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校准你？》读后
（本文转自：太虚之光）
反理性的神棍思想，等于开历史的倒车，相对于现代社会，就像张督军后脑勺上的辫子给人的观感。《拿什么校准你？》是对最近一篇网文《校准人间佛教、重建中国佛学——写在王雷泉教授玉佛禅寺讲座之后》的感触，让人想到“中正”制度的出现到被取代的历史。
中国古代有三大选官制度，一是两汉的“察举制”，一是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另一个是夹在二者之间的“九品中正制”，从魏文帝开始实行。
前任察举制，贯穿两汉三、四百年，肯定非常好用过。但到东汉末，终于被门阀士族给玩坏了，他们左右乡闾舆论，导致腐败丛生，和想参政的知识分子矛盾尖锐。曹丕想缓解矛盾，九品中正制就这样诞生了。
新制度主要有三条：一、设置中正：此制度的关键环节。中正即中正官，负责对某一地区人物品评的官员。二、品第人物：中正从家世、行状（品行才能）等方面对本州郡的士人给予品评；三、定品：确定士人的品级。
刚开始，家世、品德、才能等并重，真能选拔人才。逐渐地，选拔标准变为仅重门第出身。也就是所谓的“中正”不中正了，如何还能客观品评士人？即便有品评的形式，也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品评结果。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后果，如左思所揭露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最终，到隋代为科举制所替。
从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初期发挥积极作用，及其逐渐变质，终为科举制所替的过程可知：同一制度，因执行人的品质和存心，会出现利国利民和祸国殃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此前的察举制、之后的科举制，莫不皆然。正应了佛门里那句：“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说正法，正法亦邪。”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不妨把目光投向欧洲。十六世纪，资产阶级为争取自由贸易，必须打破封建制下的地域界限。而当资本主义出现弊端时，欧洲人会不会站出来说，应该用封建主义来校准资本主义？不会！疫苗制服了病毒，当疫苗不好用的时候，会不会有医务人员站出来说，应该用病毒来校准疫苗？不会！当九品中正制出现问题时，会不会有哪个皇帝或宰相站出来说，应该用察举制校准九品中正制？不会！
事实是，校准的九品中正制的，是科举制；校准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
同理，人间佛教是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悲天悯人，有着强烈的时代关怀和使命感，和同时代以天下为已任的有识之士一样，在中华民族危难蹇剥时期，欲借佛教探求拯救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探求佛教真理，适应时机，求治人心，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促进佛教的转型”之历史背景下，通过对社会、人群的观察，对传统佛教审慎地反思和校准，得出的新成果：
“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而且契合佛法真理，是对时代处境强有力的回应，不仅对台湾佛教界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大陆佛教界积极提倡、政府积极支持人间佛教的实践相呼应和相印证。”
在全球的背景下，在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国佛教要出一条怎样的路，才能更好地为人心的净化、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印顺法师留下来的洋洋七百余万言的著述，是现代佛教思想的一座丰碑，其人间佛教思想是中国现代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座标，是发展当代佛教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参照，是指引进一步思考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未来的一盏明灯（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在印顺导师舍利回归迎奉法会上致辞》）。
最后，借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要是‘和’。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如果只要求同，不能容异，只会一步步重返“仇必仇到底”的道路。”奉劝那些名为反思，实则批斗谩骂者：“‘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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