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松仔园，USC行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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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顾问，并负责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40年代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一对师生。2004年，香港船湾水库大堤。两人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傅高义教授（1992 – 2015）；戴慧思教授（2015 – 至今）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任校长李卓敏远见卓识，舍市区而选郊野荒坡建校，而今美丽的校园绿树成荫。海边高速建成后，校门前山半腰的大埔公路不再车马喧嚣。春意浓时，驾车驶过，路旁一树树洋紫荆花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出校门向右驶行约十多分钟，可来到大学的“后花园”，俗称松仔园的大埔滘郊野公园。

与中文大学同一年在香港设立，为中外学者提供学术服务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简称USC），1988年并入大学。从此，周六下午约上访问学者前去郊游成为中心的惯例，香港人称为“行山”。松仔园离学校近，去得最多。每来到，作为导游的我，都会骄傲地告诉大家，香港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从空中望下来，九龙半岛和香港岛竟然绿色为主，自然覆盖的面积占整个香港的75%，从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制定以来，香港一共建了24个郊野公园，使得将近40%的土地上郁郁葱葱。松仔园是其中一个，180种亚热带植物在这里生长，是这里的主人。

 傅高义教授与熊景明，香港大埔滘松仔园（摄影：汪永晨）

10月中到翻过年去的5月初，是香港的行山季节。即便又阴又雾，来到大埔滘，灰暗的天空之下，大自然依然楚楚动人。穿行于林间小道，袅袅轻雾林间漂荡，缓缓淡开，又轻轻聚拢。远处群山在虚无飘渺的氤氲中，若隐若现。春天的松仔园最动人，路边高大的枫树端，不久前在风中颤抖的干枝，突然间吐出片片新叶，繁星似地撒向枝头。香港没有金色的秋天，却有殷红的春天。一丛丛新冒出来的叶片，皆红色。

访客来到中心，通常说不上三句话，我就发出周六行山的通知。90年代初，一位大陆作家初次访问中大，和我商量她演讲的日期，我说咱先说玩的事吧。她觉得此人不够专业，但值得交朋友。重庆大学一位校长来访，我照例约他去行山，他冷冷地说：我不去了，我在重庆天天爬山。作家莫言到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主人问我能否协助接待。那还用问，自然带他去大埔松仔园。一路听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小时候趴在地上吃泥巴，后来身体抵抗力特强，五毒不侵。莫言诚恳朴质，风趣诙谐，令人舒服。

学者组成的远足队通常一路高谈阔论，我不断指指点点，提醒众人留意四周美景。又一次张鸣和李昌平两人分别脚疼腰痛，向我告假。我劝他们还是去吧，不到半小时就爬到坡顶，众人沿山路绕一圈，你们在小河边树下谈你们的国家大事。两小时后我们回到原点，两人正兴致勃勃地辩论土地资源向资本转换的问题。有人说，你们中心真周到，每次你走在前面带路，关教授在后面压阵。其实我没有担负领队的服务精神，只是自顾自，喜欢看小路在跟前蜿蜒，引至一处处新鲜。关教授倒的确在照料大家，担心有人掉队。有一次，走着走着，不见了来自美国和瑞典的两位学者。关教授小跑着折回去找他们。走岔路的人找到了，而关教授崴了脚。他从来都是那种给人做榜样的师长。

2008年，USC国际研究生研讨班，香港大埔滘松仔园

大埔郊野公园有四条行山径，依长短为红路，蓝路，黄路和啡路。30年来，我们去过不下一百趟，走的几乎都是蓝路。连路上停下休息聊天的时间，差不多三小时。蓝路也最美，沿小溪而行，路边大树上粗粗的藤蔓垂下，像是电影《泰山》的场景。身边静静流淌的溪水，待山势渐高，落到谷底。山道转弯前数十米，小河两岸横着两条木头。一次，有位同行的美国年轻博士提议说，谁敢过去我就跟上。我没多想，跨上“双木桥”，走了一个来回。轮到他，走了不到一半蹲下来，变了脸色。我过去将他牵回。一丈多深的谷底，掉下去后果不堪。再次来到，我打算表演一番，被关教授禁止了。

傅高义教授与熊景明等，香港大埔滘松仔园（摄影：汪永晨）

2000年初，一位南京的历史学家来访，面色红润，体格匀称，一点看不出心脏弱，膝盖有事。约行山，他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召唤。那年和傅高义去行山，他年过七十，走得不快，末了才告诉我说，准备做换膝盖的手术。耶鲁大学的戴慧思教授（Deborah Davis ，现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每次来中心，都将行山计划列在行程中。有一次她计划中去行山的日子下起小雨，就我们两人，如丝细雨，轻吻人面，飘飘洒洒，未令春服湿透。小径上落叶堆积，踏上去软软的，清香而有弹性。清凉恬静的感觉和这天的风景一道存在记忆中。

戴慧思教授与熊景明，香港大浪湾

林中居民有猴子，不多，偶然露真容，引来路人的大呼小叫。一次袁伟时，Lung Yingtai，Qian Gang等人来到中心，我们中午偷跑到松仔园野餐。登林道至坡顶，左拐沿小路行，路旁溪流湍湍，飞跃石间，水清见底。一行人围溪边树下木桌而坐，三明治的味道引来不速之客，一只猴子。大家拿相机对准它，它镇定自若，模特儿似的，任你拍。它的同类通常没这么礼貌，见到手提塑料袋的行人，从树上跃下，不待你反应过来，已夺而远逃之。一次关太太遭劫，转眼之间，只见劫匪坐在大树顶上，淡定地享受嗟来之食。关太太不敢肯定袋子里是否有她的门钥匙，大家只能树下耐心等待。猴子好像听懂了，将塑料袋翻过来抖了抖，落下来的没有钥匙，只有几小块巧克力。我捡起一块塞进口中，关教授严肃地说，猴子的爪子有细菌。已经太晚了。我被猴子偷袭过一次，幸而捏紧袋子，同时大声呵斥道：快走开，袋子是空的。同伴大笑。当天都是内地人，一路讲国语，我却用英语对猴子说话。猴子非我族类，纯属本能反应。

香港朋友笑称我南蛮子，到了山中，更像回到家乡，“疯”是自然。一次，林子空地上，我带大家一道玩小时候的游戏“求人”。分为两组，手拉手横排对面站，一组迈步前进，另一组倒退。来回反复。前进的一组唱道：“我们要求一个人”，“你们要求什么人”，“我们要求XXX”，“什么人来接送他”，“就是我来接送他”，被选中的两人比力气，看谁将对方拖动。兴致高时，众人表演节目，内地学者通常都大大方方高歌一曲。关教授曾禁不起大家一再要求，唱了粤剧“帝女花”选段。

1997年春来到松仔园﹐渔农处公园管理站米字旗高悬﹐加州大学的教授Rick Baum当即露出政治学家本色﹐打算拍下将成遗迹的景致。幽谷无风旗不展﹐众人陪他等了一阵，作罢。次年来到，同一竖旗杆上，红色的特区政府旗帜高悬。马照跑，舞照跳，山光水色依旧。如此巨大的变故，未消减几多港人对政治的疏离。而今过去20多年，不一样了。。。。

见证社会变迁的是住家。顺路边林道而上约数百米处，有一户人家。九十年代初，主人家常在门口支一张台。木瓜﹑丝瓜﹑金桔和林林总总园中瓜果，供品似地陈列于上。路人取走水果，将零钱留下即可。来自新西兰的罗曼英教授在香港长大，据她说，当年和中大同学来行山时，常与园主阿伯聊天。他指给同学看从各地引来，栽培于园中的花花果果﹐开心又自豪。2000年左右，阿伯故世，儿子将果园出售。新主人把一园花木斩净砍绝。若非麦理浩时代立下法规，香港人严格遵守之，郊野公园大概早已面目全非。

与多年不见的中心访客相遇，聊起来，一道行山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为鲜活。等将来大家老得爬不动山，许多温馨的记忆会依然相伴。忘不了伫立树下仰望，溅满雨水的一株株嫩绿﹑粉红在天空衬托下晶莹剔透，显示出无限生机。

文章曾发表于《南方周末》，并获选入《2019年中国随笔选》，由作者授权“渡十娘”推送。

傅高义教授与熊景明，香港大埔滘松仔园（摄影：汪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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