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 | 沈宁：老师与同学

辛庄课堂 2023-12-1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后秀州公子沈宁 Author 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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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虽然由于扩招才挤进大学，总算能够坐在教室里读书了。

我们在校那时候，大学还没有职称一说，所有传经授道的长者都叫老师。近些年，老师这个词被叫烂了，替代了同志、先生、女士、小姐等等，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被称作老师，也就失去了老师这个词的意义和价值。就算都真是老师，大学老师毕竟不同于小学中学的老师，所以我在文中一律称为教授，以示尊敬。

要说我在校读书时的西北大学，首先要讲当时的书记、校长郭琦先生。我不知道现在一个普通大学生有多少机会与校长来往，我们那时候可是真不少见郭校长。我们中文系办《希望》杂志，从省委到市公安局，没少给学校添麻烦，郭校长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所有各方面的压力，极尽全力保护学生。我们编辑部的几个人被招到校长室开会好几次，可以说跟郭校长成了熟人。八二年初七七级毕业，郭校长专门跑来中文系跟我们班合影，其他系的同学联系郭校长合影，他都没有答应，我们班是独一份，足见他对我们班的重视和宠爱。

我们七七级的学弟，经济系的张维迎同学，在校期间于《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为“钱”正名》（点击蓝字阅读文章），引起全国性的一场大风波。陕西省科技厅厅长赵长河头一个给郭校长打电话，要求西大开除张维迎同学，郭校长坚决不同意。赵长河厅长的女儿在我们班，思想很开放，很反对她老爸的很多做法。不久北京大报都开始发文批判张维迎，陕西省委坐不住了。省委书记章泽把郭校长叫去，约了赵长河厅长，一同施压，要求西大开除张维迎。

郭校长据理力争（点击蓝字阅读文章），还是不处理。我在西大校园里遇见章泽书记的儿子章东磊，聊天时说起这件事，表示不满，章东磊说：他们那一辈，没办法。郭校长从省委回到学校，开党委会，讨论张维迎的问题。巩重起副校长同意郭书记的意见，学校展开对张维迎观点的讨论，但不处罚，不开除。

郭琦晚年生活照

最后张维迎顶不过压力，写了一份检讨，保留学籍，拿到硕士学位。后来我在美国加州与巩重起先生的儿子巩军做邻居，还聊起这件往事。由于郭巩两校长的极力维护，张维迎同学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

张维迎硕士答辩

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有几位是早先就熟识的。系主任景生泽先生，七七高考扩大招生实施之前，我曾去景先生家说明情况，景先生当即表示，只要真有扩招，他看到我的材料，就一定录取我。所以七八年四月，我一进校，便立刻登门致谢。另外两位必须感谢的教授，一是刘建军教授，一是毛黎村教授，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都是文学理论家，思想也都比较开放。我以前几次到西安参加创作会议，与之相识，扩大招生也得到他们二位的帮助。大学期间，我多次拜访刘教授家，亲聆刘教授教诲，据说刘教授的儿子至今记得我。毛黎村教授曾给我班讲“文学概论”，以《第四十一个》为例讲战争与人性的冲突，讲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让同学们讨论，这篇小说当时还没有平反。

刚从文革浩劫走出来，整个意识形态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极左思潮仍旧统治着学界，难以自拔。我是扩大招生，进校晚了两个月，之后又回家照顾母亲至暑假，七七级头一学期基本没上课。据说刚开学的文艺理论课，就像训练以前工农兵学员一样，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开始。授课老师曾亲身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经历无数坎坷而被完全洗脑，讲来讲去，就是改造和服务两个字。改造针对文艺工作者，服务针对工农大众，并反复强调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文艺工作者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同学们刚刚接触到自由思想的沐浴，对这些枯燥的政治训诫非常反感，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创伤十分同情。这个老教师不久去世了，也算是一种解脱。

当时西大中文系有几位老教授，全国闻名，都亲自给我们讲课，学生们受益匪浅。

郝御风教授给我们上《诗论概论》。

傅庚生教授以研究唐代文学著称，给我们讲《唐诗欣赏》。

单演义教授研究现代文学，给我们讲《鲁迅与瞿秋白》。

杨春霖教授讲《现代汉语》。

安旗教授讲李白研究。

刘持生教授讲先秦两汉文学。

薛瑞生教授是我们入校之后才调来任教，讲《红楼梦》研究。

薛迪之教授讲外国文学，欧美古典作品讲得生动有趣，特别受学生们欢迎。

张学仁教授讲《西方文论》，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毫不枯燥。

张华教授讲《鲁迅与进化论》，走上讲台说：二十年前在这间教室被打成右派，停止教学工作，二十年后又在同一间教室里恢复讲课。

孟昭燕教授站在讲台上讲戏剧创作和欣赏，手里厚厚的一叠讲稿，完成于十几年前，一直搁置，现在重新拿出来，才有用武之地。

蒙万夫教授用陕西口音背唐诗，比普通话更押韵。他讲《创业史》，据说谁作文好，他请去家里吃燃面，我没有得到过这个恩宠。

董丁诚教授讲授文学概论的文体部分，也开一门《古代文论》，他跟同学们最为亲近，如师如友，广受拥戴，后来做了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董教授说，他一直自称是学养毛胚，可喜的是学生们都是精品，人中龙凤，有造诣是学生聪明，没造化是我没教好。看看，这是我们读书那个时代教授们的情操和胸怀，如何教不出优秀的学生。

毛黎村教授讲《文学概论》，特别关心学生，开课不久给学生考试，分数达标，就可以免修这门课，节省学生的精力和时间。

石民生教授教我们公共外语，笑眯眯地说：你们中文系学生，中国书够你们读了，英文没有太大的必要，让你们都及格。他讲英语时态，梁上正在跳下个黑旋风，梁上已经跳下个黑旋风，梁上即将跳下个黑旋风，同学们笑做一片，永记不忘。

郑定宇教授教写作课，理论讲得不多，技巧讲得不少，学期结束让学生各写一篇有关写作的学术论文，郑教授后来做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同向荣教授讲哲学，专以马克思主义和六祖惠能之种种故事为例，引发学生们独立思考，提出质疑，此种教法恐怕至今仍属罕见。同教授思想开放，对我们中文系演话剧办学生杂志特别支持，后来同教授调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又升任广电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可见那时国家确实相当开放。

张岂之教授是历史系的教授，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著称，而其思想非常解放。他担任西大校长时候，在开学典礼上宣布：凡是教师认为是真理的东西，都可以在西北大学的讲台上讲。张岂之教授给我们班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讲台，不看讲义，引经据典，一口气地讲，不重复，一写一黑板，写满了，擦掉再写。我们学生赶不及地抄黑板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那厚厚的一大本笔记，后来还救了我的命。我在美国的大学读研，做助教，一个历史教授生病，要我代几节课，临时抱佛脚，就拿出张岂之教授的课堂笔记，照本宣科，应付下来。

西大邀请国内的闻名学者到校演讲，中文系特别请美学大师李泽厚教授给七七级开小灶，做三场谈话，我班几个熟读美学的同学提出质疑，引发争论，才发现大师也有张口结舌的瞬间。那个时代，思想刚刚从极端禁锢中解放，各种学说蜂拥而至，颇有先秦诸子百家和民国初年文化复兴的气氛。

确实如此，由于中国关闭大学十几年，积累了各种年纪和各种学历的学生，万里挑一，进了大学，可谓一代天骄，空前绝后。我们中文系七七级，最初录取五十一人，后扩招增加二十人，共七十一人，男生五十三，女生十八，藏龙卧虎，八仙过海。

最年幼的女同学姓陈，就是当今北美最著名的华人文学评论家陈瑞琳，那时年方十六，高中尚未毕业，便考上西大，常被年纪大的同学逼着叫叔叔阿姨。这个全班宠爱的小女生喜欢高谈阔论，讲得兴高采烈，思绪迸发，离题万里，之后抱歉：我的思想无规则的乱飞，同学们笑毕，送她一个雅号无规则。

同班朱姓同学，来自陕北，年稍长，已婚有子，家境贫困，读书期间一直做学校的清洁工，勤工俭学，并赚取微薄工资，贴补家用。朱姓同学平时课堂上少言语，一次老师讲《牡丹亭》，他听得兴起，站起来高声朗诵，声情并茂，震惊全班。

王姓同学，入校前已在韩城钢厂工作了十年，担任厂部秘书，七七高考八十多分，他的儿子上小学，同天学校考试，回家向母亲报告：我爸没我考得好。

陈姓同学入学前已经成名，散文家，作协成员，写得一手好字，可谓学霸，是我们的班长，德高望重。

吴姓同学，学术修养深厚，一开口就引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学们就把他叫做斯基，英文课学到单词司机，便把斯基叫做司机DRIVER，又演变为小DRI。

张姓同学的学生证照片头发凌乱，衣衫不整。高考时他去县城拍报名照，路上遇见儿童落水，他二话不说，跳进河中，救出孩子，浑身湿透，再去拍照，结果貌似流浪汉，却着实英勇，可歌可泣。

袁姓同学，高考时候，她插队的流曲公社文科开设五个考场，有二百五十余考生，结果只考取了她一人。

葛姓同学，身高健美，是我们校篮球队的主力，西大毕业后为北京硕士、美国博士、复旦教授，他入学前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讲解员，跟王岐山同事，王岐山后选做工农兵学员，到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也算是我们的校友。

李姓同学，在党史课上同郭扬威教授讨论遵义会议的种种细节，如数家珍，她的父亲江西时期便做毛泽东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曾出席遵义会议，乃中共老领导。

方姓同学，出身民国世家，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能左右手同时写字，在教室黑板上演示，令人惊叹。他做我们学生杂志《希望》的主编，慧眼识珠，拿来史铁生的小说发表，乃其发表之处女作，后名闻全国。

赵姓同学，我班女生的大姐，非常支持《希望》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其父时任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她在家里看到省委文件，赶紧转告编辑部同学多加小心，省上有人在整我们的材料。

另一王姓同学，父亲是最高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冲击，入校开始时比较低调，不久父亲复职，并参与审判“四人帮”，该同学逐渐昂起头来，当选我们的班长。王同学精通诗词格律，在我们《希望》杂志负责诗词的编辑，几个老师送来古体诗词稿件，他打回票，说是格律不通，难以接受。在古代诗词格律的选修课上，王同学竟然替代老师给全班讲课，同学十分欢迎。一次全班去西安南郊风景区游玩，南五台山半腰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别墅，号称红楼，人去楼空，凄凉荒芜，然当年之豪华仍可见一般，王同学当场临墙题诗曰：文革起处缘何事，今到楼前始得知。

我们班有一对杨姓同学，是亲兄弟，从陕北子长县考进来，七七年恢复高考，他家兄妹四人一起入场，又一起考中，县里传为一门四状元，美誉冲天，父母荣获省市县各级颁发的教育模范称号。

白姓同学，个子不大，年龄也不大，在校园十分活跃，时不时带个外系女生来炫耀，说是又换了女友，还是个新疆女生。当时学校不允许交友，他满不在乎，据说他在中学时期便曾睡过任课女老师，可是了得。

我们班另外一个敢交女友的同学，姓马，完全小鲜肉，文采出众，上课考试经常头一个交卷。他交的女友不在校内，而是校外，不知怎么，传进校园，引起轩然大波。那个年代，国家刚从封闭状态中解放，乍暖还寒，左右争论，新旧交叉，意识形态相当混乱，大学生们正在谈情说爱的年岁，可学校硬性规定不准交友，把感情当作资产阶级看待，于是这马姓同学的遭遇可想而知。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很沉默，对此事很同情，并不愿落井下石。但系里一些党团干部要维护纪律，几次批判，终于把马姓同学开除，剿灭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后来同学们说起，都摇头叹息，如若不是发生于七七，何至于此！

赵姓同学，原是县城里的小秀才，不想进校头一个作文摸底考试，竟然不及格，当头一棒，打蒙了，怎么办？四年如一日，埋头苦读，终得善果，毕业后到华中师大读了硕士，又到南京大学读了博士，后来做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海南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他在校友聚会上说：离开西大中文七七级，才知道其实我们个个都出类拔萃。

与此相同感受的七七级，大有人在，毕业二十年的聚会中，连声疾呼。

曰：在学校，学兄学姐们都是高山，我是一个小土堆，走上社会，我才知道，我这个小土堆，可比平地高太多了。

曰：在西大我一点都不优秀，到了别的学校，我才知道，我很优秀，走到哪儿都很优秀。

曰：在班里，我被好学生们挡着，不相信自己还能有什么本事，毕业后，我才发现，我的智商比别人可强太多了。

曰：二十年了，我一直盼望这次聚会，今天终于有机会站在大家面前，理直气壮地对同学们说，我比你们都骄傲。

诚者斯言，我们西大中文七七同学七十人，有北京西安大城市出身家境较好的同学，也有来自偏远山村出身较为贫苦的同学，但无一例外，个个都是文曲星下凡，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天之骄子。经过四年苦读，更是如虎添翼，文武双全。毕业之后，有人在中央或省部政府机关任职，有人在新闻行业做领导，有人在文化事业工作，有人在各级院校做教授，有做主席的，有做主任的，有做厅长的，有做局长的，有做会长，处长，县长，调研员，巡视员的；有做报社社长，总经理，总编，主编的；有做大学院长，系主任，教授的；有做商业机构总经理的，有做影视导演制片的，没有一个贪污腐败，没有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人成功，个个出色，西北大学中文七七当可青史留名。

　　沈宁，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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