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心中唯一净土，让姜文心惊肉跳的她们，要活不下去了

屋内，收纳的杂物摆放在角落。空旷的排练大厅里，两名舞者正在练功。介绍团长的海报一角已脱离了墙面。

团长高艳津子没在，她上午要去见村里的书记，做个告别。

前不久，津子做线上课示范时，半月板撕裂了2/3，脚打不了弯。医生嘱咐她，如果还想跳舞，需要尽快手术。手术就在几天后，而舞团两星期内要搬完家。她拄拐也去见了书记。她想把场地延期点时间，因为还有一些孩子在这里学习。

这个场地，是北京现代舞团的家，津子和舞蹈演员们“住”了8年，也是他们建团以来，最安稳的一个家。

1995年创立的北京现代舞团，津子从舞蹈演员到团长，是唯一一个还在这里坚守的人。

成立27年的北京现代舞团，是民办的非营利机构，虽有“北京”前缀，但并不属于国家体制内团体，经济上没有支持。舞团的日常运营、演员的每一分收入，都是他们每一场演出、每一张票的所得。

因为经费不足，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收益少，演员相继离开……最困难时，连租场地排练的钱都没了。

崔健形容他们，“民工的生存方式，修行人的追求，最后给大家触发和光芒。”

疫情以来，因为演出受限，舞团举步维艰。如今舞团欠了九个月房租，账上几乎没钱，演员连续几个月只拿最低工资1600元。

几个月前，在诸多朋友帮助下，舞团开展自救，比如网络授课。但欠账实在太多，加上疫情反复，团长津子不得不再次减少开支，也是舞团目前最大的开销——场地租赁。

即使在顺义的农村，近1500平米的地方，一个月五万多，一年房租六十多万。

久了，对家有感情。离开家前，舞团想通过舞蹈的方式，跟陪伴他们多年的场地，好好告别。

9月初，在舞团排练厅，他们进行了一次名为《行走的云——为了明天的聚会》演出。当时，舞蹈演员仅剩六人，包括团长津子。

这是一次没有售票的演出。来现场观看的，是这些年关注舞团的朋友，以及津子的好友。

姜文、周国平、黄渤、姚晨、樊登、程琳、程青松、柳青……近百位朋友的到来，让这个并不惹眼的农村，瞬间爆棚。

姜文不懂舞蹈，可他看得心惊肉跳。他说自己没看够，没想到是这样的演出方式。“对我来说，挺震撼的。”

他们共同见证了一次离别，也是国内现代舞历史上又一个伤感的瞬间。

没有了场地，舞团即将流浪。没什么比没有“家”更难的了。

但这不是北京现代舞团第一次没有家。

上一次流浪是十多年前。期间，津子带着演员们到贵州大山里，采风、排练，赤脚与大地共舞，创作出了《十月·春之祭》。

“曾经有过五年流浪，《十月·春之祭》就是流浪中做的作品，也是我们在流浪中最有成就感的一个结果。”津子说。

1913年，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巴黎剧院首演。

由于作曲家运用了大量不和谐和弦以及没规律且复杂的节奏，被称为“春之大屠杀”的叛逆之作。

在这部作品诞生百年之时，津子很想改编创作。

与原作不同，津子的“春之祭”，前面还有“十月”二字。2013年初，该剧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后，再次于天桥剧院上演。当时的津子，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

十月怀胎，《十月·春之祭》名字由此得来。

斯特拉文斯基想表达对春的祭祀，而津子的作品，融入了东方哲学，是生命的对话。

《十月·春之祭》在继承原作叛逆精神基础上，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最大特色，是融入了崔健的摇滚乐。

津子认为，能够与百年前作曲家精神对话，崔健最合适。

崔健听了津子的想法后，起初很吃惊，“你怎么找我？我是摇滚乐，《春之祭》是交响乐。”

津子说，“老崔，（《春之祭》）交响乐在100年前出来时被所有人骂，愤怒，甚至往舞台上扔酒瓶子，说交响乐是不和谐的、是噪音，因为它打破了音乐规律。”

“你试想一下，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是摇滚精神，他是用交响乐做了一声呐喊，一次革命一个宣言，所以遭到了这样的遭遇，等大家接受这种生命的声音时，才发现多么精彩。所以今天成为了经典《春之祭》。”

“津子你说得太好了。”崔健被打动了。

当时崔健在忙演唱会，但他对能与斯特拉文斯基对话的这次机会，其投入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原创作品。

那时，崔健坐飞机都在写音乐。飞机一落地，崔健就给津子发去大段大段音乐。

津子问他，“老崔，你哪有时间？”

崔健说，“我熬夜都在写，我兴奋就想写，停不住。”

大众对崔健长期的理解，认为他就应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其实不是。崔健跟音乐人的交流不需要太多语言，甚至一个动作就能彼此理解。他比较习惯用音乐和动作，捕捉、释放自己的情感。

崔健对现代舞的缘分，甚至长于他做摇滚乐。

崔健的母亲是跳舞的，父亲也是歌舞团的音乐家，他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

当崔健在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基础上，进行音乐改编，并非跨界。他一直关注交响乐，还一直关注现代舞。

他就“好这口”。“津子的演出，还有别的（现代舞）团、外国的团到北京演出，我基本上都看。”崔健说。

崔健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贝多芬，德沃夏克……听太多了，我比较喜欢听有张力的。”

“崔健的交响乐艺术修养非常高，他不只是玩流行音乐玩摇滚，他是交响乐团的小号手，他对音乐热爱，他会用另外一种尊重去对话。整个交响乐一分钟都没剪，（崔健）是在交响乐的缝隙里插进东方生命的声音。”津子对「文娱春秋」说。

回望十年前的合作，津子说，崔健是很率真的人，“老崔真的很可爱。”

而崔健，他只是帮了个忙。一分没要。

崔健认为，中国现代舞也许是文艺界唯一的净土，而其他行业不是政治就是商业。

“中国的现代舞团能够有机会参与表演，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在做《春之祭》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很多艺术原则，因为你要赶时间。中国能够有像北京现代舞团这样的存在已经非常侥幸了。”崔健多年前对「文娱春秋」团队成员曾这样解释。

崔健给舞团写过这样的观后感：他们虔诚得像个教徒，辛苦得像民工，感性得像疯子，理性得像哲学家。

崔健说，这就是舞团的生活状态。“他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完全不被重视。”

如《十月·春之祭》对生命的希望。八年前，舞团结束了流浪，他们在顺义落脚。

姜文、陈凯歌的电影总美术柳青，是给舞团搭台子的人，也是津子的第二任丈夫。

津子今天还记得，八年前这里一无所有，“柳青坐在地上，吃着煎饼果子，他用了几个月，把这里改成了舞团的家，玻璃落地窗，灰色的墙……”

室内有扇白色的雕花木门，与整体设计格格不入，它曾出现在电影《一步之遥》。

柳青改造这里时，《一步之遥》拍完了。他给这扇废弃的门，找到了新的归宿。

近1500平米的场地，柳青花了30万，搭建出来了。

津子觉得很幸运，也很感激：他给我们搭台跳舞，掌声留给了舞者，而他在幕后。“特别感谢他能背着我们往下走。”

帮舞团的人，除了搭上创意经历、体能，自己也贴了很多钱，但从来不说。装修，哪有发票？在村里面买的东西、零件，谁给开发票？

“舞团这些年做的所有作品，最无价的就是每个人都是投入自己生命最大的激情，所以为什么叫作品，而不是小品，而不是一个演出。”说到这里，津子潸然。

舞团到今天，演员走了一个又一个。津子是建团以来唯一一位留在这里的人。

1992年,国内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正式成立。三年后,北京现代舞蹈团成立。当时整个中国，只有这两家现代舞团；而当时的韩国，仅汉城就有20多个现代舞团。

北京现代舞团，是北京市第一家靠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

津子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第一批现代舞毕业生，与另七名同学，随舞团的建立而加入。

“当时北京歌舞团想有新的代表性的方向。民族歌舞团有民族舞，东方歌舞团有异国情调，而北京歌舞团没有特点，他们想建一个现代舞团——这是未来最新方向，就去舞蹈学院把我们几个人全要过来，创建了北京现代舞团。”

舞团刚起步时，挂靠在北京歌舞团，但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独立的，“没有国家支持”。

北京歌舞团后来跟别的团整合，现代舞团被清除出来，“因为我们不属于北京歌舞团。”

北京现代舞团的第一任艺术总监是金星。

1995年清明节，金星做了变性手术。这一年的12月7日，北京现代舞团成立。

当时媒体报道：“金星的个人品牌和她对舞蹈的追求，使北京现代舞团很快成为首都舞台上一道炫丽的风景线。”

三年后，金星离开舞团。

做投资出身的张长城出任艺术总监。张是津子的第一任丈夫。

多年来，北京现代舞团走遍世界主流剧院和各大国际艺术节，国际演出邀约不断。

张长城曾说，“在亚洲,我不觉得哪个团能和我竞争。”

但舞团的得到与艺术成就，不成正比。

台湾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在云门第34年时,曾毫不掩饰其经济窘况，“我现在仍然需要将精力的70%打点现实问题，只有5%用于创作。”

但云门舞集每年都会得到台北市政府一大笔赞助，他们还有自己的文教基金会，商业赞助系统也健全。

而北京现代舞团，面对的是国内还在起步的文化政策。商业上的赞助，更多是原始的广告。

多年前，《中国企业家》杂志曾刊登一篇名为《现代舞：“卖身不卖艺”》的文章。其中，张长城提到，“我绝不允许商业赞助介入到创作中去，除非我们是在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一种结合。”

有一家中国企业曾和舞团谈过多次，要求冠名，说“钱不是问题”。张长城则认为“感觉我们成了这家企业的宣传队。”

为了市场化运作，张长城曾感慨，“那叫一个不容易。”

2009年，张长城担任舞团团长12年后，还是离开了。津子从此独挑大梁，出任艺术总监、团长。

回首往事，津子说，“他对舞团做了贡献。他作为管理者，做了那么久，我非常感谢他，他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接团的时候，前任团长留下的工作方法，还在身上。”

津子的作品并不多产，但都是经典。她被皮娜·鲍什邀请创作舞剧，她带着舞团在欧美最主流的剧院演过上百场，她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创作了《三更雨·愿》......

而津子最不擅长的，就是管理。

多年前，津子鼓起勇气，给当年的老师金星打了个电话，“我特别能理解你当初作为艺术总监，你有多难，我还给你……”

她打电话跟金星说：“我特别抱歉，作为演员之一，我当时让你很难管理。我当时觉得我没错，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对自己的认知和个性是非常真实的，但我今天成熟了以后回头看，自己那点个性不重要。这个专业舞蹈团对于大家的价值才是重要的。”

金星听了，“津子，我特别感动，近二十年后，你会给我打这个电话。”

她们之间的不快和别扭，就此烟消云散。

津子承认年轻时的不成熟，她希望能够安抚金星当时的委屈。

离开北京现代舞团后，金星到上海创立了金星舞蹈团。相比舞蹈家身份，金星这些年最耀眼的，是她在电视综艺上的“毒舌”。

金星曾对「文娱春秋」团队成员坦言，自己做电视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养活舞团，拿上电视挣的钱，养活自己的爱好。

事实上，津子和舞团并非没有赚钱的机会。

但她一度拒绝，比如拒绝上春晚。

津子有自己的坚持，第一，不能伴舞，但上春晚只能伴舞。她觉得，这是一年一度全国人民的艺术赏析课，（作为伴舞）有误导，所以宁愿不上。

第二，不能娱乐化。第三，春晚一般把演员耗在那儿两三个月，耗完了给个盒饭，“不尊重我们，作为没有国家工资发的团，我们耗不起。”

不上的原因还有一个：

只要上央视这样的平台，要不断地审核。

由于对现代舞的理解不充分，审核很容易就变成通俗舞蹈、流行舞蹈，好看是好看，但现代舞是很深情感内在和思考的舞，春晚的舞台上，体现不了。

2019年进入舞团的演员曾金，在舞团只能发一千多底薪时，他白天跳舞，下班兼职送外卖。

津子对此很欣赏，“电脑能算出所有人的动作，言语之后你都不需要跳舞。但是，只有生命真真实实体验的部分，让你不会成为行尸走肉。”

她觉得，“今天的演员可以看到很多视野，你缺信心吗？你又不封闭？但你缺什么？缺经历，缺站在不同人身上去感受的情感。”

曾金说，相比对演员肢体上的训练，津子更看重内心对艺术的感知，比如让他们看《道德经》等。

“这特别重要。真正你能够突围成长，不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是在生活中。”津子说。

不久前，杨丽萍在网络上伤感：《云南映象》演出团队暂时解散。

津子对杨丽萍不予评价，不过，她认为，“杨丽萍在我们来看不属于现代舞，她只是舞蹈，属于民族当代舞。她更多的意识和观念是民族文化的，但她有很多现代舞概念和形式感，所以是一个当代民族舞在进步在发展、在创造。”

对于金星对舞蹈的态度，津子说，“她是一个非常生动可爱睿智的人，但每个人对自己命运解释不一样。她是怎么解释自己对艺术的态度，一般人是不会懂的。”

对于现代舞的精神，津子说，从自己当舞蹈演员时，观念就没有变过。

“我在哪，哪是舞台，这是我16岁说的话。我要让全民起舞，是我18岁时说的话。”

央视有句著名的广告语——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而津子觉得，“心有多灵动，人才有多自由，所以看得见我的地方就是舞台。”

“为什么我要把一个舞台设计好，等哪天哪月房租弄好才去（跳舞）？已经晚了，生命的当每个当下就应该开始了，就地出发。”

津子认为，现代舞最重要的内核——面对生命真相的艺术，是不断修行、完整自己和成长的过程。

学者、作家周国平的夫人郭红，是津子多年好友。津子刚到舞团做演员时，她们初次相识。 

曾担任崔健音乐总监的梁和平给郭红介绍她，“你猜津子多大？”

郭红印象很深，“那时的津子看上去挺成熟”，其实才二十来岁，“清秀、灵动”。

郭红第一次看津子《三更雨·愿》，“非常唯美，无法形容那种复杂的感觉，看完后百感交集。”

后来，在一个法学家生日会上，法学家打坐，津子就在餐桌上起舞。“非常动人，像一个美丽的女子，围着一个僧人（法学家光头）。有种不负了如来，但负了卿的感觉，演绎得特别好。”那是郭红看津子的演出，最被打动的一次。

相识多年，郭红直到近期才知道舞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她从来不向朋友们‘化缘’。我也没问过经营状况。”郭红说，“周老师（周国平）是舞团的顾问，他说要召集顾问开会，我才知道舞团已经山穷水尽。”

津子召集大家开会的前几天，杨丽萍和陶身体剧场也宣布解散舞团，疫情是主要原因。

此时，舞团的经济危机迫在眉睫， “当时账上的钱很少，已经发不出工资了。”郭红回忆。

舞团曾尝试过网络直播。郭红想到了知识付费，她跟津子说，“你干脆就出一个面向大众的课程，我们帮你推广，看看怎么样？”

提议出来，“没有太说服（津子）。”

但郭红觉得，这个方案最有可能短期变现。

但津子一时无法接受“艺术家卖课”。一个月后，津子再次找郭红，说咱们抓紧实施吧。

事后，津子说倒不是觉得线上课会拉低自己的艺术。“当我做线上课，还是饱含着自己在艺术里的经验理念和态度，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跳舞，从舞蹈中获得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让培训来支撑（经营），对我来说动力不够，因为它可能会成为一系列传统模板的教学，对人生命的唤醒和对身体的突围并没解决问题。”

为了协助项目实施和推广，郭红把原定的出国的计划推迟了半个月。“从创作者转向教学，思路上要有很大的转变，心理上也要有扭转。”郭红对「文娱春秋」说。

津子看到授课视频小样后，不满意，觉得不够唯美，“要像纪录片一样讲究才行。”

郭红劝她，“咱们拍的不是《舌尖上的中国》，拍的是‘厨师教你做菜’，咱们出的是菜谱，不是纪录片。”

录制课程中，郭红认为津子展示了一个艺术家高度的专业素养。

由于劳累过度，津子半月板撕裂。“这种热爱艺术的人，就像蜡烛一样，一定要燃烧自己，不愿意停歇。”郭红说。

幸好有了“知识付费”，舞团在不能演出的情况下，经济有了好转，但只能缓解。郭红觉得运营舞团的关键，是艺术家的创作。

“经营需要每天用心做，滴水石穿，不是偶尔脑袋一拍就能做好的事。”

对于舞团的未来，郭红坦言，“说实话我也迷茫。”

除了疫情因素，“最好还是由企业赞助，有几个企业，一年不用赞助很多，赞助个20万，再加上舞团自己的营收，就能维持下去。但要想做得更好，需要有操作能力的人来帮他们一起来往前推进。另外，舞团的IP授权，也都可以做起来，之前都没有运营过。以及，希望他们能有一个课程的体系，”郭红对「文娱春秋」分析。

电影制作人程青松是舞团五个舞剧的制作人。他们最初相识，是在梅兰芳演出过的——正乙祠，在那里，舞团演出了《三更雨·愿》。“被演出感动和震撼。这么多年，一直帮她做现代舞的推广。”

舞团演出《水·问》时，程青松动用了自己影视圈所有资源，他请了黄晓明、刘晓庆、杨幂、杨洋等演员，并请大家转发微博帮舞团推销票。其中有一条微博阅读量超过7000多万。

津子曾对程青松说，“你不知道你为中国现代舞做了多么重要的事，无形中帮助了中国的现代舞推广。”

程青松做电影项目，“是拿酬劳的”，但他参与津子的项目，不计报酬。

1996年，程青松还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就看过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出，那时金星还是艺术总监，津子还是舞者。

冯晓哲是舞团的顾问之一，也是津子的老朋友。“当年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子，作为一个自由舞者，谈恋爱、结婚生子，然后生活经过变化重组，她从舞者到编创舞蹈，然后带团。津子的个人命运和和舞团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冯晓哲认为，津子和北京现代舞团是时代的特殊缩影，“以生命精神一往无前进行原创探索，非常可贵。20多年前，现代舞的理念都不在大家认知的范畴里。”

“现代舞有基本的特性，是一种生命的舞蹈，津子是个生命的舞者，是灵魂的舞者。舞团的基因不是商业，从舞者的成长、舞蹈编创，到演出运营，实际需要组织化的行为。但是在机制上，对舞团的保障是不充分的。一直没办法进到一个良性的专业化的循环和发展的轨道上。这么多年来，津子一直用自己的力量，支撑舞团。”

对于舞团的未来，冯晓哲认为，“舞者心灵的纯粹和世俗的唯利是图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因为舞团是非营利组织，但是有原创价值，如果能有针对现代舞的艺术专项基金来支持，是比较合适的。”

虽然，津子和舞团的作品魅力无限，支持者无数，依然没能摆脱经济的窘境。

事实上，舞团的名人朋友／顾问，很少到排练现场，他们并不了解舞团的生存状况。

“他们看到的是我们在作品中的光芒和成就。他们以为我们是被支持、有资金赞助或者有国家经费，很少有人真的到现场了解幕后生活。”津子对「文娱春秋」说。

告别仪式上，作为顾问的姜文第一次来。

樊登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八年前知道舞团有了家，第二次是听说舞团的家要没了。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办团体，所有的费用都要靠自己。

津子说，我们的专业相对奢华，“因为我们必须要大场地，没有大场地是无法工作的，舞者的身体能量没法激发出来。”

舞团排练场地高七米，和国家大剧院歌剧厅比例相同，“如果高度不够灯光就不够，你做技巧托举，头顶不能被撞了。如果舞者在小空间里练完动作，等到大剧场动演出，动作会很小气。”

另外，津子算了一笔账，“作品需要制作，服装厂、美术厂、道具厂，今天这种人工和托运，一台演出做出来将近200万，这些靠票房无法平衡。”

《十月·春之祭》九年前在天桥剧场上演，一票难求。但最后算下来，舞团还赔20万。

津子在舞团27年，“做一个纯艺术的团，没有一年能持平，从来没有赚过钱。就说你这年赚了——赚得的是作品，赚得了演员能够持续跳舞。”

“为什么前面的人都走？不能说因为不赚钱，因为看不到激励自己的前程和前途。”  

津子用尽了力气，“甚至搭出全家穷亲戚，还要担当很多委屈。”

津子没有退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让我放心把团依附给他。”

艺术发展至今，有趣未必能赚钱，有信仰未必能坚守。

如果要赚钱，津子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做法早就变了，“北京现代舞团也不会成为立足点，也不会成为现代舞道场的概念。”

“要赚钱，它就成工厂了——比如每年计划要做多少商业演出，跟多少品牌合作，跟多少歌星演唱会伴舞。”津子说。

北京现代舞团没做过伴舞。津子要让所有舞者站在舞台上，让大家认识到舞蹈本身有生命尊严。

相比其他艺术家卖艺术衍生品，津子说自己没有精力，“我把真心全做这一件事情了。”   

现代舞像当代艺术，是思想启蒙。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启蒙，如“你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人”，有的时候费半天劲得不到好的回馈。

津子说，从她开始跳舞就知道这个道理。“连这个都不知道，那不是自作多情？”但有一点，“这个世界，所有对人类最重要的智慧和宗教，不一直没停止过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们所有表达爱和善良的认知从来没停止过传播爱和善良，艺术是一样的。”

“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按你的节奏和希望成为什么样子，但只要你做星星之火，对人的内心哪怕是瞬间点亮，对他一生都是重要的。”

津子一直在说，“我们不要贪求”——

“因为一切都会成为愿望，会变成欲望，愿望是不要回馈的，欲望是要回馈的。”

对于现代舞，津子得到了舞蹈的经验，得到了各界人士支持。她是用身体积累智慧和能量的人。 

“演员们想做的成功，不过是让人看得见，如果你不去奢望那些，做你内心质朴与生命相伴的事，宇宙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