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计划15-1 | 论文：东方启蒙普鲁士—从波茨坦园林规划到国际风城市景观规划（上）
世界艺术史研究，需要完整而充分地把握所有文明的图像，分析其内在思想，以进行准确的知识发现和学术记录。现阶段的艺术史研究，在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外，仍有许多地区关于艺术和文化的观念与知识，尚未得到综合性的整理，甚至没有进入国际视野，需要去发现、去连接、去书写、去共享。
“桥”计划是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倡导的全球分享项目，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致力于推动实施的公益服务，旨在通过扩大不同国家与文化艺术之间知识分享范畴的方式，推动对所有人类艺术与文明的记述、保护与延续。
东方启蒙普鲁士—从波茨坦园林规划
到国际风城市景观规划（上）
作者张省卿，现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任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本文系作者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第12分会“园林与庭院”上的发言。为在公众号阅读方便，编者删去了注释并对部分文字、句子进行了修订。全文与版权，请查阅《第2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文探讨了18世纪以来，中国园林对普鲁士波茨坦(Potsdam)城市规划的启蒙与影响。普鲁士借由来自东方中国的自然、园林报道与记录等信息来促进本地城市公共绿地景观之现代化。17、18世纪正逢中国清朝黄金盛世，大量中国商品与中国风艺术品进入欧洲市场，影响欧洲宫廷上层统治者的造园理念。普鲁士远东贸易公司的成立，尤其促进日耳曼地区与中国园林艺术之交流，普鲁士王室把园林绿地兴建与开明改革政策做联结，借由中国影响力，把园林艺术转化成国家公共绿地建设，带动本地公共景观美化。
一、普鲁士学习中国风自然风景园林典范
18世纪，日耳曼地区是大小诸侯邦国林立的政治状态。为图强，日耳曼地区，包括东部地区一些诸侯王有意识地利用园林兴建，塑造本地侯国改革新形象。园林兴建成为日耳曼地区大小国之间竞争图强的工具，中国风式、英华式自然风景庭园尤其被用来突显本侯国之现代化、改革、自由、开放、启蒙与艺术文化高度发展之新形象。不管是小邦国安哈特-德绍侯国(Anhalt-Dessau )国王法兰兹(Leopold III，Friedrich Franz )的造园典范，还是大国普鲁士王国的造园计划，日耳曼各邦国都致力于文化、艺术、国家公共建设的发展，致力于绿地园林的开明改革，利用中国风式、英华式自然风景园林，突显各国文化、艺术之高度发展，以成为开明改革中的模范国。
图1 中国厨房，位于波茨坦无愁苑内，1763年兴建, 后改建过
普鲁士早就对东方中国艺术有浓厚兴趣，国王腓特烈大帝(或称腓特烈二世)执政时期，于1754至1757年间开始在原为巴洛克几何造型风格的无愁苑（Sanssouci）园林内规划兴建中国茶亭(Das Chinesische Haus im Park von Sanssouci), 1763年在园内兴建中国厨房(Die Chinesische Küche )(图1)与中国桥(Die Chinesische Brücke) , 1765年建中国亭阁 (Chinesische Pavilion von Reinsberg,未保存下来), 1770至1772年建造中国龙亭(Das Chinesische Drachenhaus )(图2)。
图2 中国龙亭，位于波茨坦无愁苑内，1770-1772年兴建
1772年，更因为园内几座中国建筑之设计与兴建，（设计者）把原来巴洛克几何风格园林改变成为反对称、反数学几何造型的自然风景园林。由1772年无愁苑园林平面设计图稿（图3）中，可明显看出与原来巴洛克造型（图4）不同。1746年无愁苑园林平面图中，园林的整体结构、园内各园区联结布局、大小道路规划路线之联结及植物种植配置等等，皆以数学笔直直线造型为主体，或者以几何造型，包括三角形、对角线、放射星状图形作为道路链接，但到了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继承王位的执政时期，无愁苑园林规划平面图（1772年）中右边宫殿建筑周遭园地设计虽仍保留与巴洛克造型宫殿相互配合的几何设计，西半部园区却有了重大转变：原来横贯整个大园林区的主要中轴线被保留；由于园内中央下角中国茶亭的设计，连带也因为茶亭的东方韵味，则将周围道路改成自由不规则式的设计，使圆形茶亭的三座出口通路对外延展深入花园，进而以不规则曲线、反几何的道路设计环绕包围茶亭，与宫殿周围园林区域形成对比；整个西大半部的园林也做了很大调整，所有几何设计皆被放弃，取而代之为参差不齐、齿型、“Z”字形、曲形的大小道路造型，环绕整座大园林区的绿地范围。
图3 波茨坦无愁苑园林平面设计图稿，1772年
图4 波茨坦无愁苑园林平面设计图稿，1746年
由这份无愁苑园林平面图可清楚看出，具东方韵味自然风景式的天然曲线美感，被强力地加入巴洛克几何式的平面布局中，也可看出普鲁士对东方自然风景式的园林与中国风式建筑的兴趣，早在18世纪中期便已开始慢慢酝酿规划，且得到实践。
二、普鲁士王国亚洲公司与远东中国之贸易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不只对兴建东方中国式、英华式自然风景园林、建筑及东方艺术文化有浓厚兴趣，其对开展与东方、远东的贸易也有所行动。17世纪，欧洲的海外贸易，向来主要掌控与集中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普鲁士经过几个国王的改革后，慢慢崛起，成为新兴现代化国家。腓特烈大帝于1751年建立普鲁士自己所属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埃姆登-普鲁士王国亚洲公司"（Die Königlich-Preußisch Asiatische Compagnie von Emden [KPACVE] nach Canton und China）。
依当时官方所设计的正式标章“埃姆登-普鲁士王国亚洲公司图章”（Das Große Siegel der Königlich-Preußisch Asiatischen Compagnie von Emden [KPACVE]）（图5）,可看出普鲁士本地古老原始日耳曼部落族长与东方中国官员同时站立于标章图像中央两侧。日耳曼部落族长头长卷发，卷毛胡须充满脸腮，可清楚看到六块腹肌纹理的上身，且用植物类或皮革类制成遮蔽物盖住下体，此外几乎全身赤裸，其右手扶立着一根大的木棍，看似原始野蛮，但却是日耳曼的骄傲。相对于普鲁士的代表，右边的中国官员显得文明许多，他的穿着打扮符合当时人们对东方中国形象的想象，官员头戴乌纱官帽，身着有花朵纹饰的中国风官袍，相对于部落族长，官员穿着中国官鞋，突显出他的高度文明教养。但这里日耳曼部落族长并不因为其原始、自然的形态，而相形见绌于中国官员。族长与官员之间是一艘大型出海帆船。这幅图章图像显现两种不同文化相对的差异与冲突，中间航海船则显现普国远洋贸易的野心。另外一方面，更是突显普鲁士在欧洲崛起，其政治、经济发展稳固后，想加入全球贸易竞争的行列，也展现其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
图5 埃姆登-普鲁士王国亚洲公司图章，1751年
普鲁士通向广东乃至中国的亚洲贸易公司经营时间（1751—1765年）并不长，到了1756年，因为七年战争开打，连带影响公司营运，1765年腓特烈大帝将公司关闭。但在这15年间，经由德国船只把很多中国商品、工艺品带回欧洲，连带影响到日耳曼人的东方品味。
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岀生，1786—1797年在位）延续了普鲁士对东方自然风景园林的兴趣。其执政时期，开始整建无愁苑内的园林与中国茶亭（1786—1787年）（图6），使园林整体平面布局与茶亭建筑更具东方自然风景式韵味。他借力有中国风自然风景园林经验的邻国德绍侯国的造园团队，来排除原以巴洛克对称园林为主架构的平面布局，打造出波茨坦地区中较具东方韵味的自然风景园林。腓特烈•威廉三世时代（1797-1840年在位）更是大力借用皇家造园师黎内（Peter Joseph Lenné, 1789—1866年）的艺术才华，在1816至1866年间把波茨坦无愁苑内中国茶亭打造成园内视野景观的中心焦点。
到了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代（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年出生，1840—1861 年在位），便已不再只拘泥在小型建筑、建筑搭配风景、小型设施的中国风式模仿，而是把整个源自中国报道的“造园便是造国”的理念，运用在国王公侯驻守城市（Residenzstadt）波茨坦及周遭领地的建设。其在20余年执政期间于波茨坦所做的城市绿地、景观规划与建设，是非常成功的典范。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代的“风景美化大计划" （Das große Programm der Landschaftsverschönerung）,对整个大波茨坦区域及其周遭环境的美化运动，工程是比较庞大的。而把“波茨坦风景美化大计划”与安哈特-德绍侯国的沃利兹园林群(Wörlitzer Gartenreich )比较，两者有许多共通性，但波茨坦不管从整体面积的大小上来看，或从风格上的多元性来看，甚或其公共性功能来看，都是一个更为完整的造镇、造城、造国计划。
图6中国茶亭，位于普鲁士波茨坦无愁苑内，1790年
日耳曼地区对中国风建筑与中国风园林的兴建方式，主要是由贵族委托日耳曼本地建筑师，请他们设计具中国风味的建筑及园林。这些艺术家们所参考的中国资料很多元，涵盖各类当时可收集到的视觉图像数据与文献数据。虽然他们所设计的外形、造型是富想象力的中国风式，但在建筑技术与材料上则主要仍是使用本地材料与本地资源。腓特烈•威廉二世继承腓特烈大帝在无愁苑的园林兴建工程，但使用中国风的规模更多、更大，他把日耳曼地区著名建筑师与造园师都请到普鲁士兴建东方式园林。当时，普鲁士邻国安哈特-德绍法兰兹王在沃利兹中国风自然风景园林的兴建工程已完成，在日耳曼地区建立了非常好的口碑，其造园团队因园内自然风景之顺应自然特质与东方景致的建造，被当成中国专家来看待。1786年，腓特烈•威廉二世即位，便立刻把法兰兹侯王的东方园林专家邀请到普鲁士整建园林。
建筑师与造园师们利用茶亭屋顶的曲线花草植物装饰，让整座建筑更具备跳动感、活跃感和活泼感，更重要的是把整个茶亭建筑四周的立体面设计成凹凸有曲线弧度的弯曲波浪跳动式造型，就像是中国自然风景园林的立面布局与平面设计，另外环绕整栋建筑的大型金饰中国人物，因其金碧辉煌而让人有身历其境的现场感。
来自安哈特-德绍的艾德曼斯朵夫(Friedrich Wilhelm von Erdmannsdorff, 1736—1800 年)原来为法兰兹侯王已经兴建过四间中国厅，包括欧拉尼恩包姆宫殿(Schloss von Oranienbaum )内两间为侯王新婚而特别设计的中国厅及沃利兹宫殿(Schloss von Wörlitz)内二间中国厅，其他还有大大小小中国风家具与中国风工艺品设计，沃利兹园林内的主要建筑与桥梁设计也都是出自其手。他不只有本地欧洲风格建筑设计的经验，更有中国风式、异国风式与国际风格的设计经验。因此对普鲁士国王来说，艾德曼斯朵夫是设计与整建中国茶亭的不二人选。事实上，普鲁士在完成具中国风特质的中国茶亭后，的确为日耳曼地区造就了中国风之高潮，且被认为是该地区中国风的代表杰作。
艾德曼斯朵夫于1786至1789年被请到普鲁士任职。他在普鲁士并非只有波茨坦无愁苑之园林建筑与宫殿室内装潢的设计工作，在普鲁士首都柏林也参与了其他工程的兴建(1787-1789年)。他到普鲁士第一年便被封为皇家艺术与机械科学学院 (Die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Künste und mechanischen Wissenschaft in Berlin )院士，与在安哈特-德绍一样，他在为普鲁士工作期间也未由普王颁授政府机关的正式官方头衔。虽然如此，他仍是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将中国风味、异国风味带到日耳曼地区，使本地的艺术品位更为多元, 摆脱纯粹欧风品位的影响。
三、普鲁士打造绿地景观
艾德曼斯朵夫在德绍沃利兹(Dessau-Wörlitz ) 为法兰兹侯王的工作经验，造就他成为日耳曼地区创作古典主义(Klassizismus)建筑与中国风建筑的代言人。
到了18世纪下半叶及19世纪上半叶，大量古典主义建筑被置放在自然风景园林中。腓特烈•威廉二世在王储时代就已注意到沃利兹园林所建立的新风格，对新潮流的“中国风式”“中英式” “英华式”不规则自然风景园林产生浓厚兴趣。他清楚地知道，王国可以借由私人王室建筑与国家公共建筑的新风格，展现改朝换代后，新王朝与新国王的新气象与新形象。在邀请艾德曼斯朵夫同时间，他邀请爱泽贝克(Johann August Eyserbeck, 1762—1801年)到普鲁士改造园林。
爱泽贝克因为父亲在自然风景造园的家学关系，在日耳曼地区被当成是感性自然风景园林专家。他的父亲约翰•腓特烈•爱泽贝克(Johann Friedrich Eyserbeck, 1734—1818年)负责了日耳曼地区第一座中国风园林——沃利兹园林群之造园工作，还在侯国境内设计规划兴建了路易基墉(Luisium)园林、格欧基墉(Georgium )园林、基格里彻(Sieglitzer)园林、博格(Berg)园林等等，这些皆是创作中国风、英华风自然风景园林的重要经历，为家族建立了在造园艺术上的良好声誉。因此，儿子约翰•奥古斯特•爱泽贝克才会被普鲁士国王当成是现代园林的化身，是东方风格，但同时也是新潮流、新时尚、改革派、现代化的造园艺术家代表，被新国王邀请到普鲁士为其个人建造新园林、新绿地。
约翰•奥古斯特•爱泽贝克于1786年迁居到波茨坦任职造园工作，1788年晋升为柏林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 ) 宫廷与游憩园林造园师(Hof-und Lustgartner ) 。虽然此时在家乡沃利兹园林之造园总监为纽马克 (Christian Neumark ),但爱泽贝克仍未终止其对沃利兹园林的造园咨询。另外一方面，他为普鲁士在波茨坦兴建的自然风景园林也都在继续进行中，除无愁苑花园外，还包括波茨坦内介于海力根湖(Heiligensee )与墉佛尔湖(Jungfernsee )之间新规划的自然风景园林区，这也是在整个普鲁士马克布兰登堡区(Mark Brandenburg )最早一座较完整的自然风景园林。另外，他也负责将其他地区的植物、木材送到普鲁士的新建园林中。
安哈特-德绍法兰兹侯王所带领兴建中国风沃利兹园林群的造园团队，自18世纪中期以来，在德绍地区的造园经验已被日耳曼地区看成是现代化改革派的代表，这些借自中国风的经验，包括了把园林与农耕经济效益结合；或将王室园林对外开放，以达到教育境内子民的美学认知；或在园林内设置公共建筑、公共建设，如博物馆、收藏馆、纪念碑等设施，以达到现代启蒙思想的提倡与传播；以及园林群内把多类异国文化建筑、异国风情自然景观纳入园中，包括本地欧洲、亚洲中国、美洲等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时代风情景致皆置入自然风景园林中，展现世界大同的胸怀、世界一家的理想及“小园林、大宇宙”的理念，等等。
法兰兹侯王把园林规划与周围绿地结合，以能够做更大范围、更为整体性的一体规划，以德绍沃利兹为例，就是把邦国境内领地看成整体的绿地美化建设。这对普鲁士波茨坦的规划影响尤其明显。相对于柏林皇家御用艺术家，如建筑工程总管(Königlicher Baudirektor )恭塔德(Carl v. Gontard, 1731—1791年)等仍停留在晚期巴洛克风格影响下的艺术家们，来自沃利兹园林造园团队的艺术家们，如艾德曼斯朵夫与爱泽贝克，则更显得前卫先进。
在日耳曼地区，此时的东方中国园林与现代、前卫、开放是画上等号的。这些来自建造沃利兹园林群的艺术家们，把他们的精力运用在建造普鲁士公共绿地景观建设上。而启蒙沃利兹园林的很多理念，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中国自然风景与中国园林的学习与体认，尤其受王致诚（Jean-Dems Attiret, 1702-1768年）《中国皇帝园林》与钱伯斯《东方造园论》的影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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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张省卿 廖文其
排版 | 陈雨昕 李思薇
审核 | 邱弼君 尹诗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