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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景明，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走出历史的尘烟》，李菁 著 （团结出版社，2021）

本书作者李菁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带着录音机走天涯，听各式各样智慧而有趣的人讲述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她不负使命，为读者呈现的不仅是亘古不变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她试图带着读者踏入时间的长河，看滚滚历史潮流下个人命运与动荡时代的交织，不经意地用她本人及访谈者的思考，引起读者深思，看到人物的多面性，以及左右时代的思潮与政治。

书中记述的二十多位中外人物，大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痕迹。有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司徒雷登，贝聿铭，吴清源；作家齐邦媛、王鼎钧，叶嘉莹，萧红；出版人王芸生，陆费逵，学者及文化人黄永玉、周有光，唐德刚，张伯驹等；也有不容忽略，却几乎被遗忘的人物，例如美国记者白修德，将哈尔滨从鼠疫中解救出来的医生伍连德等等，还有十分奇离，超乎小说家的想象的真实故事。不谙中文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嫁给中国抗日将领谭展超的意大利女子贝安加。她曾将自身间谍经历写成畅销书《鸦片茶》。

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好似面对一席盛宴，先品尝自己最喜欢的，急不可待地翻开作者与齐邦媛的笔谈。《巨流河》出版后，众读者为之倾倒。齐邦媛从读者来信及各种书评中挑出部分，汇集成《洄澜：相逢巨流河》，李菁这篇纳入其中，已经看过。再次细读，领略到齐邦媛的每段笔答，字字玑珠：“用‘乡愁’或‘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乡思，实在是太温和了。” “那历史冻结的上半生横亘在我心深处，从未消退。”

笔谈，问什么，怎么问，最考功夫，前提是了解访谈的对象。从李菁的提问，看得出她精读此书，且对书中描述的历史、对作者，怀着“深情与敬意”，故能引发对方的金玉良言，道出《巨流河》达到如此高度的前提：“1949年之后，我有足够的阅历，读了许多诠释20世纪世界史的书。自信可以很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成长岁月中的人与事。对于当年那样真诚献身的人，有超越个人关系的尊敬与怀念。”这段话值得每个写回忆，做口述史的人奉为坐标。

印象中，黄永玉活得潇洒，才华横溢，令人想起苏东坡。没料到他经历过许多磨难，是一位永远带笑的硬汉子。他认为自己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恨。他将沈从文的五字箴言当做人生秘籍：“爱、怜悯、感恩”。台湾作家王鼎钧有类似的感悟：“我用了17年 （写回忆录），是要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达到“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境界。

一代人离去，带走他们的传奇

中国近代史，几乎是一部苦难史，安居乐业的岁月不多。1906年出生的周有光，一生之中经历过三次倾家荡产，曾祖父曾为常州第一代实业家，兴建了许多布厂、纱厂。十九世纪中叶，历时2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民族推进深渊。苦心经营的工厂全部被叛乱者烧光，曾祖父投河而死。之后数十年间，家族好不容易重新积攒的财富，八年抗战之后，一无所有。周有光在重庆时，一次出差回来，办公室被炸平；回到家，只见一片废墟，家人生死不明。四年内战之后的安稳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文革来了。周有光先挨批斗，后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几年后回到家中“发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了”。

《走出历史的尘烟》作者李菁 

他能活下来，活到终于能够安居乐业的时代，过往的颠沛流离，痛不欲生的日子，化为记忆，写下来，便是历史。2000年代初，大量的个人回忆录出版，这是历尽艰辛，晚年得以痛定思痛的一代人对自己、对子孙，对历史所作的交代。苦难不一定能够兴邦，却产生无数引人入胜的故事。2006年，《三联生活周刊》开辟了口述历史项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开启“民间历史”项目。周刊关注知名人士，我们希望采集普通人的记忆，均应时而生，同时也意识到事情的迫切性。2005年，李菁采访了溥仪的妹夫，他毕生的好友润麒，两年后去世；同年采访报人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次年逝世；幸运地，她在唐德刚，周有光等人离世前采访了他们。

幸福的时代都差不多；不幸的时代中，每家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不见了手机就抓狂的今人，对那些刻骨铭心的痛楚无从体会。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听到长辈曾经生离死别，曾经富贵，又一无所有，难以置信。这一代人，希望也是未来的无数代人之中，绝大多数没有什么令人扼腕，为之伤心落泪的人生故事，何其幸运。

多面人生，盖棺不必定论

小时候跟父亲去看电影，人物在屏幕上出现，我立即问“好人还是坏人？”稍长大，他说“你自己看“。其实不难分辨，长像好看的就是好人，难看的就是坏人。对史迪威这样的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很可能视乎先看到他的日记还是蒋介石的日记。李菁带我们走访了史迪威的故居，听她和将军后人倾谈，听到的是史迪威的中国情结和中国缘。

1911年，28岁的青年军官第一次来到中国，到1944年黯然离开，五度来中国，在此一共度过了12个年头。许多时候携家带口，四个孩子随着他们爱冒险，不畏艰难的父亲住在异国他乡。1921年山西发生饥荒，为赈灾，美国红十字会将史迪威从陆军中“借出”，负责修建一条131公里的公路。他指挥一万多民工，被他们的刻苦、乐观、诚实和友善感染。了解史迪威早期在中国的经历，看到了一个与我原来印象中不同的史迪威。

口述史和回忆录贵在真实，并不去刻画人物，只显现人物。本书的迷人处往往在于那些出乎意料的细节。辟如史迪威去世后，一位中国老人前来悼念，竟然是冯玉祥；萧红与鲁迅夫妇交往的细节中，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鲁迅；想不到贝聿铭的夫人也是一位专业人士；黄永玉一边挨鞭子，一边数着：一下。。。一百下。。。。

口述史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以历史事件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前者如台湾中研院的口述史项目，采访个人的目的为弄清楚一桩历史。读罢《巨流河》，我兴奋地找来齐世英先生的口述史。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讲到他的家庭，讲到齐邦媛，颇为失望。李菁的这书属于民间口述历史范畴，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窥见他周围的人和事。让时光倒流，历史的场景重现。我们对人性，对社会，甚至对政治与经济多些了解，而对某个人物则不必盖棺定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本书所写的人物，性格相异，命运各殊；许多人曾尊为座上客，也曾沦为阶下囚。不负此生，有一番作为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后面的原因是个人锲而不舍的付出，胜不骄，败不馁的态度。王芸生流芳于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报人，在繁重的编辑业务之余，他认真梳理中日关系，完成了八卷本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他经常通宵不眠，“身旁放一盆冰水，发困时就把脑袋放在水里泡一会”。有老顽童之称的黄永玉，上午写作，下午画画，不敢懈怠。叶嘉莹当初到美国教中国文学，每晚查生字到半夜两点钟。

书页后面，看得到李菁本人的努力。口述历史的采访及写作者，必须是一位倾听者。能够听懂对方，才能交流，从而抽丝剥茧引出一层又一层的故事。这本书的每个篇章乃作者查看许多资料而写成。访谈之外，本书也有她参考各种资料写成的历史事件。与学者不同，写作的内容五花八门（大概也因为杂志派下任务，不得不从）。行万里路，读百卷书；也快乐，也辛苦。

走出历史的尘烟

齐邦媛提到，抗战期间，无论中学、大学都没有停止，且一律不收学费。“弦歌不缀是中国在那些困难的时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王鼎钧回忆道，当时，流亡学生的“待遇”与士兵相同。“一个兵每月有多少米，流亡学生就有多少”。李菁从两人回忆的无数事实中挑出“弦歌不缀”，也是我读两人的回忆颇为感触之处。许多读者不曾听闻的一节史实，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得以显现。

李菁也从出版物中采集素材，编撰人物的故事，其中一位是抗战期间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有点像做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她心中问题也许是：抗战时期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看法为何犹豫不定？为此，李菁做了大量功课，甚至留意到不久前出版的，剑桥大学方德万的著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 – 1945）》，此书参考了民间的回忆录，体现出非主流叙事的重要性。跟随白修德的足迹，很容易看到西方对蒋介石政府失望的原因乃政府官员贪污腐化。

不由人想到，如果当年有他这样背景的记者，常驻延安，深入了解整风运动，又会如何报道呢。20年后，重返中国，白修德旧地重游并见到他崇拜的周恩来，发出的一番感慨，意味深长。1980年，将近半世纪后，《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再版，病榻上的王芸生在出版序言中加上“国无常仇”四个字，那是历史尘埃落定后的彻悟。

阅读这本书，像是观看以民国为背景的舞台上一出出戏。大幕落下，回味无穷。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书，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齐邦媛的这番话，是抹平创伤，洞察世事的智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2021年3月16日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团结出版社，经作者授权渡十娘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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