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情发生在街灯点亮的瞬间，而当时的袁庚并没有意识到。

从袁庚这个角度看去，窗外的灯光透过雾霭像橙汁一样流进狭小的客厅。柔和的光线，很好地烘托了袁庚的心情。这个套间是他租下的，对于一个外来务工者来说，他并不觉得它小，相反很经济实惠。

吃过晚餐，从轮窑厂回家，袁庚开始洗澡。他是个爱整洁的人，工作偏偏与灰土为伴。热水和雾气中，他狠狠地搓洗，一手下去，五根手指粘满了小转筒一样的污垢，他越搓越上瘾，几乎把自己搓掉了一层皮。近段时间，袁庚感觉生活突然对他好起来，各个要素类似一群蜜蜂，从四面八方飞来，都来为他酿蜜。就连卫生间的蒸汽，也让他陶然，且昏昏欲睡。

从卫生间出来，他裸着上身，躺在沙发上。初秋的天气凉凉地刺激皮肤上的毛孔，是一种略寒且爽的感觉。一扇窗户开着，风绕过另一扇闭合的窗户，从这扇打开的窗户像猫一样钻进来。袁庚走到窗前，索性把窗户开得更大些。更大的风，从树梢掠过流进屋子，抚摸着他的全身，毛孔如花蕾绽开，他觉得自己像个刺猬或者是刚刚泡发开的海参，远处是夜鸟的叫声混合着大街的喧嚣，一切都是他心里需要的那个样子。上初三的儿子在房间做功课，成绩始终保持在班级前三名，这是让袁庚满意的地方，他本人没读过多少书。妻子兼了两份工，夜里去一位子女在澳大利亚的老太太家里做家政，累是累点，可挣了双份钱。他等着她，想在今晚看完球赛后，和她亲热一下。球赛，一场重要的赛事，在等着球迷袁庚。他开了瓶啤酒，用一次性纸杯给自己倒上一杯，又点了支烟，快感随即丝丝缕缕地在这个狭小空间升腾飘散。

下身穿了条灰色的秋裤，赤脚，他扭动身子，在沙发上试探几下试图找一个舒适的倾斜的位置，把上身安顿好，然后伸出裸露的双脚架在一只圆形的塑料凳子上。一杯杯啤酒在体内发酵，轻微的热力向上扩散。离球赛直播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了。等待，往往比结果更诱惑——这样的小日子，哪里去找啊，怎么形容呢？他形容不出来，总之他觉得惬意极了。

“257，257，谁家的车？挪一下！”喊的是自家的车牌尾号，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而且是个年轻人的声音，袁庚无端地觉得，这声音非同寻常。袁庚对于陌生的声音比对熟悉的声音更为在意。如果他不是那么急切，而是按部就班地甚至是慢条斯理地穿上鞋袜，穿上衬衫，再穿上外套，推开儿子的房门，走过去抚摸一下儿子的头，跟他说上几句，再下楼。或许，事情的结局是另一个样子。

然而袁庚根本没有意识到，就这一声喊，对他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陌生人的谨慎和尊重，让他的行为变得急切。他是个外乡人，租住在这个小区，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他得小心翼翼地和这些面孔相处，不要摊上事，更不要摊上大事。

事情往往偏爱找上那些怕惹事的人。半年前他买了辆车，七万来块钱的一款国产两厢车，白色的，开起来像一匹奔腾的小马，他爱极了，天天给它洗澡，然后从光亮如镜的车身找到自己——那张乐得露出满口大牙的嘴类似剥了皮的石榴。停车也很注意，基本都是找最偏僻的地儿，即便这样，他还是用一张纸将自己的手机号码放在前挡风玻璃上，如果有人觉得车停这儿碍事，打个电话给他，他瞬间冲下楼，将车挪个位子。

或者像这样吆喝一声，他听见了，当即下楼，刻不容缓。他没穿衬衫、袜子，只在上身裸露的肌肤上套了件红色的外套，拖着拖鞋就下来了，因为他想着挪车这件事很快就可以搞定。下楼前，他冲着儿子袁大志的房间招呼了一声。

十分钟后，袁大志端着水杯来客厅倒水。电视机里的球赛已经开始了，客厅里空无一人。喊了几声无应答。挪一下车，根本要不了几分钟，挪好了车，父亲也不会因为任何事在楼下耽搁，因为他从不轻易漏掉一场球赛的开始和结束。袁大志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不祥的预感在他心里越来越强烈。

敲门声让袁大志转忧为喜。进门的却是做家政回来的母亲。袁大志的叙述，让母亲感到惊骇。这位被生活磨砺得有几分木然的女人，这时也抱怨起来，怎么那么快就下了楼，耽搁几分钟也是好的，迟下去几分钟我回来肯定能遇上。打手机，手机是开的，但无人接听。母子俩没有在屋子里等。他们来到袁庚停车的地方，车也不见了。

隔着玻璃门，能看见小区那位秃头的保安，歪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沙发上熟睡，磨牙，涎水从他右嘴角往下爬。他被叫醒了，惊恐地瞪着愣愣的眼睛，仿佛还没有从梦境中完全转换过来。他怔怔地做出回忆的样子，带着避免担责的口吻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我根本没看见这辆车出去，我是刚睡的，十分钟前我一直没睡。”

保安打电话找来几个陌生的住户，他们听说这样的事，都热心地帮忙寻找。但找遍了小区的每个角落，仍然不见这辆车。

有个业主提醒，去查看一下小区的监控。但很快被告知，监控录像五年前就坏了，一直没修。

雾，锁住了这个城市，让城市各种灯光由犀利变得柔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的视线。

就这样，在这个平常的初秋夜晚，袁庚和他的车，像一条鱼，游出了他熟悉的活动区域，无声无息地不知所往。

二

袁庚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妻子此刻被小陈询问时，袁庚多次的日常陈述又在她的心头响起。袁庚的话部分来自当年袁水旺的唠叨。我一出生，就被一床小薄被包裹着放置在城郊结合部一条河的河堤上。大雾渐渐散去，有一个人向我走来，同时向我奔来的，还有一条吐着红红舌头的野狗，不过人比狗距离我更近。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养父，他叫袁水旺，是一位六十来岁拾荒的老鳏夫。

他抱起这个小小的包被，那一瞬间是不知所措的。他看着我，我已经没有了多少声息。一夜的啼哭，让我彻底地哑了嗓子，只剩下无声的抽搐。养父相信缘分，他是位没有受过教育，且知识面狭隘的人，只是在那一刻，人性的本能，唤醒了他心头潜藏的父爱，他将自己黝黑粗糙的脸贴在我牛奶般娇嫩的皮肤上摩挲。他相信上苍是仁慈的，在他孤独衰败的晚年给他送来了儿子，送来了一生无可替代的慰藉。但同时，他的内心又有些踌躇，他根本没有育儿的经验。

上世纪七十年代，环绕那座城市的是一条被污染且没有被治理的河，河水红黑，泛着琥珀色的光，几只老蛤蟆在几处漂浮着绿色苔藓的水面上，常年练习蛙泳。河的两岸都是人们随意自行搭建的棚户，六十年代一群过江逃难讨生活的人，来到这里，在这里驻扎下来，用石棉网搭建简易的住处，大都以拾荒、收废品，在不远处的湖滩耕种、养鸡放鸭维持生计。脏乱、泥泞、污浊的空气，让尚未适应这里环境的人感到不适应。蚊虫、苍蝇、老鼠、麻雀，比驻扎在这里的人们来得更早，也是这里的长期住户。

从一条河的木桥上望去，河的两边都是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朝向杂乱的、低矮的棚户，类似一地无规则的火柴盒。养父的家，就是其中一间。屋顶上盖着石棉网，透风的木板拼接成四壁。

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雾渐渐散去，不知是谁传来了关于养父捡了个儿子的消息，一群哺乳期的妇女，纷纷敞开上衣的前襟，背着手靠在养父家木板房的四周，阳光照耀着她们胸前的圣器，像一只只硕大的金色葫芦。她们只等着养父回来，好给他怀中的我补上一顿营养早餐。在此后的日子里，她们轮流把奶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以致没有母亲的我，到了八岁还没有断奶。

棚户区是这座城没有风景的地方，大雨滂沱，便泥泞遍地；烈日曝晒时，尘土飞天蔽日。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体验的情感很复杂，我能感受到生活底层朴素的爱，但也有恐惧，而这些都源于周围的陌生人。

女人们看见我在玩泥巴，或者在泥泞中奔跑，一种痛惜的母爱夹杂着怜悯从心头泛起。她们会随时随地撩开衣襟，揽过我的大脑袋夹在自己比脑袋更大的乳房之间，直到让我喝呛，呛到咳嗽，咳嗽到差点窒息——这时候我已经约莫有八九岁的样子了。

男人们走过来，啧着嘴，切，切，好喝，袁庚你多幸福哦，我怎么就投错了胎，我要是你就好了！这里的女人遇上这种情况，不羁的野性瞬间暴露出来，喊着，儿子，过来喊声妈，老娘也赏你一口。我带着优越感，也跟着众人的笑声咯咯地笑起来，满口的奶，喷了一身——此刻的我无疑是令人羡慕的。这种绝无仅有且日后也无法复制的幸福感，让我在成年以后依然有这样挥之不去的幻觉：无数个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球状物飘浮在空中，它们会喷涌出甜蜜的乳汁，交叉着射向我，因而，我经常就这样在睡梦中嘴唇抖个不停，做出鱼咬钩的姿势。在成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幸福只在昨日重现，因而我一直都在不断地靠回味加固着这种感受。

当然，陌生人给予我的感受不仅仅是和风细雨。我长到十三岁的时候，对人与事的记忆已经十分清晰。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一位邻居，这人四十来岁，豁嘴，真名叫吴矮虎，不过人们都喊他“兔子”。

兔子矮而健硕，脾气暴烈，与人打斗时十分凶狠，令幼小的我胆寒的是，这人的目光像钉子，他盯着某人看时，被盯上的人只好把目光从他的眼神中跳开转向另一边。棚户区是一群杂姓班子，狭小区间的社会秩序有两层，明面上是郊区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暗地里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丛林法则。兔子的凶悍，为他赢得了人们敬而远之的尊重和江湖地位。

但某年的夏天，兔子神秘地失踪了。兔子的女人从这条浊水河的下游找到了河的上游，这位最了解兔子的女人，深知兔子不是个想不开的人，但在潜意识里仍希望能在河沿边发现兔子的一只鞋一条裤衩或者任何带有兔子的痕迹的物品，藉此抓住与兔子的最后一点联系。最终她绝望了，兔子像一滴水在人间被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

第七天夜里，一场暴雨倾盆如注，浊水河里翻滚着黑红色波浪，就在这天早晨，有人发现了兔子漂浮起来的尸体。尸体的体内积满了气体，肿胀起来像一只翻着肚皮的青蛙。浑身上下用铁丝绑上了不下七八十斤重的水泥块和石块。

案件的侦破，让事情的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不过，结果几乎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真凶竟然是刘裁缝。刘裁缝跛了一条腿，瘦小苍白，看起来像个书生。握尺子的手，竟然能够用来杀人？怎么可能？此前在人们的想象里，能够杀兔子的一定是个比兔子更凶悍的人。于是感叹，这下好了，过年新衣没人做了——刘裁缝已经撇下缝纫机去了看守所。

事情的起因很小。一天午后，兔子和刘裁缝并排坐在牛毛毡搭成的肉铺前的一条凳子上乘凉，门前的公路上过来一辆汽车，汽车扬起一阵尘土。行到不远处，车上掉下一只汽车轮胎的内胎。这种东西，其实对交通工具靠腿的兔子和刘裁缝来说，都没什么大用。为什么兔子和刘裁缝都想得到它呢？充了气，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可以拿它当救生圈用，在那个年代，很少见到汽车，这东西更稀罕，既新鲜又难求。

刘裁缝先看见内胎掉下来，如同看见天上掉下了馅饼，跑着就去捡，但刘裁缝跑得慢；兔子后看见，但跑得快。兔子并不是一个特别会跑的人，他的优势不建立在自身，而是建立在刘裁缝的双腿长短不一上。从兔子超越刘裁缝由后而前跃进的那一刻起，刘裁缝就感受到了羞辱，刘裁缝在心里骂，我×你妈，你跟一个跛子比赛跑，你还是个人啵？但凡是个人都做不出这样的事。当刘裁缝喘着大气做最后的冲刺时，内胎早已到了兔子的手中。刘裁缝伸手来拽，兔子当胸一脚，刘裁缝连连后退，扑通一声倒地，腾起一团烟尘，激起周围一片笑声，围观的人们无数双眼睛如同餐桌上的筷子交叉地伸过来。刘裁缝不甘受此大辱，准备了几天，几天之后的一连数个夜晚他蹲伏在暗处，用不远处工地上捡来的半块红砖袭击了兔子的后脑勺，兔子吭都没吭一声就靠着一堵墙滑了下去。据刘裁缝后来交代，兔子只在最后用尽毕生的精力放了一个屁，然后就再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个强悍蛮横的人，就这样像一袋棉花被一个羸弱的人轻而易举地撂倒在了地上。

多年后的我，想到此事，心中仍是不寒而栗，也使得我在内心深处对一些人和事始终保持着敬畏，在别人眼里，这就是胆怯，我有一种坏的预感，时时预感到灭顶之灾的瞬间降临……

三

警方的调查，先是从袁庚打工的轮窑厂开始的。通过走访了解到，袁庚是个十分内向的人，说话有点结巴，平日里寡言少语，小心翼翼，从不跟人寻仇结怨，当然这些都是工友们从表象上观察袁庚得出的结论。事实上，由于袁庚不爱说话和很少与人交流，几乎没有人了解他。袁庚似乎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也没有怨怼和仇人。因此，因仇报复的可能性相对就大大地减弱。

郝飞对助手小陈说，仇杀的可能性系数下降了，但并不能说没有，先入为主的思路会形成很大的疏漏，有些冤仇是隐性的，说白了，本案的受害人袁庚，或许他并不知道有某个仇人在某个暗处，且并不知道因为某个方式结了怨，也就是说，这个仇人可能是陌生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作为市局刑警队中队长的郝飞，负责重大案件的侦破，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分析是，作案是熟人还是生人，都不能确定。小陈听了感到困惑，这种结论不是等于没有结论吗？郝飞点点头。

来轮窑厂之前，市局分管刑侦的傅副局长召集刑警队开了简短的会，听取案情汇报，讨论并初步形成侦破的思路和方向。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案件的性质是寻仇绑架还是其他？二、失踪的袁庚是否还活着？三、是熟人作案还是陌生人作案？四、从何处入手查找人和车？

调查、分析、排除、论证随之展开。

袁庚的儿子袁大志也被郝飞带到了轮窑厂，袁大志作为当晚已知的唯一一名证人，见证了父亲听到那声喊并随着喊声下楼的过程，他被警方安排来这里的一个目的，就是查找当晚楼下喊挪车的声音。

轮窑厂在离城区约莫四十公里的农村，生产建筑用的红砖，工人大概也就三四十人，从年龄段来分，从十七八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被一一叫过来了解情况。谈话的过程中，袁大志垂头坐在一边。这孩子红着的眼眶，是一夜悲伤的痕迹与见证。昨晚透过门缝，他清晰地听见了那几声喊挪车的声音，那声音他不熟悉，但他并不知道父亲是否熟悉，不过他对声音的特征有印象。此刻他专注地坐在这间屋子里，参照记忆中的那个声音，认真地辨听每位陈述者的口音，试图寻找一种吻合。

但一直到最后，他无声地摇了揺头。孩子陷入绝望和自责中，眼圈红了。郝飞伸出手，把他的单薄的双肩揽过来，说，叔叔一定要把你爸找到，你要是对叔叔有信心，就不要哭。后者用手背抵住眼窝，静默片刻，相反张开嘴却哇哇地哭出了声。

其实，警方对于通过声音找人，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临近午饭时，一位满脸胡须的粗壮汉子咣的一声推门进来，这人瞪大的眼睛几乎要挣出眼眶，朝郝飞他们挥舞着拳头。他是轮窑厂的另一承包人，是个哑巴，意思是留几个人吃午饭。小陈把脸转过来看着郝飞。郝飞没有点头。于是小陈提前飞快地走出屋子，将车子发动起来，三个人上了回城的路。

行程过半，郝飞的手机响了。郝飞拿出来一看，是父亲所在的敬老院打来的。自从母亲前年走后，父亲就有了疑似老年痴呆的迹象，郝飞和妻子都忙得像陀螺，没法照料他。请了几个保姆，无一例外地都在两个星期后撸出青红紫绿的胳膊找到郝飞娇羞万状，说遭受了侵犯。后来郝飞试着找了位年过六旬的农村来的老阿姨，黑壮有余，但仍不能幸免。郝飞下定决心，把他送到了一家私人办的敬老院。同时，为了公平起见，他也把孩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就这样，还是不省事，隔三岔五地郝飞都被叫去，给这位半梦半醒之间的老人“擦屁股”。

果然，手机里那位妇女的声音异常嘹亮，不得了！不得了！你父亲整出大事啦！小陈扭过头，对着坐在后排的郝飞说，郝队，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呢！郝飞点点头，小陈从公安大学毕业入警不到一年，但干事确实很踏实。

下车去敬老院之前，郝飞交代小陈几件事，调集昨天袁庚家所在小区的监控摄像视频，从七点到十二点，反复认真地看，查找蛛丝马迹，力争有所突破。另外，注意有没有陌生电话打到袁庚家里。

进入父亲房间的时候，郝飞发现父亲被几位护工按在床上。父亲努力地挣扎着，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头，头发雪白，却有着滚木一样结实粗壮的四肢，他在床上的运动，弄得四名护工渗出满头大汗。老头一眼瞥见了穿着警服在屋子中央站立的儿子，紧张恐惧导致的激烈情绪渐渐退潮，代之略带虚弱的轻松，他愉快地搓着被摁住的双脚，大声喊：“强奸啰！强奸啰！”

很快那位打手机的妇女就赶了过来，她是这所敬老院的老板。事情是这样的，郝飞的父亲同房间还有一位老头，在郝父的眼中，这老头老脸像一只核桃壳，但打扮得年轻时尚。郝父一直看他不顺眼，攻击他，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偏要搞风情万种？老头的回答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关你什么事？

老头最近跟一位老太太眉来眼去，这对郝父来说更是火上浇油。早餐时分，正值老头对老太大献殷勤。郝父什么都不说，上前举起吃饭用的不锈钢饭盆，向下一挖，当即在后者的脑袋上开了个月牙形的口子，殷红的鲜血顿时洇红了白发。而郝父还是不依不饶，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又蹦又跳要展开新一轮攻击。

一会儿，对方的儿子挤进来，郝飞一眼就看出了对方手里一直晃着一圈宝马车钥匙，似乎在有意无意表明一种经济地位与身份。

在烦闷中一群看似行将冬眠的老人，他们似乎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而终于发生了。此刻，像过节一样快乐，兴奋地堵住了门洞，扒着前面人的肩膀朝屋里看。挤在前面的一群老头，正努力地用屁股向后拱，以避免自己被挤进屋子里。但有一位还是被挤进来，他干脆留在屋子里靠在门框上，冲着屋里笑，由于他的嘴很大，笑起来整个脑袋看起来像个黑洞。

老头儿子一进门就一直看着郝飞但似乎又没有把郝飞放在眼里。郝飞表达了歉意，说了一堆父亲目前的智力状况。而这引起了对方的误解和不安，这位穿了警服的人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父亲开脱出来而把责任推给了一种老年病？这种病值得同情，且人人都需要为此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想着，他心里来气了：穿了警服又能怎样？

他双眼直直地瞪着郝飞，用眼神试探。半晌，说出一句话：

“这是……”他停顿了一下，门牙用力咬住下唇，酝酿了一下，说，“这是谋杀，谋杀！你知道不？”

双方都被“谋杀”这个词震得后退了一步。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郝飞每听到“谋杀”这两个字，心头都会升起一团焦虑，在案子未破之前，焦虑就像一团雾笼罩着他。

郝飞感觉自己的诚意受到质疑，心中产生了委屈和不快，担责赔偿什么的，都在他心里盘算好了的。但此刻他说：

“你懂什么叫谋杀，要不要我来帮你解释解释？我的手头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呢。”

话说出口，郝飞感觉不妥，他没怎么顾忌对待对方的态度，倒是觉得这样说，对袁庚有些不公平。袁庚的失踪也未必是一场谋杀；说谋杀，在客观上等同于认同了袁庚已经死亡。袁庚生死与否，站在警察的角度看，这只是一桩案件，但对袁庚本人和其家人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可能崩塌。

袁庚或许此刻还含悲忍泪地活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何故，也不知在哪个陌生的地方哪位陌生人的手中？——想到这一层，郝飞心里着急。

……

（节选）

——摘自中篇小说《瞬间》，作者查一路，原刊《西湖》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中篇专号1期，2017年1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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