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输血”北大
（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示意图。图片来源：清华新闻网。）
院系调整后，清华整个文科被调出，只剩下马列教育。这是清华的损失，学生的损失，民族的损失。
截至2017年11月28日，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6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7人，分别占中国科学院全体院士800人的5.8%、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882人的4.2%（院士数据分别来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官网，不含外籍院士）。这是荟萃清华园的学术大师。
“我们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说出这句平淡而执着话语的是清华1959级工程化学系学生张利兴。2017年6月，在央视《出彩中国人》的华丽舞台上，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一群平均年龄72.3岁的老人，爱国奉献一生，一曲发自肺腑的《我爱你，中国》，真情动人，国民动容。张利兴是其中一位，他的妻子朱凤蓉是清华1960级工程物理系学生。这对将军夫妻从清华一毕业，就到自然条件恶劣的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扎根数十年，直到2016年退休后返回上海。这是从清华园走出来的共和国脊梁。
2012年11月15日，北京。经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的最高权力由一位清华1959级水利工程系学生，移交至另一位清华1975级化工系学生。这是从清华园走出来的治国英才。
坊间一直有个戏谑，“大清治国北大荒”。后半句有误，北大不“荒”，人才济济。前半句生动，但带来一个疑问，以“红色工程师摇篮”著称的高校，怎么会培养出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官员呢？怎么会有“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等奇怪的系名呢？
这得从梅贻琦之后任职最长、贡献最大的清华校长说起。他在任期内，创造性地解决“四大关系”，即理科与工科的关系、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爱国和体育的关系，独树一帜，智慧务实。他就是蒋南翔。
元气大伤：院系调整 母校“肢解”
文理不分家、理工不分家，这是中华民国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常识。
2017年，清华全面回归梅贻琦老校长的通才教育，全面推行“通专融合、大类培养”，将此理念贯穿于本科新生的整个大学阶段。所有大一新生接受16个大类统一的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导引课程、专业基础课程等，大二开始专业学习。
但在新中国之初，清华乃至全国高校曾走了大弯路，成为一个大问题。清华曾元气大伤，面临沦落为二流工业院校的险境。
1949年9月29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农业大学令》公布，决定将华大、北大、清华三校农学院合并，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大学。清华农学院首先被分离。
1951年3月，全国航空系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校的航空系合并成立航空学院。
1951年5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副教务长钱伟长、费孝通等教授拟订的清华调整方案，意图不是“缩”而是“扩”，院系拟由4个学院、22个系扩充为14个学院、43个系。但形势比人强，方案很快夭折。
1951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翌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4月16日，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随后不久，全国高等学校调整设置方案拟定，北大按照莫斯科大学的模式进行重组，清华按照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模式进行调整。
1952年7月，清华文、理、法学院以及工学院部分系、专业，或调出到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矿业学院，或合并新组建北京地质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调入清华的院系，包括北大、燕大两校工学院，还有察哈尔工业学院水利系，天津大学采矿系二年级、石油钻探组、石油炼制系，北京铁道学院材料鉴定专修科等。
清华国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曾经闻名全国，历史上的清华学派治学，主张“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以国学院为例，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以理学院为例，叶企孙是我国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开山宗师；以外文系为例，名师云集，中国籍教授就有吴宓、王文显、叶公超、陈福田等，当时的北大、复旦、燕京与其不在一个层级。
清华1932级外文系学生杨绛对母校感情极深，曾说她和钱锺书（注：1929级清华外文系学生）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华，所以他们才决定去清华教书。
可惜院系调整后，清华外文系被整建制撤销，整个文科被调出，只剩下马列教育。这是清华的损失，学生的损失，民族的损失。
1953年9月，清华钢铁学院、航空学院及石油工程系调出后，实力进一步削弱。帝都海淀区学院路几所高校，如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等，成立于全国院系调整之际，都有清华的种子、根基。
此次全国院系调整，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实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教育”，培养了一批国家亟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科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才教育、轻通才教育。隔断了学科内、学科间的有机联系，知识结构畸型，基础理论浅薄，很难培养出高质量、创新型人才。
以文科为例，1949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其中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10.2％、16.2％、6.3％。至1953年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6.7％、6.4％和1.8％（共占14.9％）。至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继续下降为4.4％、2.7％和1.9％（共占9.0％）。（杨东平《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关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如此人为下降、如此可怜比例，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也算是“奇迹”。
1952年11月，39岁的蒋南翔放弃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职位，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他先到鞍山、抚顺、大连等在建的国家重工业基地考察一个多月，实地调研需求侧的人才缺口，谋划做好供给侧的人才培养。
1952年的最后一天，蒋南翔任职清华校长。他在师生代表欢迎会上坦诚说：“我没有学过工程。我自己不懂业务，但可以作为一个见习生，向其他有经验的教师和职工同志学习。”他说到做到，此后和大一新生一起听高等数学课，也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还坚持到无线电系做实验，每周一次。
时任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回忆蒋南翔，“学生一上课的时候，他骑一辆破自行车，……挎个破书包，听化学课去，他跟群众非常接近。”1957年春，大一新生刘文渊和蒋南翔一起听无机化学课，描述校长“深度近视，坐在化学馆大教室第一排座位上，专心听讲，记笔记，从不迟到、不早退，对教师很有礼貌”。（刘文渊《教育家的品格与素质──回忆蒋南翔同志》）
蒋南翔来清华任职时，全国院系调整已完成。清华输出远甚于输入，院系不仅未能如愿扩充，反而大大萎缩，积累几十年的“老本”大幅损耗。由文、法、理、工、农等多院制综合大学，强行被转变为土、水、建、机、动、电的传统多科性工业大学（注：当时工科院校分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高等工业专门学院两种），22个系降为8个系，只剩下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很心痛。他在去东北考察的路上，就和时任清华团委书记滕藤说：“你们怎么把理学院分出去了，工学院怎么可以离开理学院？不应该把清华理学院分出去，清华理学院在解放前的大学里是最强的，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是全国最有名的。”他还表示，“我要早到清华半年，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方案。”后来还说，这次院系调整，对清华来说是一次“腹泻”，是“伤筋动骨”。（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据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回忆，1953年3、4月份的一次干部会上，蒋南翔批评清华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把清华整个理学院调走了，这是损失。
实际上，即使蒋南翔提前半年被任命，也挡不住全国院系调整的思路和步伐。他是老革命、老党员，一般情况下会服从上级决策，尽管决策有时未必科学、未必合理，如何合理变通更关键。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当年和国民党、国民政府常有分歧，并不硬抗，否则校长做不长，清华也早衰退，甚至被整垮了。国民党要搞三民主义教育，梅不积极也不拒绝；国民党要抓捕进步老师和学生，梅常常保护、保释甚至提前通风报信，蒋南翔、吴晗等因此迅速离校，脱离危险。
1956年6月13日，蒋南翔主持起草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毫不讳言批评：“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有很大成绩，但是有某些措施是不够妥当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原有的理学院是全国基础最好的，按照苏联经验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造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时，把理学院整个地调整出去了，只给他们留下极少数的理科老教师”。
（2017年11月13日02:23，11月24日23:04修订，【山水微言·171】。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二青运篇，《“大清治国”的密码》连载第1节。史评三重奏之一青运篇已完稿，之三狂飙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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