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路遥

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去世，距今将近30年了，对于路遥的阅读却在持续升温，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赢得了持续而广泛的读者市场，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个文学现象。

《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发表于1986年，第三卷写完三卷一起出版是1988年，2018年出版30周年时，共印了1700万套，现在，每年这部著作印100万套，作品总印量限定在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目前已近两千万套。

路遥和路遥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精神”，激励、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过世多年之后，人们越来越怀念他；还没有一个作家随着他离开时间越久，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是读者，是民众的阅读，让路遥和路遥的作品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路遥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路遥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再次成为文坛和大众读者瞩目的作家。

从青年农民王卫国到著名作家路遥，路遥走过的是从平凡到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小小的年纪，已初步有了分析判断能力的路遥明白，大伯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没有文化，家里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路遥上学，这对于少年路遥来说，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说服他留下来的理由。

路遥小时候的照片（父亲怀中）

养父母难当。因为孩子潜意识里的亲生父亲母亲的位置是不容替代的。当孩子失去父母，失去父母之爱以后，性格往往变得孤僻，对周围的人都有一种防范、敌视的心理。为人亲生父母的，想做个被孩子理解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更别说做个好的养父母了。大妈李桂英非常疼爱这个侄儿——以后的儿子，想方设法地哄着儿子开心。贫困山区的农民对子女的爱，是用一种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让儿子开心，也只有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路遥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现在，少年路遥远离了亲生父母，将面临着另一重人生考验。在那些起初冷落路遥的小伙伴记忆里，路遥聪颖而淘气，有着农村孩子特有的野性，也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服输”，这种姿态，实际上映射出了他抗争命运、积极进取的人格心理的萌芽。

看书，是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有不少的藏书，古典小说居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有些著作，路遥在高小期间就阅读了。在语文老师程国祥的推荐下，路遥开始阅读了《创业史》《保卫延安》《红岩》《三家巷》等，以及翻译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牛虻》等。他还从程国祥老师处借来了许多文学杂志阅读。有一次，路遥还悄悄进入已经封闭多时、落满了灰尘的县图书馆，点着火柴，一本一本地寻找。那些被列为“禁书”、“黄书”的文学书籍，成为他大快朵颐、果腹充饥的精神“食物”。

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路遥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在县城上学的寄宿生活，路遥不仅因为长期处于吃“寒酸”的最低等餐而自卑，同时，“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也使路遥时刻感受到自尊心的极度受伤。少年路遥要用比克服来自饥饿还要多的精力，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他只能将自卑感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反抗命运的动力。读书、上进、和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少年路遥心中的自觉追求。  

1966年的夏天到了，这一年，16岁的路遥初中毕业。按以往惯例，大中专考试将要进行，但是，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作为个体的路遥人生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使得路遥继续读书升学的梦想化为泡影。此时，时代好似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能前途无量。

初中生的路遥与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一样，积极地、充满了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之中。1966年11月，路遥与延川县中学的十几个同学从延川行走到北京，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当时还叫王卫国的这个农民儿子，与所有接受伟大导师接见的忠诚战士——红卫兵一样，内心是激动的，是虔诚的，是单纯的，也是无比幸福的。参加了集体接见之后，上穿一件黑棉衣、下着一条灰棉裤，脚登一双千层底黑布鞋的路遥，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右胳膊上带着一个红色黑字的“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前庄重地留影纪念。然后，路遥很严肃地对同来的同学说：咱们回去后，要脱离“黑字红卫兵”，咱们要另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

回到延川县的王卫国，果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四野军”。由于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被造反组织“红四野军”的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又后来，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王卫国被推选为“红四野总部”军长，主管宣传工作。

延川郭家沟路遥生活居住的窑洞

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记，以他在延川县无与伦比的口才，又有文学造诣做基础，用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风云人物，可谓少年得志。 

1968年，“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年仅19岁的路遥，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被结合进延川县最高权力机构中，成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虽然担任了这个相当于现在副县长一职的革委会副主任，路遥却是延川县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中的摆设，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而作为副主任的路遥，只是群众代表，不算是正式国家干部，他依然还是农民、学生身份，没有工资。

路遥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自然有着朴素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同时，改变个人命运也是路遥内心更大的驱动力。但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个人的命运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期待轨迹发展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事态不断的演变，效果和个人动机发生了巨大偏差。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在从文斗转向武斗过程中，局势逐步混乱甚至血腥。路遥领导的“红四野”，在一场大型的武斗中，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路遥被牵连其中。

这起发生在1968年3月17日的事件，是路遥的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也许正是这起事件，才迫使一位有着政治情怀的年轻人，从此转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路遥“涉嫌武斗中致死命案”经调查后虽然澄清，与他无关，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口头上免去。像后来他创作的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1969年冬天，“清理阶级队伍”，被清理的路遥从延川县城，回到了郭家沟小山村里，又变成了不名一文的农民。

路遥意想不到，他倾注了单纯而饱满热情的那场政治运动，突然转过身来狰狞地扑向自己，他不仅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也因政治和仕途的受挫，乃至那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受到伤害而心灰意冷，甚至绝望。他将棉衣棉裤里当做面反穿着，一身的惨白，腰上还扎着一条白腰带，来到地里干活。同学刘凤梅回乡时见到了路遥，不解地问路遥为何这身打扮？

路遥闷闷地说：我在为自己戴孝。然后，他反过来安慰受了惊吓的干姐姐说：放心，生活不会打倒我，除非心脏停止跳动。

青年时期曾面临过很大的生存和政治危机的路遥，因为当时生活剥夺了在政治上的机遇，在遭受人生重大打击之后，路遥认定文学还有可为，他选定了文学，开始与文学结缘。

经历了“文革”的路遥，政治敏感性日益增强，政治思想也迅速成长，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觉醒、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代青年人之一。 

平时话语不多的路遥，一般不爱与人交流，但是他喜欢和北京知青交往。在与延川插队的优秀北京知青像陶正、张五爱、孙立哲等等清华附中的学生交往过程中，路遥获益匪浅。北京知青，突然间拓宽了他的思维空间，为路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让路遥感觉，他不再是黄土高坡的一个农民后生，他的人生，可以开始一种全新的征程。

后来成为作家的路遥，在病榻上回忆与北京知青，尤其是回忆与北京知青陶正交往的经历时，很认真地说，陶正是他导师式的启蒙者，也是文学创作的启蒙者。正是因为陶正，让返乡知青的“王卫国”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陶正的学问，陶正的思考，陶正的所作所为，在路遥看来，既新鲜又神圣。陶正最热心专注的是研究和思考国际政治，这对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山沟沟青年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

路遥（右一）与陶正（右二）合影

做了民办教师的路遥，开始意识到，或许从文学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从而改变生存环境，改变个人命运，以此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

在路遥很痛苦也很果断地结束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之后，当时，只有19岁的北京知青林达，出现在路遥面前。路遥立即将这个清瘦、白净、文质彬彬又待人和气的女孩子印在了心里。

路遥对北京女知青的倾心，不仅仅是在意她们的外表和性格，更多的是被她们的学识、心胸和视野所吸引。这些因素一旦产生了爱情，则又交织了感情的成分。

在北京知青中，林达参加工作算比较早的。她先是插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前卢沟村，后来担任了关庄公社妇女干事，再后来，林达调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成为宣传干事。

毋庸置疑，北京知青林达是在路遥的人生最为苦闷的阶段，走到路遥身边的。在路遥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投入了巨大热情的政治运动又抛弃了他，倾注满腔热情热爱的初恋——北京女知青离他而去，工作无着，前途未卜，失意与苦恼煎熬着他的时候，林达的爱情，恢复了路遥的自信，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1970年春天，署名“路遥”的短诗《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发表，这首诗很快被《延安报》和省群艺馆的《群众艺术》选载。

这就是路遥的处女作。“路遥”这个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了（后来，他告诉我，原先那个署名“缨依红”，是他初恋失败后的一点心绪）。

时隔不久，路遥突然到我们（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上班。职务——创作员；身份——民工；月薪——十八元。（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路遥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以一种狂热痴迷的心态，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而文学创作的初步实践，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处的巨大潜能，他的才华日渐显露，成就日渐突出。

从满怀虔诚和热忱走进“文化大革命”，到灵魂的震荡和洗礼，到对于文学的全身心投入，路遥的人生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寻找、校正、反思、成熟的过程。

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就是一条苦苦追寻和艰难拼搏的漫长之路，而且大多数人未必能到达目的地。这也是好几位陕西作家艰苦卓绝的奋斗之路。来自关中，凭借《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连获第7、第8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邹志安如此；来自商洛，因《手杖》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京夫亦如此；即使是距离西安城很近的灞桥区白鹿原下的陈忠实，也曾为获得城市户口走过一段不短的岁月。评论家李星很准确地称这些作家为“农裔城籍”作家。

在著名作家张贤亮感觉中，“陕西作家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这批作家他们身体的营养不良，是早早埋下伏笔的；后期倘若补充不足，又毫无节制地透支，即使是钢铁战士也是要发生故障的。”

路遥第一次站在古都西安，是在1974年的冬天，那年，他因为在刚刚恢复创刊的《陕西文艺》（即曾经的《延河》文学月刊，“文革”期间停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优胜红旗》，正值路遥放寒假期间，他被编辑部作为有潜力的青年作者，安排在编辑部做实习编辑。当时编辑部办刊地址在西安南城墙内的东木头市172号院。那是一段对于路遥来说，十分难得十分珍贵的日子。不仅因为近距离与敬仰的文学前辈接触，得到了文学氛围的熏陶，还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岁月，看到和感受到文学前辈如何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为文学的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与汗水。那也是见证文学从“文革”的灾难中从复苏到取得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在黑云压城的处境下前辈老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目睹他们的奉献、敬业和辛劳，熟知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经过多方努力，路遥终于从延安走进了西安，正式成为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一名编辑。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也正式展开了，这一页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在那个文学饥荒的年代，路遥在省作协的作家和优秀的编辑那里，听到了许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学创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学领域，这些作家和资深编辑，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给予路遥无私的指教，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厚着路遥的内心世界。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作协所在的“高桂滋公馆”，门牌号还是71号，省作协机关在前院办公，《延河》编辑部在三个四合院的最后一个小四合院办公。这里像东木头市172号的小跨院一样，青砖铺地，别有一番清幽古朴的感觉。

路遥被编辑部安排到小说组看初稿。小说组的一间办公室里，为他支了一张床，成为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本来生活就一向凑合，单位又没有食堂，所以单身的路遥常常用5分钱的咸菜和用取暖的炉子烤的馒头，就能吃几顿。每天夜晚，当整个大院的灯光熄灭的时候，小说组的办公室里，依然亮着一盏孤灯，灯下是独坐的路遥，在烟雾缭绕中，看书、写作、思考。他常常因前一晚熬夜，第二天早晨延误上班时间。

1978年，路遥与林达结婚之后，编辑部向省作协申请，为路遥争取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宿舍，在小院犄角旮旯的位置。在路遥住进之前，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柯仲平曾经住过此间陋室。

冬天里一个干冷干冷夜晚，在这间小房子，路遥开夜车时间太久，睡得很晚，也睡得很沉，取暖的蜂窝煤炉子烟囱堵塞也不知道，满房子弥漫了煤气味儿。天快亮时，路遥感觉头晕，想爬起来，却浑身无力地跌落床下，费力爬到门口，既叫不出声喊人，也站立不起来打开门。好在旧门板的缝隙漏风，又刚巧那天召开编前会，喊他来参会的同事发现不妙砸破窗户玻璃，救下了他一条性命。

从做《陕西文艺》实习编辑到《延河》小说组正式编辑，路遥在编辑与写作的双重实践中，与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同行和早就享誉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柳青、胡采、杜鹏程、李若冰、王汶石、李小巴等人有机会接触，甚至得到他们的直接关怀和指导，还有与资深编辑贺抒玉、董得理、张文彬、王愚、李星等交往交流，路遥对文学的理解无疑是潜移默化而且更加深入了，文学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写作能力也逐渐增强，自信心更足了。

文学期刊编辑的经历，成为路遥驰骋中国文坛的重要基础和准备。有了这一段经历，在基本凭实力和经历积累的文坛生态中，路遥发展的地位和后来起步的平台显然是大不一样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此时，一个陕西中青年作家群体，也在改革开放大时代变革中崛起，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崛起是改革开放给予的，是新的时代给予了他们创作资源和启迪，给予了他们创作激情和动力。他们和同时代作家的阅读史、接受史，叠合着改革开放史，也意味着中国作家精神结构的丰富和再构。

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潮头，是“伤痕文学”的涌现，紧接着，是“反思文学”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侧重于暴露和控诉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悲剧。

路遥没有去盲目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一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不对应他的题材和心理体验；二是路遥更多的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在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学定位时，创作量很少。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从柳青和法国、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那里，发现了可以寄寓自己文学理想的“传统”，他喜欢托尔斯泰的宏大，也喜欢艾特玛托夫忧伤的抒情。

这段时间，路遥一边在编辑部从事如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陕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学》（1978年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在《上海文学》（1978年3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路遥并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依然认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熬夜读书、思考。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1978年冬天那起煤气中毒事件之后，路遥躲在那间小屋里，闭门谢客，一周之后，一篇极具挑战精神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诞生了。

这个中篇小说既不属于“伤痕文学”，也不属于“反思文学”的主流。小说所反映的“文革”时期的主题和角度，与当时文坛上弥漫的那种控诉、抱怨情绪完全不同，而是写了当时政治上还比较敏感，认识上还没有把握的“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小说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也几乎同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

作为曾经深层次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参与过武斗动乱的人，路遥自己其实到后来也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文革”中，他对那些老干部的错误批斗，多年来，在路遥心里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和一种真诚的忏悔。现在，路遥以文学的形式，在这篇小说中将这种情绪释放出来。

遭遇多家刊物退稿，周游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在《当代》1980年第3期发表。《当代》主编秦兆阳认为小说虽然不合当时的“时俗”，却非常“难得”。

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1979年——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起到了关键作用。1981年这篇小说又荣获“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的作品第一次荣获全国性文学大奖，这无疑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

路遥的文学探索之路，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期，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一个时期盛行的文学主潮，另一方面是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文学理想。选择前者，可能会因讨好主潮而赢得声誉，同时则失去自我；选择后者，就是与主流背道而驰，将自己置于无人喝彩的寂寞之地。但是，面临选择，路遥总是义无反顾不惧寂寞地选择忠实于自我。

从《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可看出中国的文学界并没有真正承认路遥。获奖是一回事，得到文学界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

不过，路遥的文学创作的转折与这次获奖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中篇开始显露的。1981年春，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关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在县上为他特意安排的一孔条件较好的窑洞里，每天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写作。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路遥用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回到西安后，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家里。路遥告诉李小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妻子林达对李小巴说，她读原稿时都读哭了。

1981年底，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维玲安排下，路遥专程去北京修改了这篇小说，当时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因为路遥在小说开始前引用了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看到“人生”二字，王维玲感觉，“人生”作为小说标题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也觉得好，于是初步定下来，并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

路遥很快回信：“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

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在出书前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上做重点稿推出，王维玲想到了《收获》杂志。

1982年3期《收获》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人生》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在城乡交叉地带，通过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高加林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强烈地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艰难选择的悲剧。

《人生》的问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不啻为一颗惊世骇俗的重磅炸弹。小说第一次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冲突的历史之交，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这个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他的全部行为几乎都来自个人出人头地、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和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又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他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产物，又是历史的现实的全部必然要求的产物。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上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路遥的小说《人生》搬上银幕，由路遥自己执笔改编，吴天明做导演。

吴天明与路遥（右）讨论《人生》剧本

1984年的秋天，电影《人生》在全国公映，继小说发表之后，再一次引起极大的轰动，并由此引发出关于电影《人生》的新一轮评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路遥的《人生》发表并引起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关注后，1982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协）研究决定，将路遥从《延河》编辑部调动到创作组，路遥就此成为省作协专业作家。路遥的工资也由1979年行政级别22级的58.5元，调整到创作一级的66元。这是路遥自1976年9月参加工作后，六年之中第三次调资。

虽然工资高于一般专业人员，但是，由于路遥在清涧和延川有两边的老人需要关照，还有弟弟妹妹需要扶持帮衬，自己这边既要满足宝贝女儿的各种需求，还要满足自己抽固定品牌的高档香烟、以及熬夜提神时喝咖啡的花费用度，路遥自然就经常感到捉襟见肘，经济拮据。

因为《人生》获得的成功，路遥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作家队伍中遥遥领先。这领先让从小个性要强的路遥，大大吐了一口气，这是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领先者必然被追逐，被簇拥；同时，领先者路遥欲往何求，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命题，这命题让他不敢享受成功的喜悦。

当时有人怀疑路遥到了顶峰了，实际上，提出路遥是不是就难以超越《人生》那样轰动全国的作品了？这样的质疑，首先来自于路遥自己。这种质疑让他不敢享受成功的喜悦，很快又重复起艰难的跋涉和远行，因此他又一次陷入孤独。

路遥在写作前或是作品写完后，甚至在取得定评或获得奖励之后，对自己所要写的或已写成的作品都有着较高的希望值，这种希望值成为他的原动力，成为他不衰的斗志，也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包袱。因此，路遥的文学事业从来没有轻松过，眉头舒展的日子不多，陷入一种文学的孤独也是必然。

路遥顾不上享受《人生》成功之后的鲜花和掌声，他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说要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一样不能误了农时去耕作。他逃离喧嚣回到陕北家乡，把自己“丢”在沙漠里思考了好几天。他要为自己寻找到答案。

20岁时，路遥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规模很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此时的路遥，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这个意识变得强烈而且相当明确，要把早年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变为人生的现实。

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这是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无疑，要完成这部书，将耗时多年。这其间，必须要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

当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路遥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

从1982年到1983年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文学活动不再见到他的身影。

路遥与铜川煤矿工人在一起

路遥首先静下心来阅读，他列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书目。这些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新读。有的要细读，有的仅粗读。尤其是要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多部头长卷作品。这是路遥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之后，路遥按计划转入“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于是，新一轮的阅读又开始了。为了更清晰、准确地把握1975年以来的时代背景，路遥找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

这项工作结束后，路遥又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深入生活”。他回到陕北，回到他热爱的黄土地上，开始他计划中的体验生活。

1985年秋天，所有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从来到陈家山煤矿，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写作间里，作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孤独的日子里，路遥坦言，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有时，突然从传来一声拉煤的火车鸣叫，这鸣叫，让路遥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呼唤。路遥不由得想到是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他相会，月台上，是他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1985年4月21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召开了“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扩大）理事会，一批中青年作家走上领导干部岗位。通过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四位理事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在路遥当选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之前，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对路遥做了一次政治考察。由分会办公室的两位同志，赶赴陕北，在路遥出生的清涧和成长的延川两县，以及延安大学走访调查，这是第二次对路遥进行考察。到1985年6月份，考察有了结果，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中路遥的表现，再次做出结论：

1986年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顺利出版发行。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小说评论》和《花城》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参会的很多评论家认为，相较《人生》而言，《平凡的世界》是个很大的倒退。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不是《人生》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现实主义写法行将死去，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多么沉闷，多么没意思。

20世纪80年代，许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进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遥却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有人认为太老套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回到西安后，受到打击的路遥重新恢复平静。事实上，路遥是在对比了各种主义、各种写法之后，为《平凡的世界》选定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路遥的选择是用了心的，他认为，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他，更重要的，是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即面对最朴素的人，选择最朴素的写法。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历史证明，路遥的坚持是正确的。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

此时的路遥，身体的变化十分明显，不用照镜子，路遥也知道自己苍老了许多，不到38岁的年龄，两鬓已染了白发，走路的速度也缓慢了，饭量明显减少，右边的眼睛一直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不得已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路遥停止工作和阅读，路遥当然知道医生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却是无法接受的。

1988年5月25日，在路遥与病痛抗争中，终于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与中篇小说《人生》，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生活成为路遥反映的共同内容。这部长篇以全景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1975—1985 年间中国西部农村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路遥以一个劳动者的立场，去体验农民“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身份去平视乡村，描述他的父辈和兄弟姐妹的现实生活。

改革开放40年来，关于“三农”问题、关于城乡二元对立、城乡差别问题，在1982年的中篇小说《人生》和1986年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就已经提出来了。历史证明，路遥的敏感是对的，对文学的敏感也是对的。

《平凡的世界》作为长篇小说从全局性和整体性反映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作品中积淀了太多当代社会变革的信息。展示了那个时期中国农民的渴望、追求以及为改变命运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或者说是中国农村青年的奋斗史。面对最朴素的人，路遥坚守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选择了最朴素的写法，表现切切实实的生活世相。正是对底层人民的热爱和关注才使他获得更多的尊重。

201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出

从某种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又是一部励志作品，路遥用自己的经历和笔触塑造了一批通过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青年农民形象。孙少安、孙少平身上延续着高加林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生追求，他们恰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群体缩影。他们从来都没有被苦难所吓倒，没有被失败所打垮，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永往直前。他们试图通过自身奋斗打破宿命，改变命运，这显然契合了所有农民的心理需求。孙少安、孙少平们追逐梦想的信念坚不可摧、乐观自信，这无疑对当下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人们可以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是希望像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

1988年3月27日起，每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时间，向全国的听众播送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历时四月有余，全书于1988年8月2日播送完毕。

《平凡的世界》自开播以来，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许多听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干部、商业职工等等，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身经百战的军队离休干部。他们在信中一致赞扬：《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平凡的世界》广播剧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三次，直接听众超过三亿人。

1989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14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并于1990年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得到了广泛好评。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1999年《平凡的世界》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之一”。

1988年到2020年间，在中国大陆高校图书馆借阅榜上，《平凡的世界》一直名列借阅榜前十。

三十多年来，《平凡的世界》和路遥的其他著作版本之多、销售量之大，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独领风骚。

路遥纪念馆

1991年3月30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要去北京参加颁奖会之前，路遥将在《延河》编辑部的笔者和另外两个编辑一同邀到家里，将他正在撰写的颁奖会上的发言稿念给年轻编辑听。他说，他不想在发言时给人感觉过于张扬，但又必须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说，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自然很激动，因为付出了六年多的心血终于得到了认可。但是，路遥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作品从此就是文坛的最高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奖的作品就不够获奖的资格。路遥很为那些优秀作家的作品落选遗憾，他说，比如张炜和他的《古船》，他深深地为他们叹息。接着，路遥长时间沉默后说：“我的创作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要很好地总结一下，然后进入创作积累阶段。”

他似在问三个年轻的编辑，又似在自言自语：下一个目标将是什么？

获奖归来的路遥，有过一段相对悠闲的日子里，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的人，习惯了每天看见坐在一把藤椅上悠闲地晒太阳、沉思默想的路遥，他好像就是这个旧式院落里的一个风景。《平凡的世界》完成后，路遥总有一种什么事没有做完，还不能划上句号的感觉。此时，路遥的思想又在日益明显的身体病痛中飞翔起来，进入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酝酿中。这篇6万字的长文，注入了路遥全部创作思考和激情，他写得认真，写得严肃，而且写作过程顺心顺手。

《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意义，决不在于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划上了一个与作品本身重量相等的句号，而在于路遥展示了他崇高的文学信仰和文学追求。当路遥结束了他一生执着追求、奋斗的文学事业，结束了他短暂的人生生命历程之后，我们才理解了路遥对这篇《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心得如此重视的苦心。他不只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还要完成像《早晨从中午开始》有创作思想和思考的创作谈。这样，路遥才算真正完成自己英雄而悲壮的人生史诗般的总结。

《早晨从中午开始》正是路遥在生命的最后瞬间爆发出的又一束耀眼光芒。冥冥之中，是否路遥与超自然的神力有着某种默契，或是他早已预知命运操纵着他的人生？而他自己，更在十年前就预感到十年后的生命归宿，才有了那些一日等于三天的拼命写作？也才有了“不想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因生命的突然终止而成了残破的遗憾”的预判？这给我们活着的人留下了难以破译的谜团。

1992年，陕西省作协已经有九年时间没有换届了，如今，换届在即。1992年1月，陕西省委组织部已经组织了对路遥的考察。这份考察材料附在陕西省委组织部的一份《干部任免呈报表》之后，这份呈报表的内容是：

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路遥一直想为陕西省作协干一些事情。为繁荣陕西文学创作，也为文学家的生存改善，他有过筹划，有过一些大胆的切实可行的想法。

可是，从1992年8月6日，路遥被朋友们从西安开往延安的火车上架下来之后，就因“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原发性腹膜炎”病倒在床上，在延安住院一个月，之后又转院在西安的西京医院。病情每况愈下，长久没能下病床的路遥，腿部肌肉已有些萎缩。大家期待着路遥能够站立起来，早日康复，期待着路遥康复后带领大家一起实现改变作家现实生活的梦想。

路遥终究是要强的，他对看望他的文朋好友，总说他感觉在慢慢好起来，并且发誓一般说道：“我一定要站起来！”

没有人怀疑路遥的话，熟识路遥的人都知道，他拥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学生时代就酷爱摔跤的路遥，懂得摔跤场上有胜有负，这次与他交手的是疾病，路遥被摔倒了，但他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他要重新站起来的，他坚信他会赢得这场角斗。

路遥从未想到过自己会猝然而去。他感到这不过是一场大病，一场劫难，就像一路走来都有无数次的坎坷和挫折相伴，这场大病绝不会是大限临近。他是那么热爱生命，他对身后之事未留下任何遗言，因为他有太多牵肠挂肚的事需要去做、去实现。

1992年11月17日晨8时20分，路遥，这位坚强不屈、驰骋在文学沙场上的勇士；这位拳击台上，对手永远是自己的拳击手；这位短暂的一生都在与坎坷命运顽强搏斗，打不倒、摧不毁的战士，在与病魔做最后一搏时，还是被自己的病魔打败了的悲情英雄，永远停止了他那激跃的心跳，永远合上了他那善于体察普通人人生的双眼，永远离开了他用艺术建造的平凡的世界······

此时，是一天正常的清晨，而此时，却是路遥的深夜，因为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属于路遥的早晨还没有来临，他安详地睡着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旅程。我们自己既无法选择搭上哪班车，也无法选择我们的起点在何时何地，一切来得都极其偶然，而终点又是不用期待的。所以，只有尽心尽力在这场毫无意义的短暂人生旅程中，去寻找、去制造出一点人生的意义。

有些人将短暂的人生旅程，又做了调整，比如路遥，他乘上的是特快列车，不容他在旅程中浪费丁点时间。左边的群山，右边的平原；近旁的小溪，远方的大海，似乎对路遥都无法形成诱惑。他只埋头做一件事，这件事，他说要在40岁之前完成。他果然完成了，他对得起自己的承诺，却对不起自己的生命。他的人生旅程被压缩为区区42年。

没有时间看风景的路遥，永远成为了别人眼中迷人的风景。

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路遥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路遥没有留下什么遗憾，路遥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这就是一种长寿和不朽。路遥无疑是文学沙场上一个夸父式的勇士，路遥的人生价值也就有了最灿烂的生命收获和回报。

西安记忆｜周友朝：我眼中的吴天明

西安记忆｜葛岩：1970年代西安的地下读书活动

西安记忆｜邢小利 阮洁：新时期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