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杀”梅贻琦？“捧杀”蒋南翔？
（迄今为止，对清华贡献最大的两位校长，左为梅贻琦，右为蒋南翔。底版紫色为清华校色。两图来源网络。）
季羡林在清华曾被考得一头的包，甚至脏言吐槽。“妈的，这些浑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借鉴创新：一分为二 实事求是
新中国，新时代，新政党，新气象。是否和如何借鉴传统教育经验、苏联教育经验、英美教育经验，是所有大学校长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如果简单照搬“左”的一套，必然是划清界线，全盘否定英美和传统、全盘肯定苏联，固然省心，却不能说是称职。蒋南翔敢于思考，敢于坚持，敢于创新。
京剧《法门寺》中有个人物叫贾桂，是宦官刘瑾手下的小太监。贾桂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刘瑾让他坐，他说站惯了。蒋南翔经常鼓励清华的干部“不要有贾桂思想”，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让大家不要因循守旧。
──针对清华传统经验，肯定门槛高、底子厚、后劲大。
蒋南翔根正苗红，对老清华的定性、定位旗帜鲜明，就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蒋南翔《祝马约翰先生在清华服务五十年》）
1954年秋考入清华的王铁藩回忆，那时清华园除了山水、树木、楼宇之外，已经很难寻觅到老清华的踪迹。“在第一教学楼西北，有一方立有石碑的空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谁也不知道那尊绿苔斑驳的石碑竟然是王国维的纪念碑”；“至于梅贻琦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晓”，他也是从一次课间的窃窃私语中才有所闻，“因为那堂课的老师，正是回国不久的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王铁藩《清华传统何在》）
在某些思想僵化的人眼中，似乎“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这种说法，或者是糊涂透顶，或者是别有用心。企图将梅贻琦与蒋南翔对立，前者需弃、后者需扬；企图借用掌握话语权、控制权，“棒杀”梅贻琦、“捧杀”蒋南翔。
蒋南翔没有完全否定老清华的好传统。1954年初，他在各大区学校教育处长会上谈及清华工作时，公开说：“尊重学校原有的传统。说革命，不是把旧的一切都打碎，相反的要尊重原有的传统。”他在学校里经常讲：“老清华早有门槛高（即招生要求高）、底子厚（即基础理论学得好）、后劲大这些好传统，要继承”。（《蒋南翔传》）
他还说：“我们也不否认旧清华在严格要求等技术性方面有可取的地方，要批判地加以继承。”（《蒋南翔文集》下卷第872页）也曾谈到：“过去老清华对功课严格要求，这一条是好的。入学考试时选择就比较严格，入学后功课也比较严格。这传统很重要的是体现在老教师身上，老教师历来在业务上严格认真、严格要求。”
老清华考试频繁、功课严格到什么程度呢？1930级西洋文学系学生季羡林曾被考得一头的包，甚至脏言吐槽。1934年3月31日，即将毕业的季羡林在日记中，抱怨清华的考试：“妈的，这些浑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季羡林《清华园日记》）个性鲜明，本色牢骚，颇为吸睛。
1962年8月26日，在八达岭山脚下的三堡——清华大学一个绿化基地举行的党委工作会议上，蒋南翔回顾清华校史：“第一阶段是老清华，第二阶段是1952年学苏（注：指院系调整），第三阶段是1958年以后（注：指贯彻党中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每个阶段好的都应保留，有缺点都应想办法克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推陈出新”；“我们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不合适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需要比较彻底地总结工作，应该是‘三阶段，两点论’。”
这段话清晰表明他对老清华不是简单肯定，也不是简单否定，而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看待。很多清华同事、学生，例如首任工物系党总支书记滕藤教授，对蒋南翔教育理念印象最深的观点之一，就是这个“三阶段、两点论”。
1961年3月，已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蒋南翔，运用“三阶段、两点论”的辩证观点，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直接领导下，以清华的实践经验为出发点，由清华部分同志参与调研、讨论、起草、修改，主持制订《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9月1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审定通过。毛泽东核准条例，看了后高兴说：“终于有了自己的东西。”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该条例，相当于高等教育基本法规。随后，蒋南翔又主持起草《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先后经中央审议通过。
遗憾的是，“文革”期间，“高校六十条”作为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的“黑货”，被肆意践踏，全国高校尤其清华、北大成为“文革”的重灾区。蒋南翔去世后，中共中央审定发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予以平反，“这3个条例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学校教育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针对苏联教育经验，公开批评反省形式主义、教条主义。
新中国之初，一切以苏联为师，苏联专家的意见在很多部门、很多人眼中，就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外交“一边倒”，教育也是“一边倒”。苏联没有今天了，谢天谢地，中国还好有改革开放，所以明天生机勃勃，壮丽蓝图待描绘。
蒋南翔任校长之初，清华曾聘请近30位苏联专家，除一人做校长顾问，其余分配各系，讲授新科技课程。他赞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保持清醒的头脑，反对机械、完全地照抄照搬。
1953年3月，他刚到校工作仅2个多月，在一次全校党团员大会上，针对当时学习苏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明确提出：“学习苏联不能满足在形式上，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抄袭，要用思想，要开动脑筋。”
有人提出“苏联的经验就是我们的法令”，他持保留意见，认为不能迷信不能盲目照搬，多次强调学习苏联过程中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强调“制订教学大纲要体现国家的需要，是中国化的大纲，不是苏联的大纲”。滕藤回忆，蒋南翔曾提出：“不要百分之一百地机械地去执行专家的意见，因为究竟他是外国人”；“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去贯彻”。
（2017年11月13日02:23，11月24日23:04修订，【山水微言·175】。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二红专篇，《“大清治国”的密码》连载第5节。史评三重奏之一青运篇已完稿，之三狂飙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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