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赵长江.《红楼梦》英译史

  中国文化典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通过翻译得以实现的。目前所知，最早把中国文化典籍译成外语的是唐朝的玄奘，他把老子《道德经》的部分内容译成了梵文。虽然唐朝时中国典籍已被译到国外，但大规模走向国外的时间是明末清初，当时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余暇，把中国著名的文化典籍几乎都译成了西方语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典籍译成的西方语言有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等，英语译本则是从这些语言转译的，原因是：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当时没有派传教士来华。直到19世纪初，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中国典籍英译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也加入了中国典籍英译的行列，形成中外译者共同英译中国典籍的局面。

      当下，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要摸清家底，知道中国的哪些典籍译成了外语，译者是谁，译本的面貌如何，翻译策略有哪些，效果和作用如何，等等。弄不清楚译出史，典籍翻译就会走弯路，就有可能做重复性工作。因此，中国典籍英译史、法译史、俄译史等一定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中国典籍外译史和最终的中国典籍翻译史的书写打好基础，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国家文化战略的要求。

      中国典籍翻译史应该包括中国各民族典籍互译史、外国典籍译入史和中国典籍译出史。就现状而言，我们看到的中国典籍翻译史几乎都是外国典籍译入史，中国各民族典籍互译史和中国典籍译出史很少。相对而言，写出中国典籍译出史或曰外译史要难得多：一是资料不易搜集；二是传播与影响在国外，不易研究。因此，直到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才出版了马祖毅和任荣珍写的《汉籍外译史》。受当时资料搜集困难的限制，出现了个别讹误，史的意味也不浓，资料堆积现象严重，未能梳理出汉籍外译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该书缺乏中国民族典籍外译这一重要部分。尽管如此，该书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启发，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意义。其他几本与中国典籍外译史相关的著作基本上大同小异。目前，写出中国典籍外译史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若想写出中国典籍外译史，必须有翻译专门史和断代史的支撑。

      中国典籍外译史应该包括通史、专门史和断代史。写通史最困难，因为它涉及不同语言和不同国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和专家参与其中。就时间先后顺序而言，通史应该是最后完成的任务，当下要做的是专门史和断代史。专门史从语言上来划分，包括中国典籍英译史、法译史、俄译史、日译史等等；从文献典籍上来划分，包括《论语》外译史、《道德经》外译史、《红楼梦》外译史等等；再进一步按文献典籍所译语言来划分，可分为《论语》英译史、《论语》法译史、《论语》俄译史等等。断代史则是某一个时段的翻译史，如17—18世纪中国典籍外译史。若进一步划分，则可根据语言来划分，如赵长江的《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201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年重印），以此类推，可以写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法译史等；也可根据文化典籍的翻译类别来划分，如19世纪《道德经》翻译史。按照上面的划分，《〈红楼梦〉英译史》做的是专门史研究，即一本书与一种语言的翻译史，同时它又带有通史的成分，因为它研究的是《红楼梦》英译本产生以来的英译情况。

      《〈红楼梦〉英译史》属于一本书一种语言的史学著作，这样一来，译本的挖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从时间上看，181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就开始英译《红楼梦》（The 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了，但未出版，截至2019年应鸣父子（Eugene Ying & Victor Ying）《红楼梦》英译本（Red Tower Dream）的出现，总计207年。按说，《红楼梦》207年英译历程足以让我们追溯它的历史，可是，也有不利的方面，那就是译本并不多，所有译本，包括片断译文、摘译、节译、编译、全译加在一起共33个。相对而言，译本有点少，若形成一部著作的翻译史应该说够用，但略显单薄。因此，本研究不是从译本中选择有价值的译本进行评价和研究，而是竭力搜求《红楼梦》英译本，使得译本尽可能丰富，以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截至目前，有价值的译本基本上找到了，历史上出现过的稀见译本也找到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本研究漏掉的译本。相对而言，在搜集《红楼梦》英译本数量方面，本研究超过了以前的研究，这是本研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色，也是一部著作一种语言的翻译史应该做到的。

      搜集齐全的《红楼梦》英译本是《红楼梦》英译史研究的基础，因为研究者要依据译本和史实说话，不能人云亦云。有些研究人员很难看到出版年代较早或印量很少的稀见译本，不得不借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极有可能会以讹传讹，这在《红楼梦》英译史研究中时常出现。例如，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红楼梦》译本，有研究人员提到过，但该研究讹误太多。真实情况是，该译本除了回目名外，内容基本上是王际真译本的翻版。为了避免今后研究中的讹误，本研究对稀见译本进行了介绍和评价。除稀见译本外，还有新发现的译本，如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英译的元春的一首谜诗，还有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1923年在《古文选珍》中的片断英译。对于2015年发现的林语堂译本，本研究进行了评述；对于王良志英语编译本是否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译本集齐之后，便进入写作阶段，此时才是最困难的，因为要让不能说话的译本“活”起来。如何才能“活”起来？关键是分期。可以说，书写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史的难点和重点就是分期，因为没有分期翻译史就写不成，即使是一部著作一种语言的翻译史也是不好写的。按以往惯例，绝大部分史学著作按照时间先后分期，一般是：发轫、发展、繁荣、衰落。可是，在中国典籍外译史的写作中，很难采取这样的路径，因为翻译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不好确定“发展”“繁荣”或“衰落”。若不分期，只以译本产生的先后顺序来写，虽然比较容易操作，也更快捷，但存在的问题更严重，就是容易写成流水账式的东西，失去了史的意义。

      具体到《红楼梦》英译史的写作，若仅以译本产生的时间先后写作，就会出现无法分期或多译本交织混杂的情况，结果就是一片混乱。为了避免材料的堆积，让史的线索更加清晰，本研究采取了时间和线索相结合的办法，先是按时间划分为19世纪《红楼梦》英译概况和20世纪《红楼梦》英译概况，然后依据《红楼梦》英译的特点，理出翻译的线索，形成按时间先后顺序“纵向”操作的模式。具体而言，将19世纪的《红楼梦》英译分为语料翻译和文学翻译两条线索，按译本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先顺着一条线索去写，之后再写另一条线索，但局限在19世纪之内。第一条线索包括马礼逊在1812、1815、1816、1822年英译《红楼梦》的有关情况：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英译的《红楼梦》第六回，以及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1857—1898）在1892—1893年英译的《红楼梦》前56回。这三位译者构成了19世纪《红楼梦》语料翻译的线索。19世纪的第二条线索是《红楼梦》的文学翻译，始自1829年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摘译的《红楼梦》第三回中《西江月》二词，经过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英译的前8回，止于1923年翟理斯《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的片断英译。总之，如果按两条线索来写，译本的特点就容易把握，比较研究也会更顺畅，产生的效果是：19世纪《红楼梦》英译史的面貌明晰了。

      20世纪《红楼梦》英译相对复杂一些，译本和译者较多。经过细读文本，发现从译本的存在形式（编译本和全译本）上入手写作，操作简便，线索清晰，特点显明，故本研究采取了先叙述编译本、后叙述全译本的叙事模式。一条线索是《红楼梦》英语编译本。编译出现较早，1929年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出版了《红楼梦》英语编译本，开启了20世纪《红楼梦》编译的先河；之后是1958年美国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用英语转译了德国汉学家兼翻译家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德译的《红楼梦》，以及王际真1958年编译的两个《红楼梦》英译本；再后来是1991年黄新渠《红楼梦》英语编译本；进入21世纪后的2012年出现了王国振的《红楼梦》英语编译本。另一条线索是《红楼梦》英语全译本。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及其女婿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合译的《红楼梦》（后称霍译本或霍译），英文名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出版时间是1973—1986年；之后是杨宪益（1915—2009）和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夫妻的译本（后称杨译本或杨译），出版时间是1978—1980年；然后是邦斯尔（又译邦索尔、班索尔或彭寿，Bramwell Seaton Bonsall，1886—1968）的《红楼梦》英语全译本。邦斯尔译本是一个电子版的手稿译本，没有印刷版，完成时间应该是1958年。20世纪《红楼梦》英译的两条线索是交织在一起的，写作的方式也是按照线索来写，与19世纪的叙事模式相同。

      尽管“《红楼梦》英译史研究”分为19世纪和20世纪，并按4条线索来写作，但也不局限于这4条线索。为了让读者了解《红楼梦》英译研究的情况，最后一章也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对《红楼梦》英译研究现状的梳理。翻译是一项古老的实践活动，与翻译活动相关的翻译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如果局限在语言转换上，翻译研究视野便会狭窄，不能进入广阔的天地。自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语言学诞生之后，翻译研究借助语言学理论告别了经验式研究，进入了现代研究时期。20世纪后半期翻译研究转向了文化，出现了翻译研究关注语言转换之外的各个要素的时期，如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语言操控、诗学研究、赞助人体系、后殖民研究、女性或女权主义翻译，翻译研究的视野和内容更加宽阔。就本研究而言，不写对《红楼梦》英译的语言学研究，对《红楼梦》英译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体系架构上也是有问题的。

      翻译史不只是史实的记载，要对译本做出评价，更要关注其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从本质上讲，翻译是语言转换活动；从伦理上讲，翻译是价值活动；从功能上讲，翻译是思想文化交流活动。因此，翻译史不仅要关注语言传达的意义，更要关注从意义中传达出来的思想及其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红楼梦》中存在着儒、释、道三家思想，同时也具有现代思想的因子。例如，马礼逊英译的第三十一回中宝玉和袭人的对话，除了用于学习汉语的语料之外，也体现了贾宝玉对待袭人的平等思想，这种思想是对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偏见和不平等的反驳。评判一个译本不仅仅要看它是否将原文的意思完全表达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要看思想是否传达了，只有传达了思想，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除了思想价值外，《红楼梦》还有认识价值。特别是在19世纪，《红楼梦》还被看作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人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这在德庇时的翻译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也有从文学角度进行英译的译者包腊，他想传达中国文学的魅力。这样看来，《红楼梦》在19世纪的英译中已体现了多重价值，并且通过译者的翻译传达到了西方，客观上达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进入20世纪后，中西文化交流已成为一种趋势，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红楼梦》英译本属于“英译中国文学选粹”（“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第二辑，这是在政府主导下有意识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在此之前的1929年，王际真的《红楼梦》英译本虽是一个编译本，以宝黛爱情为主线进行编译，但王际真已有了主动传播中国文化的意识，对于秦可卿的葬礼他不吝笔墨，目的就是传播中国文化，这种有意识地传播中国文化的意图在当时的翻译中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王际真的翻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之后，绝大部分译本都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如霍译本。霍克思把一切都译出来的翻译宗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作用。霍克思没有操控思想，也没有文化霸权思想，对霍克思进行评论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抛弃先入为主的概念化模式。杨译严格忠实于原作，将原文中的信息都传递了出去，并且注重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是典型的传递中国文化的译本。20世纪的《红楼梦》英译在各个方面都是对19世纪的超越，在翻译方面更加注重意义的传达和文化的传播，产生的《红楼梦》英译本基本上都是沿着王际真开创的传播中国文化的路径往前走，迥异于19世纪《红楼梦》的翻译宗旨。

      研究翻译史要有所发现，还要将这种发现与翻译现状联系起来，为当下服务。在《红楼梦》英译史写作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外译者的译本有明显的差异，由此总结出了“中化”翻译和“透明”翻译。“中化”翻译是针对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有两层含意：一是中国化的翻译，二是介于归化和异化之间的一种中间化翻译状态。中国化的翻译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它的特点是：忠实于原文，句子短而有力，多以传递信息为主。从译本语言角度看，“中化”翻译既不是异化，也不是归化，我们无法用二元对立思维定义这种翻译。从文学审美角度来看，这种翻译的美学意蕴要差一些，但对中国文化的传递和中国知识信息的传达还是大有裨益的。不仅杨译属于“中化”翻译，多数中国译者的翻译也带有这样的特色，甚至国外个别汉学家译者的翻译也带有这样的特色。对于“中化”翻译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它并不比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在级别上低一等，它恰好体现了英语的民主性，就像印度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等等，“中化”英语也可以说是“中国英语”，是世界英语大家庭的一员，也是一种较好地传播中国文化的语言形式。个别学者会认为，“中化”翻译的英语读者不多，没人愿意读，这种看法是僵化思维的表现，没有看到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以及读者需求的多样化。以霍译《红楼梦》和杨译《红楼梦》为例，霍译早期读者较多，杨译较少；目前的情况是，杨译本的阅读量在逐渐上升，说明：（1）中国强大了，想了解中国的人多了，想到中国来发展的人也多了，他们把中国文学作品看成了解中国的窗口；（2）读者的阅读趣味在发生变化，也就是愿意阅读离原文本更近的译文；（3）国外读者也想知道中国译者是如何翻译和看待自己国家作品的。世界在发生变化，中国也在发生变化，思想观点要随之变化，切不可囿于传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中化”翻译必然会迎来它的春天。

      21世纪初，归化和异化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关注的人比较多，近几年则鲜有人提及。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的一种倾向，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来探讨，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但是，归化和异化都只是一种翻译倾向，没有完全的归化，也没有完全的异化。有研究人员认为，霍译是归化翻译，这不符合事实，霍译中也有很多异化，将霍译归结到“文学性直译”是比较合适的，因为霍译既译出了原著中的信息，也带有较强的文学审美特征。与之相对的是，杨译在文学审美方面稍逊一筹，但在忠实于原文字词句方面更胜一筹，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译者受严复“信达雅”思想的影响太深，或受汉语思维的影响。若以归化、异化来评价中国人的译本，恐怕既不是异化，也不是归化，应该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化状态，因为中国人的译本中也有大量归化的例子。本研究弃用归化、异化，提出“中化”翻译。

      所谓“透明”翻译，是指通过译文能看到原文。乔利译本和邦斯尔译本明显带有“透明”的特征，邦斯尔比乔利更为“透明”，甚至有些僵化死板了。19世纪，译者把《红楼梦》看作学习汉语的语料，通过翻译来掌握汉语，在翻译中实行一种“透明”翻译，对于学习汉语的读者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至20世纪，邦斯尔依然采用“透明”翻译，恐怕与传递中国文化有关。当下，无论是“中化”翻译，还是“透明”翻译，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书写中国文化典籍对外翻译史不能概念先行，或套用现有的史学理论和模式，否则翻译史的写作不会有创新。中国文化典籍译本在世界各国出版，语言不同，年代不一，译者各异，特点多样，所以史的写作方式也应该多种多样，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写作模式的选择要依据史实来确定，不可生搬硬套某个理论，而要灵活创新。按皮姆（Anthony Pym，1956—）的观点，翻译史写作应该突出译者，但《红楼梦》英译史则应该突出译本，由译本来说话，从中引出译者，再到译者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寻找译本何以会出现，以何种面貌出现，以及译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原因是，本研究属于专门史的研究范畴，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英译史，把英语译本作为重点来研究是比较符合研究对象特征的。如果以译者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每个译者所译的作品较多，只谈其中的一个作品，不能将译者的特点和译者的重要性完全表现出来，对译本的研究也不会深入。而以译本为研究对象则不同，可以看出《红楼梦》译本与原本之间的转换关系，还可以在译本之间进行对比，指出译本的相同与不同，让读者清晰地掌握各个译本的特点。因此，翻译史的写作模式要根据不同的写作对象选择不同的模式，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再者，中国典籍外译史可否套用现有的外国理论?回答也是否定的，原因有二：（1）任何一个理论都很难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统辖到一起；（2）若一定要用理论统辖，则有可能会抹杀翻译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创新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书写翻译史不可先入为主、概念先行，而要以史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研究于2018年6月已完成，之后发现的霍道彝译本、王翼廷译本、应鸣父子译本（已写论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1辑上）未出现在本书正文中，但笔者在附录中列出了他们的译本。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成果的《〈红楼梦〉英译史》经过4年的写作终于完成了。由于笔者没有史学背景，对于史的思想和观念理解不深，史学的意味可能会淡一些，史的架构也许不甚合理，另，在史料挖掘、翻译评论、研究框架、研究宗旨等方面，也极有可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在此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希望能与学界同仁共同做好《红楼梦》英译史研究，为中国其他名著的翻译史写作提供借鉴，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应有的贡献。

图书信息

书名：《红楼梦》英译史

作者：赵长江

丛书名：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总主编：许钧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定价：88元

ISBN：978730821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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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该书聚焦《红楼梦》自1812年英译开始至2019年的英译历史。内容包括：19世纪《红楼梦》英译的实用价值；19世纪《红楼梦》的文学翻译；20世纪的《红楼梦》英文编译本；20世纪《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诞生；《红楼梦》英译研究现状。特点有：译本齐全；提出了“中化翻译”和“透明翻译”; 框架安排既按时间又按线索，对当下的中国典籍外译史写作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图书目录

第一章 19世纪《红楼梦》英译的实用价值：经由翻译学习汉语与认识中国文化

第一节 《红楼梦》英译之发轫：马礼逊《红楼梦》英译述评

第二节 罗伯聃的《红楼梦》节译

第三节 尝试全译：乔利《红楼梦》英译本述评

第二章 19世纪的《红楼梦》文学翻译

第一节 《红楼梦》文学英译之发轫：德庇时的《红楼梦》第三回片断译文

第二节 包腊英译《红楼梦》前8回

第三节 翟理斯与《红楼梦》英译

第四节 19世纪《红楼梦》英译稀见译本

第三章 20世纪的《红楼梦》英语编译本

第一节 王际真《红楼梦》编译本

第二节 麦克休姐妹《红楼梦》转译本

第三节 黄新渠《红楼梦》编译本

第四节 王国振《红楼梦》编译本：互文借鉴与模仿抄袭

第五节 20世纪的5个《红楼梦》稀见译本

第六节 《红楼梦》与《红楼》

第四章 《红楼梦》英语全译本的诞生

第一节 杨宪益夫妻《红楼梦》全译本

第二节 霍克思翁婿《红楼梦》全译本

第三节 邦斯尔《红楼梦》全译本

第五章 《红楼梦》英译研究现状

第一节 海外红学的开拓者们

第二节 《红楼梦》英译研究队伍

第三节 《红楼梦》英译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作者简介

赵长江，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红楼梦》英译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等；已经出版专著3部，译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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