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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顾问，并负责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40年代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本书中描绘了1620 到1960 年间十六位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笔下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如此有趣，且发人深思。传教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凭借西方科技的“小把戏”，预测天相，令天子折服，成为皇上的亲信。若非舍不断前宫后宫，天朝皇帝信了上帝的话，中国和世界的后来的走向难以想象。

1835年，差不多200年后，清朝日渐衰败，官吏贪赃枉法，民不聊生。西方向中国倾销鸦片，社会沉沦。对上帝的使者而言，正是将救世福音撒到这饥渴大地的时机。排外仍然是基本国策的时代，耶稣会的伯驾（Peter Parker），试图用现代医学接近中国人，他能说流利的中文，在广州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眼科医院，头三个月就看了九百多名病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甚少机会进入医院的女性。伯驾不知疲倦地在中国行医二十多年，其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内心的满足，他觉得自己辜负了上帝要他拯救灵魂的更重要的使命。鸦片战争前后的仇外情绪，令他要救死扶伤的工作都不能继续。不知道广州人民有没有为他立一座纪念碑？

史景迁将不登大雅之堂的两位冒险家纳入视野，即组雇佣军协助商人及朝廷对抗太平军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 Wald），英国人戈登（Charles Gordon）。打着正义的旗号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太平天国运动，至今还躲在“革命”的挡箭牌后面。待这场运动受到历史公正的裁决之时，这两个小伙子的传奇故事大概会搬上银幕。

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居然聘请了一个23岁的英国小伙子李泰国（Haratio Lay)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他不负重托，在任上八年之后离开，和他的继任赫德（Robert Hart) “打造这诚实、高效的衙门“，他们创造的税收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赫德不拘一格选人才，他亲自掌控人事安排，到他辞世时，中国海关的国际化程度空前绝后，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300多内班职员。无论你是挪威人或德国人或日本人，首要的条件是精通中文（对的，不是英文）。

赫德绝对是一位劳动模范。“一年到头每天从早上九时到下午五时，都可以在办公室见到赫德的身影“。他从不休假，足不出北京。他的努力卓有成效，让中国海关从岁入三百万两遽增为三千万两。义和团几乎将赫德的身家化为乌有，但他终不悔，为恢复海关的工作又在中国住了八年。垂垂老矣的洋人高官，在总税务司私人乐队“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声中，告别他居住了50年的家园。

另外两位在清朝政府内官至三品的外国人丁韪良（William 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 ）则是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他们在宗教热忱与使命感驱使下离乡背井，百折不挠，在中国打开一片天地。丁韪良幸运地得到赫德的支持，开办学校，引入西方基础教育，包括英语、地理、数学、天文学，乃至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他为此穷尽了数十年光阴。1850年，丁韪良来到中国时23岁，89岁时死在北京，他死前预言中国不出几个世代，便能厕身世界强国之林。希望有人燃香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05年，29岁的医生胡美离开他服务的印度，带着创办一所医学院的夙愿来到中国。他的雇主是根植于耶鲁大学的耶鲁传教团，后来的雅礼协会。他们希望通过教育令中国人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以基督信仰为基础，激发道德力量，陶冶健全的人格。胡美来到中国，正是内乱不止，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这位医术高明而性子急躁的医生之豪情与理想，化为医治病人和处理行政的日常。更令他头疼的是与美国同僚，中国官僚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辩。他在中国的二十多年没有白费。他在长沙创办的湘雅医院，成为这个城市的坐标之一，至今被人传颂。

对苏联来说，职业革命家鲍罗廷来到中国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他在孙中山最需要援手之时，伸出双手。两人一见如故，把手同游。另方面他代表第三国际哺育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有学者认为国共两党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和共同的教父鲍罗廷有关。他教会两边的徒弟从基层建立党组织，一级级上升直到权力核心。鲍罗廷游走于钢索之上，凭借个人魅力和卢布，执行他既微妙又复杂的任务。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反目为仇，鲍罗廷心灰意冷，作为一个失败者离开中国。而我们忍不住想，如果他不曾来到。。。

1921年，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整合西方民间团体和个人在中国的救灾行动。来自法国的土木工程师托德接受挑战，监督约三万五千民工修筑一条长五百英里的泥土路，以工代赈。之后又曾指挥二十万劳工，进行黄河改道工程。史景迁形容托德提出的黄河治理蓝图“不是一篇工程文献，更像是一首普罗米修斯的凯歌”。20世纪20、30年代，在政治纷忧中继续与中国的江河搏斗的法国工程师感叹道：“在人民心中，内战与政治上的尔虞我诈，似乎比这种单调的工作重要得多”。他在中国工作了二十一年，完成无数水利工程，尤其1946 – 1947的黄河计划得以成功，令他觉得此生无憾。

本书所写的人物中，最为国人熟知的，是来中国不到两年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50年代起，中小学生都背诵过毛泽东的文章“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白求恩在中国去世时不到五十岁，他看起来已经像个老人。这位无私无畏的战地医生操劳过度，他曾经藏身在离前线不远处，40小时内施行了71次大小手术，也曾于69小时内诊治了115名伤者。一度在生活中迷失方向的青年白求恩，后来成为一名医生，曾到西班牙参加抵抗运动，回国后参加共产党。他不能对发动战争的罪行熟视无睹，决定要到中国来参加抗日，并非被谁派到中国。文章引用了他的日记、信件，看到他感情充沛，有着诗人气质，敏感、善良、无私。

我牙牙学语时，就会竖起大拇指说“老美顶好”，那是40年代中期的昆明。将昆明人从惶惶不可终日的飞机轰炸中解救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天兵天将，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我最好别让历史学家的冷峻破坏我们昆明人对飞虎队美好的集体记忆。战争灭绝人性，摧毁生活，藐视生命。即便正义的一方，战争的故事也绝不美丽。蒋介石也好，史迪威也罢，如果他们不能做出让千百人去牺牲的战略决策，不可能指挥战斗。

史迪威将军注定不可能完成他的使命，他太清楚中国军队的问题所在。他和蒋介石是彼此命中的尅星，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不可能接受外国军事顾问的指挥。史景迁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史迪威方面，读者需要参照其他史料判断是非。他后来忍无可忍，干脆去到丛林中与士兵为伍，不愧一位军人。这一章读来令人沮丧。无论史迪威、魏德迈看来，中国军队补给都不足够，营养严重不足，缺乏训练。许多人浑身是病，走路都很勉强。只有勇气，不足以战胜敌人。 

像我这样对历史只有大而化之了解的读者，“跟随”书中的主角走近当时的社会，大开眼见，何况导游是位学富五斗，机灵敏锐的历史学家。史景迁从浩瀚而庞杂的史料中挑出最能体现时代面貌的信息，许多闻所未闻。例如1864年，上海租界一万户中国人中，有六百六十八家实际上是妓院。例如湖南在1911 – 1920年间，先后被八人控制，土匪横行，饥荒导致溺婴、人吃人。种种不一而足。每一条信息作者都注明出处，许多来自同时代到中国的外国人的回忆录，或他们留下的文献。

按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来到中国的某国人即代表他的国家：白求恩代表加拿大，路易艾黎代表新西兰。这本书写到的十六位“国际友人”，除了鲍罗廷和抗战时期来到的军官史迪威、魏德迈，皆非由各自的国家遣派而来。直到20世纪初期，这些离乡背井，自愿来受苦受难者，除了极少数冒险家，都是作为神的使者而来。 

书的英文书目”To Change China” 意思是这些外国顾问旨在改变中国。《改变中国》望文生义，可能被误解为他们改变了中国。作者追溯他们不凡的经历，探索各自的动机，做出结论：西方人仍对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深信自己出师有名，急欲“开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这些西方顾问的境遇时刻作为借镜，以昭炯戒。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作者可以这么说。作为中国读者，掩卷思索，无论他们带着什么样的使命来到，这些将一生的精华贡献给华夏民族，促成了中国在科技，教育，医疗，管理方面的进步的先驱者，值得我们铭记、感激。他们辛劳而卓有成就的人生带给后人的启发，超乎宗教，超越国籍。

熊景明

2020年9月20日于香港

本文作者熊景明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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