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之理性社会｜最后的现代主义乌托邦

编者按｜

作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教育和社会运动，包豪斯反映出风雨飘摇的魏玛民国中的匠人匠心。对于时代精神而言，再没有比哲学更为精华的反映形式了。围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哲学家，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包豪斯，实践活动上也与包豪斯并无交集，然而他们的哲思学理及改革社会的宏观蓝图，何尝不是另一类现代主义的建造与设计呢?他们堪称包豪斯的同行者。或许，从哲人哲心中一样能体悟到匠人匠心。

1930年6月19日，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以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赞助商韦尔的提议，聘用马克斯·霍克海默为新任的“社会哲学”教授，并由他来接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成为该所的新任所长。霍克海默这一任，就将近30年！直到1958年才由特奥多·阿多诺接任。然而，与其认为霍克海默的上任是法兰克福学派走向辉煌的光明起点，毋宁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确切说，标志着魏玛时期的德国现代主义思潮之衰落。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仅仅把时针拨回到魏玛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1919年8月11日（事实上，这个国庆节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无人庆祝），而是要掀开被魏玛共和国这个冠冕堂皇的符号所遮蔽的一段血腥、黑暗而野蛮的历史。正如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所说，一切文明的记载都是野蛮的记载。魏玛共和国，也跟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一切共和国一样，是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它不仅仅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产物，更是战争本身和战败的结果在德国引发的种种灾难的产物。因此，要理解魏玛共和国，就有必要上溯到德国濒临战败的时期。本次推送介绍的是霍克海默在这一时期的立场变化。

文｜夏凡    责编｜PLUS

Max HORKHEIMER｜1895年2月14日-1973年7月7日

霍克海默之理性社会｜最后的现代主义乌托邦｜2015

本文5000字以内

…………诺伊曼认为波洛克对纳粹德国的判断是不准确的。纳粹德国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相反，德国是极权制的垄断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看不出这个极权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民主制度的任何现实可能性。波洛克认为极权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终不可久，会走向民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和他早年的信条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已经过时了。诺伊曼则相信崩溃论的正确（至少在二战结束前如此），也就是说，极权制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是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可以发现，此时的诺伊曼更接近他先前批判过的基希海默的激进左翼立场。也就是说，他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立场走向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

对于诺伊曼和波洛克的争执，作为行政领导的霍克海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德国虽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霍克海默的和稀泥掩盖了争论的实质。那么，这位学术带头人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霍克海默（1895-1973）比波洛克小9个月，是斯图加特的一位犹太工厂主的儿子。六年级时离开文科中学，去父亲的工厂当学徒。霍克海默同情工人，认为工厂是地狱。严厉刻板冷酷的父亲对于马克斯来说是一种象征，代表着他抗议的现实世界。与此相比，母亲对马克斯的爱则象征着他渴望的世界，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个世界。与波洛克的友谊则为霍克海默打开了一个文学的世界。他们一起读易卜生、斯特林堡、左拉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也读托尔斯泰。这个新世界加剧了两个世界的冲突——现实存在的世界与应该存在的伦理世界之间的冲突。

奉父命出国之后，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开始阅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的《生活的智慧》。这是他们初次接触哲学。总的说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都不是哲学家。客气一点儿说，他们保持着和哲学体系之间的距离。

1914年7月，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回到了斯图加特。波洛克沾染了普遍的战争狂热，霍克海默却始终是个坚定的反战分子。1914－1918年间，霍克海默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成就不高。与其说它们是文学作品，毋宁说是霍克海默借助文学来谈论他关于世界的思想和信念。是人生的幸福、苦难、欲望、内心折磨和失落。受叔本华影响，霍克海默认为欲望带来烦恼和痛苦。出于对人类痛苦的敏感，他抗议着这个充满着“痛苦、不公、剥削和暴力”的世界，他渴望着“不再有无辜牺牲者”的“真理、爱与快乐”的生活。而支配他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的，主要是来自犹太教的正义意识。

霍克海默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个地狱世界的诅咒上，而是希望消灭这个世界的不公正。霍克海默具有行动的勇气，不害怕斗争。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的表现令他十分失望。霍克海默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也十分失望。他既不赞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观和教条主义，也指责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无知和狭隘。霍克海默的自由的批判精神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他只能选择用思想的斗争来实现他的正义乌托邦。1922年，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汉斯·科奈留斯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且于1925年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可是舍勒和蒂利希先后接替科奈留斯的教授职位，断送了霍克海默的大学教授之路。这恐怕也是霍克海默后来跟哲学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

在写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对自己的思想描绘了一幅自画像。他当然没有直接描述自己，而是描述了一种“最后的资产阶级”。这种人“满怀对不公正社会统治的哀怨、厌恶与仇恨，反对退化为血腥和恐怖的经济体系，对无所不在的窒息中的生命充满同情”，“他们站在无产者一边，却不因此成为无产者”。这是因为最后的资产阶级并不反对享受生活，他们不会辱骂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们哀痛的是其他人被排除在美好生活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抱着公平的信念，渴望克服可怕的社会不公正，幻想着全社会都能享受到当下仅仅由资产阶级独享的那些自由权利。

无论如何，霍克海默始终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举个例子，1926年，魏玛德国的政治警察对社会研究所的成员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认为波洛克和小韦尔（菲利克斯·韦尔，是赫尔曼·韦尔的儿子）是共产党人。但是，在波洛克的亲密朋友霍克海默身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事实上，波洛克不能接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霍克海默却获得了投票通过，这本身也说明了若干问题。即使政治空气相对自由的法兰克福大学，也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噤若寒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霍克海默本人的学术立场为什么是相当暧昧的了。

1930年，35岁的霍克海默就任社会哲学教授和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首先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以取代《社会主义文库》。同时出版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波洛克的《苏联计划经济实验的报告：1917－1927年》。是年秋，纳粹党在德国国会取得议席之后，霍克海默同小韦尔、波洛克商议后，决定在瑞士日内瓦设立分所。（当1933年3月研究所因反国家倾向被关闭，大楼和图书馆被没收时，日内瓦就成了研究所的新家。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下，研究所于1934年7月迁往美国纽约。1940年，迁到加利福尼亚州。）

1931年1月24日，在就职演讲《社会哲学的现状以及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霍克海默确立了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对象，从事社会哲学研究。他提出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人的命运进行解释。霍克海默不赞成教条主义的决定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一种决定论、独断论），而是拥护格律恩堡倡导的经验研究。这是因为霍克海默坚持人的自主性，认为“我们只有在社会的总体性上才能发现的、我们必须屈从的社会结构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反对一切束缚人的主体性的哲学体系。反之，哲学必须向具体的社会科学开放，让自己受到具体研究进程的影响。换言之，霍克海默无意于构建什么社会哲学体系，而是要在哲学和具体学科中推进辩证法。让哲学为真理服务，让具体科学不沦为纯经验、纯技术。具体说来，霍克海默设想了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联盟，进行长期的集体性的跨学科研究，在各个可能的层面上理解社会生活过程。

1932年7月，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上，霍克海默提出接下来要研究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与历史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学教育问题，这就是后来由弗洛姆、阿多诺等人完成的著名的权威人格研究的最早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向计划经济发展的倾向，这不但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也为扛鼎之作《启蒙的辩证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第二项研究的社会反响要小得多，相关理论争论只停留在研究所内部。不能不认为，霍克海默坚持把学术研究和政治截然分开的立场对此起到关键的作用。

霍克海默一方面抱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把实践限定在对社会的理论研究中。这种理想主义与消极主义的奇特混合物，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基调。霍克海默本人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复杂性。他经常动摇在热忱和悲伤之间，徘徊于热爱和平与憎恨丑恶之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霍克海默的上述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对整个学派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也是多元的、含混的、歧义的、摇摆的，而不是明确的、坚定的、激进的、革命的。或者说，为了保持批判社会的自由，他们宁可与政治、与革命保持距离。

1937年6月，霍克海默在美国发表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与其像学界公认的那样，说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宣言，不如说是霍克海默的内心独白。霍克海默一方面声称要为人类的有尊严的生活制定唯物主义的基础，对历史观进行辩证的解释，另一方面又说要对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进行批判，并探讨理性社会的实践模式。

所谓唯物主义，指的是不赞成唯心主义的那些空洞的理念和目的论假设。霍克海默既不认为后代人的更美好生活是一个现实的目标，也不认为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是自然的、理应肯定的事实。人对幸福的追求总是历史的、社会的，而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历史是没有理性的，历史不提出任务也不解决任务。只有人的社会主动性才能使人类从痛苦的自然史、从统治的压迫和暴力中解放出来。

霍克海默坚持认为理性社会的目标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人人心中有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叫做理性社会。哲学是把理性带到世界上来的方法论尝试。而在实践模式层面，霍克海默一方面相信他的理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但是他有时也怀疑他的理想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可能永远是一个乌托邦。

在霍克海默心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不代表其理论的失败。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批评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曙光》，1934）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实践主体，不是沉思默想的批评对象。在波洛克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很多问题之后，霍克海默还是乐观地认为，这一尝试应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1918－1919年间德国本来就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霍克海默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在1791年爆发就会在1848年爆发，更会在1918年。当诺伊曼提醒霍克海默，如果1918年或1933年的德国共产党号召德国工人革命，工人一定不会起来革命；霍克海默认为这种推断很无聊，是实证主义、事务主义的思维。现实具有多重可能性。想象可能会一无所获，但是想象总是可能的。

不过“二号研究”的结论越来越让霍克海默相信，社会主义将失败。纵然资本主义经济将崩溃，出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国家权力的上升，业已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这个一百年的小插曲，成为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开始。或许，波洛克描绘的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景，就是霍克海默心中的理性社会乌托邦的实现？至少霍克海默二战的表现，很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1951年，霍克海默说他在德国“为启蒙思想奋斗”。这话从《启蒙的辩证法》的作者嘴里说出来，总让人觉得怪怪的。他不仅拒绝再版自己早年的论文，还把《社会研究杂志》里比较激进的那几卷锁在箱子里，放在社会研究所的地窖中不让人看。1968年，阿·施密特主编的2卷本文集《批判理论》（霍克海默1932-1941年间的论文）总算出版了，但还是没有收进《犹太人与欧洲》(1939)一文，那里面有句广为人引的名言，“不批判资本主义者无权批判法西斯主义”。而且，霍克海默在新版文集的前言里暗示，批判理论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于二战后的资本主义。

此乃后话，暂且不表。无论如何，霍克海默和他治下的社会研究所代表着德国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告别。虽然正式的告别从未举行，但是用批判理论这个暧昧的词语代替马克思主义这一明确的说法，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用埃米尔·瓦尔特－布什的概括，社会研究所从此就从“马克思咖啡厅”改邪归正为“马克斯咖啡厅”了——就像《水浒》里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理性社会的暧昧乌托邦，取代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明确理想，由此带来的一切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和退却，其实都不难逆料。60年代那场看似轰轰烈烈的阿多诺－马尔库塞之争，其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气数已尽的表现。事后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气数，早在纳粹还未上台之前就早已尽了。哈贝马斯的“背叛”在霍克海默那里早就埋下了伏笔。现代主义的理想规划变成了巧舌如簧的知识分子式的怨恨。我们只能说，他心里早就臣服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了。

霍克海默的理性主义乌托邦的失败，并不是魏玛现代主义的全部命运。同样是失败，有人比他失败得更好，更伟大。这就是本雅明和阿多诺。1962年，卢卡奇在他的《小说理论》再版前言中明确指认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除了他自己的早期著作，他还提及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本雅明的作品和阿多诺的早期作品。如果说，布洛赫渴求乌托邦精神，青年卢卡奇呼唤总体性的到来，那么本雅明和阿多诺则试图用文化批判来克服物化意识，完成人类的“救赎”。要寻找魏玛现代主义的主流，不应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霍克海默那里找，而要到本雅明和阿多诺这一“支流”中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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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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