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文献 | 李德凤：语料库文体学视域下的功能性译者风格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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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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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文体学视域下的功能性译者风格考察

李德凤吴侃李丽青

文献引用格式：

李德凤, 吴侃 & 李丽青. (2024).语料库文体学视域下的功能性译者风格考察. 外语与外语教学(01), 70-82+148-149.

作者简介：

李德凤，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翻译认知过程;作者邮箱：defengli@um.edu.mo;

吴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数字人文;

李丽青，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外译，翻译认知过程。

摘要

本研究首次探讨如何利用语料库数据开展文学翻译中的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功能性译者风格是指译者重塑原作中诸如主题重构、人物刻画、叙事构建等文学功能要素时所呈现的个性特征。文学翻译研究中，探索功能性译者风格可在语言描述与其文学功能间建立联系，突显译者在语言层面的选择对重构译作文学特征的影响。本文借助语料库文体学方法考察译者对老舍《二马》中“离散华人”主题的重构，旨在发掘不同译者英译《二马》时呈现出的功能性风格差异。研究发现，不同译者在主题词英译、词汇链构成及搭配语义场重构三方面差异明显，造成风格迥异。研究还发现，译者背景、翻译动机、译者偏好、译者解读、赞助人等是影响功能性译者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有效拓展了译者风格研究的范畴和方法。

1. 引言

Baker (2000:245)将译者风格视作译者的“指纹”(thumbprints)，其表现形式可以是语言特征(linguistic features)，也可以是非语言特征(non-linguistic features)。自Baker将语料库引入译者风格研究领域，国内外学界针对这类同一原作的多译本译者风格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同Baker一样，Olohan (2003)、Saldanha (2011)、王青和刘莉(2014)等学者将译作风格视作译者在译作中留下且相对独立于原作的“指纹”。Malmkjær (2003)、Boase-Beier (2006)、刘泽权等(2011)等则将译者风格看作译者对原文的操控。这些研究将实证范式和量化数据融入译者研究，加深了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让译者风格考察成为“语料库翻译学核心课题之一”(赵朝永2020:67)。但这些早期研究往往考察维度单一，大都仅限于形符—类符比、平均句长、报道动词等形式参数，且参数间缺乏系统性关联，难以完整呈现译者风格。对此，部分学者尝试从多维角度探究译者风格，以求考察角度的系统性和多样性。例如，Huang (2015)提出了综合分析框架，整合了现有形式参数；刘泽权和王梦瑶(2017)在形式参数基础上，考察了译者对原文语气和情态的操控；赵朝永(2020)借鉴了Biber (1988)的多维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通过描写译作语域特征考察了译者风格。上述研究大都聚焦文学作品，考察层面却限于形式参数或止于一般语言特征，未涉及原文和译文中诸如主题、人物、叙事等一系列文学功能要素。据此，本文将上述研究中的译者风格称作非功能性译者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黄立波(2014)和Huang (2015)通过比较译者对原作叙事话语的重构，超越了对非功能性风格考察的传统，探索了译者重塑原作叙事结构时所显现的风格。考察该类译者风格可在语言描述(linguistic description)与其文学功能(literary function)间建立联系，突显译者在语言层面的选择对重构译作文学特征的影响。本文将这种风格称作功能性译者风格，并将其定义为译者在译作中重塑原作文学功能要素时所显现出来的风格。需阐明的是，以上对功能性译者风格的定义属于狭义层面，为本文重点考察对象，而广义上的功能性译者风格则应包括译者在译作中重塑原作语言、文化、文学等各类功能要素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Li 2016)。图1展示了功能性译者风格可考察的对象，以及它与非功能性译者风格间的关系。由图1可见，本研究与先前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明确了功能视角与非功能视角的考察范围。究其本质，功能性与非功能性译者风格皆属于译者“指纹”，对这两类译者风格的研究属于并列和互补关系。从考察对象来讲，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涉及主题、人物、叙事等一系列文学功能要素，涵盖了主题构建、人物刻画、叙事建构等诸多方面。方法上，无论是功能性还是非功能性译者风格，都可用语义场分析、语义韵分析、频次统计等现有语料库方法进行考察。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小说主题重构为例，借鉴语料库文体学(Corpus Stylistics)方法考察功能性译者风格。具体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不同译者在重构小说某个主题时呈现哪些功能性风格差异？

(2)译者功能性风格显著差异背后的主要成因有哪些？

通过研究上述问题，本研究旨在对现有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的方法视角有所补充。

2. 语料库文体学与功能性译者风格的考察

语料库文体学是语料库语言学的一大分支，它用语料库方法专门探究各类与文体、风格相关的研究问题(Mc Intyre & Walker 2019:315)。语料库文体学同语料库语言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皆通过语料库分析语言，但前者主要关注文体与风格，后者则关注更广泛的内容。此外，语料库文体学与传统文体学在研究目标上也有所区别：前者用语料库方法探究任何与文体或风格相关的话题，后者则重在发掘不同语言变体的文体价值(Mc Intyre & Walker ibid)。现有语料库文体学研究(Mahlberg & Mc Intyre 2011; Čermáková 2015; Mastropierro 2017)多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且旨在将语言描述同文学欣赏相联系(Mahlberg 2013:5)。不难发现，语料库文体学的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与功能性译者风格研究高度相似。因此，语料库文体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于拓宽现阶段译者风格研究视野至关重要。

语料库文体学聚焦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词汇、词簇(cluster)、句式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呈现(Mahlberg 2013)。Louw (1993)探讨了小说Small World中bent on这一高频短语的讽刺功能；Starcke (2006)诠释了小说Persuasion中高频词簇与人物神态表现的关联；Culpeper(2009)分析了Romeo and Juliet中的关键词语义场(semantic field)对人物塑造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将词句与词簇表现出来的局部文学功能整合，探究这些单一文学功能如何共同实现诸如文学主题建构、人物形象塑造、小说世界勾勒等更为复杂的文学功能。Mahlberg和Mc Intyre (2011)通过分析小说Casino Royale中的语义场揭示了小说世界的构成；Mahlberg (2013)研究了狄更斯小说中的五词词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Mastropierro (2017)则通过语义场和词汇链分析了Heart of Darkness中的主题呈现。这些研究将词汇、词簇、句式与文学功能相结合，揭示了不同小说的文学特征及其作者对人物、事件和世界的深层视角。

可见，借鉴语料库文体学方法开展文学作品中词汇、词簇、句式功能分析，对于探究译者风格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现阶段仅有极少数研究借用了语料库文体学方法从功能视角来考察译者风格。黄立波(2014)和Huang (2015)借鉴了Semino和Short(2004)的叙事话语分析框架，对比了《骆驼祥子》译者处理原作言语、思想、书写表达时表现的不同风格。Obaid等(2017)同样运用了该叙事话语分析框架，探讨了巴基斯坦文学译者在自译和他译中的风格异同。这些研究让语料库文体学方法融入了译者风格研究，也开启了对功能性译者风格探索的先河。但叙事话语分析框架对译者功能性风格的考察仅停留在叙事结构这个单一维度。除叙事外，本文认为还可以从主题重构、人物刻画、叙事建构等诸多维度探索功能性译者风格，以丰富考察角度。对此，本文以老舍旅英时期创作的小说《二马》为例，尝试从小说主题重构的角度考察不同译者英译该小说时呈现的功能性风格，以丰富语料库文体学方法对译者风格研究的视角。

3. 语料库与研究方法

3.1《二马》及其英译

《二马》首发于1929年5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故事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从中国来到英国经营古玩店的一对父子的命运。《二马》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初旅英华人的生存状态，是老舍作品中为数不多描写海外华人的小说之一。小说向读者呈现了“离散华人”和“英国人”两大主题(Witchard 2012;沈庆利1999;温儒敏2000)，剖析了中英两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新老两代华人的思想鸿沟，是老舍早年旅英经历体验的真实写照。《二马》现共有四个英译本，分别为1980年由M. James所译并由旧金山中国材料中心出版的Ma and Son: A Novel by Lao She、1984年由K. Huang和D. Finkelstein所译并由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出版的The Two Mas、1991年由J. Jimmerson所译且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Mr. Ma & Son: A Sojourn in London，以及2013年由W. Dolby重译并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Mr. Ma and Son。四个译本出版年份最大跨度为33年，译者国籍与职业背景呈现出多样化，具体信息详见表1。

3.2 语料与语料库设计

本研究利用平行语料库与可比语料库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功能性风格，涉及的语料类型、语料容量、语料子库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平行语料库由小说《二马》原文及其四个英译本构成，是本文考察不同译者风格的重要基础。可比语料库则由《二马》原文与自建参照语料库RC1和RC2构成。RC1包括老舍所著《鼓书艺人》、《火葬》、《老张的哲学》、《离婚》等14部作品，其中不包括《二马》，其目的在于发掘《二马》有别于其他老舍小说的特征词汇；RC2则包括由巴金、鲁迅、茅盾等老舍同时代知名作家完成的14部小说，旨在发现《二马》相对于同时代小说的独有遣词。需指出的是，可比语料库的作用在于通过与《二马》原文比较，旨在发掘最能体现《二马》用词特征的关键词，作为下文主题重构分析中的主题词。

3.3 分析方法与步骤

限于篇幅，本文聚焦“离散华人”这个主题，旨在呈现不同译者重塑老舍笔下旅英华人形象时的风格。如图3所示，本文利用Mastropierro (2017)提出的词汇语义分析框架(lexico-semantic analytic framework)，比较小说主题词在原作和译作中分别呈现的词汇语义模式，重点考察相关主题词的译法，分析它们在原作和译作中形成的词汇链，对比这些主题词搭配在原作和译作中组成的语义场，进而总结出不同译者重构该主题时呈现的风格。

本研究的具体分析方法和步骤如下：(1)中文分词。我们利用结巴分词工具对《二马》原文、RC1和RC2等中文语料进行分词。(2)关键词表生成。我们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 Conc分别将原作与RC1和RC2对比分析，生成两份关键词表，保留两表中同时出现的关键词，生成最终关键词表。(3)主题词选择。我们从最终关键词表中选取与“离散华人”高度相关的关键词为主题词。所选主题词应与小说中华人密切相关，且在语义上具备代表性、概括性及分析操作的可行性。(4)主题词英译分析。在该环节，我们重点考察不同译本中主题词的英译方法，分析这些译法对主题重构的影响。(5)主题词在原作与译作中词汇链的对比分析。我们分别从原作和译作中提取含有主题词及其英译的段落，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若干段落作为考察对象，以保证可操作性和客观性。(6)主题词搭配在原作和译作中形成的语义场对比分析。我们将Ant Conc的索引跨距(concordancing span)设置为10，即中心词左右10个词的范围，以尽可能保证语境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和英汉一致性，然后分析原作和译作中各主题词搭配及其英译形成的语义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原作与译作、各译作间的差异，以总结不同译者重构主题时显现的功能性风格。

4. 分析结果

基于Mastropierro (2017)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介绍如何通过参照库RC1和RC2获取与《二马》高度相关的主题词，然后再从主题词英译、词汇链重建、语义场重构这三方面分别分析不同译者在重构“离散华人”这一主题时呈现出来的功能性风格。

4.1 主题词选取

我们首先将分词处理后的《二马》原文分别与RC1和RC2对比，分别得到159个和254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或反映《二马》有别于老舍其他小说的特征词汇，或体现《二马》相对于同时代小说独有的遣词。然后，我们进一步对比两组关键词，保留重复词汇，最后得到129个最能体现《二马》用词特征的关键词。鉴于“离散华人”主题紧密关联华人，我们精选与华人相关的名词作为主题词，既涵盖类指名词(generic nouns)，也包括专有名词(proper nouns)。我们最终得到12个关键词作为主题词，它们分别为“马威”、“马则仁”、“马老先生”、“老马”、“马先生”、“李子荣”6个专有名词以及“父亲”、“中国人”、“老头儿”、“伯父”、“掌柜的”、“黄脸”6个类指名词。由于专有名词众多，涉及的小说人物形象各异，主题代表性较弱，与之相比，类指名词在分析可行性和结果代表性上皆优于专有名词。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语料库检索，我们发现原文中有13处以“黄脸”指代华人，故该主题词可列入考察对象。最后，考虑到代表性、一致性和可行性，我们将“中国人”和“黄脸”作为“离散华人”的主题词。

4.2 主题词英译

表2汇总了各译本译者对两个主题词的英译方法及在语料库中的原始频数和标准化频数(每百万词)。不难发现，不同译者对这些主题词的译法大同小异。例如，这些译者对“中国人”的英译完全一致，无一例外地采用了Chinese、Chinaman和Chinamen三种译法。此外，他们对“黄脸”的译法也大致相同，分别用了yellow face、yellow-faces、yellow-faced、yellow devils、yellow-skinned五种译法。然而，这些英译不足以深入体现这些译者的风格，我们仍需从各种译法的频次等信息入手，进一步考察译者风格的异同。

就“中国人”和“黄脸”两个主题词英译在不同译本中的频数分布而言，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规律：与原作相比，各译本中这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次有显著的增减变化，且译本之间差异明显。英译“黄脸”时，全部译者均多次使用略译。其中，Huang和Finkelstein仅保留了原作频次的57.01%，为略译最多的译者。相比之下，Dolby还原了原作频次的74.28%，为略译最少的译者。英译“中国人”时，所有译者均选择了大幅增译。其中，James增译了27.4%，为增译最多的译者；Dolby则增译了7.52%，为增译最少的译者。

4.3 主题词汇链重构

词汇链指由同一个关键词形成且在文本中能保证文本连续性的衔接网络(Flowerdew & Mahlberg 2009)。分析主题词词汇链在原作与译作中不同的呈现方式可发掘这些译者在译作中对“离散华人”主题的重构，进而体现不同译者的功能性风格。具体而言，译者对主题词的不同译法，会不同程度打破原作中形成的词汇链。分析发现，“黄脸”在原作中仅出现13次，故难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于是选取了“中国人”作为分析对象。语料检索可得，原作含有“中国人”的段落共144个。从这144个段落中，反复尝试选取不同数量的段落后，发现每隔24段随机抽样6段为佳，既能顾及所选段落对“中国人”的覆盖面，又能保证段落总篇幅的合理性。将这6段文字按出现的顺序加以排列，在原作中构成“中国人”这个词汇链，详见图4。该词汇链向读者展现了小说中英国人对“离散华人”莫须有的污蔑矮化：第一、五、六段的“中国人”分别与“随便”、“罪名”、“看不起”、“没……资格”等搭配，体现了英国人的高傲自大。第二段中的“中国人”则与“拳头”“捶死”等搭配，体现了英国人的暴力倾向。第三、第四段连续出现的“中国人”，与“不好意思”、“太麻烦”、“受这份累”、“一群羊”等搭配，给译文读者留下了英国人虚伪自大的印象。

译者对“中国人”的不同译法虽不直接影响该词搭配所生成的语义场，却打破了其在原作中构成的词汇链，影响了原作中英国人对华人污蔑矮化态度的呈现，对重构“离散华人”主题有影响。如图5所示，James运用7处Chinamen、2处Chinaman和1处Chinese来英译“中国人”，不仅彻底打破了原作“中国人”的词汇链，还加深了译文读者对这种无端污蔑矮化态度的解读。Huang和Finkelstein使用了4处Chinamen来替换原作中的“中国人”，尽管程度不及James，但也打破了原作词汇链，同样会影响译文读者对这种污蔑矮化态度的解读。相比之下，Jimmerson的译本完整保留了原作中“中国人”构成的词汇链，能最大程度让译文读者体会到原作中英国人对“离散华人”的这种态度。与之类似，Dolby基本保留了原作中的词汇链，虽然仅3处使用Chinamen来译“中国人”，但仍会对译文读者解读原作设定有所影响。必须指出，James在重构词汇链时与其他译者形成鲜明的风格差异，倒是支持Baker (2011: 216)和Mastropierro (2017: 131)对译者重构词汇链的论述：若译者忽视原作词汇链，任意翻译核心关键词，将难以再现原作主题。

4.4 主题词语义场重构

本文通过考察主题词及其词汇链，揭示了不同译者重构“离散华人”主题时的功能性风格。为了进一步探索这种风格，接下来我们从语义角度比较分析译者对主题词语义场的重建。此处，语义场指一系列以语义为分组的词汇类聚。先将“中国人”和“黄脸”作为中心词，考察它们在《二马》中左右跨距为10的搭配词，然后归纳并命名这些搭配构成的语义场，结果详见表3。其中，表中搭配词后面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搭配在原作中出现的次数，而搭配在语义场内部所属的语义群组则用分号隔开。由表可知，两个主题词在原作中共形成了四个语义场，传递了小说中英国人对“离散华人”的形象污蔑：在英国人眼中，华人形象龌龊，还落后志穷。全部译者在译本中都完整重建了四个语义场，但各语义场下的语义群组比例与原作差异较大，值得深入分析，以挖掘译者在重构“离散华人”主题时呈现的风格。

表4为原作与译作对语义场各语义群组的比例分配，群组命名与比例如表所示。考察各语义群组在原作和译作间的比例差，然后以语义场为单位汇总这些差值，可算得不同译作重建语义场时与原作的具体差值。叠加各语义场的具体差值，可获得译作重构“离散华人”时对原作的偏离值。

考察发现James译本在重构“离散华人”时与原作差异最大，偏离值达2.28。例如，在重建“外形丑陋”时，James将“长相”群组的比例降低了33.85%，而对“去人格化”的比例却增加了33.85%。这些比例差比其他译者在重建相同语义群组时的差值更为显著，且在其他语义场下的语义群组情况也都如此，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举。相比之下，Jimmerson译本与原作的差异最小，偏离值仅为1.08。以语义场“秉性险恶”为例，Jimmerson译本将“险诈”和“歹毒”群组的比例分别增加10.01%和9.44%，将“作恶”与“凶残”的比例分别减少了16.11%和3.34%，群组比例差均低于其他译本重构此语义场时的表现。最后，Dolby译本和Huang和Finkelstein译本的偏离值分别为1.49和1.67，介于James译本和Jimmerson译本的偏离值之间。上述分析表明，重构“离散华人”这个主题时，Jimmerson译本的风格最贴近原作，Dolby译本次之，Huang和Finkelstein译本再次之，而James译本的风格与原作差异最大。因此，读者阅读这些译本时对“离散华人”产生的印象与原作设定的形象也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下面兹举两例，以资说明。

例(1)原文：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

Huang和Finkelstein译文：Men of China! You must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around. The time for opening your eyes has come! You must straighten your backs. The time for straightening your backs has come!

James译文：Chinese!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It's time to open your eyes! You should rise with unyielding strength. It's time to rise!

Jimmerson译文：People of China! You must open your eyes and look around. The time has come to open your eyes! You must stand up. The time has come to stand up tall!

Dolby译文：People of China, open your eyes and take a look around. Yes, it’s time you opened your eyes and straightened your backs.

例(1)阐明了James重构“落后志穷”时强化原作设定的情况。主题词“中国人”在原文中的搭配“挺挺腰板”分别被Huang和Finkelstein、Jimmerson及Dolby译为straighten your backs、stand up、straightened your backs，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语用意义。然而James将“挺挺腰板”译成rise with unyielding strength，强化了情感色彩，虽较原作有所偏离，但向读者传递了中国人“不屈不挠”崛起的态度与形象。再如例(2):

例(2)原文：姐姐，你知道，我父亲那一辈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Huang和Finkelstein译文：Sister, you know that my father’s generation of Chinese has been so intimidated by foreigners that just a few words of praise from a Westerner fills them with pride.

James译文：Sister, you know the Chinese of my father’s generation have been terrorized by the foreigners. They hear foreigners praise them and they feel they have been extraordinarily glorified.

Jimmerson译文：Sister, you know how his generation of Chinese have been psychologically crippled by foreigners-all it takes is a few words of praise from a foreigner and he’s overwhelmed, beaming with honor.

Dolby译文：You know, Elder Sister, my father’s generation had the scares put into them by foreigners, and all they need is to hear those same foreigners bestowing faint praise and they feel tremendously honoured.

例(2)列举了Jimmerson重构“形象龌龊”时对原文内容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文中的“打怕了”可解读为老一辈海外华人的种种经历使他们产生了媚外心理。译文中，Jimmerson用了psychologically crippled一词，较完整地呈现了此“矮人一头”的心理。相比之下，其他译者分别将其译成intimidated、terrorized、scares，更似传达了一种害怕与恐惧，与原文略微相左。

5. 结果讨论

以上分析发现，译者在重构“离散华人”主题时展现出了显著的功能性风格差异。具体来看，Jimmerson最忠于原作对“离散华人”的建构，Huang和Finkelstein次之，Dolby再次之，James则最大程度偏离了原作的建构。本文认为，这些译者风格差异或源于不同的翻译策略，且与译者背景、翻译动机、译者偏好、译者对原文的解读，以及赞助人息息相关。

译者背景，尤其是国籍与母语，是影响其翻译风格的关键因素。Li (2016:124)指出，中国译者倾向于忠实于原文，而海外译者则可能不将其作为优先策略。因此，本文认为Huang作为唯一的中国籍汉语母语译者，其翻译策略可能更倾向于直译。这或许是Huang与Finkelstein的合译本是除Jimmerson译本之外，最贴近原作对“离散华人”主题建构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其他三个译本的译者皆为英美人士，其母语亦为英语，所以内容忠于原文、风格贴近原作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核心翻译策略。因而不难发现，译者的个人背景对其翻译风格有着深远影响。

翻译动机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对译者风格呈现有决定性影响。Jimmerson译本贴近原作的风格或源于外宣需求，特别是在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译者可能采取了更开放的翻译策略，以传达中国思想和文化，增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对此，尽管未见Jimmerson有直接提及，但译作出版商中国外文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宣宗旨便是“外宣也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据此，有理由认为Jimmerson贴近原作的翻译风格是为了向英文读者展示中国文化思想，拉近他们与中国的距离。另外，Huang和Finkelstein合译本的前言亦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逐步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翻译的动机在于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因此选择了更接近原作的翻译风格(Huang & Finkelstein 1984: ix)。可见，翻译动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也是塑造译者风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译者个人遣词偏好对其功能性风格的塑造具有显著影响。例如，James在翻译实践中大量使用美国英语，使得她的译本在语义场构建上显著偏离了原作的设定。James本人在前言中提到，尽管努力保持原作风格，但其美国背景促使她不自觉地选择美式英语表达(James 1980: i)。James译本看似内容忠实于原作，遣词却偏好美式英语。因此，我们认为James的遣词偏好是其译作大幅偏离原作对“离散华人”建构的原因之一。另外，Dolby的个人遣词偏好也影响了他的功能性风格呈现。Dolby在其译作前言中强调，虽然现今英译中国人名和地名多用拼音，但他仍偏好使用传统的威妥玛和耶鲁注音(Dolby 2013:7)。这亦可解释为何他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作对主题的建构。据此，我们认为译者遣词偏好也是影响其功能性风格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译者对原作解读的差异是影响其功能性风格呈现的又一关键因素。以James为例，她对《二马》的解读影响了其译作风格的呈现。James认为该小说描绘的是中国人视角下英国人对华人的态度，是作者老舍为突显英国人刻板印象而采用的写作技巧(James 1980: i)。为还原这种写作技巧，James在译作中大量选用Chinamen等原作未出现的词汇，使译作在主题词词汇链构建层面大幅偏离了原作，继而影响了译作对“离散华人”主题的重构。可见，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也能影响其功能性风格的呈现。

赞助人背景及其政策也是影响译者风格呈现的关键因素。Jimmerson译本依托中国境内出版，其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国家形象外宣方针和普通话推广政策的影响。相比之下，其他三个译本由境外出版，译者可能不受这些文化和语言政策的直接影响。例如，Jimmerson在译作中将“中国人”一词多译为中性词汇Chinese，而其他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带有明显情感色彩的词汇，这极大影响了小说中中国人形象的呈现。此外，Jimmerson全面采用普通话拼音系统英译人名，如Li Zirong和Ma Zeren，而其他译者则倾向于使用威妥玛拼音或耶鲁注音，如Li Tzu-rung和Ma Tse-jen。这些差异揭示了赞助人背景及其文化和语言政策对译者风格的呈现有较大影响。

6. 结语

本文运用语料库文体学理论和方法，以译者对小说《二马》的主题重构为例，分析比较了不同译者的功能性风格。研究带来了如下启示：首先，考察语言形式外的译者风格，有助于我们从文学欣赏视角深探译者语言运用背后的文学功能，建立语言现象与其深层功能之间的关联，以改变译者风格研究长期聚焦于非功能性风格的局面。其次，探索词汇语义模式在小说主题重构中的作用，不仅能揭示主题建构过程中的词汇互动机制，还能通过这些互动机制反映出译者的功能性风格，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新思路。再者，借鉴语料库文体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能为现有译者风格研究带来新动力，优化分析框架，拓宽研究思路。最后需指出的是，本文仅从主题重构这个单一角度考察了功能性译者风格。后续研究可从人物刻画、叙事建构等多个维度考察功能性译者风格，以拓宽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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