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总体性：魏玛现代主义的梦想｜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03
编者按｜
作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教育和社会运动，包豪斯反映出风雨飘摇的魏玛民国中的匠人匠心。对于时代精神而言，再没有比哲学更为精华的反映形式了。围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哲学家，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包豪斯，实践活动上也与包豪斯并无交集，然而他们的哲思学理及改革社会的宏观蓝图，何尝不是另一类现代主义的建造与设计呢?他们堪称包豪斯的同行者。或许，从哲人哲心中一样能体悟到匠人匠心。
1930年6月19日，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以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赞助商韦尔的提议，聘用马克斯·霍克海默为新任的“社会哲学”教授，并由他来接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成为该所的新任所长。霍克海默这一任，就将近30年！直到1958年才由特奥多·阿多诺接任。然而，与其认为霍克海默的上任是法兰克福学派走向辉煌的光明起点，毋宁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确切说，标志着魏玛时期的德国现代主义思潮之衰落。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仅仅把时针拨回到魏玛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1919年8月11日（事实上，这个国庆节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无人庆祝），而是要掀开被魏玛共和国这个冠冕堂皇的符号所遮蔽的一段血腥、黑暗而野蛮的历史。正如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所说，一切文明的记载都是野蛮的记载。魏玛共和国，也跟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一切共和国一样，是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它不仅仅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产物，更是战争本身和战败的结果在德国引发的种种灾难的产物。因此，要理解魏玛共和国，就有必要上溯到德国濒临战败的时期。
Ceorg LUKACS｜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
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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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布洛赫是魏玛现代主义的精神之父，那么卢卡奇就是魏玛现代主义的理论之父。虽然卢卡奇是个匈牙利的犹太人，不仅从未算得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还经常与法兰克福学派论战，但是他出版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却被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封为圣经。此书刚一出版，布洛赫就为之撰写了书评，1924年，布洛赫又把《历史与阶级意识》推荐给本雅明。1924年，本雅明有一次见布洛赫的时候，布洛赫很不屑地问他，读过《历史与阶级意识》没有？本雅明大为惭愧，开始读书，转向了激进的左派政治立场。而阿多诺很早读过《历史与阶级意识》。1925年，阿多诺在维也纳与卢卡奇相见。可以说，卢卡奇此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的批判，尤其是对物化意识的揭露，深深影响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和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批判。尽管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等人后来与卢卡奇围绕表现主义等美学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阿多诺后来在其《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对卢卡奇进行了彻底的理论清算，可是，假如没有卢卡奇，没有《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20世纪的欧洲思想史都要改写，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史都要改写。这是毫无疑义的。
总之，谈论法兰克福学派，谈论魏玛时代，不能绕开卢卡奇。
卢卡奇出生在奥匈帝国治下的布达佩斯，是一个犹太银行经理的儿子。卢卡奇家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家庭，但是犹太背景对卢卡奇的思想毫无影响。因为小卢卡奇总是把犹太教的礼仪当做外在的规范，而不是内心的指南。卢卡奇喜爱的是文学。虽然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大学先后学习经济学和法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但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就抱着做德国文学史家的兴趣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当然后来卢卡奇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德国，卢卡奇先后遇到齐美尔和韦伯。齐美尔的艺术社会学思想影响了卢卡奇，他在1906-07年间写作出版的《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里就有齐美尔的影子。与布洛赫的相遇使卢卡奇开始了解德国古典哲学，他的兴趣转到了哲学和美学。1909年，卢卡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出版的《心灵与形式》一书则混合了浪漫主义、克尔凯郭尔哲学和东方（俄罗斯）哲学。
1912年起，卢卡奇住在海德堡，参加韦伯圈子的讨论。战争爆发时，卢卡奇是反对战争的。在1914年8月初的一次谈话中，当韦伯夫人赞美战士的英勇时，卢卡奇说，行为越英勇，情况就越糟糕。然而，卢卡奇不同于布洛赫，他的反战立场并不是和平主义的。卢卡奇并不抽象地反对暴力，也就是说，他没有一股脑儿地把所有的暴力都视为反人类的洪水猛兽。他反对反动的暴力，为此他赞成用暴力反对暴力。也就是说，赞成用暴力来消灭反动的暴力。后来他概括自己的立场时说：“如果德国和奥地利打败了俄国，那么罗曼诺夫王朝就倒台了。很好。如果英法打败了德国和奥地利，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垮台了。也很好。但是那样一来，在英法的议会民主面前，谁保卫我们？”
可见，卢卡奇非常不喜欢资产阶级民主。这可能和德国的民主制度给他的印象有关。特别是1914年8月6日，德国议会就战争拨款法案投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哦，不，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投下了反对票。卢卡奇非常同情李卜克内西的遭遇。但是他那时只读过罗莎·卢森堡的一些著作（1899年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和1913年的《资本积累论》），基本上没有读过任何斯巴达克同盟的东西，更不知道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不知道可能借助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本主义（卢卡奇1918年加入共产党之后才读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所以他虽然同情李卜克内西，却没有走上李卜克内西的道路。
此时的卢卡奇看不到任何取代现状的东西。他的兴趣从美学转向了伦理学，更确切说，转向了一种伦理政治。卢卡奇赞成费希特的说法，指认他所在的帝国主义时代是“绝对罪孽的时代”（或者叫做“罪恶完成的时代”）。而要根除罪恶，就必须来一场道德革命。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憧憬的人道主义革命是革命的道德标准。在1914年写的《小说理论》一书中，卢卡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东方之光的向往。他把十月革命理解为一种伦理政治，而不是革命政治。他对革命仍然是隔膜的。
1917年秋天，卢卡奇要服奥匈帝国的兵役，不得不回到布达佩斯。由于是银行经理的儿子，他很容易找了个医生，开了一张假证明，说他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样一来，卢卡奇就不用上前线，只要当后勤。他干的是邮件检查员。一年后，兵役解除。1918年夏天，卢卡奇回到海德堡。据说，他想谋求一份海德堡大学的教职，未遂。
1918年8月，卢卡奇暂时回了一趟布达佩斯，原打算很快再去德国，结果一去不归（直到1931年夏天才重返柏林）。1918年10月30日，布达佩斯发生了总罢工。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当晚发生了起义。示威者和士兵的上衣翻领上缀有小菊花或秋玫瑰，表明革命的不流血性质。因此这次革命又被称为秋玫瑰革命。11月16日，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哈布斯堡王朝终结。匈牙利的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具有类似的性质。它不能让社会主义者满意。1918年11月中旬，贝拉·库恩等人创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准备走俄国人的路，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
卢卡奇经过多次思想反复，告别了左翼社会民主党的立场。1918年12月中旬，卢卡奇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他后来认为“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卢卡奇担任了共和国的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副人民委员（相当于文化教育部副部长）和匈牙利红军第五师团的政委。
在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下，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地主、资产阶级发动了政变。1919年8月1日，仅仅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了。8万多人被投进监狱和集中营，14万余人流亡国外。在美国的扶持下，从1919年11月起，前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开始了对匈牙利长达25年的独裁统治。
1919年8月底或9月初，卢卡奇逃亡维也纳，替激进左翼杂志《共产主义》撰稿。卢卡奇内心不愿意承认匈牙利革命失败，更不承认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陷入低潮，他希望能够以有组织的行动继续革命。因此他反对共产国际当时的路线，认为那是仅仅在理论上革命的资产阶级路线。1920年，卢卡奇在《共产主义》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论议会活动问题》一文，提出要殊死抵抗。为此，他被列宁点名批评为“左”派幼稚病。列宁批评卢卡奇的文 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
列宁的批评是起作用的。卢卡奇从此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著作。1921年，卢卡奇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受到列宁的接见。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为精深。
这就是1923年初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一书的大致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卢卡奇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由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马克思。 这就决定了卢卡奇是一位十分特殊的共产党人，一个极端激进的共产党人，没有苏联式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而《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个理论大杂烩，里面有马克思，更有黑格尔，有齐美尔和韦伯，更有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但是总的说来，该书首先是卢卡奇极左路线的延续。卢卡奇自认为当时的他是个“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者”（共产国际则是官僚主义的宗派主义者），他整天心心念念的就是世界革命，他总是觉得革命明天就会发生。换言之，《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装饰着马克思的哲学词句的救世主义（弥赛亚主义）纲领。这才是卢卡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地方。
全书一共八篇论文，从《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写于1919年3月）到专门为文集写作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1922年12月）。理论逻辑则是用“物化”、“总体性”和“阶级意识”这三个概念撑起来的。
卢卡奇的新形而上学从“历史”出发。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我们自觉创造我们的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 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开始。通过生产，尤其是现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人类真正开始自觉创造历史。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具体生存方式不断变革的历史，是社会关系的变革史。为此他不惜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只有社会存在才是唯一真正的存在，自然界是没有辩证法的。真正的辩证法是人改变历史的辩证法，用哲学词句说，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然而，在现实中为什么没有发生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呢？说人话：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变革为何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何失败？无产阶级（主体）为什么不革命？
卢卡奇的回答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物化了，变成了物化意识。他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发现，在商品交换中，社会关系发生了物化。社会关系不再是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等等。社会关系的物化当然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但它反过来成为一种支配人、统治人、奴役人的强大客观力量。卢卡奇援引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指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不仅仅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也是人的主体性丧失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工人）成为机械系统的一部分，也沦落为物。同时，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按照科层制建立起来的全面管理的社会，所以“在官僚政治中被物化的人，就连他的那些本来能促使他起来反抗物化的机能也被物化、被机械化、被变为商品了。甚至他的思想、感情等等也被物化了”。
社会变成了一台巨大的冰冷的铁的物化机器。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 ，造成一种强大的“物化意识结构”。专业化的分工使得人成为碎片，人再也不能认识到社会的总体和历史的总体。
作为物化意识的反面，卢卡奇设定了“总体性”这个概念。“总体性”其实就是主体性。卢卡奇用它来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孤立原子性，反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总体，而强调人的自觉能动的主体性。总体性概念源出自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历史和思维是一个统一的总体。黑格尔用“理性的狡计”这个词来表达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个人，却不自觉地成为历史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把拿破仑叫做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强大如拿破仑，也不过是世界历史的工具而已。世界精神、世界历史，就是总体性。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门统一的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科学”。 正因为资本主义是物化的世界，原来应该是主体的无产阶级被物化了，仅仅是经济过程的实体，而不是认识和改造社会总体的主体。无产阶级不理解历史的现实总体性，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不理解自己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历史被卢卡奇改写为共产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为此，卢卡奇的理论归宿必然是阶级意识，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客观可能性全系于此。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和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而是作为与一定社会存在相关联的“总体的阶级”的意识。“阶级意识”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从在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特定的地位出发，这一社会的经济总体一般地讲可以被认识到什么程度？”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出现产生阶级意识的客观可能性。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是一种虚伪的、物化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达到对社会总体性的认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能够穿越直接性的经济表象，认识到物化的关系“不是人对人的直接关系，而是典型的被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中介了的关系”， 并且，把这种认识“提高为是对它们作为社会生活形式的实际消除”，即走向革命的实践。
卢卡奇从浪漫主义出发，从抽象的伦理政治出发，从概念出发，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寄予厚望。但阶级意识这种主观力量如何才能转换为真正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政治结构的客观力量呢？卢卡奇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他借用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政党的概念，强调阶级意识必须由先进的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群众。可见，他仍然是个极“左”幼稚病、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患者。被共产国际批判为修正主义，一点儿也不冤枉。
话说回来，卢卡奇的思想中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以救世主自居的弥赛亚主义和主观盲动主义，另一方面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实际判断。后者充分体现在他为1928年的匈牙利共产党二大拟定的纲领上。由于卢卡奇此时化名为布鲁姆，这个纲领（全名为《匈牙利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关于匈牙利共产党任务的纲领》）也叫做《布鲁姆提纲》。卢卡奇在提纲中指出，即使用革命推翻了霍尔蒂政权，也不应像共产国际六大说的那样，马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类似于列宁1905年说的工农民主专政。卢卡奇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再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这一次，卢卡奇不是极左分子，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罪名是“取消主义”。卢卡奇差点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政治上的近乎毁灭，反而促进了卢卡奇在理论上的提高。匈牙利共产党二大后，卢卡奇去莫斯科呆了一年多。现在他终于有机会暂时离开现实政治，重新思考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述的现代主义纲领。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对物化的批判，而是对历史主义的宣扬。寻找一个代替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社会，这是一切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无论它要建立的新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卢卡奇的现代主义使他最终转向了社会主义。1933年3月，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卢卡奇就从柏林去了莫斯科。但其他的德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与卢卡奇不一样的道路。
文｜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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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01｜大门开了，又关上了
02｜乌托邦精神：魏玛现代主义的滥觞
03｜渴望总体性：魏玛现代主义的梦想
04｜计划经济死了！国家资本主义万岁？
05｜最后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理性社会
06｜废墟上的救赎：激进现代主义及其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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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格罗皮乌斯，费宁格写道，他不再合我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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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高的感性能量为支撑的促进社会更新的激进演练，闪现着全人类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体信仰的喻示。
精编｜更为具体的历史研究策略与方法的转换框架，将围绕着汉语中的三组同音词“事件-实践-时间”一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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