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减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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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性减速的状态，这种减速不是周期性的。我们经济增长总是会面临周期性的波动，高的时候会有经济高涨和通胀，也有经济增长减速的低谷阶段甚至是通缩，但那可能是周期性的波动。那种周期性变化和结构性减速得动因是不一样的，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应对容易取得成效，但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趋势性，而改变趋势的难度要大得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大都是结构性的。导致经济面临经结构性减速压力，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01

要素条件恶化

　　最明显的是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接近15%，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到了19%，很快就达到20%。由于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速度快于很多其他国家，属于未富且快速变老的国家。

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越过了刘易斯曲线的拐点，或是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岁-60岁的人口，有的国家是15-65岁的人口。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300万左右。从去年开始，中国总人口也已经开始净减少，整个国家的人口抚养比也因此迅速提高，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会因此持续加重。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首先使得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我记得看过一份资料，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劳动力成本大概平均每年上涨12%左右。这使得我们的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失去竞争优势，所以过去我国很多产业开始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至少有10年以上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总体储蓄率会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储蓄率最高的时候曾达到50%左右。现在大概降到了43%左右，我相信还会进一步下降。尽管如此，如果拿中国储蓄率和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储蓄率仍然是高的，只是和我们自己过去相比在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国内资本的富裕程度在下降。

所以，劳动力和资本作为增长函数中的两大生产要素，我们的供给条件实际上都在弱化甚至是恶化。

02

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

当要素条件变得不利时，如果要素配置效率能够不断提高，就可以抵消要素条件不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不幸的是，根据有关文献的研究和我们自己的计算，我们国家的要素配置效率增速在过去十年也在持续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过去十年也在下降。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时候曾算过这个数，全要素生产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都是是下降的。当一个国家要素供给条件在恶化，要素配置效率增速也在下降，如果直接用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估算，毫无疑问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下降，这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经济学知识就能理解。

03

中美关系紧张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

对中美关系变坏的担忧，企业界其实早就有反映。我记得在编制“十三五”过程中，在征求社会各界对“十三五”规划纲要意见时，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在提完所有意见后又专门补充了一条建议，他说我们千万不能和美国把关系搞坏了，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握在美国人手里，如果关系搞坏的话，对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会非常大。在2015年他说这样的话，大多数人没有太深体会和感触，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没坏到如今的程度，对中国很多产业的技术来自于美国，甚至会被卡脖子也没有真实的体会。现在看起来，鲁冠球老爷子说的话颇有远见，这种见地应该建立在他作为企业家对中国产业技术广泛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中美关系如今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遏制，正在不断削弱中美之间本来就不多的相互信任，并进而导致美国国内涉及中国议题的极端政治偏激，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主导的产业链、科技链去中国化图谋，以各种借口通过制裁中国实体和出口管制、进口限制来推进所谓的去风险化，三年新冠疫情防控体制差异导致的影响，似乎又加强了他们供应链去风险的理由和努力。应对这种不利变化，虽然会激励中国政府和企业强化自主自立和内循环的努力，但至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短期的不利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自从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不仅对中国，对盟国也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基于WTO规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也在持续恶化。经济全球化所依赖的自由贸易体系，在未来也可能会被进一步破坏甚至边缘化，新的区域性或团体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可能会相继成立并发挥更大作用。去年以来的俄乌战争导致的地缘政治新的复杂性，又增加了新的动荡变数。

如果大家关注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最近在美国智库的发言，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在反思批判美国过去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按他的思路，美国要构建更有韧性、更加安全的产业链，推动关键制造业回流，并还要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摆脱过于依赖金融业的增长模式，保持美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特别是科技优势，实施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等等。如果美国人真能走到这一步，美国今后大概率就不能实行过去自己倡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因为在美国搞一般制造业由于成本偏高，不靠贸易保护是没有竞争力的。这大概也是从G20德国峰会以来，美国开始积极倡导所谓公平贸易而不是简单的自由贸易的主要原因。

目前，美国拉拢一些国家实施的以去中国化为主要内容的脱钩断链才刚刚开始，相关国家如何响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如何，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国际格局，我们如何更好地来应对，还需要时间来观察、思考和应对。但这种变化一旦成型，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说，特别是对过去支撑我们强劲增长的外部需求来说，可能是非常不利的。

04

“双碳目标”机会和挑战并存

我们国家已经明确提出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表，在过去几年实行了更严格的环保约束和治理。这种新的约束实际上使中国很多排放或能源消耗比较大的传统产业，面临很大的转型压力，一些污染型中小企业甚至直接被政府要求关停。其实这种转型压力对钢铁、水泥、建材、有色冶炼、化工类企业，就意味着要增加成本做新的技术改造，以达到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我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工发组织日本办公室牵头主办的一次关于全球工业碳减和碳中和的讨论。我记得当时德国工业协会的一位代表发言时直接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对我们所有工业来说就是能不等接受成本的增加。”能不能够承受低碳转型导致的成本增加，对中国很多工业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一些行业和企业来说，一旦这种转型成本增加，可能就会失去在国际市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现在欧盟已经明确提出要实施碳边境税，具体立法程序已经完成并即将开始实施，最后实际上也将提高我们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因为我们企业的产品如果碳足迹含量比较高的话，在出口到欧盟的时候就要面临较高的碳边境税。

当然，双碳目标给我们带来的也不都是挑战，也带来很多新的机会。比如中国能源行业如果要实行绿色低碳转型的话，我们必须要用绿色低碳能源替代原有的化石能源，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压力和要求，会带来很多创新机会和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很持续、很宽阔、很深厚的投资赛道。因为中美绿色基金主要就是做这个领域的投资，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在这个领域的各种创新产品和技术，这包括材料技术和电子电力技术的创新、生产和服务，也包括绿色低碳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在这个领域有专家计算过，如果真正实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可能需要投资接近500万亿人民币的投入规模，这毫无疑问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支撑。

　　如果今后要应对外部需求的减弱，这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事实上，中国在这个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规模，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5

未来十年潜在经济增速展望

综合考虑上述所有因素之后，我分析中国未来十年潜在经济增速会在4%-5%之间。这个潜在增速和我们当年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候的测算，有差不多两个百分点的下降。我们编制“十三五”规划时测算的潜在经济增速大概是6%左右，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6.5%，高于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速。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如果“十三五”年均增长达不到6.5%以上，就实现不了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当时我们设定目标时有这么一个来自十八大报告目标的倒逼压力，但实际上我们当时认为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年均6.5%的增长，是面临很大压力的。整个“十三五”时期，实际上政府一直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保持着一定的刺激经济力度。“十三五”结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五年年均经济实际增长还是比6.5%差了一点，那是因为2020那一年发生了新冠疫情，疫情防控导致的经济活动受阻，使那一年经济增速有所下滑，这属于外生的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

其实，这样一种结构性减速压力给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没有提出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在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经历并参与了从“八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等多个五年计划和规划，“十四五”规划不提出具体的五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而是提出五年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度计划确定，这样的做法是第一次，颠覆了我们过去持有的五年规划为年度计划提供编制依据和指导的规划逻辑。

我个人猜测，这一变化反映的问题是，规划制定者在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感觉到明确提出一个五年年均增长目标非常困难，可能还担心一旦提出一个具体目标后，最实现下来有很大差距，也是很伤脸面的事，所以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整。当然，我个人认为提出规划目标最终实现不了，实际上是可接受的，因为中国的五年规划并不是指令性规划，而是一个战略性、指导性规划。我们如今并不是实行中央计划体制，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规划目标与实际结果发生偏离应该是常态。如果实现不了规划目标，按现有规划实施的评估和调整机制，可以在五年规划中期评估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建议，并报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即便是整个五年下来也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做出解释，阐述规划实施结果偏离规划目标的主要原因，不存在没有实现规划目标面子过不去或是被追责的问题。

我讲这些实际上是想表达，在结构性减速压力情况下，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政府规划要提出一个明确的增长目标，的确是更加困难了。2022年是“十四五”的第二年，全国人大通过的2022年年度经济发展计划提出了5.5%的预期增长目标，最终也只实现了3%的增长。可见即便是短期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较大影响，导致偏离预期目标。今年的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在6%左右，那是因为去年基数很低后的恢复，明年的经济增速大概率又可能会回到4%左右的潜在增速区间。

作者介绍

　　徐林，辛庄课堂学术导师，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党委书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银行外部监事，原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本文根据徐林老师在第七期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主题分享内容整理，并经本人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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