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 王军对话邢小利（上）：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重镇的西安

Original 王军邢小利辛庄课堂 2024-05-01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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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1月5日晚，原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著名作家、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原主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受邀在辛庄课堂三期班第二阶段课程的“辛庄夜话”（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以《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重镇的西安》为主题，就西安的文学、电影、音乐、美术、思想与学术，经济学界等在推动社会思想解放、引领时代潮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精彩对话。

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经两位老师审核定稿，分上中下三期在本公号发表，以飨读者。

主持人：张维迎

大家晚上好，因为这次我们在西安郊区周至县来进行这阶段教学，今天我们就利用西安的特色进行一场特别的对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安作为思想解放重镇的一些故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王军老师和邢小利老师来以对话的方式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王军老师大家都熟悉，算是辛庄课堂的联合创始人，除了怒波老师和我，我认为是第三位贡献大的人。从一开始我们讨论想开设辛庄课堂，到后来每个班级的开学、毕业的主持和致辞，还有辛庄夜话，包括去黄山，他都积极地参与。

王军老师是我西北大学的同学，他是学中文的，我是学经济学的。毕业之后他去了西安市委工作，后来给当时的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四十来岁就当了厅局级干部，还当过雁塔区和碑林区的主要领导，浐灞、西咸管委会主任。在西安，我们看到的好多美丽的地方都与他有一些关系，他做了很大的贡献。

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学中文有什么用。很多人都认为学中文没有用，他讲的学中文的用处独到精辟。王军老师在西安的改造过程当中，曾用中文系学的理念，包括诗歌，描述西安的情景。退休后，他仍然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我们辛庄课堂的工作。

他还是一个热爱足球的人，做过陕西足协的主席，对推动陕西足球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再特别介绍一下邢小利先生。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也是一位学者，他对陕西文学特别有研究，他写的《陈忠实传》这本书非常精彩。他是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原主任，现在是白鹿书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

下面我把话筒交给他们两位。

王　军

关于邢小利我补充一点，一月份文学界有一件大事儿，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柳青70年前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柳青是维迎的老乡。邢小利是柳青研究专家，这篇佚文就是小利发掘出来的。《人民文学》同时发表了邢小利写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

柳青《在旷野里》手稿正文首页、尾页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重镇的西安》。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上课的这个地方。这里是楼观台，天下第一福地，道教圣地，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地方。此地对我来讲，还是一个特殊的地方。39年前，我在这里做过乡党委书记（点击蓝字阅读文章）。这个地方叫㠇峪乡，管辖楼观台后边山区，宽二十公里，纵深十几公里，四条沟峪，九个自然村，以老子埋葬地㠇峪而得名。

从这里往西五里，是延生观村。延生观是唐朝一位公主出家的地方。后来这儿出土了一件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罗马教廷里有它的复制品。大秦景教是基督教在唐代初流传到中国，经过皇帝恩赐批准，在延生观建寺院，这就是中国基督教的发源地。

再往西就是西安的母亲河黑河。我们喝的水有70%来自黑河。当年搞黑河引水工程的时候，搬迁了一个寺院，叫仙游寺，它是佛教的一个圣地。唐代，白居易做周至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就在这个寺里写下了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长恨歌》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观刈麦》。

再往东五里是田峪湾。田峪湾是中国第二个国家植物园——秦岭植物园。在我们背后这面山上自然生长着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称为秦岭四宝。再往东5公里是集贤镇，集贤镇是财神赵公元帅的故里。这几十里秦岭段，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是终南山最华彩的部分。

有个成语叫“终南捷径”，说的是科举不第的才子，通过在终南山做隐士成为世外高人，从而引起朝廷重用。

辛庄课堂三期班第二阶段课程在终南山子牙学宫顺利完成这里既有儒道释、基督教，又是道德经的原创地，还有财神庙，所以这里文气也有，财气也有，还有秦岭四宝，所以在这儿寻找企业家的“终南捷径”，我觉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地方。

下面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重镇西安。大家为什么都在怀念八十年代？因为八十年代是中国真正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开端的时代。在八十年代，西安扮演了什么角色？今天我和小利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谈一谈。

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

重大历史关头，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往往是二流（线）城市扮演旗手角色

王　军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西安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重镇”，也可以说是“旗手”。

在思想史上，有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启蒙运动以及由启蒙引起的思想解放，往往是二流（线）城市扮演了旗手角色。

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源于欧洲二流城市佛罗伦萨，而不是大都会。

二十世纪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历史转型，也不是从莫斯科这样的大都市开始，而是首先发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当时批判他们时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修正主义。当时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和理论，叫新马克思主义，也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著有《历史与阶级意识》）。经济学有科尔内（著有《短缺经济学》）等。布达佩斯学派对中国80年代早期的政治思想潮流和经济体制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也是诞生在二流城市。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安相对于北京、上海，虽然是二流城市，但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扮演着第一方阵和旗手的角色，而且影响至今。

这要从几个方面来讲：文学，电影，音乐，美术，思想与学术，经济学及其他。这其中西安做了哪些贡出现了哪些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贡献和观点，我和小利分门别类，以对话的形式来讲一讲。

西安：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重镇和旗手

西安—文艺青年的圣地

邢小利

陕西文学，在中国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文学的重镇。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文学三大家，他们是文学陕军的三个领头人，还有其他一批人。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七十年代后期走上文学道路，八十年代成名，有的已经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九十年代奠定了他们的文学地位。

陈忠实、贾平凹、路遥

王　军

西安为什么能成为思想解放重镇？当时西安的青年做什么？七十年代的西安，一批老三届，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这些中学生，读书风气很盛，读书是他们的刚需。这一代人中，很多人都是文艺青年，都做着文学梦。

“地下”与“地上”的读书活动

王　军

当时出现两股力量：一股是以刘安为核心的地下自学读书运动，一股就是由官方推动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的的培训，像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这两股力量都是读书，从读书开始。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可以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方面，两条线。“地上”就是当年对“工农兵业余作者”有扶持政策，这对一批青年作者的破土而出起到了推动作用；“地下”就是当年一批知识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地下读书活动”，小范围交流读书体会，讨论问题，自我启蒙，共同提高，最终走上文学之路或学术之路。

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他们其实是平行交错的，互相都有交往。另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抱团取暖，互相砥砺。

邢小利：

贾平凹、陈忠实等八九个文学青年，1980年组织了一个“群木文学社”，定期聚会，谈读书，聊见闻，谈创作。

“出口”与“出路”的目的追求

王　军：

为什么这一代人，40后50后这一代人，文学青年特别多？我觉得当时的底层青年，主要是为了解决出路问题，学上一技之长，能不下乡或者能从乡里头出来，到文艺工作单位去，对他们是不错的“出路”。再一个是“出口”，“出口”就是以文学等形式抒发被压抑的社会情绪和愤懑。他们更多是二者兼有，学理论，搞文学，既寻找生活“出路”，也给自己寻求思想的“出口”。十六岁的贾平凹在水库工地，写快板，让他的小身板可以躲避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逐步走上了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创作道路。张艺谋下乡回来以后，到一个纺织厂当工人，学摄影，一技之长。

邢小利

思想需要一个出口，文学青年以文学作为出口表达自己，同时也想以文学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

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他们只所以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文学道路能够顺利成长，与六七十年代扶持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文化政策有关。陈忠实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乡当了农民，他想，他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文学自学、发表作品然后找到出路。那个时代文艺政策扶持“工农兵业余作者”，办学习班，开座谈会，请名家搞讲座，陈忠实一方面自学，在黑暗中摸索，一方面广泛接触社会、虚心向他人学习，发表了一些作品，二十岁当了民办教师，三十岁成了公社干部，四十岁调到陕西作协成了专业作家。

贾平凹初中毕业就回家当了农民，18岁报名参军，因平板脚未被录用，此后，村大队有一回派他去水库送信，刚好库上开会要写大标语，无人执笔，贾平凹自告奋勇提笔书写，被领导赏识，让他独编一份《工地战报》，他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文艺天赋开始显露。1972年，贾平凹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上大学期间，就喜欢写作，他刻苦而多产，给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投稿，写的多，投的多，发表的也多，渐渐成名。路遥的经历比较复杂，贫苦农民出身，文革中领头造反，19岁成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20岁回乡当了小学民办教师，因为业余写作，成绩突出，22岁被调到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23岁参与组建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当年写了大量很有影响的诗歌作品。后来也是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了延安大学。

可以看到，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他们都是农民出身，因为爱好文学，通过自学和当时文艺政策的扶持，他们一边发表作品，展示才华，实现了阶层跃升，都进入体制内，成为专业作家。

王　军

关于“地下”读书活动，我讲一个维迎的大哥刘安。我写过一篇纪念刘安的文章（点击阅读《西安记忆|王军：弄潮儿刘安》），九十年代初那会辛庄村还没通电，需要拉电，刘安当时拿了两万块钱给辛庄。刘安已经去世了，他是西大一个教授的儿子，七十、八十年代之交，以他为核心，在西安的知识青年中间，聚集了一批读书人。刘安后来成为西安财经学院的教授，和维迎一起，都是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当时以刘安、芦苇（著名剧作家，《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还有知名学者葛岩和尤西林，也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当时的碑林博物馆讲解员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位。当时一批人聚集在西安，业余读书讨论。辛庄课堂发表过葛岩的一篇文章，葛岩是我的同学，他现在是上海交大的教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1970年代西安的地下读书活动》（点击蓝字阅读《西安记忆｜葛岩：1970年代西安的地下读书活动》），讲的就是当年西安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陕西作家中的一些突出人物已经冒尖，有了一定的影响，像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当时诗人还有胡宽，这是一位带有异端色彩的诗人；有商子雍、商子秦兄弟俩，有徐剑铭等，这是一批写颂歌、大抒情的诗人。工农兵作者的创作活动，作品基本也上是歌功颂德，内容和成就乏善可陈，但这些作者得到了基本的文学训练，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邢小利

“地下”的文学活动，文学青年的思想启蒙、觉悟和解放，都是从读书开始。读什么书？他们当年喜欢读并且认真研究的书，不是当时流行的书，比如《金光大道》《艳阳天》一类，而是当年被封存或被烧掉但有些大图书馆还保存的书。可是这些书在当年看不到怎么办？书友间互借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偷书。偷书就是从“文革”造成的文化虚墟中，扒出精神的火种，点亮自己空虚的灵魂，救赎自己已经被出卖了的灵魂，照亮已经荒芜的前行道路。

高洺：晚年隐居的前卫诗人

邢小利

我讲一个小人物，她叫高洺，现在就隐居在你们身后的终南山里。高洺当年是个文学青年，非常漂亮，八十年代，在西安是鼎鼎大名的女诗人。中年后，她隐居终南山修实证（佛法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法号“不还”，然后就一直隐居在终南山。当年，她却是个风云人物。

高洺

高洺当年特别有个性，她说她特别想出名，怎么样才能出名呢，那就是通过搞文学出名。她当年主要是写诗，同时想通过诗歌这样一种形式，将自己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同时也通过诗歌把她的个性显示出来。抒发情绪，张扬个性，这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高洺当年的照片，前面中间这个穿红衣服的女士就是高洺。

这张照片里的人即使现在看也算时髦的。这些人是怎样逐步走向文学的？最早就是在西安文学爱好者圈里流行的地下读书运动。

王　军

地下读书活动，除了读一些过去出版的书，藏书，“文革”中有的成了禁书，也通过各种渠道读内部发行的书，当时被称为“灰皮书”。当时的读书活动，地下读书这一线，发起人有刘安，芦苇等。他们读书、讨论有专题。读了很多灰皮书。灰皮书那时洛阳纸贵。

邢小利

像陈忠实，他在“文革”后期，他的短篇小说外女作《接班以后》发表以后，西安电影制片厂请他把这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他在西影厂图书馆借到了很多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像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茹尔宾一家人》《叶尔绍夫兄弟》《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这些书，一是提出问题的尖锐和对现实思考的深度，二是揭示现实真相和批判现实的勇气，都给陈忠实启发很大。（点击蓝字阅读《西安记忆｜阮洁邢小利：陈忠实在八十年代》）

陈忠实在西安市灞桥区莫灵庙大队了解蔬菜生产情况

王　军

那时的一批读书青年还抄书。知道而找不到的书，就偷书，有目的地偷书。

芦苇是偷书偷的最多的一个人。芦苇是初中文化，但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芦苇偷书偷了多少？他把偷到的书藏到他的一个同学家，他同学在郊区农村有一个地窖，他用地窖做读书的仓库。后来这个案子被公安碑林分局破了，碑林分局是军管，当时派了一个炮车，从他那个地窖里起获了一炮车的书，四吨。

芦苇

当时学哲学，要学黑格尔，想看黑格尔的著作，芦苇对南郊这些大学的图书馆如数家珍。他说西安矿院有，偷黑格尔的任务就交给他了。矿院图书馆在三楼，他撬门进去，没想到人家早就埋伏了，因为经常有青年来偷书，人家把楼梯一堵，把他堵到图书馆了。他刚好装了一麻袋的书，包括黑格尔，他一看楼道两头都出不去了，就跑到窗户边，一脚把窗户踢开，将麻袋扔了下去，然后自己再跳下去，下面有人给把风，把风的人推着自行车。

邢小利

说是此人正是刘安，刘安就在楼下，推着自行车在那儿把风并接应。听起来很传奇，像武侠小说。

王　军

因为刘安手无缚鸡之力，芦苇一米八几的个子，玩足球和摔跤都是好手。他跳下去以后没事儿，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当时那儿的人描述这个贼咋跑的呢？说从三楼跳下一个黑影，一个大汉在地上打个滚儿，背上麻袋越墙而逃，却不知刘安是在墙外推自行车等着。

刘安

我大学一个同班同学给我讲过他当年偷书的故事。他说偷书的人本来就做贼心虚，有一次他把图书馆的门撬开，看见里面还有一个人，中年人，正在里边看书，那个人回脸看他，也吓得够呛。两张脸面面相觑，互相不摸底细，紧张得互相看了半天。想象一下，门被撬开了，门里那个人是什么表情，什么动作？门外是偷书者撬门撬了半天，门里那个读书人知道要来贼了。我同学进去以后，那个中年人吓了一跳，竟然嘿嘿笑着拍手。这真是大家想象不来的场景。

当年那一代青年所读之书，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偷图书馆旧藏的书，一个是内部发行的书。“出口”与“出路”使大量的青年成为文青。陈忠实、贾平凹、路遥这些人是一组，他们是“出口”和“出路”。路遥曾说过要从政，梦想当政治局委员，因为他19岁就是县革委会副主任。路遥从政失败以后，他通过写作又出来了，他的《人生》有他的影子，就是“出路”。

高洺、芦苇、刘安、葛岩这一组是干部子弟，他们更多的是“出口”。

邢小利

王军兄讲了很多当年“偷书”的故事。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相互作用的，那么，在西安，人的思想解放，它是从哪儿开始的？最早肯定是从读书开始。可是，“文革”时期和“文革”后期那时候就没有书可读。以文学来说，有的，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一类，《朝霞》丛刊一类，内容不是阶级斗争就是与走资派斗争，思想荒凉。所以，只好偷书。我家有人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上初中、高中毕业就在新华书店干临时工，我对书店系统很熟悉，那时，新华书店有一个内部发行组，我常到那里看书买书，大开眼界。另外，我家离西大街省图书馆很近，我虽然是一个中学生，但拿学生证可以借到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偷书的事我没有，但我在文革后期，与一个伙伴闲转到南郊一所大学，看到一个图书馆的门大开着，也没有人管，二楼的书顺着宽宽的楼梯像瀑布一样倾泄而下，我俩在其中顺手拿了几本，直到走出校门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其中有一本书是张毕来写的《新文学史纲》，我看过，所以印象很深。那个年代，很多地方对书也不重视。

张毕来

回到高洺，她也偷过书的。这批人因为偷书读书，他们的思想就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然后搞文学，搞艺术。高洺给我讲过，她偷书时候会再叫一个女伴儿，让女伴去跟图书馆的男管理员说话，打掩护，她从一边溜进去偷书。偷书，读书，读了书又需要交流，思想碰撞。

高洺最有影响的，是她组织和参加了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大展，这个展亮出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美术作品，那种表现性艺术和抽象的艺术手法，引起观众思维的激烈碰撞，当时影响很大。这个展虽然是在西安开的，但当时在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时候，高洺等一批人被抓进去了。他们这一批人，从偷书，然后读书、讨论、搞创作、搞艺术大展，他们是走在那个时代前列的。思想的启蒙，思想的解放，就是这样逐步展开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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