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沈弘：追忆硕士论文导师赵诏熊先生

本文即将发表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五）》，浙江大学出版社。经作者授权，在此先行推送，以飨读者。

值此教师节之际，谨以此文向所有北大和浙大的老师致敬！向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所有老师致敬！老师们辛苦啦！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追忆硕士论文导师赵诏熊先生

沈弘

作者简介：沈弘，浙江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翻译协会副会长等。研究兴趣包括英国文学、中外文化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出版过45本书和100多篇论文，代表作有《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2019），《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2019）、《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2014-2018）等。

     前几天，《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约我写一篇关于赵诏熊教授的回忆文章，这事一下子勾起了我对于四十多年前在北大求学时的回忆。1977年，原本在西湖伞厂当冲床工的我有幸在杭州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全国统一高考，被北京大学所录取，成为了该校西语系英语专业的本科生。

     当时四人帮刚垮台不久，国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刚入校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寝室八人一个房间，挤得就像是沙丁鱼罐头；上课没有教科书，讲义主要靠刻蜡纸油印，用纸质量粗劣，呈黄褐色；食堂口粮按人头分配，以坚硬的馒头和窝窝头为主，习惯于吃米饭的南方人对此简直难以下咽。更有甚者，有数千人用餐的大饭厅竟然连桌椅都没有，学生们只能蹲在地上吃饭。北京风沙较大，一阵穿堂风刮过之后，饭碗里就像是撒了一层胡椒粉。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文革后首批经过高考选拔的国内最高学府的大学生，我们相对于其他学校的学生来说，也享有一些特权和专业学习方面的优势。其中最大的特权和优势就在于北大有顶级的师资配备。国内很多一流的英语学者都给我们上过课或做过讲座，例如陈嘉、朱光潜、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我的学士论文导师是杨周翰，硕士论文导师是赵诏熊，博士论文导师是李赋宁。

     对于国内学习英国文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杨周翰和李赋宁无疑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然而赵诏熊比他俩的资格更老，因为当杨、李二人1938-1939年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时，赵诏熊就已经是那儿的老师了。

     赵诏熊教授是江苏常州人，1905年出生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中共有四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这四个孩子均是学霸。姐姐毕业于女子师范，赵诏熊和弟弟赵访熊、妹妹赵婉和都考上了清华学校和留美奖学金。赵访熊后来成为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中流砥柱，并做过清华大学副校长；赵婉和则留在了美国，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

     赵诏熊是在1921年考上清华学校的。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其为期七年的学制比较特殊，进校后便相当于初二，毕业时就相当于读完美国的大一，所以留学美国时便可以直接插班到大二。1928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便考取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赵诏熊跟清华学长和老乡周培源比较熟，后者比他早两年考入清华，早四年留学美国。周培源先是在芝加哥大学数理系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去加州理工学院拿了理科的博士学位。受周培源的影响，赵诏熊本科期间就读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系。然而在美留学期间，他参与了学生戏剧社团的活动，对于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戏剧作品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到了研究生阶段，他便转而报考了隔壁哈佛大学的英文系。1932年他顺利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的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便立即回国，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和云南大学。抗战爆发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于是赵诏熊也正式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教授，并且在外文系开设了英国戏剧的课程。西南联大这一段时期应该是赵诏熊先生教学生涯的高光时刻，因为当时的西南联大群贤毕至，在1939年外文系的毕业班上有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周珏良等一大批优秀学生，他们大都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了他的新同事。与他在外文系同事的还有吴宓、叶公超、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著名学者，尤其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燕卜荪，这位年轻的外教比赵诏熊还小一岁，并且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莎士比亚戏剧和弥尔顿研究等课程。

     抗战结束之后，赵诏熊先生便去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执教，直到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才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可惜解放后中国大陆因为学习苏联而冷落了被认为资产阶级性质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文学。有些著名的学者甚至还放下了自己的专业，去改学俄语。但是赵诏熊教授在50年代中期还干了一件大事：他曾经作为首席翻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阶段的板门店停火谈判，用英语作为人生斗争的武器，为祖国赢得和平和尊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赵诏熊先生在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英语教研室主任。他专攻英语语言和戏剧，发表过论文《莎士比亚及其艺术》、《萧伯纳》等。1982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研究生导师，具体担任了我和杨晓山这俩人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根据赵先生的专长，我选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杨晓山选了萧伯纳戏剧。当时赵先生已经77岁了，我俩是他指导的首批，同时也是最后一批，研究生。

     第一次去见导师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和杨晓山带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中关村小区赵先生的家里，受到了亲切而殷勤的接待，很快那种拘谨的感觉便一扫而光。赵诏熊先生非常健谈，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赵夫人林筠因也是北大西语系的著名教授和语言学家。他俩没有孩子，所以喜欢年轻人上门做客交谈，这样我们就觉得更加放得开了。我俩自我介绍之后，赵先生便仔细询问了我们的情况。然后他对我俩提出了要求：首先我们要尽快把硕士论文的题目定下来，并开始为论文的撰写做准备。因为要做特定题目的研究，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资料。由于当时的计算机网络还没出现，查资料往往要靠笨方法，需要跑很多地方。其次，他规定我俩要每隔两个星期向他汇报一次学习心得和研究进展，因为做学问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从那以后，我和杨晓山便成为了赵诏熊先生家的常客。我们每次去都要带去最近写的文章或完成的翻译，向他汇报刚看过或正在看的书，以及学位论文的准备情况。为了能尽快把论文的题目定下来，我按照赵先生布置的任务，从头到尾看完了《莎士比亚全集》中的36部戏剧作品，并且动笔试写了几篇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学期论文。最后在赵先生循循善诱的引导下终于决定把硕士论文的题目确定在莎士比亚的一部问题剧《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上。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基于以下这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首先是《一报还一报》这部莎剧当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研究，写它不用担心跟别人撞车或炒冷饭。其次，该剧主人公安哲鲁（Angelo）个性复杂，是一个很值得仔细分析的戏剧人物，他满口仁义道德，以禁欲圣徒的形象自居。尤其是在代理摄政官期间，他大权在握，给人以公正不阿、执法如山的假象。然而当女主人公依莎贝拉来找他，想为自己已判处死刑的兄弟克劳狄奥求情时，安哲鲁的肮脏本性便立即暴露了出来，他不仅试图潜规则依莎贝拉，而且当后者提出要揭露他时，还企图用权势来威胁她。这个典型的两面人性格跟我后来在博士论文中所分析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分析安哲鲁的人物性格时，我还试图把这种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性格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联系起来，当人们试图沿着社会阶梯往上爬的时候，欺骗便成为了一种普遍和行之有效的手段。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我还试图将莎士比亚创作这部剧的意图跟当时欧洲流行的蒙田怀疑主义哲学的影响联系起来。于是，这部作品中频繁出现的“seem”（似乎、好像）和“seeming”（似是而非）等用词便无可辩驳地成为了这部剧作的主题关键词。莎士比亚试图通过揭露安哲鲁的本性来警示人们：不要被虚幻的表象所蒙蔽，你所见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的。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按照当时北大英语系的规定，所有的学位论文都必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光是有了想法还远远不够。你还得要用正确流畅的英语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所以说学位论文的最困难部分还在于要动笔把它写出来。幸亏在赵先生的监督和帮助下，我还是按部就班地把七、八万字的硕士论文一章章地用英语写出来了。这里面也浸透了赵先生的心血，因为我写的每一部分初稿，都得交给导师看，让他改错和提意见，然后我再去改写。有时候要改写好几遍才能把这部分的内容基本确定下来。当时大家还没有电脑，交上去的都是手稿。而且我在本科时期为了节约纸张，养成了写蝇头小字的习惯。事后我才知道，赵先生因为年纪大了，视力很弱，看我的稿子一定很困难。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内疚。

     回顾攻读硕士学位的那三年，虽然很辛苦，但更多的是快乐，是一种放飞思想的快乐。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接受严格学术训练的过程，从确定研究课题，寻找相关资料，一直到落笔撰写论文，我就像早先在工厂里当学徒工拜师学艺那样，一步步地熟悉了学术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学位论文，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做更深入研究的自信心。在我们那一届硕士毕业生中只有我一人报考了当时北大新设立的博士学位，并且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北大英语系的首位博士研究生。

     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得到了一个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去英国牛津大学访学一年的机会，拜著名的古英语学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为师，真正体验了一把传说中牛津大学独特的导师制教学过程。牛津大学的学制很特别，分为学院和大学这两个部分。学院为每个学生配导师，大学的各个系则负责为学生开设各种各样的课程。学生可以不去听任何一门课程，但是却必须每周见一次导师，从导师那儿接受学习任务，通常是要每周写一篇小论文，然后在见导师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读自己的论文，回答导师的提问，并与导师一起讨论自己下一周的学习任务。为了在见导师之前完成这篇小论文，许多学生不得不通宵达旦地连夜赶写，因为交不出论文的话，后果将会十分严重。我导师米切尔博士刚从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于是我便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主要的学习任务是读他主编的那本《古英语入门》和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以及跟他讨论我正在写的博士论文，其题目是古英语文学和中古英语文学对于弥尔顿塑造《失乐园》中撒旦这一人物形象的影响。跟他的交谈使我大开眼界。例如他会指定我去读某一本经典的论著，并要求我从中挑出其中的十个漏洞或错误，这种做法不仅要训练学生的批判的眼光，而且同时也教育学生不要迷信任何一个权威。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不会直接给出答复，而会反问我很多问题，直到我自己弄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过我对于牛津这种大学者与小学生之间当面交流的形式却并无违和感，因为我此前的三年也是这么过来的。牛津每学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只有两个月时间；北大除了夏季学期之外，春、秋两个学期都是四个月，所以每学期见导师的次数其实也是一样的。想到这儿，我不禁暗自庆幸读硕士期间能有赵诏熊这样较真的老前辈来做我的学位论文导师。

     如前所述，赵诏熊先生十分健谈。见导师时每当我们谈完正事，都会饶有兴致地听他聊自己以前的经历和各种名人轶事，从周培源到丁石孙（他的隔壁邻居），从哈佛大学到西南联大，从清华到老北大，海阔天空，令人神往。他经常提到哈利·莱文（Harry Levin）这个名字，后者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和莎士比亚专家之一，曾经为河畔版莎士比亚全集写过长篇序言。莱文虽然小赵先生七岁，但却是他的哈佛英语系校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莱文曾应邀访华，来过北大，当时北大领导就是指定赵先生去接待这位贵宾的。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英语系访学期间，有一次收到了我博士论文导师李赋宁先生的一封来信，说他正在国内筹办吴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很想邀请莱文教授来会上做主讲嘉宾，想让我当面向莱文教授转交他的邀请信。第二天我便打电话联系了莱文教授，并且赶到他家里，向他亲手递交了李赋宁先生的邀请信。莱文教授委婉地告诉我，他由于年纪太大和身体原因，已经不适合做去中国的长途旅行。但他仍然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当他知道我是在英文系访学时，便跟我讲了许多跟哈佛英文系有关的轶事。原来当时颇为活跃的哈佛大学校长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也是从哈佛英文系毕业的，而且莱文教授还是他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告诉他，赵诏熊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导师，而李赋宁先生则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听了也很高兴。我忽然觉得世界真小，拜上述这两位导师所赐，我居然还能跟哈佛校长也搭上关系。

     顺便说一句，我跟赵诏熊先生的联系并没有因为硕士论文的完成而戛然而止。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定期会带着孩子去看望赵先生和林先生。就连我出国之后，也会有书信往来。下面就是我第一次出国时，赵诏熊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字如其人，上面这封信中那苍劲而又娟美的毛笔字体和风格颇能反映赵诏熊先生作为一位老派学者的性格和气质。

     遗憾的是，从1993年8月至1997年8月的四年中，我人一直都在国外。由于生计所迫，再加上漂泊流离，我逐渐失去了跟赵诏熊先生的联系。1995年底，我从网上得悉北大英语系还专门为他举办了90诞辰的庆祝会。但是等我在1998年再次听到有关赵先生的消息，便是他以93岁高龄去世的讣告。

     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曾去过很多地方，搬过无数次家，许多很有意义的纪念品到后来都找不到了。但是赵诏熊先生写给我的这封信却仍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因为每次看见它，我就像看到了写这封信的人。

     赵诏熊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特邀编辑：郝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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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简称CMRS）于2016年12月30日在杭州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的使命是整合研究力量，推进浙江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搭建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服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共同体。著名学者沈弘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CMRS目前出版三套丛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丛刊和文艺复兴论丛，均由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