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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荣格:《路西弗与普罗米修斯：弥尔顿的撒旦形象研究》序
《路西弗与普罗米修斯：弥尔顿的撒旦形象研究》，韦布洛夫斯基著，吴雁翔、崔梦田译，郝田虎、黄嘉音校，中华译学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许钧主持，郝田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弥尔顿作品集整理、翻译与研究”（19ZDA298）阶段性成果。
本书由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作序，从心理学的角度为弥尔顿宏伟史诗《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建立了文化学的谱系。无论就弥尔顿研究还是就心理学研究而言，本书都视角独特，因为它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弥尔顿研究，跨学科的视角给人启发良多。作者视野开阔，见解深刻，新意迭出，可读性强，对于英国文学、心理学、神话学、圣经及西方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路西弗与普罗米修斯：弥尔顿的撒旦形象研究》序
两千多年以来，撒旦形象作为诗意-宗教思考和艺术创作的主题，也作为神话的主题，是一个持续的心理表达，其根源在“形而上学”意象的无意识演变中。如果我们以为这一类概念都是由理性思考得来的，就做了十分错误的判断。所有关于上帝的古老概念，甚至思想本身，尤其跟神有关的思想，其根源都在经验中。原始人不是通过思考得到他的思想，这些思想只是出现在他的头脑中。有明确目的、直奔主题的思考，相对来说是人类较晚的成就。神的意象，更多地是本质上无意识过程的表达，而不大是理性推断的产物。因此，这种意象落入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这就提出了潜在心理学预设的问题。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历时千年的象征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向着意识推进，它发端于史前黑暗中的原始意象或原型，然后这些意象逐渐发展、区分为有意识的创造物。西方宗教史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宗教教义的历史发展，撒旦形象也包括在内。三神合体（the triads of gods）是最著名的原型之一，它湮没在古代的灰色迷雾中。在基督教最早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原型在三位一体的表述中再现了，其异教版本就是三重合一的赫尔墨斯（Hermes ter unus）。我们也不难看出，以弗所人的大女神在圣母（θεοτόκος）形象中获得了重生。后者在沉睡数世纪之后，随着无沾成胎说（Immaculate Conception）及后来的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教义再次流传开来。女中保（mediatrix）的形象几乎臻于古典的完美，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教义庄重传播的背后，伫立的不是由教皇权威决定的信条，而是天主教世界的无名运动。在此之前的诸多圣母神迹同样是土生土长的；这些神迹是真实、合理的经验，直接源自民众无意识的心灵生活。
我想没有必要再堆砌例子，而只是要说明，撒旦的形象，从他在《旧约》文本中不起眼的亮相到他基督教时的鼎盛时期，也经历了奇特的发展。他作为反面邪恶原则的拟人化而声名狼藉，但这绝不是他第一次如此，因为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在古埃及的塞特（Set）神和波斯的阿里曼（Ahriman）神身上，我们就已经见过他了。据推测，基督教的魔鬼主要受到了波斯的影响；但撒旦分化为一个独立形象的真正原因是将上帝构想为至善（summum bonum）的化身（这与《旧约》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出于心理平衡的缘故，这一构想就不可避免地要求有极恶（infimum malum）的存在。这种局面的形成不需要逻辑上的理由，只需要本能的、无意识的对平衡和对称的追求。因此，早在圣克雷芒一世（Saint Clement I, 罗马名字是Clemens Romanus）[1]那里，我们就见到了把基督作为上帝的右手，魔鬼作为上帝的左手的观念，更不要说认为上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撒旦和次子基督——的犹太-基督教观点了。魔鬼形象后来上升到如此崇高的形而上学高度，以至于在摩尼教（Manichaeism）影响力的威胁之下，他必须要被强行去势。这一次，去势是理性反思的结果，用诡辩术惯常的手法，将恶定义为“善的丧失”（privatio boni）。但这么做并没有阻止主要在卡特里派（Catharists）[2]的影响下，十一世纪欧洲各地兴起的信仰，即创造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曾经正式认可的不完美造物主（demiurge）的原型，就以这种方式改头换面重新出现了。（我们很可能在原始族群的“创世小丑”［cosmogonic jester］那里找到相似的原型。）消灭异端的行动一直延续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之后是一段难得的平静，但宗教改革（Reformation）再次将撒旦形象凸显出来。在此我只想提一下雅各布·伯梅（Jakob Böehme）[3]：在伯梅所勾勒的恶之像面前，“善的丧失”显得顿然失色。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弥尔顿，因为他也处在相同精神气候的影响之下。而伯梅，尽管不是炼金术哲学（其重要性至今仍然被严重低估了）的直系后裔，却无疑接受了这种哲学的一些主要观念，其中就有对撒旦的特殊认可，在弥尔顿那里，撒旦被尊崇为第一流的宇宙人物，甚至摆脱了他作为上帝左手的从属地位（圣克雷芒给他指派的角色）。弥尔顿甚至比伯梅走得更远，将魔鬼视为真正的“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一个早在炼金术士那里就有所预期的概念。只举一个例子：“他由地升天，又降到地，把上上下下的力量集于一身。这样你将获得全世界的荣耀。”[4]这段话出自著名的炼金术经典《翠玉录》（Tabula Smaragdina），通常认为该书作者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意谓“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其权威在十三个多世纪的炼金术思想中，从未受到挑战。上面引用的话指的不是撒旦，而是“哲学家之子”（filius philosophorum），其象征意义（我想我已经说明了）与心理学上的“自我”（self）的象征意义是一致的。炼金术士的“儿子”（filius）是墨丘利（Mercurius）[5]的众多形态之一，墨丘利常被形容为“雌雄同体的”（duplex）[6]和“模棱两可的”(ambiguus)，在炼金术之外也以“无所不能”（utriusque capax）而闻名，他“阴暗”的那一半与路西弗有明显的相似。
在弥尔顿的时代，这些观念流传很广，形成了总体文化储备的一部分；有不少大师都意识到他们的点金石（philosophical stone）其实就是“全人”（total man）。撒旦-普罗米修斯的类比足够清晰地表明，弥尔顿的魔鬼代表的是人类个体化的本质，并因此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我们知道，撒旦与普罗米修斯之间这种高度的类似，证明不仅对撒旦形而上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也对其他神圣人物形而上的地位造成了威胁。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形而上学整体开始没落，此后知识与信仰间的裂缝逐渐增大，再难修复了。在形而上学的万神殿中，那些更为光辉灿烂的人物几乎毫发无损地重获了自主权，而对魔鬼来说当然不是这样。在歌德的《浮士德》中，魔鬼逐渐缩小为一个老熟人形象，变成了奋斗英雄的“影子”。崇尚理性与自由的新教教义，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废黜了魔鬼，此后，魔鬼作为“零余人”退入了基督教天国的背阴处；于是，古老的原则以教会乐意接受的方式得以重申：“一切善来自上帝，一切恶来自人”（Omne bonum a Deo, omne malum ab homine）。魔鬼作为心理的附属物继续存在。
心理学有一条原则，当某个原型失去了其形而上的实体以后，这个原型就与个体有意识的心灵等同起来，并反过来以其形象影响和重塑心灵。又由于原型总有一定的神圣性，神性的融入通常引起其表现对象的膨胀。因此，歌德会把他的浮士德封为超人，这完全符合心理学预期。现今，这一类型越过尼采，延伸到了政治心理学的领域，它在人身上的体现，已经产生了由权力滥用导致的可预见的一切后果。
由于人类并不是生活在密闭隔间中，这种具有感染性的膨胀已传播至各处，并在道德和哲学上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心理医学专家，如果说仅仅出于职业原因，必然会对此类问题产生兴趣，于是我们看到了值得纪念的场面：一位心理分析专家为一部研究弥尔顿《失乐园》的批评专著作序。在思考这很不适宜的结合时，我认为履行我职责的最好方式，就是向好心的读者解释魔鬼如何和为何进入了心理分析专家的咨询室。
1951年3月
[1] 一般认为圣克雷芒一世是第四任教皇，于公元88-97 或 92-101年在位。——译者注[2] 兴起于中世纪法国南部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宣扬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和禁欲。又译为“清洁派”、“纯洁派”或“纯净派”，Cathar一词源自希腊文Katharoi，意为“pure”。——译者注[3] 雅各布·伯梅（1575-1624），德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其学说对后来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译者注[4] 荣格给出了拉丁文“Ascendit a terra in coelum, iterumque descendit in terram et recipit vim superiorum et inferiorum. Sic habebis gloriam totius mundi.” ，然后以括号给出了英文翻译： “He rises from earth to heaven and descends again to earth, and receives the power of above and below into himself. Thus thou wilt have the glory of the whole world.” 这里参照英文译出。——译者注[5] 墨丘利（Mercury, 拉丁名Mercurius）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十二主神之一，在希腊神话中对应的是赫尔墨斯（Hermes）。需要说明的是，在炼金术文献中，拉丁文mercurius一词含义十分丰富，可指水银、水星，也可指变形物、物灵。荣格在其著作《心理学与炼金术》（英译本Psychology and Alchemy，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12,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对mercurius的这些含义都有涉及（第26页，注释13）。在同一著作中，荣格讨论了墨丘利“哲学家之子”的形象，见第65页。——译者注[6] 荣格关于duplex定义，见Psychology and Alchemy，第161页。——译者注
中心简介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简称CMRS）于2016年12月30日在杭州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的使命是整合研究力量，推进浙江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搭建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服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共同体。著名学者沈弘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CMRS目前出版三套丛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丛刊和文艺复兴论丛，均由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