典的豐富,以古為師,法喜充滿,所以也就暫時辜負了大師的好意。廿三年,為了要閱覽《大正藏》中的三論章疏,才於農曆的新年去武昌。當時,先與華清法師去雪竇,第一次禮謁大師,請求開示。大師只是勸我多多禮佛,發願,修普賢十願。我沒有理解大師的用意,也就不曾忠實履行。現在想來,大師的慧眼,是何等犀利!他見我福薄障重,非多修易行道,增長善根,銷除宿業,將來是「孤慧不足以弘法」,弘法而必招障難的。

    武昌的酷熱(前年在廈門,為此而病苦三月),逼我回普陀過夏。閩院院長常惺法師,因大師的紹介,約我去閩院教學。但只是半年,我便與葦中法師,在廿四年二月,回到了上海,又同到雪竇下院去再見大師。大師剃去髭鬚不久,顯得年輕些了,勸我去武昌。我決心回普陀,完成讀遍《大藏》的目的。

    四月中,我與大師發生了誤會。為了中日佛學會事,內學院與留日僧墨禪等,互相攻訐,牽涉大師。我覺得,為了正義,為了佛教,那時的中國的僧眾,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與侵略的日本合作,或者被誘惑而去日本參訪。我不知表面文章而外,底層還有文章,就冒昧的一再向大師上書,措辭有點過火不客氣。大師不理我。我一氣,忘了善知識激發策勉的恩德,斷然離開了大師。閉門閱藏,過著忘世生活。這要到編纂《大師全書》,遍讀一切文記,才自覺從前錯誤。但來不及懺謝的遺憾,將永遠的存在於我的心底!

    廿五年初冬,我讀完《大藏》到杭州去,這是我出家以來為遊覽而旅行的僅有一次。到了杭州,知道大師在靈隱寺講《仁王經》;我被妙乘、慧雲所邀去參加開經法會。大師一見我,不說別的,只說佛教內多的是謠言,有的是嫉妒,切勿輕信他!世苑新近要成立研究部,希望我去任般若三論系的指導。我沒有答應此事,到鎮江、南通去了(大師派人來六和塔找我,我早走了)!兩星期以後,我回到上海,準備回普陀,去三昧寺看同學。恰巧那天,中國佛學分會(設在寺內)請常惺法師演講;大師也來了,妙乘、慧雲他們也來了。大師還是要我去武昌,大家慫恿我,不自然的接受了大師的意思。現在想來,因緣不可思議,不是杭、滬兩地的巧遇,不是遊興偶發,不是大師的慈悲攝受,抗日炮火一響,困處普陀的我,早不知怎樣了!我從因緣不可思議的經驗中,時時想起了大師。

    在武院,我經歷了一夏的病苦。抗戰的序幕──蘆溝橋的炮火響了,大師也從廬山到武院來。一天,大師講〈新與融貫〉,我扶著病去聽,這是親聆講學的初次。大師不拘於一宗派,不拘於一文系,在不失中國佛學傳統下,融貫一切。然而,大師的思想,是有重心的,是導歸人生佛教的。這是怎樣的難學!要有高瞻遠矚的遠見,闊達多容的大度,或與或奪的無邊方便才得!如胸襟褊狹,或者才力不及,那只能學到皮相的籠統而已。我雖然也覺得:「離精嚴無貫攝,離貫攝無精嚴」,而其實長於辨異。這對於大師的心境,隔著千山萬水。然在汪洋含容的法海中,大師並不曾揀棄此一細流,勉勵我前進!

     廿七年秋天,我到了北碚縉雲山。那時,周繼武寫了許多東西,主張《起信論》與《成唯識論》是一致的,錯在賢首大師,大師要我批評他。我奉命寫了一篇,主張《起信論》與賢首是大體相合的;《起信》與《唯識》卻不同,指出周氏的誤解,而終結了周氏的誹毀。

    我與大師,永遠是思想與文字的關係。廿八年,大師從昆明寄來了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要我加以批評。我寫了一篇《吾國吾民與佛教》,這是批評林氏而維護佛法的。後來由漢院的同學會,為我印成小冊子。

    廿九年,我在貴陽大覺精舍住。不滿意結城令聞的《唯識思想史》(墨禪譯),決意另寫一部。等到第一部分脫稿,寄給大師審定,大師為我改名為《唯識學探源》。後來為我作序,說是:「洵堪為學者探究之一異門方便」。對於教理的歷史研究,在大師晚年的心境中,雖非傳統的研究法,但決不如某些人所想像的「不可以」。年底,我回縉雲山,大師就命我為專修部講《唯識學探源》。

    卅年,是我寫作最勤的一年。如〈佛在人間〉,〈法海探珍〉,〈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以「力嚴」名義,多數發表於《潮音》。我的思想特徵,明確地顯露出來。大師並不看作佛教的破壞者,都採錄而登載出來。有時加上幾句評語,不是說「不可刻劃太甚」,便是說「也可不必這樣說」。此外,妙欽他們,依著大師的指示,來請我作課外的講說。《攝大乘論講記》,就是這一年講的。秋初,演培去合江辦理法王學院,要聘一位導師,大師同意我去。從此,演培他們稱我作導師,一直到現在。

    卅二年夏天,我的《印度之佛教》出版,引起了與大師的長期商榷,也可說長期的論爭。問題的重心在:我以為大乘佛教,先是性空唯名論,次是虛妄唯識論,後是真常唯心論。我從佛教流行的情況說,從佛教思想盛行的主流說。但大師以為:先真常唯心,次性空,後唯識。大師雖承認說一切空的經論,比之說真常不空的(如來藏、佛性),盛行的時期要早。但真常唯心為佛果的圓滿心境,為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應列於最先。到卅三年春末,我作〈無諍之辨〉(稿存漢院圖書館),這是備忘錄性質,只是表示竟見,而不願大師答覆。我那時,感覺到我的罪過,我不應為了這些,增加大師的勞累。佛教的事多著呢,怎能使大師時為此等事而勞心!卅二年冬的〈大乘是佛說論〉(本是長函);卅三年春的《中國佛教史略》(妙欽初編,由我補充改正),都寄呈大師。大師為了《中國佛教史略》,特地為妙欽說〈論中國佛教〉,以表示不同的意見。然而,大師的〈評印度之佛教〉,積壓了一年多才發表,生怕本書的發行受到影響。《中國佛教史略》,大師特為介紹於正中書局。大師對於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精神,容忍異己者的雅量;對於好學者的鼓勵,使我認識了大師的偉大!

    卅三年秋天,我受十方堂聘,想去成都,大師要我到漢院。「阿含講要」,就是此時講的。發表在卅四年的海刊;大師評為海刊一年的佳作,給了我獎金。

    勝利了,我的第一目標,是回到別來十年的普陀。但一到武昌,被大師留住了。那時,發起編纂大師全書,由塵空、楊星森負責;大師囑我代為審細的搜集文稿。全書的綱目,早已大體決定。我發覺,大師的分大乘為三學,只是著重義理來分別。而菩薩的發心,修行等,都是通於三大系的,最好別立「大乘通學」一編。這一意見,經大師同意而修正了。當時,主持出版的李子寬居士,送來供養,要我寫一篇長序,總論大師的學業。我不敢答應,辭謝了供養。因為大師的思想,博大無礙:普陀閉關;遊化歐美;訪問南洋;對於教義及建僧的見地,都有重點的移轉。這不但是我沒有圓滿的理解大師,理解的也許不多。我不能寫,寫出來也是不容易討好的!

    卅六年三月六日晚,我回到上海,禮見大師於玉佛寺的直指軒。大師為教的心境,當時非常不順適。十日早上,我向大師告假,要去西湖一看。大師說:「就回這裡來吧!帶幾株梅花來」!那知道這就是最後的禮別。不幾天,得到大師去世的電訊,特地折了幾株靈峰的梅花,帶回靈前供養大師。

    大師的事業,我無力主持;大師的遺物,我無力保存;大師的舍利,我無法供養。在大師門下,我是那樣後起,那樣的障重福薄,那樣的執拗。我不是上首迦葉,不是多聞阿難,更不是代師分化一方的舍利、目連。我只是,但求依附學團,潛心於佛法的孤獨者!只是辜負大師深恩,煩勞大師而不曾給予助力者!

    大師去世了,弟子們雲集上海。但是各有法務,留下的全書編纂,茫無著落。大家要我來勉為其難;總算在大師弟子中,有大醒法師供給膳宿,這才在大局如火的動亂中,草草地完成。我避難到香港,寫了《大師年譜》。來臺灣以後,又因為大醒法師久病,暫時負起大師創辦的海潮音社長名義。這些,在我想來,多少會給我報恩的機會吧!

    我還是那樣的福薄障重,還是那樣的孤獨,還是那樣的執拗,還是那樣的不能契合大師的軌範。然而想到了大師的海涵汪洋,大師的誘導慰勉,也就自忘僻陋,做著從前那樣的,能力所能做的事。

我懷念大師,我尋求著大師的精神,我期待著大師的乘願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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