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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别把我当土包子

　　高等学校还牵涉到一个对青年教师培养的问题。这一点也很重要，学生培养是怎么学，青年教师培养是怎么教。教的不行，咋个子能谈的上学呢？

　　讲青年教师培养之前，我这里多说两句话，讲一下图书馆工作，它与学和教的关系很密切。我刚到西安师院的时候，图书馆的藏书一般，一个是数量上，不咋样。还有一个也没得有啥子特色。1960年合校之后，图书馆的建设我过问的比较多。合校之后我到图书馆去，和大家开会，我讲了核的一点：图书馆抓住一点，围绕住一点，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所以我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从馆长到部门领导再到管理员、资料员、采购员，首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必须熟悉学校的教学大纲。

　　同时呀，在合校的时候我发现陕西师范学院图书馆，它的藏书和西安师院的藏书一样，并不宏富，但他有个特点，品类还可观，比较丰富。再一个它还有些馆藏的古籍和古代的书法、绘画作品，我看了觉得虽然说不上有啥子珍品，但也不差，有特点。我有个想法，办一个大学图书馆，除了要有宏富的藏书服务于教学、科研之外，有些自己的特色那是更好不过了。在陕西师院图书馆原来这个特色基础上，有意识的再发展一下，不就更好嘛。

　　说到我这个办一个有特色的图书馆上，任天夫一定要提一下他。任天夫对师大图书馆的建设来讲，立了功。特别是在师大图书馆特藏室的建设上，没有任天夫就没有今天的规模。任天夫懂业务，对古藉善本碑帖书画的眼光还独到，识货。而且任天夫能吃苦，能吃苦的人不多，但是我在师大“唱戏”的十年，还真是得遇了一批能吃苦的人。师大能有发展，靠的就是这一批吃苦的人干出来的。最后一点，任天夫聪明，我开玩笑说，要是把任天夫放到旧社会，他能当顶级的古董商人。我举一两个例子。都知道师大图书馆有几张宋版书页，六页吧。宋版书现在的价钱高的很，就是在旧社会也是按页卖，但任天夫从上海买回来六页，化了多少钱？十块钱，一页不到一块七毛钱。再有特藏库里的那个青铜编钟，花了二百块。李凌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党委书记，和关鹤童俩人见我，说，你那个编钟转让给我们算了，你那是师范，要编钟做啥？这俩人把我当土包子了，哄人呢。我说，还得留下，以后师大要办音乐系了，用得上。

你让我给“右派”当助手？

　　接着说青年教师的培养。

　　原本师大青年教师的培养，是想着招了研究生毕业留下来。也招了，合校之后的1961年秋季就在汉语、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电子学、光学理论、声学、有机化学、函数率等九个专业招收了十三名研究生。学生招来了不到一年，1962年下半年遭遇到了全国性的调整机构、精简人员，上面把师大的研究生砍了，这十三个研究生同学全部分配了工作。

　　研究生现在没有了，咋个子办？只有本科生了，那就靠本科生吧。

　　没有研究生，那么，就靠大学本科生。当时采取了这几个措施：

　　第一步，确定了重点教师。主要是中、老年教师，要把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发挥出来。教师确定过后，无论老年教师也好，中年教师也好，给他提出要求，请这些中、老年教师搞出自己的专业规划，你专攻什么学科，搞出什么东西来。这样使大家业务上有个方向，有个鼓舞。

　　当时，确定了四十几个教师，他们的情况我都熟悉，后来我被打倒，专政我的时候让我交待确定的重点教师都有谁，我写下来之后，专政我的人说我记醒好。我说，我办学校全靠这些人，没有他们学校咋个办？就是到了今天我还是能记起他们，当时确定的中、老年教师有：霍松林、周俊章、史念海、胡铴年、叶彦润、聂树人、赵恒元、吕秉义、鲍银堂、李珍焕、周衍勋、王振中、黄国璋、高海夫、王守民、马家骏、寇效信、孙达人、牛致功、斑礼、李文俊、刘元汉、宋德明、仲永安、胡允德、蔺增光、王承决、谢兆奕、罗长勋、张安民、侯天岚、刘修水，慰松林、田岗、李林昆、祝大徽、李远会这些人，大概把生物系、化学系的教师遗露了。

　　其实确定的重点教师里也还有年青一些的，牛致功、孙达人、田岗他们。这些重点教师我都或去他们家里拜访，或请到我办公室、家里来，谈一谈，说一说他们每个人的方向，俱体业务规化，不是一次两次，经常性的。我给他们每个人都有个相同话，就是确定他们是重点教师，一个目的，希望他们在教学上、科研上起到带头作用，他们是学术带头人。

　　第二步，给重点教师里，尤其是老教师配备上助手。

　　大概给十五名老教师配了二十多名助手。老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搞的科研工作，学校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配助手也算是一个支持。多数年轻教师给老教师做助手都很积极，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嘛，但是呢，也有一些年轻教师不愿意，年轻教师里思想“左”的人还大有人在，都是前一段哪些运动搞的，又是“拔白旗”又是批判“厚古薄今”对他们都有影响。比如确定过一个年轻教师给朱宝昌做助手，他跑来找我说，朱宝昌是大“右派”，反动的很，一脑子资产阶级，我咋个能跟到他学习，给他当助手。

　　我开始还耐心，给他讲朱宝昌有学问，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出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在咱们师大是冒尖的，在全国能数得上。你跟朱先生学，当助手多好，在他身边把他的本事学到了，对学校，对你个人没有啥坏处，而且你去给朱宝昌当助手也是组织上安排的……

　　我这样讲，谁能猜的到他说啥？

　　他说，朱宝昌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大“右派”，他在《延河》上发的文章那么恶毒，你还让我给他当助手？朱宝昌这种人就应该下放到农村去劳动。

　　我和这种还有什么好谈的？

　　但是呢，我注意到给老教师配备助手这个事情的确在青年教师中，包括学校的行政干部中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我在学校党委上说，给老年教师配助手，就是让年轻教师拜他们为师。我认为要搞拜师会这种形式，把关系确定下来。

　　我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不赞同也不反对。倒是最后文普华说了一句，这样好。

　　拜师会还是搞了，我亲自去参加拜师会，不仅参加，我还讲话，给年轻教师提要求，让他们尊重老教师，学习老教师；一些有问题的比如右派呀、历史反革命这些老教师的课，我也跑去听，我得以身作则嘛，一所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连起码的尊师风尚都没有，那成什么了？我们办的社会主义大学也不是不要尊师之道了。

　　有一次我写了文章，请闫景翰给我看看，把一下文字关，闫景翰的文字好，周密、细致，而且韵律感还强，优美，师大的人都知道。但是我把文章给他之后，过了两天他给我了，没有啥子改动，我再看一遍，也都看出来问题了。但是我又不能说闫景翰不好好帮助我修改、润色，我说了，强人所难。所以，我把稿子放下来，给他背了一遍韩愈的《师说》。闫景翰听懂意思了，很有一个时期，我只要给他我写的文章，他都修改的尽量完美。有时候闫景翰在对我文章修改的得意之处，拿给我念，他那个普通话不行，念出来把他修改的精彩处念的不伦不类的。我还得耐心听，听完，我拿过来看，好得很。

　　我和闫景翰的关系很好，到现在都是朋友。闫景翰是出于善意，可能给别人开玩笑说我给他背《师说》，这个话传到告我状的人那里了。

你最近又闹新鲜事了

　　有一次各个大学的领导开会。会前，赵守一说我，你最近又闹新鲜事了。

　　我问啥子情况。

　　赵守一说，你学校的人又来告你了。告吧，反正你弄事情，你学校就有荣告状，告到我这里，我能说啥，和稀泥，给你往光里抹。

　　可是在会议的间隙，舒同却不是像赵守一那样，他很严肃给我讲，你怎么在学校搞那一套？

　　我不明白，就问，那一套？

　　舒同说，封建糟粕那一套，又是背《师说》，又是拜师会。你在师大设码头呢。

　　我说，你的话是代表省委？还是代表你个人？

　　舒同想了想，说，现在说代表我个人，人家把告状信写到我这儿了，我个人得有个表态，先给你表一下。

　　舒同当时可能觉得他说话还是有些硬了，缓和了一下说，你过两天到我那儿来一趟，我给你写幅中堂。

　　后来我也没去。

　　给老教师配助手的事情，我最后交代一下，最终刘学林给朱宝昌当了助手、拜了师，他朱宝昌那里学的好，学术上长进比较大，但那时候他发文章还少，现在可以说有成就了。那个不愿意给朱宝昌做助手的年轻教师，后来不在师大工作了，前一阵还跑来找我，请我帮忙活动活动，说是想到更关键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他这不是开玩笑嘛。我说，你现在当地委书记，待遇呀这些好得很，把你工作搞好，比啥都强。当年的这位青年教师总是说些出乎我意料的话，他说，郭校长呀，你推荐了西大那么多人当官呢，我也是你的学生，你帮我也活动活动，把我介绍到书记那里，我当了更大的官，就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了。

　　说他幼稚？实在是人各有志，也是现在党风不好在他身上的体现,党员干部尽想着往上爬，当大官。这种人党内多了，这个党恐怕就前路堪忧了。

我的一些提法今天看起来有不妥之处

　　下来谈当年的第三步。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也包括老教师，我还是坚持一点，要始终抓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问题。当时我就考虑我们的历史教师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眼界。除了你钻专业以外，当时下决心派出了一批人出去进修。搞历史教学的人可以到人大、到中央党校去进修哲学，进修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在历史教学研究中提高一步。

　　第四步，就是尽可能地派出一些教师，通过关系跟国内有名的专家去学。师大的学术力量毕竟和全国比起来，还弱，而去因为当时没有研究生，只有去当进修生，哪怕花点钱，也是值得的。先后选派近百名教师到国内学校进修，北大、人大都有。还选派了七个教师去苏联、波兰学习。这些人学习回来之后，大多数成为教学、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第五步，在教师里办了一个研究班，也包括在干部队伍中举办。

　　研究班分两个层次，一种是普遍地都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记得1961年我还亲自给他们教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办了半年。当时是啥形势呢？就是学生削减。从1961年到1962年师大学生由四千一百名，减少到二千二百名。有许多教师都闲置了下来。

　　教师怎么办呢？

　　抽一部分人提高业务，学马克思主义，中文系也有人参加，也抽调行政干部参加，包括丁淑元、肖枫他们这些党委委员，各个系的总支书记。

　　我认为高等学校行政干部要提高，就要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逻辑思维，所以当时学写作、学逻辑，也学哲学，这是提高高等学校行政干部水平的好办法。

　　具体情况是研究班分三种类型：一种是组织教师干部参加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半年结束；一种是各系提高业务的进修班，也叫研究班，自1961年初开始，至1963年结束，为期三年；再是旨在提高行政干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党政干部研究班，1961年开始，1962年5月结业，为期一年，学习马列、哲学、毛主席著作，学习写作。各系的研究班、进修班和讨论班，还联系各系实际，比如中文系举办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汉语的研究班和进修班；数学系举办数学分析进修班和高等代数讨论班；物理系举办电子学和电动力学进修班；化学系举办化学、数学讨论班等，使一大批青年教师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成长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这么搞了几年，师大教师包括行政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还起到了为教师、行政干部提高业务水平提供了政治方向上的保证。

　　第六步，各个系要研究各自的重点发展方向。摸一下情况，你这个系有什么特点。抓特点。

　　还是举个例子，以今天来看，搞得比较好的是地理系，搞了陕西地理志。当时我给地理系提出来个建议，陕西省有十个专区、市，我们是不是搞十个专区、市的地理志。因为搞省太综合了，太大了；搞县太琐碎了。搞专区，以专区为一个单位，首先搞汉中。一来张军在汉中当地委书记了，我方便和他沟通，二来，汉中已经面临着国家的三线建设，先从汉中开始。我当时的规划是，两年出一本，二十年出完。出这个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地理资源情报，气象、地质、水文都囊括进来。汉中地理志先搞出来了，1962年出版了。是聂树人、刘胤汉、宋德明、齐矗华、刚雅芳、韩宪刚、杨启超、张崇信、罗枢运、刘兆谦、方正、张远广、肖志斌这些他们完成了。

　　尽管当时为培养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大致走了六步，有一定的成效，最少给师大后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问题存在……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的一些提法今天看起来有不妥之处。

　　——就是在反右斗争以后啊，我的一个认识，也是党内的一个共识，高等学校必须要培养新的教师，新的马克思主义一代教师。

　　当时是对老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倾向估计悲观了一些，这是“反右”斗争以后的估计，属于我的责任。我主持工作，所以我的估计也基本上代表着学校领导层对老教师们的估计，错误的一个估计。后果有两点，第一，对老教师造成了伤害。第二，直接就导致了我们在培养青年教师问题上有点急于求成。

治学研究的“三种境界”

　　我提出了小成、中成、大成的口号。当然我在领导批判老教师的同时，也肯定老教师的业务我们必须要学到手，肯定他们的学问。

　　我是1961年向青年教师提出的这一“五年一小成，十年一中成，十五年一大成”的口号，我给年青教师讲王国维的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他的治学研究的“三种境界”来勉励大家。

　　我说的小成，指拿下教学任务；中成，指拿下科研任务，闯过科研关；大成，指教学、科研两方面均赶上全国水平。

　　我给师大年轻教师提“五年一小成，十年一中成，十五年一大成”的口号，今天想来，也多少有些无奈之举。

　　前面我提过1958年大跃进的狂潮在高校所激起的教育革命中，我领导学校的“红专”大辩论，从内心讲，我还积极，对所谓资产阶级权威的老教师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也是真的在批判。批判的同时呢？我就还想着一个问题，把这些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批倒了批臭了，谁来教书？谁来搞科研呢？年轻教师把黄国璋批臭批倒了，明天跑到课堂上给学生上课的话，有没有黄国璋的效果？搞科研就能比黄国璋成果大？这都是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当然要尽快培养一支属于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当是题中之意。但黄国璋他们肚子里的学问并不会因为在批判的过程中跑到年轻教师的肚子里，把人家批倒批臭像196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说法，再踩上一脚，学问也不可能是你自己的了。老教师的学问必须的学，向人家学习，想把人家的学问继名气，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就算了不起了。

　　后来，1966年我垮台的时候批判我，说我对老教师盲目崇拜。

　　然而今天看起来，年轻教师十五年赶得上赶不上黄国璋、史念海、霍松林那一批老教师呢？他们十五年里干啥去了？没得躺倒睡大觉嘛！人家也在学，也在进步。客观的讲，确实十五年要达到老教师们的那个水准不容易，要下大功夫，吃大苦才行。

　　啥子叫下大功夫吃大苦？我给年轻教师讲，只一点，不管是高元白也好，还是霍松林也罢，人家晚上起码是两点睡觉，仅凭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学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先把资阶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一点学到手。

　　总而言之，我提出这个目标，用大器晚成来要求青年教师，有两条，一条是青年教师一开始太急，马上要上，要搞个啥，我说不可能；另一个不管咋说，我提的“五年一小成，十年一中成，十五年一大成”算我还冷静，虽然我内心里急于为师大建立一支新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

　　后来到1972年我在中文系做总支书记的工作。中文系这时候办了个进修班，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为一年，当年只在中文系和物理两系试点，一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一百名，一系各为一个班，五十名。

　　一年后毕业了，工宣队提出来留这些人。

　　我问工宣队的人，学校留这些人做啥子吗？

　　工宣队的头头说，留下充实教师队伍，这是咱们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教师。

　　我不同意。我说要教课不行。

　　工宣队的另一个头头说，先留下来，再培养一年就能上课了。

　　我说，一年？根据我的经验，五年要能够上课，还得是大学本科毕业。

　　工宣队的人把上课看得太简单了。对我说，哪有啥？教材都是现成的，有了教材还不能上课？

　　我说，大学上课，就是小学上课也不能照着教材念啊。

　　简直是闹笑话。

　　总归年轻教师培养两点，有个规划。有个大器晚成的思想准备。不可闹些违背教育规律的笑话。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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