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计划15-2 │ 论文：东方启蒙普鲁士—从波茨坦园林规划到国际风城市景观规划（下）
世界艺术史研究，需要完整而充分地把握所有文明的图像，分析其内在思想，以进行准确的知识发现和学术记录。现阶段的艺术史研究，在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外，仍有许多地区关于艺术和文化的观念与知识，尚未得到综合性的整理，甚至没有进入国际视野，需要去发现、去连接、去书写、去共享。
“桥”计划是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倡导的全球分享项目，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致力于推动实施的公益服务，旨在通过扩大不同国家与文化艺术之间知识分享范畴的方式，推动对所有人类艺术与文明的记述、保护与延续。
东方启蒙普鲁士—从波茨坦园林规划
到国际风城市景观规划（下）
本文作者为张省卿，现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任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系作者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第12分会“园林与庭院”上宣读的论文。为公众号阅读方便，编者删去了注释并对部分文字、句子进行了修订。全文与版权，请查阅《第2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论文探讨了18世纪以来，中国园林对普鲁士波茨坦(Potsdam)城市规划的启蒙与影响。普鲁士借由来自东方中国的自然、园林报道与记录等信息来促进本地城市公共绿地景观之现代化。17、18世纪正逢中国清朝黄金盛世，大量中国商品与中国风艺术品进入欧洲市场，影响欧洲宫廷上层统治者的造园理念。普鲁士远东贸易公司的成立，尤其促进日耳曼地区与中国园林艺术之交流，普鲁士王室把园林绿地兴建与开明改革政策做联结，借由中国影响力，把园林艺术转化成国家公共绿地建设，带动本地公共景观美化。
四、苏州城市园林版画在日耳曼地区之流传与影响
不管是在日耳曼一些侯国的宫廷中，还是在普鲁士王国的宫廷中，都收藏有中国苏州出口到欧洲的城市园林图或园林城市图，这些版画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日耳曼本地的自然风景园林规划与花园城市绿地景观设计。
安哈特-德绍宫廷收藏的苏州彩色木刻版画《白堤全景——鹭竹琴香书屋》、《深宫秋兴》、《水乡泽国园林城市图》、 两幅《中国庭园图》(图7—8)等多幅版画，和普鲁士收藏的韩怀德(Han Huaide) 18世纪所作《西湖佳景图版画》(Die Schöne Landschaft des Westsees )(图9)等苏州版画，其实很多图像元素借自欧洲本地经验。这些彩色版画皆仿制欧洲铜刻版画中精准、仔细的高精密度技巧，用平行粗细线条的扁平线条来描绘远近明暗，表现行云流水，用相对比木刻版画更为精密的平行垂直线、水平线、对角线来表现图像中的各类题材。这些在欧洲与日耳曼地区被认为充满东方中国风情的版画，在当时的中国又反过来被当成是受洋风影响的“仿泰西笔法”的版画作品。
图7《中国庭园图》左图
苏州彩色木刻版画，18世纪，沃利兹宫殿，一楼，第二中国厅壁饰
图8《中国庭园图》右图
苏州彩色木刻版画，18世纪，沃利兹宫殿，一楼，第二中国厅壁饰
图9 韩怀德，《西湖佳景图版画》
18 世纪，苏州木刻版画，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Dahlem
其中所运用的技巧还包括由欧洲传到中国的中央透视法原理。中央透视技巧更合乎自然科学规律，更能够在二度空间的平面图画中展现三度空间的立体实际空间状态，展现景物近景、中景、远景皆备的开阔深远，不断往后、往外延伸的壮大效果。在《白堤全景一鹭竹琴香书屋》、《深宫秋兴》、两幅《中国庭园图》 及《西湖佳景图版画》中，中央透视技巧明显地被运用在版画的园林城市图、城市园林图中，使这些园林或城市空间展现更为绵延不绝地往外扩张。
这些经由中央透视所完成的图像，传到欧洲后，在日耳曼区的安哈特-德绍及普鲁士两国被运用在真实、实际的园林景观空间规划中，将其辽阔、无边、纵深、绵延不绝的立体感与空间感都纳入园林设计中，且因为这些扩张、无边的空间设计，把园林不断往外扩大，解除了园林区域中边界的概念，更将园林与周围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做一体性的联结与结合，以做更为整体性的完整规划。
上述被收藏在日耳曼地区的六幅苏州版画，也运用了欧洲明喑技巧。利用明暗的丰富层次感和深浅色调的变化性，来表现三度空间三维效果的实体真实感，包括强化明暗阴影，注重物体之光源，等等。
以上这些所谓洋风姑苏版画，虽受“泰西笔法”中透视、明暗、扁平手法影响，但仍拥有一些中国传统版画的特质。这些作品，不管是刻画技巧或画面景物形象，事实上都是中西糅合的。
在图像题材上，上述这六幅苏州版画与马国贤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相比较，则显得更贴近城市庶民生活，取材更为通俗，更为平民日常生活化，内容更具民俗记录、报道的性质，画面更为繁杂丰富。这些来自苏州，糅合着城市园林图、园林城市图、自然风景园林图的版画，创造了中国南方的本土特色。与中国北方宫廷制作的版画比较，这些南方制作的木版年画中，更充分显现较为热闹、凌乱又有活力的气氛：到处是绿地、树丛、湖泊、山脉，鳞次栉比的建筑群体或随意点缀的桥梁，也以不规则、自然随性、杂乱的方式被置放在园林城市空间中；城市庶民生活穿插其间，人物造型虽小，但人物数量安排较多。
若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年)在其书信中提及，且在18世纪下半叶被带回欧洲的一幅滚动条画《乾隆朝北京皇家园林水墨图》或18世纪下半期传到欧洲的《圆明园彩色水墨画》比较，苏州版画中城市庶民特色更为鲜明。从这些收藏在欧洲宫廷的图像中，仍可辨识出中国北方帝国宫廷画与中国南方苏州地方版画图像的差异性。在《乾隆朝北京皇家园林水墨图》《圆明园彩色水墨画》中，皆有以强烈中心区、中轴线为主导的建筑群为主景，其背后搭配自然随性、不规则的山水园林景致，园林内山水风景显现出壮丽、宏伟、宁静的氛围，没有繁杂的人群，画面显现简约、淬炼的笔触与格调，展现世外桃源的闲情逸致。
而这几幅南方苏州版画，不管是苏州城市图或杭州西湖图，事实上，看起来都比较像是一幅充满园林美丽景致的城市图，到处是天然、不规则造型的园林及自然风景，像是部分城市的截景，或山水风景截景，充满本地南方特色，凌乱、热闹、画面洋溢着节庆欢愉和乐的活力氛围与对庶民生活的赞叹。虽然在《西湖佳景图版画》中，图中背景有苏堤可以证明是西湖景致，但这并不是一幅依照原来地理样貌而绘制的城市风景图，其他苏州版画的园林城市图亦相同，都不是在地风景、 城市样貌的写实记录，而是写实与想象的糅合,。虽然这些版画不是纯粹来自对本地的实证、写实观察，但图像中所呈现的地理样貌、地形空间与人物风情却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南方特征，造就南方庶民市井生活空间的精彩多样性与富裕形象。
这些充满强烈南方庶民特性的苏州版画，因为外销到欧洲与日本，也把中国南方创造的城市园林、园林城市图像带到欧洲与日本；以欧洲日耳曼地区沃利兹园林为例，就直接或间接受这些版画的影响，进而创造出属于欧洲本地新园林与城市绿地的艺术设计。
17、18世纪日耳曼地区的中国宫廷园林图或苏州版画都为执政的王宫贵族所收藏，从而直接影响到日耳曼地区王室的品位，尤其是执政者雇用的艺术家们，包括画家、雕塑家、建筑师、造园师、工艺家，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研究这些作品，学习、模仿、再创造。因此，这些画作虽然体量不大，却对王室产生重大影响。
五、建造自由、开放、无边界的园林绿地特质
在父亲建立的良好声誉下，造园师爱泽贝克被召请到普鲁士波茨坦，其任务就是为新任普鲁士国王把原有无愁苑园林改造为更符合当代潮流与现代化的感性不规则造型的自然风景园林，以配合新国王所想要建立的国家新气象。
爱泽贝克把无愁苑内，包括中国茶亭周围环绕的大小道路及整座园林的立面布景、植物花草树木等等安排配置改为所谓更为中国风式、英华式的不规则、反对称、乱中有序的自然风景园林风格。
从1772年制作完成的无愁苑平面图及1797年完成的无愁苑平面图(图10)中，可清楚地看到爱泽贝克的努力与园林内平面布局与立面配置的重大改变。两图右边宫殿区园林的部分，原则上仍保持原来的布局与格式，并没有大改变，但园林区的部分则有了重大转变，除原有中央中心中轴线被保留外，爱泽贝克把原来较硬、幅度较小的齿形、“Z”字形道路线条与平面布局修改成更为柔和的路线布置，他的工作约于1789年完成。
图10 波茨坦无愁苑园林平面图，1797年
从1797年平面图中看出，大大小小各种弯曲路线相互交叠与交错在一起，大曲线搭配小曲线，大园区内置入小园区，充满多变化的不规则美感；在立面布局上，由平面图中植物花草的疏密度与种类的配置也可看出，造园师利用园内设置物的形式、颜色与光影之显著对比来增加立面布局的新奇与多变化效果，如此的手法更增加了自然地景中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而这样的造园与组景方式，也可在中国风沃利兹园林中找到设计典范，可看岀园林组景用对比、有层次的灵活不规则曲线组合，来制造视觉多变化的效果，这种变化同时也激发访园者更多想象的空间。虽然前一位造园师萨池曼(F. Z. Saltzmann, 1730—1801 年)所设计圆形茶亭对外的三道出口道路仍被保留，但三个出口处对外则改成更为柔和的曲折路道，而且还删除原有藩篱的设置，使蛇行道路更显飞跃、轻巧、高雅与自然，围绕茶亭的园区范围由正圆改为较为有变化的椭圆形。
以上 “开放领域”的特性，虽然只是在园林内去除藩篱，但这种强调无边界的空间概念与造园手法, 正是中国风园林所使用营建园林的方式，这样尽量追求无间隔、无边界、不断往外延展的园林景致，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欧洲上层阶级的园林图像中很流行，在非常受欢迎的中国风的壁饰、挂毯、瓷器、家具装饰之图像中就常常出现。
这种西方式自由、开放、无边界的中国风特质，与中国本地封闭领域的园林设计其实也不同。英国建筑师钱伯斯《东方造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1773年)一书中报道中国，也未遵循中国园林“封闭领域”的造园方式，反而像一再出现在中国风艺术中的园林山水景致一样，强调园林是一再往外延伸、漫无边界的开放领域。
普鲁士王朝对波茨坦无愁苑之建设，早期从腓特烈大帝便开始，主要将具有中国风特色的建筑纳入巴洛克园林中，后因中国茶亭等建筑之兴建与腓特烈大帝个人参观过欧洲各地区中国风式园林之经验，而渐渐把中国式自然风景园林布局置入原有的巴洛克园林中(图11),使园林更具中国风味。
图11 波茨坦无愁苑园林平面图，约1752年
到了腓特烈•威廉二世时代则大力借用沃利兹中国风园林群造园团队的经历与历练，借用他们对异国文化，尤其在创作中国风作品时的经验，来整建无愁苑，使其成为被当代认为较为新潮、较现代化的中国式自然风景园林，从而为普鲁士建立国家新形象，以当时对无愁苑的评价来看，其目的是达到了。对于日耳曼地区而言，普鲁士这座园林算是比较成功的现代园林典范。
腓特烈•威廉三世继位后，1816至1866年间，著名阿造园师与建筑师黎内成为无愁苑造园总监，在自然中国风的影响与黎内的设计下，不仅使中国茶亭成为整座园林的视觉焦点，更把整座园林成功地转变成不规则的自然风景园林。从黎内本人手绘无愁苑平面图(1819年，图12)中，可看出造园者把不规则、自然曲线形式的布局扩大到整座园林中。黎内放弃所有繁复，甚至混乱的大大小小不规则曲线之平面布局，取而代之的是简明、精练、单纯、高雅、大方的不规则大弧度曲线设计，这件设计的确建立了具普鲁士本地风格、本地特色的自然风景园林。
图12 黎内，无愁苑平面图，1819年
到了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年出生，1840-1861年在位)时代，又二度派遣当时已成为普鲁士最著名皇家御用园林专家黎内到安哈特-德绍侯国沃利兹园林群考察，作为普鲁士境内绿地与园林规划的参考依据。
黎内从普鲁士国腓特烈•威廉三世时代的1816年起，历经腓特烈•威廉四世、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年出生，1861-1888年在位)三位国王，一直到其1866年去世，一直任职普鲁士王室无愁苑园林总监。他不只是波茨坦无愁苑园林整建，也是波茨坦城市转变成为现代城市景观的重要灵魂人物。包括普鲁士国内波茨坦的无愁苑园林、波茨坦市区和郊区的绿地规划及柏林市中心的绿地公园堤尔公园(Tiergarten )等规划，都是黎内的作品。这些园林、公园或绿地的平面布局都釆用顺应自然造型与不规则曲线设计。波茨坦也因为无愁苑园林中国风式、英华式自然风景的规划与发展，而将城市本身连带周遭大范围绿地，规划建设成花园城市与城市花园。自18世纪末开始，更是陆陆续续把各种风格、各大洲、各时代的建筑及各类具有异国自然风情的景观纳入城市建设与绿地规划之中，使波茨坦城市本身成为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城市园林，成为世界各地、各国、各洲重要文明和重要建筑的展示场，使整座城市成为万国建筑与万国风情的博览场，就好像把原来整座沃利兹园林的设置、规划理念与规划理想，扩大移植到整座波茨坦城市与城郊区域。
这个来自报道中的中国园林，其描述东方园林所展现的“微观世界” “移天缩地” “象天法地” “小世界、大宇宙” 理念及园林展现“小宇宙中的世界一家”概念，经由欧洲艺术家的诠释，被实践在日耳曼地区园林建造及城市绿化中，甚至在19世纪影响了随着工业化而开创的欧洲万国博览会中“万国一家” 理念。
在中国风园林的建造中，造园者强调用自然风景园林来实践启蒙的开明政策改革，认为整个邦国是一个浓缩版的小园林。在法兰兹的开明改革建设中，开发到最后，邦国就是以一座大园林的概念来兴建的。
中国风园林群开启了一个新风气与新典范，开始把原来对园林绿地的规划转变成对整个邦国境内的公共绿地建设的规划。这个新典范影响到普鲁士的国土规划，其下所属的波茨坦就是最好的例子，从黎内的规划图中（图13）, 可以看出黎内把波茨坦市与周围郊区更大范围的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案，其下的公共绿地、公共景观、公共道路基础建设规划，主要皆以不规则、顺应天然地形的道路来连接各地郊区绿地。日耳曼地区第一座中国风自然风景园林沃利兹群面积为142平方千米，其面积是英国造园师钱伯斯丘园面积1.21平方千米的120倍大，其由王室私人用途转为邦国境内公共性用途，此种转变是启蒙开明改革的重要政策之一,邻国普鲁士便受其影响。
图13黎内，《美化波茨坦周遭邻近环境计划平面图》,1883 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因为受中国风园林群的影响，而扩大了此种邦国绿地的规划与兴建，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写给王室御用造园师黎内的信中就提到：
Der Herzog von Dessau hat aus seinem Land einen großen Garten gemacht, das kann ich ihm nicht nachmachen, dazu ist mein Land zu groß. Aber aus der Umgebung von Berlin und Potsdam könnte ich nach und nach einen Garten machen: ich kann vielleicht noch zwanzig Jahre leben, in einem solchen Zeitraum kann man schon etwas vor sich bringen. Entwerfen Sie mir einen Plan.
（德绍公爵把其公国领地建设成一座大花园，本王没办法效仿，因为本人的领土太大了，但是如果就柏林及波茨坦附近的领地，本王还可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这些领地变成一座园林。本人也许还可以活20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可以做一些建设，请您为我设计一份计划草案。）
信中直接说出普鲁士国王想要模仿法兰兹侯王中国风园林的造国建国方式，这位大国国王直接认可邻邦小国安哈特-德绍法兰兹侯王学习东方中国典范，赞美其所塑造、建造邦国的成功典范，赞赏法兰兹侯王把其统治公国建造成一座美丽大花园。尤其点明了其理念的重要性，指出法兰兹把国家邦国境土当成园林、花园来规划，成功建造了一个花园邦国、邦国花园的美丽境土。借鉴当时对东方园林的报道，普王间接指出法兰兹的国土绿地规划理念来自其建造园林的理念与经验。法兰兹侯王于是成为重要精神人物，是他把传统私家王室园林绿地规划转化成国家国土公共绿地景观规划，把更大范围的邦土绿化当成是塑造如诗如画、诗情画意的自然风景园林来规划。
这封腓特烈•威廉四世写给王室造园主管黎内的信，同时也是一封普王指示其政府官员规划国土的策略指令。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日耳曼地区很多邦国的王室造园师同时也协助国王做国土开发的改革政策，一如安哈特-德绍邦国法兰兹侯王的艺术顾问艾德曼斯朵夫, 他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国策顾问，协助侯王进行改革。腓特烈•威廉四世手下造园师黎内也一样，他是治园艺术家，同时也是普王规划国土绿地的国策顾问。腓特烈•威廉四世给黎内的指令中说明，虽然安哈特-德绍地小物稀，但易规划、易实践理想改革、易治理、易管理，是普王建造国土的最理想典范与模式。从这件指示中也可看出普王认可法兰兹侯王的绿地改革策略是实际、实用的建国策略，是可以贯彻实践的国土绿地规划方案。
而波茨坦不只面积比沃里兹园林群大很多，从园林史的角度看，它在美学上也比沃里兹园林群风格要更丰富、更多元。一如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指示，黎内吸收法兰兹侯王在沃里兹中国风园林群的规划概念，将王室私人绿地开放，且与公共绿地、公共建设结合，共同规划成国家公共景观建设，其中包括公共硬件设施，交通干道联结，等等。
虽然早在前几任普鲁士国王时代，便已开始在波茨坦附近陆陆续续兴建为数不少的宫殿与园林,但真正把这一整块区域做整体性规划与链接的工程，则要到腓特烈•威廉四世才开始，这就是受到沃里兹园林群的直接影响。
法兰兹侯王对绿地景观的建设，是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理想国土计划典范。以自然风景园林式与自然绿地式规划风格为设计主体，黎内1833年的规划设计图《美化波茨坦周遭邻近环境计划平面图》 (Verschönerungsplan der Umgebung Potsdams von Lenneaus dem Jahr 1833, gezeichnet von G. Koeber, 1833年，图13 )中,中央位置是无愁苑宫殿园林，而计划扩大原来无愁苑的规划面积。黎内把这些一座座散落在波茨坦附近各处的宫殿园林，一个一个相互串联起来，以形塑王国境内领土有一整体性的美丽绿地景观样貌。
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国家园林化”概念主要来自沃里兹园林群，但更具体地实践在普鲁士国土的整体规划与绿化建设上，范围面积不只大大扩张，且当成国家长久的公共建设目标，就如普王自己所提及，是毕生努力的目标，是未来20年发展的大方向、大宗旨。在黎内的计划图中可看岀，以无愁苑为正中心的宫殿花园区域，早在普王老腓特烈("alten Fritz")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时代，就不断地在扩张园林领地的规划范围，其间历经腓特烈•威廉二世、腓特烈•威廉三世到腓特烈•威廉四世。普鲁士釆购易北河支流哈韦河(Havel)两岸私人土地后，把其加入公共领地规划中，1840年收购贵族萨克罗(Sakrow )在西北边小村落波尼(Bonum)和北边波斯德 (Bornstädt)两领地，在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主持与造园师黎内的规划下，艺术家尝试在这些新釆购的地区中，寻找出各个以远眺景点为目标的景观视觉焦点，经过规划，最后使波茨坦市有一条带状公园绿地区域产生。带状绿地公园的主体是以与哈维河联结的汪捷湖（Wannsee）为主， 北端继续延伸20千米，可到韦德村（Werder）与卡普特村（Caputh）。带状绿地南端延伸可到佩兹罗（Ort Petzow ）及思维罗湖（Schwielowsee ）西边。此外，黎内仿效沃里兹园林群的规划理念，把邦国领土内的大量园林绿地与附近乡镇联结，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绿地规划网络。
18世纪中叶以来，王致诚（Jean-Dems Attiret, 1702-1768年）在其对圆明园的报道与钱伯斯对中国皇家园林的报道中，皆强调中国皇家园林内有大量的国家公共建设、设施及“造园就是造国”的概念。日耳曼东部邦国安哈特-德绍国王法兰兹，具体把此种中国园林思考与造园理念实践在沃里兹园林群的规划与建设上，更把来自东方的园林美学理念本地化地实践在自己邦国的启蒙开明改革政策上。
沃里兹园林群的规划与建设，在当时代日耳曼地区是非常成功的范例，因此被邻国普鲁士运用在开明改革的绿化邦土运动中。可以说，沃利兹对普鲁士的启发功不可没，而这些也都是来自东方的启发。【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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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张省卿
排版 | 王珏
审核 | 邱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