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003年，大概有2818万人，一起踩了国有企业下岗的雷。

80后的这一代，很多人的父母都是泱泱下岗大军里的一员。寻瑕曾经听过一个很有画面的描述“至今难以忘记的是，由于父亲下岗，生活没有着落，家庭每天都笼罩着不安全感。也无法忘怀，为了生计，父亲在街边摆了个小摊，第一次经过时，因为觉得丢人，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拉着同学匆匆走过去的心情。”

对于父母一辈，作为1998年去产能和国企改革政策的踩雷者，因此笼罩着家庭的阴影终会散去，留下浅浅的痕迹。他们的子女，则在国企改革之后的这20年，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和归处，其中相当的一群人，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和上升的契机。1998年去产能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雷，带来了之后20年中国经济再次快速的发展。

寻瑕还寻访了德隆的踩雷者。

2004年，德隆快倒掉的时候，唐万新说“我不能倒，因为我太大了。”最终，德隆还是倒掉了，经劝说，唐万新回国后被抓，德隆的众多企业被肢解、出售，央行最后一次用再贷款的方式，兑付了投资者的欠款。

作为德隆托管的亲历者，他至今还依稀记得，在乌鲁木齐，被上千个投资人围堵着讨要说法，眼镜片上被投资者喷溅的唾沫弄得模糊。那一刻，才真正理解了“大到不能倒”隐含的压力。

在那个没有实施证券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的年代，德隆通过控制的21家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信托理财资金，变相掏空银行机构资金，大举并购和坐庄股票。随着股市的下跌，泡沫灰飞烟灭。

金融机构的资金尚可通过地方政府逐步消化解决，但发家于新疆，布局于新、宁、沪、湘的德隆系，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星罗棋布的个人投资者，这些大大小小扛了雷的人，才是唐万新口中不能倒的根源。

德隆爆出的雷，许多人、许多机构都踩了。但是，德隆轰然倒下后的情势并没有印证大而不倒的预言。

2004年之后，证券行业实施客户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对银行、信托、金融租赁等行业的监管更趋完善，监管机构推行投资者教育，推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存款保险等制度。大量民营券商、信托被托管后易主，允许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迎来了又十年的良性发展。

进入了全面严监管、金融去杠杆的二零一八，同业小伙伴见面时都多了几分无奈。

"你们最近踩雷了么？“还没有，但感觉就是迟早的事。”

北四环一个不知名的宾馆房间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几个男人围坐着，愁眉不展。

他们中领头的老汪，是某信托公司业务部门的老大。作为老信托人，见过不少圈钱跑路拿好处的故事，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有底线，有节操的从业人员。

但是谨小慎微的他，依然栽在一个城投平台身上。

这笔A集团融资，B城投担保的2年期项目，2016年投放的时候，A集团还是当地百亿级明星民企，B城投也是当地最重要的发债平台，到了今年该收款了，A集团欠了一屁股债，借贷纠纷100多起，失信记录和欠税记录一查一摞，B城投连年依靠政府补贴和外部融资维持流动性，主业亏损，已是自身难保。政府说是要处置资产、回购公租房、寻求外部融资来支援，但一拖再拖，直接把项目拖延期了。

同行有说风凉话的，自己批过的单子，放过的贷款，卖过的产品，怀里抱着的是不是个雷，心里还能没点数？

有出主意支招的，赶紧找媒体发文章爆料，某网红城投和某上市国企就是这么催收成功的，自媒体比律师好用！

有过来人分享经验，先去月坛南街刷脸借钱把事儿平了，慢慢找这几家算账，再把钱追回来。

没有自身造血能力的地方政府平台在本轮去杠杆中早已岌岌可危，随着市场资金的收紧和成本的攀升，这个局面只会愈演愈烈。通过刺穿地方政府对城投平台的隐形担保，恢复被扭曲的风险溢价链条，让金融机构能够更理性、更市场化的审视这些地方平台的质地、盈利、现金流，局部的兑付危机未尝没有正向意义。

但是对于踩雷的老汪们来说，踩了雷的痛，只有自己才能领悟。

直接经手的一线业务人员降薪停绩效，但该撞的钟该交的报告该开的会，一个也不能少。也有已经雷觉不爱的老司机，出事前焦虑，爆雷了崩溃，拖久了麻木。按流程走的老老实实清收，有好资产的琢磨琢磨债转股，过几年苦日子，啃几年硬骨头，等旧账一笔勾销，杀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寻瑕的老朋友小邱，在过去的两年，做了一批股票质押业务，进入2018年，这些股票质押接二连三的爆仓，小邱应接不暇的追保、补质、平仓、谈判，苦笑自己真是“走路带风，掉进泥坑”。

其中最大的一笔，涉及债权金额几十个亿，小邱任职的国有券商，是这家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最大单一债权人，随着上市公司股价暴跌，银行抽贷、司法诉讼、债务违约、股份冻结、实控人变更、证监会调查呈连锁反应，并迅速恶化。

小邱随同向监管部门的领导汇报时，监管领导说，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近10年来性质最为恶劣的事件之一。实际控制人先通过借壳上市获取控制权，然后做了再融资，发了公司债，募集的现金被实际控制人多方占用，同时，上市公司虚构利润，拉高股价，实际控制人再通过股票质押，从金融机构多头融资。最后，实际控制人跑路。

项目是某银行用理财资金投的，当时的项目负责人早早离职，其他人都不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公司领导指派了资管部老大直管，又从投行借调了人去现场，论证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可行性。但凡有一丝希望在，还是要尽力维持上市公司地位，一旦退市，这笔债权就彻底打水漂了。

2012年5月，证监会召开第一届券商创新大会，此后，资管业务大发展，券商资管、期货资管、基金资管、私募投资基金，都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变相开展信贷业务。银行理财也有了更加多样的通路，一时形成水漫金山之势。2018年，政策急转弯、再融资收紧、闪崩股频现，裸泳者再无泡沫遮拦，大量股票质押爆仓。

爆仓的大股东们或造假、或跑路、或卖壳，或染红。

监管部门尽管对于乱象极其不满，但基于市场稳定，依然要求券商不要强平，也不会轻易亮出退市的红牌；金融机构一边参加债权人会议看企业赖账的嘴脸，一边还要努力让企业维持经营和上市地位，一边默默的计提亏损降低经营指标预期；而经历过股灾1.0、2.0…N.0的韭菜们，早早的做好了匍匐的姿势。

各方利益在重整的舞台上小心翼翼的权衡和决断着。

也许一个有进有出的市场才是一个机制健全的市场，但对于其中的参与者而言，上桌的门票固然不菲，下桌的代价更加惨痛而难以估量。踩雷的机构们，可能因为某一单风险暴露对同类业务全面喊停，但盈利的目标，增长的预期却不会因此松懈，依然要在下行通道中寻找新的机会。

老严，是个大老板，控制着两家上市公司。身边人对老严的一致评价是，看得准，会踩点。20年前，老严看准船运乙烷制乙烯的机会，开始创业。一步步的把公司做大，企业上市了。

2014年，老严有了第二家上市公司，变的更有钱了。一个券商朋友推荐了一个“三好”项目：行业好，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超过50倍；公司好，当月的流水2个多亿，公司收入分成大几千万，一年下来4-5个亿利润；团队好，实际控制人是行业大佬级的人物；风险有保障，如果3年内不上市，实际控制人承诺回购股份。

听中间人分析得在理，老严心里盘算了一番，按照42亿估值投资，未来借壳上市，保守算4个亿利润，50倍市盈率，扣除稀释的比例和壳费。收益肯定也在3倍以上。

老严决定要投。押了上市公司股票，又通过券商资管加了杠杆，自己投了10个亿，又拉上身边的民企老板，一共投了12个亿。

那时候，市场上流传着差不多的故事，却各有不一样的结局。

后来，事情的发展远不像老严盘算的那样美好。行业竞争加剧，产品生命周期变短，这家公司没有再出现爆款，利润急剧下滑，对行业的上市审核变严。

2018年6月，是对赌到期的日子。面对内外部的压力，老严焦虑道，“尽管有对赌协议，可是也很难下定决心起诉他们团队，拆VIE的时候，钱都给了境外的投资人，股东实际并没有拿到钱，我们投了12个亿，现在利滚利，回购价格15亿，即使胜诉了，他们也掏不出来。另外，这个行业我们完全不懂，也参与不了具体业务。现在只能想办法先把自己撬的杠杆平了。希望这个公司能活下去，只要公司还在，我们的投资就还有希望。”

2013年，并购重组火热，多的是标的资产豪赌三年利润，按照15倍的市盈率，10多倍的资产增值率高价卖给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机构配合拉高股价，大股东股权质押或者减持套现。过了业绩对赌期，转身走人，留下上市公司一地鸡毛。

2016年之后，政策转向，中概股回归的审核大门一度关闭，借壳重组和IPO趋严。2018去杠杆之年，实体经济滑坡，大量股权投资暴雷。虽然，股权投资项目大都有对赌或兜底条款，但是，一旦触发对赌，管理层股东们倾家荡产也无法履行兜底义务，执行对赌条款更是少之又少。赌利润赌上市赌明天，赌啥都好说，但得先活下去。

活下去，还能有讲故事的机会，才能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爆雷、崩盘、退潮、停摆，我们中的许多人、许多机构都身处金融去杠杆之中，都如同整个经济机体中的一个个细胞，亲历伤口清创的痛苦。爆雷者、踩雷者、排雷者，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应对局部的雷潮。过往经验中习得的，时间是解决大多数问题的良策。

也许，评断政策对错还为时尚早，但是，有序刺破好过全面引爆。

在老汪、小邱、老严这些个体、机构乃至监管的无奈和妥协、推延和等待中，个体的苦闷会慢慢平复，机构的风险会逐步缓释，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会压倒一城一役的输赢，而承压和复原正是经济的韧性所在。

也许，结局早已注定，但时间脚步不停，资本不眠不息，发展在韧性中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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