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党人札记：2019年
金克木先生有本集子叫《书读完了》，我这里有个回忆文章《人若如此，书亦当然》，稍微提到其讲意淫（YY）的文章，很精彩。当然大体上，金克木先生的隐含之意是你在一个领域走到最前沿，引领这个领域的进展，变成知识创造者的时候，大体可以说是书读完了。当然，另一层意思是，人生快走到头了。
书自然是读不完的。在《阅读让你更快乐吗？买买买又不读的书有意义吗？》里讲到“囤书癖”其实有好处：
囤书癖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想要读的雄心，这种雄心甚至比读了多少书更重要。另一方面，那些你架子上没有读过的书（日语里的tsundoku，塔勒布笔下的“antilibrary”）日日夜夜都在盯着你，提醒你对未知的东西保持敬畏。这种“敬畏未知”的提醒鞭笞你继续不断阅读学习，永不满足于已知，从而能让人不断调整对自己的评价，在人生的一系列决策中，作出更好的选择。囤而不读的书当然是你无知的象征。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你就已经远远远胜于绝大部分围观群众了。
我从2017年开始写微信公号文章，每年都会写个翻书党人札记，选择回顾一下当年读过的书，一般选十本。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十本而不是就九本或者十一本。点击这里参见：翻书党人札记2018年回顾 | 2017年回顾
不管怎么样，今年照旧选个十本书说一说。点击图片可以进一步阅读。
1. Little Bites of Big Data
这本书我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评过了，但确实是我2019年读的第一本书。因为要写一个英文书评，所以我把书重新读了一遍。而英文书评，基本的想法都是来自我之前的中文评论。怎么说呢？不要放弃自己写的东西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能用上了呢。
http://dx.doi.org/10.22140/cpar.v10i1.194
Kettl, D. F. 2018. Little Bites of Big Data for Public Policy. CQ Press.
2. The Death of Truth
本书可以算是美国“公知”评论集，主要目的是骂总统。例如在第15-16页，作者写道：
If a novelist had concocted a villain like Trump - a larger-than-life, over-the-top avatar of narcissism, mendacity, ignorance, prejudice, boorishness, demagoguery, and tyrannical impulses - she or he would likely be accused of extreme contrivance and implausibility.
有时候也挺羡慕的，制度环境不同对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的确影响太大。这么一堆词，都赶上报书名了，还能公开出版，怎能不让人羡慕呢？你换个地，早就自我阉割了。
当然，因为是骂骂咧咧，笔底情感充盈，使得说理部分反倒比较弱。但诉诸情感的策略往往能赢是因为System 1起作用，且大部分人是Type I类型的人。（关于Type I和Type II，请参见：Li, H., 2019.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doi:10.1080/23812346.2019.169571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大量引用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1984》，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以及波兹曼《娱乐至死》。我发现这几乎是美国写时政评论的最喜欢引用的作家。当然本本经典，也值得大家一读再读。尤其是在当下中国，读着读着就意味深长了。
Michiko Kakutani, 2018, The Death of Truth: 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 Tim Duggan Books.
3. Misbehaving
这本也是重读。
我更关心的是两类人不同的行为，而不是一个人身上的两种决策系统导致的“系统性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我的理由是nudge是有成本的，尤其是考虑scale的时候，成本可能很高，而不是真的“轻推”低成本。两种类型完全是受卡尼曼和塞勒启发的结果。
Thaler的Nudge是对system 1的Nudge，而我的贡献是多出来的信息对System 2 - Type II的影响（激励）。个人对两种等效信息的理性不一致反应，和同一种信息对不同人有不同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两个问题。我聚焦在后一种上。延伸出来的推论是，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信息去激励。
如何从信息不对称到沟通策略针对不同的人（Type I & II）要有不同的信息，又如何将这个应用到公共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上，我正在想，也正在通过不断的写来想清楚。
塞勒，2016，《“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王晋译，中信出版社。
4.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这本书号称practical，其中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实用建议叫guesstimation，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拍脑袋的意思吧。当然人也不是全无根据地拍，而是说要依据之前的记录，例如基于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的incremental值，来预测未来的数值。或者取各地平均之类的。这些也恰恰是联邦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拍脑袋”方法。所以也真的是很实际了。
Bardach, E., & Patashnik, E. M. (2016).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Eightfold Path to More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Fifth). Thousand Oaks, CA: CQ Press.
5. Social Finance
集中了名家如Richard Steinberg，DennisYoung和业界人士如Jacob Harold，内容既有理论基础又富有实践意义。
整个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理念在中国还是比较新的，到具体操作层面，就更加付诸阙如。尤其是对如何测量社会影响力，如何应对社会投资风险和看待社会投资的回报，以及如果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定价，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而言，可能都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Nicholls, A., Paton, R., & Emerson, J. (Eds.). 2016. Social Fi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我在浙江大学念本科的时候，学的是经济学，印象深的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论文集，当头第一篇就是引起无数争议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后人熟知的“科斯定理”，就是这篇文章里提出来的。科斯对我的影响很大，主要是指问问题的方式。
书评前面写过了。这里倒是想起件有意思的事情，就记录一下。
这本书由刘守英等人译出，虽然也译得不怎么样，但是的确激起了许多人研究经济学的兴趣，记得早年读书上周其仁先生的课，那是人手一册，一时间很有洛阳纸贵的意思。而纵观90年代的所谓经济学论文，只要涉及“制度”两个字的，甚少有不引用这本书的，当然那些错误也以讹传讹，可以推断很少有人研读原文。因此可见一个好的译本有多么重要。
这本书和周其仁老师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周其仁老师想要学习才会有这样一个译本。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一书序言的第四部分（p5）提到1987年UCLA的德姆塞茨的中国藉入室弟子肖耿访问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周在那任职，于是请肖多带些产权和交易费用学派的文献回来。
此后，两三年内，周等人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分头阅读肖耿带来的文献以及他们自己找到的一些文献，因为周当时不识英文，刘守英等几个同事就帮他译成中文，作为周学习的“拐棍”。1992年结集由上海三联出版。这就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的由来。
另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1987年周已经37岁，不识英文。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秋季进入UCLA研究生项目，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从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周老师不识英文也敢去国，的确牛。
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件趣事，周之去国乃是因为Johnson教授的推荐，Johnson听说周研究农村问题就给推荐了。这个Johnson真是个好人，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居功至伟。他还有中国弟子：林毅夫，zhao yaohui等人。如果说北大ccer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ohnson是影响ccer的，林毅夫说约翰逊不仅在学术上影响了他更加在作为一个教师的高尚情操上影响了他。周其仁教授回忆那段时光，说约翰逊教授经常是星期天一大早就已经在办公室进行工作了。农民出生的约翰逊教授对收入不平等有切身的感受。有一次在中国开会，约翰逊教授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听，似乎想表明在农民问题的研究上是没有语言障碍的。约翰逊教授忘我工作的精神始终激励着许多经济学家，他有一次坐轮椅参加CCER的一次会议，并且在会议上还指出政府补贴是做不到农村与城市收入平等的，他关心农民问题并非凭良心的决断，更重要的是探询一种经济规律，他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结构才有可能。
周其仁教授接着指出理论研究是因为我们面临的现实太复杂，他回想起四年前与约翰逊教授一起在河北农村做调查，那个时候约翰逊教授带着起博器，想到约翰逊先生的这种精神，周其仁教授批评当下所谓的一些三农问题的专家应该汗颜。约翰逊教授身上体现了良知（heart）和理性（mind）最好结合，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将会照耀我们继续前行。
扯得远了，这个译本固然有些粗糙，但是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还是常备重要的。
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7. Development as Freedom
“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是科斯以来的制度经济学带给我的认识。随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关于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聚焦的是“市场”，而不是“发展”，直到后来读到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才认真考虑到底什么是“发展”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为了什么？是为了自由而不仅仅是效率或者经济利益最大化。人会为其他价值而行动，但也会考虑用有效的手段去追求价值的达成。而价值的激励会导致激情，理性（用有效率的手段去达成价值目标）则是激情的奴隶。
大多数人赞美市场经济的主要理由是效率，或个人效用的提高，而不是从自由扩展（个人选择集的扩大）的角度去看的。而Sen认为后者才是我们赞美市场的最主要的理由。
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基本问题都要回到人类行为，看人对什么激励有反应，这个是根本性的（从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从微观机制（心理学）到宏观行为（公共事务：政策与管理），莫不如此。公共事务就是看公共组织（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如何改变人的行为，如何提供公共品（生产和分配），最终扩展人的自由（更多“好的”选择 more better choices）。从这个意义上，森的这本书带给公共管理的启示是，要以自由看待行政。
Sen, A. 2000.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NY: Anchor Books.
8.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出现所谓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导致公共品供给陷入困境。而政府提供公共品往往难以避免低效和腐败的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另外的出路？奥斯特罗姆的答案是肯定的。
奥斯特罗姆研究的一系列公共品供给形式，既不同于全然的私有化，也不同于国有化，而是类似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印第安那州警察部门、阿尔卑斯山的草地、日本公用山地、和西班牙韦尔塔等一系列自组织形式。奥斯特罗姆对人类社会自己组织起来提供公共品的研究，承接的是托克维尔的传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群人如何自治才能有效提供公共品，避免类似搭便车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奥斯特罗姆认为有效的自治需要：一，增加自治的可能性；二，增强自治的能力；三，解决监督与惩罚的问题。简而言之，需要解决自治“制度”的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余逊达译，上海三联。
9.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这是最近两年里不断读的书。所谓经典就是常读常新。
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中做了不同以往的初步尝试，西蒙提出决策制定过程是理解组织的关键。不理解人的决策就不能理解组织。而要理解组织中人的决策，就先要把这件事描述清楚，再来谈背后的道理。
说是字字珠玑，怕是绝不为过。参见《每个发现背后，都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
以上四本书小结在这里《影响我的四本书》。
10. Poor Economics
Banerjee, A. V., & Duflo, E. (2012).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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