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美国老乡 | 翻书党人札记
救救美国老乡
李华芳 | 匹兹堡大学
幸福都是相似的，其实不幸也大多相似。
对于很多美国老城或乡镇而言，几乎都是民众要服务政府却没钱，由此陷入窘境。尽管造成政府没钱的理由略有差异，但大部分也是本地税收收不上来，上头给钱又不痛快，所以政府就不得不削减开支。
削减开支拿谁开刀呢？医疗，教育，卫生等等，哪一项不需要钱？哪一项你敢说不重要？（更多阅读：《普通人就是负重登山：关于美国的10本书》。中国的情况虽然略有不同，但本质并无区别，参见兰小欢《置身事内》。）
Michelle Anderson这本书《The Fight to Save the Town》并非一本学术研究著作，而是在研究过程中她浓描了细节。当然因为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难免还是夹杂了一些论述性内容，还好不多。
在这本书里，她选取了美国四个不同的地方，分别是加州的Stockton，俄勒冈州的Josephine County，麻省的Lawrence，以及密歇根的Detroit，四个地方风土人情大相径庭，但也有大量相似的不幸：看病贵，租房难，孩子成绩差。听起来很像中国贫困地区的情况？哪里的贫困地区都一样。
美国老乡（old town）相比于美国建国历史而言，都算历史悠久。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经济社会格局变动，以上说的四个地方都面临政府预算下滑，没有足够的开支负担哪怕是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派警察处理纠纷，派清洁工收垃圾，找老师给学生上课等。警力不足犯罪滋生，卫生条件差周遭环境恶劣更会滋生各种疾病给医疗服务增加负担，尤其是毒品问题恶化了本已不堪重负的医护机构，学校投入不足学生前途堪忧，种种压力又导致精神健康问题亟需解决。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哪怕有些有能力的领导再能腾挪转移，也拧不过颓唐趋势。
那么怎么办？做点什么能救救美国老乡呢？
答案是：合供。
(Stockton, CA)
第一个合供故事是在加州的Stockton。这个地方并没有赶上科技浪潮，而是作为数码民工短暂的栖所。对于当地人来说，毒品，犯罪，死亡，见怪不怪。
那么为什么不增加警力去打击毒品贩卖和犯罪呢？因为财政困难预算削减，公共服务里警力首当其冲，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民众不信任警察。警力缺失又进一步恶化了毒品和犯罪问题。恶劣环境又无法吸引投资，有能力的人会选择其他地方定居，这样经济情况差政府就不能增加税收收入，预算进一步削减。陷入恶性循环。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虽然警力削减，但有些“犯罪”其实是因为当事人精神健康问题导致的，他们需要的不是警察和监狱，而是心理健康诊所。Stockton有场地，但没有专业人士，当然也没有钱。看不下去的人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募集了资金，聘请了专业人士，重新利用了废弃的社区活动场所，用于对心理健康问题人士进行干预。
社区心理诊所的开设带动了其他正面活动。首先有大量志愿者复兴了整个社区活动中心，最明显的就是学生放学后不会无所事事，可以到中心参加体育活动，而社区体育活动是建设社会资本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可以想想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里的论述。
其次，政府看到了正面效果，而且由于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实际上降低了部分犯罪率，使得政府能有口转换的气，重新安排部分资金来支持社区发展。也就是说，一开始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投入带动政府投资，合供了社区服务。
最后，由于社区活动中心的复兴，大量志愿者在场，连带着震慑犯罪，也进一步降低了犯罪率。变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当然也不能现在就说Stockton已经彻底走出了危机，但至少与之前的困境相比，现在有了希望。
(Josephine County, OR)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俄勒冈州的Josephine County。Josephine县地处偏远，以前繁荣时期，伐木工人在此成家立业。但往昔荣光已不在，经济发展之后，对木材的需求降低。之前繁盛的伐木工场日益萧条。
地处偏远使得本地人对政府很不信任，凡事主要靠自己深入人心。但有些事情很难靠自治，例如处理犯罪问题。
Josephine毒品犯罪盗窃横行，但因为居民很穷，不愿意也没办法多交税来提供充足的警力，保障当地安全。情势因为政府预算削减进一步恶化，警力随之不断减少，到了非必要不出警的地步。
有时候不得不出警，却遇到无警可派的情况，只能转报警电话请求州警支持。但最近的州警过来，就需要至少开车两小时。等州警来时黄花菜都凉了。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有时候911接线员只能听着另一头令人心碎的声音，无计可施。
还是有志愿者看不下去，自己组织起来了。领头的是一个退休警察，培训当地志愿者，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提供私人手机号给划定区域的居民。如果911不出警，居民就可以打这些私人电话，志愿者就会结队前往，介入处理。
尤其是一些小偷小摸或家庭暴力的情况，在政府预算减少的情况下，不是县警局不愿出警，而是实在没有能力，无警力可派。这时候志愿者组织，例如邻里守望者和巡逻者（volunteer neighbor watchers and patrols），就承担了“警察”的任务。
但他们毕竟不是警察，有些任务过于危险，也不适合志愿者介入处理。另外就算他们能抓住小偷，抓住之后呢？抓住人之后总要有地方去，Josephine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没钱监狱也已经关停了不少，尚在运行的也有部分区域关停来降低成本。
人们常说多一家图书馆就可以少一座监狱，那么为什么不支持图书馆的发展呢？还是财政捉襟见肘，连警力都要砍，就更不用说图书馆了。
于是图书馆也没人管废弃了，最后还是志愿者领导志愿者管理，把图书馆运行起来。尽管没有政府经费，志愿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运行起来再说。但他们很快发现如果要持续运行，就要有政府经费，就要多收税来支持。
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增加税收或者费用来支持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警察，监狱和图书馆呢？因为长期不信任政府甚至反政府，要增加税费难如登天。之前任何新增税费的法案都没有在当地获得投票通过，反政府的意识形态可谓根深蒂固力量强大。
好在最后还是耐心的地方领导和志愿者一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阐明了增加一点税收的必要性。Josephine居民最后投票通过，增加税费来支持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是这真的是长久之计吗？
(Lawrence, MA)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麻省Lawrence。这地方历史上是美国的“入门城市（Gateway City）”，也叫门户城市，意思是你从这个地方进入美国，慢慢站稳脚跟，然后去个更好的地方谋生。
既然是入门城市，自然就意味着有很多移民。Lawrence素来是拉美移民的第一个落脚地，尤其是来自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的移民。
Lawrence长期的历史，几乎也是白人与拉丁裔之间的矛盾史。白人歧视拉美移民是公开的事实。在1980-1990年代，拉丁裔约占Lawrence人口40%多，但在整个公务人员中只有约2%是拉丁裔，缺乏代表性导致有利于拉丁裔的政策无法出台。
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的挣扎。参见《她们依旧挣扎：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以及《说不俱乐部（The No Club）：对无助升职的任务说不 》。
尤其是贫困的单亲妈妈们，一方面要打好几份工维持生计，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尤其是带小孩。而且有些有远见的意识到教育能提高她们的人力资本，还上学以求得更好的前途。但这几种角色每一种都耗时费心力，让一个人疲于奔命。
所以她们相互支持形成了一个支持性网络，不同的人在不同工作之间的间隙轮流照顾孩子，这样其他人可以腾出时间来工作和学习。而更多时候对她们来说，学习是在带娃的同时进行的。
当然也需要提到的是本地非营利组织在工作发展（work force development）上的努力，就是帮忙打通不同的资源，这样一旦女性大学毕业，很多是社区大学毕业，能很快转到工作岗位上去。而不会觉得知识无用或者文凭无用。
这种邻里互助不局限在女性帮助女性，而是成为团结其他社会团体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临近街区之间也建立了邻里圈（neighbor circles ） ，通过在各种事物上互帮互助，例如照顾孩子和老人，互通工作信息等，增强了社会资本，使社区更加团结。
随着新一代移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参政议政就是自然的选择。越来越多的拉丁裔当选担任公职，拉丁裔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至少部分得到解决，或者看到了解决的希望。
（Detroit, MI）
第四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密歇根的Detroit。底特律是著名的汽车之城，福特汽车从这里起价。但因为次贷危机导致底特律破产，陷入困境。
对于底特律政府而言，因为宣布破产重组，所以有动力去增加税收。次贷金融产品尽管结构复杂，但最底层是房地产。对政府来说，一个便捷的手段是从税收政策出发，对拒不纳税者的财产实施的扣押、拍卖，从而取消纳税人对该财产的回赎权。这种做法叫做“税收止赎 （tax foreclosure）”。
税收止赎产生的法拍屋，事实上就导致很多l原来的房主被迫失去了自己的房产，因为假设未来他们的经济状况好转，他们也无法赎回自己的房产。
又一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站出来，认为这不公平。非营利组织认为，政府剥夺房产，尤其是穷人的房产，然后再考虑安置房（affordable housing）来安置穷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也没效率的。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强迫人放弃他们的房产。
底特律政府当然也意识到税收止赎并非长久之计。败坏的城市无人问津，自然也不会有人来买房，对城市也没有好处。所以城市可以少收税或者减免税收或者将原本应该收的税分摊到未来年份，总之要减少市民的税收负担，使得他们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房产。在这个例子中，非营利组织和底特律市政领导合供（合作设计co-design）了税收政策的改变。
当然，这里还没有讨论悲惨的租户。（参见：读戴孟修《扫地出门（Evicted）：乔装穷人一年半，出手就拿普利策》 ）
居有定所的安全感是城市复兴不可或缺的。居有定所对市民而言，算是一个底线安全保障，如果一个人每日要为当晚安眠何处而担忧，且不说意愿，就算想合供也无条件和能力。
时至今日，底特律尽管从次贷危机的打击中有所恢复，但离真正重生路还遥远。
怎么样才能救救美国老乡，这本书尽管提供了些许希望，但合供的答案并不是万能药，不能包医百种城市病。在合供领域，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供，有些成功的例子，但同样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即便成功，其经验也不一定可以复制，因为环境条件很不一样。
而且时过境迁，时机也很重要，时机不对一样不会成功。例如支持变革的当地领导人换届之后，原本的政策和政府资源支持就可能变化，最后影响了可持续的改善。
当然合供的原则是可以适用的。要有志愿组织的力量，来补公共服务之不足。只是要注意的是，人的行为志愿改变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as a consumer/client），同时由于溢出效应会使其他人获益（as a coproducer）。
例如人们为了自身安全养狗同时使得社区更安全，为了自身健康锻炼身体同时助益了公共卫生和健康降低了公共医疗开支，为了自己人力资本而努力学习同时使得社会变得更好因为社会中受更多教育的人变得多了，等等。
最后还有一个John List说的推广的问题，在一个城市层面解决问题的措施，能不能持续并且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Michelle Anderson）
这本书至少还给我另外两点启示：
1，美国有些知识分子真的接地气，真能卷起袖子就干。知识分子通常都是一腔热血，但是美国知识分子像Michelle Anderson这样的学者，非常具有实践经验，很接地气。一旦当意识到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很快进入田野，然后着手连接起自己的知识和实践。
2，非营利组织能起大作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发达，制度完善，形式多样，能满足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的需要，改善服务供给以及推动政策改变。
知识分子想要加油干，也能很容易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或者组织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有见识的人，一旦意识到有社会需求，而且他们愿意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有正式的渠道可以帮助他们，那就是建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实际上书中所描写的大部分的案例，都是依靠非营利组织参与合供，来拯救美国老乡。这就是托克维尔在讲美式民主时提到的自组织作为美式民主的基石。
Michelle Anderson, 2022, The Fight to Save the Town: Reimagining Discarded America, Avid Read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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