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天神佛教”如何可能？ ——兼谈周贵华先生的佛教观

   前些日，由中国社科院周贵华先生在无锡惠山寺召集的“第二届佛教义学研讨会”，虽然以纪念印顺导师为名，但其会议主题实则行“批判印顺法师佛教思想”之实，并进而延伸至对当今世界范围内主流思潮与实践模式的“人间佛教”进行质疑与批判。从微信圈转发的周贵华先生本人的与会论文截图来看，其字里行间还充斥了对印顺导师的人身攻击与谩骂之词，实在令人不忍卒看，违背了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操守！这场闹剧在围观的吃瓜群众眼里似乎已在中国佛教的教学两界泛起了不小的波浪，甚至似乎要导致两个不同立场与佛教观之间的论战与排队。但据我的观察来看，这件事只会是在微信圈与网络上掀起一阵小小的热闹而已，其对中国佛教界与佛学界的主流人群来说绝不会产生丝毫的影响力，否则那只能说明中国佛教思想界是何等的脆弱、荒芜与不堪一击！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稍有辨识力的佛教学者与僧人对周的论调并不感兴趣，或者根本不屑加入这场辩论之中。究其原因：一则有关印顺佛教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早已展开几十年了，所谓印顺导师“大乘非佛说”的批判之说也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该澄清的都澄清了，个中是非对错，我想大部分佛教学者心中是清楚的，并有自己的立场与评判；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周贵华先生的“佛教义学”与“佛教观”根本上就不是什么“学术”，其相关言论与佛教观已背离了起码的学术理性与历史事实基础，稍具理性思维的学者都不会赞同。周贵华先生的佛教观事实上是一种“天神佛教观”，或者说他是企图将理性特质的佛教改造成一种“天神佛教”与“天启佛教”，因此可称之为“佛教神学”或者“佛教神话学”。即以信仰立场而论，周先生虽以信仰的名义，打着捍卫大乘佛教的护教旗帜，但事实上正如他对印顺导师的批评之语——恰恰是他自己的佛教思想逻辑与佛教观中潜藏着会导致“大乘佛教信仰的坍塌”的可能，而他竭力批判的印顺导师才是真正为大乘佛教信仰的合法性建立起了牢固地基的建构者，这一点周先生本人似乎蒙在鼓里、毫无觉察之意。何以这么说呢？不打口水仗，不搞人身攻击，只讨论以下两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就清楚了。

     其一，何谓“佛”？佛教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佛是大彻大悟的“人”，佛是由“人”觉悟而成“佛”的。按照佛经的记载，在佛陀之前也有佛，如燃灯古佛等七古佛，他们也是觉悟者，佛陀之前有独觉者，佛陀之后当然也会有觉悟者。那么佛陀之后有觉悟者或开佛知见、心契佛境者，假借佛陀之口述说的佛法就不能是佛法了吗？周贵华一再强调所谓“圣言量”的“圣神性”，但从他的论断与佛教观中不难看出，他所言的“圣”与“佛说”之“佛”，显然不包括佛陀之外的任何觉悟者。从周贵华先生的佛教观看来，“佛”不是由“人”而成的，而是本从天上来的，“示现”在人世间的，他只承认这个天上而来的“佛”，而不承认佛由人觉悟而成，更不承认佛陀之后有觉悟者，有开佛知见者。若周先生承认佛陀之后有觉悟者，则应承认大乘佛教只要契合佛陀本怀即使由“佛陀”之外的觉悟者假借“佛陀”说出，也应是“佛法”，也具有“圣言量”的神圣性，也不必追求其是否“佛陀”亲口说出。事实上，从印度佛教史来看，佛入寂之后，佛所说之法主要靠口耳相传，而此种被人传播的世间流布的佛法自然也会出现偏差与误读，也不能看作就是佛法的本来面目，那又如何凭自己的臆断与想象来确认经典是否为“圣言量”？可见，周的“佛陀观”本质上就是将佛陀天神话，从而将佛教看作是天启的佛教，这显然是一种隔断历史、不讲逻辑、不顾基本佛教常识的做法。这种佛陀观的潜在危害是直接否定佛由人而成，否定心佛众生毕竟平等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否定大乘佛教信仰，特别是中国化大乘佛教的合法性。在此不妨问一问周先生，在您看来慧能的《坛经》是“佛说吗”？具备“圣言量”吗？

其二，何谓“佛说”？何谓“佛法”？首先，还是要弄清楚何谓“佛说”？如果有人认为“佛说”一定要是从“佛陀”口中一句一字的说出来的，只有这个才是“佛法”，才可以信；而凡没有从佛口中说出的，就是后人的悬想的产物，不是“佛法”不值不得信仰。那么，就有两个基本问题：

1.佛法究竟是佛陀揭示的宇宙本来具足的真理实相，还是佛陀凭空创造出来的一种先验的真理？如果佛法是佛陀创造的，那么“非佛说”会显得非常得重要。如果佛法是佛陀发现、领悟并传播的一种宇宙本来具足的真理，那么佛法是否一定为佛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以是否“佛说”来作为衡量“佛法”的唯一标准是否站得住脚？

2.“佛法”——这种揭示宇宙实相的真理一经语言与身行中表现出来，那就成为世谛流布，世谛流布的言诠与文字，就是一种显现于世间的佛法，这就不能违反世谛流布的一般规律——包括出现误解、误传与不完整。那么，你如何根据自己的臆断而不是文献考据来确定哪个经典是“佛说”，哪个经典又不是“佛说”？事实上，正如印顺导师所言：佛法与非佛法，应重视佛陀独到的正觉，重视从正觉流出的佛陀真精神，佛陀三业大用的一贯特性。佛法，本来就不限于佛说。所以“大乘非佛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似通非通、似是而非的臆断与想象！茫茫大乘经典，如果一定要执着于其是否为佛口亲说，这非但毫无意义，也是对何谓“佛法”的无知与误解。对于佛教经典的态度，《金刚经》中早已有“我所说法，如笈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的态度与立场。印顺导师在其著作《大乘是佛说》中也指出：“我们这个世间的佛法，知道有佛有法，无疑的由于释迦牟尼佛而来。释尊有他的自觉圣境；他吐露在语言中，表现在行为中。这意境、言说、身行的三业大用，出现在世人的认识中，是这个世间的佛法根源。这三者，我们不能忽略那一端，要从他──言说与身行的相关性、统一性，深入释尊的本怀。”同时，印顺导师也明确指出，“‘说就是，不说就不是’的取舍标准，根本不能适用，要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印顺《大乘是佛说》序起）

 此外，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人总喜欢搬出太虚与印顺两人的人间佛教的某些分歧，并进而给印顺带上“大乘非佛说”的帽子。但事实上，太虚与印顺对待人间佛教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太虚确实批判了“考据学”对于佛教研究的有效性，指出考据学可能消解佛教精神把握的“完整性”。但在以佛陀精神本怀为“佛说”以及“大乘是佛说”这一点上，太虚与印顺是极其一致的。太虚认为《大乘起信论》完全可以是马鸣对释迦牟尼本怀的体证之作，太虚指出：“马鸣创始复兴大乘亦然，盖由自内深证大乘悟境，于久来隐没在小乘中诸大乘经，发现其精奥，宗造大乘起信、大宗地玄文——尼干子问无我经应别机而说，已渐开龙树派之端……”在太虚看来，禅宗的有关典籍更是“密印心证”而得，他说：“禅宗在印度，仅密印心证而己。达摩入中国，于慧可亦唯导令自悟而自得之。引教以证，则为楞伽四卷。此亦与释尊华严、马鸣玄文相应者；其发端最高，而后来莫能过也。至五祖、六祖则多说金刚般若，颇近龙树、提婆。至法眼、永明——六祖下五派以法眼宗最居后——则渐近华严、唯识，略似无着、世亲。其后、则参究话头，渐近密行而衰落矣。他若天台、贤首等之创开一宗学者，皆可推观得之。”（参见太虚《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大乘非佛说”这个命题毫无兴趣，因为我认可大乘是殊胜佛法，至于是不是佛陀亲口所说，这和大乘是不是佛法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我所理解的“完整佛教”，不是周贵华先生意义上的完整佛教观，而是一种将佛教视为一个符合佛陀本怀的、在因时因地契理契机的流变中发展完善的完整系统。正如印顺导师在其《大乘是佛说》一文中所示：“古型的圣典，当然值得珍重。但稍为后起的，多少变化或重心不同，这可能为不知者的再认识，错知者的纠正，少知的综合而成为圆满，或逐渐开展而形成大众共知的佛教。这需要郑重的虚心的探讨，是不能看作佛所未说而轻易抹煞的。”（印顺《大乘是佛说》序起）

     印顺导师以其坚韧不拔的探研精深与求真求实的殉道情怀，开创了中国佛门之中难得的“学证双修”的优良传统。印顺导师对于佛教的“理智的信仰”与“有根据的信仰”的态度，不仅是对流俗中的形式化、神秘化、教条化、简单化的信仰方式的颠覆，也是对佛教面临现代性的一种真切有效的回应。事实上，从印顺导师多达700多万字的论著来看，他不曾说过一句“大乘非佛说”的文字，更何况印顺导师在其答信众来信讨论“大乘非佛说”时还明确撰文提出“大乘是佛说”的肯定回答——当然此“佛说”并非是执着于佛陀亲口的“佛说”而已。诚然，信仰中有非理性的成分，但也有理性与理智的成分，而理性与理智恰恰是现代人进入佛教、理解佛教的最重要的入口与对机的形式。从周贵华先生的诸多言论之中可以看出，他自认为其“佛教义学”与“完整佛教”也是为了因应佛教的现代性，那么这种应对现代性的态度与方式，是“返魅”，还是“返昧”？因为即使是以天启神话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基督教神学来看，其在中世纪以来就已经深受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影响而谋求信仰的“知识论”根据与论证；而印顺的这种不失信仰坚定性的理智化探索路径竟然遭受无端的指责，这种应对现代性的“返昧”态度实在荒谬至极。

 再从周贵华先生从批判印顺的“大乘非佛说”延伸至对“人间佛教”的批判来看更是站不住脚的。佛教无论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来看，其“人间性”关怀一以贯之，毫无疑问之处。即以近代太虚大师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来看，这也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集体智慧，是中国佛教自身因应近现代社会变迁摸索出来的自我革新的成果。从当下“人间佛教”的实践来看，它正为在中国佛教的未来以及信仰的纯正性提供了复兴的可能，人间佛教信众在提供现实人间的关怀的同时，其秉持信仰的纯正已经是可见可感的事实。那么何以有些人对“人间”一词不喜？究其原因还在于其佛教观根本上是“天神”的，因此人间的价值与意义充满怀疑之情。从批判者的相关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人间佛教的批判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间不是究竟，出离才是根本；二是，不顾佛教史的史实，凭自己的想象与臆断而将时下种种佛教庸俗化、世俗化、商业化的诸般流弊统统算在人间佛教的头上。而从佛教史的历史实践来看，当代佛教若抛开人间而追求“出离”，那不仅是对大乘佛教精神的背离，也极容易导致佛教的神秘主义，重蹈盲目迷信与传统非理性化信仰的老路。

 最后，笔者以为，学者可以有信仰，信仰方式如何那是自己的内心之事，你可以持守自己的信仰方式与立场，但别用信仰的方式来言说学术的立场。当你要以自己的信仰立场与态度来影响广大的佛教公共知识界时，那就是一种跨界的行为，这尤其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行为。其次，所有的学术批评都应该是对事不对人，若将人身攻击纳入学术批评之中，那是一种缺乏自信与狂妄自大的表现。

   佛心 201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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