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短的白日》精彩摘录

是冬至的正午，我在古兰甸附近的一家乡镇卫生院做完三台肛肠手术，搭乘一辆破旧的运输水果的货车，赶往大连。

货车司机是我第二台手术的患者的哥哥，看上去五十上下，虎背熊腰的。他见了我先问吃了没。我摇摇头，告诉他我去高铁上吃。他一抹嘴说：“咳，早知道把剩下的半盘饺子给你带来好了，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不吃的话，就觉得这日子没过似的！我老婆今儿包的饺子，是鲅鱼韭菜馅的，可鲜亮呢。我吃了满满一盘，还抿了两盅酒呢。”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抽了抽鼻子，我的过敏性鼻炎发作了。司机以为我是在闻他酒气大不大，说：“放心，我喝了一两不到，你没看脸都没红吗？这点儿酒对我来说，就跟女人抹口红差不离，沾沾唇，表面光鲜，肚里还素着呢。”说完，他打了一个悠长的呼哨。

司机的快乐不是没来由的。他顺路载我去大连，我们少收了他弟弟几百元钱，他就不用给他弟弟钱了。不然照当地风俗，亲人进医院做手术，哪怕只是摘除个阑尾，也得出个三头五百。

我从早晨八点进手术室，平均一小时一台。手术间隔我不过喝口茶，抽支烟，做做深呼吸，略解疲劳。所以现在两腿酸痛，双手僵直，手脚有被捆绑的感觉。

货车离开灰蒙蒙的小镇，驶上高速公路了。

我想趁此打个盹儿，可司机不知是生性好说，还是酒精作用，谈兴很浓，他一边开车一边问：“你头晌做了几台手术？”

我懒得用言语答他，伸出左手，竖起三根手指。

“我弟说他比进城做手术少花不少钱呢。就是这样，在镇卫生院，也得花四五千，你得分掉其中一多半吧？你是外请的高手，主刀的，肯定拿大头！”他用右掌拍了一下方向盘，像法官在宣判时落下法槌，给我一锤定音了。

我含糊地“哦”了一声，算是回答。

他“咳”了一声，说：“技术跟技术的命真不一样啊，握手术刀的，就比我这握方向盘的吃香！你割仨屁眼儿，四五千块钱到手了吧？我起早贪黑地干，活儿好的话，半个月才能挣这么多哇。”

虽说我外出做的这类手术风险很小，患者术后在卫生院监测一下体温、呼吸，如无感染和其他并发症，一周内即可出院，但我毕竟是肛肠病专家，司机称我为“割屁眼儿的”，让我不爽。我白了他一眼，身体后倾，头搭在座椅靠背上，抱起胳膊，耷拉下眼皮，身体呈现出一种为他闭幕的状态，他只能长叹一声，专心开车了。

从哈尔滨西站到大连北站，再从大连北站到哈尔滨西站，这两三年来，我数次往返于这段旅程。通常来说，我从哈尔滨出发是正午，四个多小时后，就置身于大连了。如果是夏秋时节，我会在黄昏时分先去泡个海水澡，然后吃顿海鲜，踏实睡上一觉，第二天清晨奔向手术地。我付出精湛的医术，受痛又受惠的，是那些亟待手术却在大城市医院排不到床位的人，是对大医院的手术费望而却步的人，是小病终可小治的普通患者。我与乡镇卫生院有约在先，收取足够丰厚的专家主刀费。要是一天能做四五台手术，我的钱包就是被蜜浸润的蜂巢，叫人心甜。有时赚个千头八百的，我也乐意跑一趟。为患者解除病痛，毕竟能给我黯淡的生活带来一丝明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当然，到了冬季，寒流就把我泡海水澡的享受剥夺了，而冬闲下来做肛肠手术的人，却如涨潮的海水，汹涌而至。到了此时，我抵达大连后，会直奔手术地的乡镇（它们多在古兰甸周遭），吃一顿农家饭，在异乡的夜晚，关上房间的灯，坐在窗前吸烟看星星。古兰甸在我眼里就是葵花的花蕊，而那些乡镇是四散的金色花瓣，温暖地照耀疲惫的我。

我像我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中年男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父亲十五年前去世了，如今八十多岁的母亲跟弟弟一家生活。同在一座城市，自从我儿子进了强制戒毒所，母亲见我就生气，每年只允许我看她两次了。一次是七夕节她生日的那天（她会数落我为父失职，害得她长孙没法给她拜寿），还有就是腊八节的那天，她会赐我一碗粥喝。母亲有严重的肺心病，一到冬天病症就加剧，尤其是雾霾天。她声称要活到长孙出戒毒所的那天，代我教育儿子。母亲与我老婆一样，说是“养不教，父之过”，把儿子吸毒，完全归咎于我。这时我会心虚地辩解：“养不教，父之过”中的“父”，不单是指父亲吧。母亲和老婆闻听此言，总是将双目瞪向我，像要发射子弹一样，令我脊背发凉。

我也的确比较娇宠放任孩子。他自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我就尽量满足他。我以为一棵不经修剪的树，才能顶天立地。可我忘了，他生活的现实丛林，远比真实的丛林要物质和险恶。

我以前在某医科大学一家附属医院的肛肠科工作，作为常上手术台的主刀医生，工资奖金外加患者送的红包，日子过得很滋润。而我收红包，总要还给患者一半。虽说我知道即便这样，我也不是个正人君子，但至少良心稍安。

我的职业让我看多了说死就死的人，医院的太平间从没冷清过，就像妇产科病房总是人满为患一样。不同的是一些人彻底在这世上闭嘴了，一些人则哭喊着来了。不管人生多么悲苦，没谁死后会为自己哭上一场，所以我对灵魂的有无始终持怀疑态度。死了便死了，如同空中的一朵云，散了就散了，不会有同样一朵云的复原。这也决定了我对人生和金钱的态度，该挥霍就挥霍，因为人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钞票，却不能大把大把地赚时光。我不讲究穿戴，以我的职业，一件白大褂得穿大半辈子。我曾跟人说过，要是人人皆是医生，布店的老板就得哭晕。而我穿白大褂的时候，总觉这是给自己在提前吊孝。除了穿，其他的享乐我都注重：住得舒适，吃得可口，开一辆自己喜欢的车。所以我们家很早就卖掉安发桥下的旧居，在道外买了一套可以看松花江的房子。

说起道外，我老婆不喜欢那个区。我是外县人，可她是在哈尔滨南岗的俄式老房子出生的，那一带原是俄国人的中东铁路高级职员居住区，每幢房子都是带庭院的花园小洋房。虽说后来居于此的中国人是两三家共用一幢，但出生在那儿，她总有点儿跟贵族沾亲带故的优越感，瞧不起旧时下里巴人居住区的道外。如今的道外虽然大加改造了，但依然杂乱，达官显贵极少居此，所以房价相对便宜。而我要的就是道外的这种世俗气，街巷不规整，小店小铺四处开花，夜市吆喝声不绝，古玩市场前是卖糖人和烤红薯的，花街前趴着打盹儿的狗，载货的三轮车夫一边蹬车一边哼着小调，剃头的依然在盛夏时赤膊在街角招揽生意，生活不就是在这乱象中，才活力毕现吗？我最爱道外老字号的小吃店，一个豆腐馅包子，一碟酱牛舌，一瓶啤酒，便是我周末的好享受了。

我老婆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是园艺设计师，收入虽没我高，但也不错。她的工作节奏是：上班绘图，下班搜包。这时的她像个训练有素的医生，而我的钱包则是病灶，她总能不留死角，干净利索地将钱一扫而空。当然，有时她下手慢，会被我儿子先行搜罗去。儿子懒于学业，高中时就三天两头逃课，打网游，泡酒吧，最后只考上了一所郊区的民办大学。他有宿舍却不住，而是租房，和女友住一起。当然，他的女友是不固定的。

我老婆拿了钱，最热衷的是买貂皮大衣。寒风凛冽时足蹬高跟长筒靴，身披款式、花色各异的貂皮大衣，“咯噔——咯噔——”地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子路上，是她最惬意的时光。在哈尔滨这座城市，园艺设计师冬天多半闲起来了，她有充裕的时间炫美。

因妻儿搜我钱包成瘾，迫使我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私房钱，还在工资卡外，另开了一张卡，不定期存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密码他们很难破译，747474，就是“起死起死起死”的谐音。一个医生用这样的密码，等于为自己立下了“救死扶伤”的座右铭。我明确告诉老婆儿子，这张卡是我的日常消费卡，休得惦记。除了吃喝和养车，每月支付给母亲一千五百元生活费（打到弟弟的账户上），我还有不能公开的花销。因为除了老婆，我还有一个女人，她是道外开馄饨馆的，丈夫因病去世了，有个上大学的女儿。我先是被她家的馄饨诱惑住，接着是她。虽然她也告诉我，她不止我一个男人。她说不再婚了，哭男人的感受，她不想经历第二次。我和她并不常见，有时彼此都忙，或是都没有情人在一起本该有的需求，我们会两三个月也不见一面。有时我有心情了，去馄饨馆找她，赶上她食客不绝，或是她突然渴望我了，冒充病人来挂我的专家号，见我无暇抽身，我们只能在陌生人的包围中，热辣辣地对望一眼，无奈走开。

一个多小时后，货车驶入大连。司机一进城就把我甩下了，说是卡车限行，让我自己打车到北站。我在寒风中等了近二十分钟，才打到一辆车。抵达北站时离开车只剩一刻钟了，我加塞儿取票，走急客安检通道，才没误车。

上车后未等坐稳，车就开了。高铁列车从海滨城市驶出，就像一条闪着银光的带鱼，是我童年唯一在过年时能吃到的那种鱼，扁头，身形如长剑，异常雪亮。得益于我今天第一台手术的患者，他是乡企老板，给我在网上订下一个特等座，否则我自购的不过是一等座的票。

特等座与一等座在同节车厢，以车厢门为分隔，由磨砂玻璃幕墙隔成了两个独立空间。特等座占这节车厢的四分之一吧，一共八个座位，却只有两名乘客。另一位乘客是个中年男人，他坐在临窗座位上，哇啦哇啦打电话，与人说玉米的价格，看来是个生意人。列车驶出大连后，他扫了我一眼，嘟囔道：“高铁不让人抽烟，真能把人憋屈死。”见我未应，他又开始打电话，这次他是打给家人的，他想家里的狗狗了，非要听听狗狗的叫声。大概狗狗不太配合吧，只听他骂道：“真是白疼你了，等我回家，不打烂你的狗头，不算完事！”

列车员进来验过票，分发给每人一份牛皮纸袋包着的食品。我打开一看，不过是两块饼干、一小包花生米、三颗山楂果脯，根本不顶饿。我问列车员，特等座给提供餐食吗？他“哼”了一声，说：“想吃正经饭，你得掏钱买。”我问怎么买，他语气和缓了一些，说：“谁下午两点了还不吃饭？饭口早过了。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剩下的盒饭。”

列车员走后不久，果然来了个服务员。他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手持的托盘上是三份卖剩的盒饭。他问谁要，我说我要。他说了声二十块，让我自取一盒。我付过钱，把手伸向三份盒饭，摸了一份稍微温乎的，捧在手中。饥饿的肠胃立刻开足马力，将半生不熟的大米粒和憔悴不堪的青椒肉片，卷入囊中。吃过盒饭，倦意袭来，我斜倚车窗，朝外望去。

天空灰蒙蒙的，原野一片苍茫。飞速掠过的风景中，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三三两两的牛羊、低矮的房舍、火光中烧麦秸的人，以及坟场。是冬至的缘故吧，这些景物在大地上投射出长长的影子，与实物相映，看得我眼花缭乱，很快就睡过去了。

我醒来时天色已昏。那位乘客不见了，不知他是在营口、鞍山还是刚经过的沈阳下的车。

一个穿制服的小伙子，与我平行坐在过道另一侧，低头摆弄着手机。他虽坐着，但看得出他身型高大，一双长腿斜伸着，阔背宽肩。他见我伸着懒腰站起来，笑眯眯地盯着我说：“叔，你可真能睡，从鲅鱼圈一路睡到沈阳。”

他四方大脸的，宽额，浓眉，不大不小的眼睛，敦厚的嘴唇，圆润微翘的下巴，元宝耳。那挺直的鼻梁，在他平和的面目中，就像一道坚毅的墙，彰显着他温柔中的强悍。

“是啊，我一觉就把天睡黑了。”我对他说。

“叔，这不怪你，这得怪冬至。今天是白天最短的日子，太阳不待见咱，回得太早了。你说太阳相当于天庭的CEO，它又不用打卡，谁管得了它啥时来啥时回呢。”他幽默地说。

我问他是特等座的服务员吗，他摇摇头，说：“我是设备维护和故障处理的。”

我说：“那就是技工了？”

他点点头。

…………

车窗外是滚滚夜色，如墨流淌。有时经过有灯火的地方，这墨里就撒了星星似的，闪闪烁烁。在时速三百多公里的列车上，窗外所有的风景都仿佛长了腿，拼命在奔跑。所以即便灿烂的灯火，转眼也成了“昨夜星辰”。

列车到达终点站前，小伙子又来了。他见了我亲切地笑着，说：“叔，再过一站，就到哈尔滨了，您快到家了。”

“听你口音也是东北人，你家在哪儿呢？”我问。

“已经路过了——”小伙子有点儿惆怅地说。

他没有告诉我他家具体在哪儿，只说那地方在他高考的那年，出了著名的舞弊案。他和作弊的考生在同一考场，知道他们作弊，一直在答卷过程中与自己斗争，是否向监考老师举报（他说怕同学报复，最终选择放弃），所以发挥失常，只考上了一所铁路专科院校。而他的梦想，是学艺术。

“学艺术？”我有些惊诧。

“我爱电影。”他说，“最喜欢伊朗的马基德·马基迪、阿巴斯，还有日本的黑泽明、北野武，他们拍的片子太牛了！”

“那你喜欢黑泽明导演的《德尔苏·乌扎拉》吗？”我问。

“那还用说吗！”小伙子如遇知音，兴奋地竖起大拇指说，“叔，您是我跑车以来，遇见的最有文化的商人！”

小伙子告诉我，他并不喜欢目前的工作，累，枯燥，还危险。有一回列车高速行驶着，雷电突袭，列车紧急停车，车厢也停电了。外面是黑咕隆咚的夜，他打着手电下去查看，站在高架桥上，看着坠落的高压线，就像看着要扼住自己咽喉的绞索，直打哆嗦，差点儿掉下去。危险还不止于此，小伙子说高铁的高压电线是2.75万伏的，他感觉头上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利剑，担心长年工作会受到辐射，虽然专家说不会对乘务人员的身体有害，但他就是怕。他曾想不干了，购置点儿专业设备，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做微电影，卖给大的网络平台。小伙子边说边从手机中翻出他用手机拍的一部微电影，点给我看。

这是一部时长只有五分钟的片子，一个三轮车夫在风雨中运货，他穿过一条泥泞而逼仄的小巷，镜头追踪的是车夫的背影，与他并行的，是个打着黑伞拎着一只鸡的紫衣女人。鸡的翅膀被别在一起，像是打了死亡的蝴蝶结，它的冠子在雨中那么鲜艳，可它的腿却在无力地挣扎着。而与车夫相向而行的，先是个披着蓝雨衣一瘸一拐的老汉，跟着是一条垂头丧气的黄狗，再跟着是个挎着一把胡琴，将一块发泡塑料当雨布擎在头顶的赤膊男孩，他仿佛顶着一团雪白的云。三轮车夫所经过的房屋，低矮破旧，有的屋顶还生长着碧草。他就这么蹬着车缓缓向前，越走路越高，也越艰难。到了一个高坎的时候，那个紫衣女人踅进一家小饭馆，大约是卖鸡去了；而先前那条黄狗，不知何时调过头来，追上三轮车夫。车夫攀越高坎的时候，它在其后，用嘴顶着货物，拼力助推。镜头就此戛然而止。车夫是否越过高坎，黄狗是否帮上大忙，雨最终停了没有，影片都没有交代。

“真好。”我觉得这两个字，不足以说明它对我的震撼，又加了一句，“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