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晓龙｜允许文艺作品揭露批判，真正的改变才有力量

Original 三二七文娱春秋 202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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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河南省启动婚俗改革，取缔低俗婚闹、天价彩礼、婚宴浪费等。

此前两天，以一场荒唐闹婚为开场的40集现实题材大剧《幸福到万家》首播收官。

除了舆论的猜测，没有更多证据可以将二者因果关联起来，但是——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引发出国潮反思；

2007年《金婚》播出，离婚率下降；

2021年《甄嬛传》播出十年时，“甄学”已成短视频二创显学；

2021年《功勋》播出，这部主旋律作品，赢得豆瓣9.1分的成绩。

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导演郑晓龙。他的成绩有且不只有以上，还包括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

姜文说郑晓龙创作就是在“给后人挖坑”——换言之叫“立标杆”。

确实，郑晓龙40年的作品，既是一部无法超越的电视剧编年史，也是见证世道民风与人心向背的一面镜子。

所有人都会问他创作密码是什么？他也用同样的表达回答「文娱春秋」，“实事求是，反映时代”。

只是这一次，观众有了新情况：当这部反映农村法律意识觉醒和“善良、公平、正直、诚实”价值观的《幸福到万家》，遭遇磕女主何幸福与关涛“CP”的网络观众，郑晓龙坚持40年的现实主义创作，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拆解郑氏“现实主义创作”密码也成为了必要。

郑晓龙告诉「文娱春秋」，他从未有过动摇和改变，“影视行业这两年有了很大的调整，现实题材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更注重作品实际的质量，而不是单纯把影视作品当做娱乐，而是要把作品当做一个精神产品，要有精神的引领作用或者说滋养作用。文艺作品要有它的认识价值，让人们对现实、对时代有认识价值。”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由网络定义的时代。一件事情的真相，被碎片化的网络肢解并发挥后，已经很难还原到它本身的模样，一千个网民的叙述中会有一千个真相。

尤其对于电视剧这种大众媒体来说，观众主体从围桌而坐的老百姓变成敲敲键盘的网友后，作品的娱乐属性被极致放大。对于严肃的作品和创作者本身来说，这不算是一件好事。

《幸福到万家》播出之日，一条热搜就霸屏热搜，“何幸福什么时候离婚”，起因是一场以闹婚为名行猥亵之实的闹剧。在剧集播出将要过半时，因为何幸福老公王庆来的种种行为，对照女主身边年轻有为的单身律师关涛，劝离恨离的网民再次沸腾，如果说一开始的催离是对民俗家风的不满情绪发泄，这一次大家是来真的，“这样的老公留着过年吗？”

这个意难平的舆论超出了导演郑晓龙所信奉秉持的价值观，他觉得这已经上升到了“道德问题”，是文艺作品里绝对不可以提倡的“婚外情”，“就算关涛有这个想法，你不能让幸福在没有离婚之前，在外面有新的情感，这叫‘渣男’吧？女的叫‘渣女’。”

这也是制作、发行、出品方春羽影视执行总裁张本最有话想说的地方，“关涛也许是剧中的理想之光，是现实生活中比较稀缺的角色，但《幸福到万家》并不是一部谈恋爱的偶像剧。庆来窝囊，小农意识强，和他离婚也许情绪层面得到了宣泄，但谁想过他们离婚后的现实问题，以及何幸福和关涛在一起后的差异？离婚后可能面对的狗血剧情应该并不是观众想看的，也并非这部剧的初衷表达。”

如此说来，男女平等的反面也许是女权主义的矫枉过正？

六年前，郑晓龙在去上海的火车上看完赵冬苓写的《秋菊打官司》剧本故事大纲，他被这个大纲里村妇秋菊法律意识的觉醒和维护普通人合法权益的故事触动到了。

这部由陈源斌小说《秋菊传奇》改编的故事，与当下国家一直在推进依法治国，农民法律意识觉醒的的现实不谋而合，郑晓龙决定接拍。为了更贴近现实，故事从2000年推后到2009年。这样一个调整，意味着人物设定、情节变化、真实案例和结尾等等都需要重新架构完善，于是才有了“五年磨剧本”。

《幸福到万家》以闹婚维权为入口，将高考冒名顶替、农村水污染、征地补偿等等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例环环相扣来创造戏剧冲突，人情与法理如何平衡才成为剧作讨论的核心。

何幸福不仅不会离婚，同时郑晓龙认为，“她必须回农村，是何幸福这个人本身做的必然选择，她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外来的小姓儿媳何幸福，最后成为了万家庄新的领头人。

怎么看这都是一个主旋律的故事，郑晓龙又是如何用“现实主义创作”的万能法宝，挑动到观众的神经来共鸣的呢？

首先需要讲清楚一个概念：何谓现实主义创作？

郑晓龙在无数场合做过分享，“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其次要有经得起推敲的现实逻辑，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能让人踏实记住的人物。”这也是郑晓龙新公司春羽影视所开发项目的基础要求。

以《幸福到万家》为例，如上“离婚对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好事”即是价值观之一。

这个总能踩中时代热点神经的50后，并不是靠“踩点准确”，只是坚持了“真实”这一个原则就足以游刃有余的创作。

流动的也许是市场风向，他更相信不变的东西，“真善美、人性光辉、尊严、人格”等等，这些东西不分阶层老少都懂。

郑晓龙的“御用反派”、在《幸福到万家》里扮演村长家不省心儿子万传家的演员曹征，对「文娱春秋」用“三观正”来形容导演。

至于第二条“经得起推敲的现实逻辑”，不能有第二人比郑晓龙更有发言权了。都市、军旅、情感、历史、医疗、奇幻、抗战、年代等题材，大概在郑晓龙的创作领域里，只有尝试和超越，没有重复。自称“童心未泯，对没有拍过的领域都充满好奇心”的他，总想拍点不一样的东西，题材不一样，表达思想就不一样。

郑晓龙坚持，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用现实主义可以拍一切现实题材，但现实题材如果脱离现实主义的真实逻辑，便会沦为悬浮的表达。总之一句话，现实主义不分题材、不分领域、不分年龄，一切以真实逻辑为基础创作即可。

2018年之前，郑晓龙曾总结中国电视剧的30年发展道路：第一个10年，基本是积累和人才培养的阶段；第二个10年是井喷的10年，而第三个10年是民营资本进入电视剧市场、群雄并起的10年。

这么看来，资本和流量开始退潮的2018年反倒可以被称为现实主义剧作爆发大年，《人民的名义》《大江大河》《山海情》《人世间》蓬勃而出，或许开启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第四个10年。

相比较若干年前阿里某副总裁徐远翔称“将邀请IP贴吧主和同人小说作者进行剧本初创”，以及一些剧组在剧本阶段就邀请营销团队参与创作爆点，更有投资方连两万字的大纲都不愿看完，只想让编剧表格列出“爆点”来创作……郑晓龙拒绝如此“作假”来迎合年轻观众，他相信观众的判断力，“现在的年轻人眼界很开阔，他们有自己的眼光和审美。片子太假不真实，年轻观众自然不会看。这个和拍什么没关系，主要看你拍得真不真。讲好普通人的人性故事，年轻观众自然就爱看了。”

这也是他的《金婚》《甄嬛传》等作品跨越年龄层圈粉的原因之一。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现实主义剧作，恰是年轻人开始思考个人与集体，维权意识觉醒的表现。

张本表示，不要低估观众，郑晓龙和他的春羽会始终以真实为创作前提，“如果失去真实，不能把观众留下来，那么再好的价值观也传递不出去。”

郑晓龙眼里的真实，从来不等于美好，“也许强调现实主义会触碰到社会的黑暗面，文艺作品要客观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变化和样貌，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光明的一面，也会有不足的或是黑暗的一面，否则全都是光明，这个社会还要进步吗？多年来，我始终呼吁给现实主义创作以更多的空间、关怀、认知和理解。否则，一方面鼓励现实题材或者说现实主义创作，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平等视之，缩手缩脚是出不了好作品的。”

有媒体报道过郑晓龙的书架，来追溯他现实主义的渊源：“一排鲁郭茅三巨头全集，一排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还有一排蔚为壮观的50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结论是：一个深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50后。

双手插兜，蹬蹬转身，气鼓鼓的又出发去讨个说法了——这就是郑晓龙想象中的何幸福。赵丽颖把“一根筋”的何幸福演活了。

“就是你一开始觉得她演何幸福最合适，就换不了别人了，冥冥之中的感觉谁也说不清楚，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绕到她这里。”曾经在《金婚》中有过合作的赵丽颖给郑晓龙留下了倔头倔脑的印象，“赵丽颖不是一个导演让我怎么演我就怎么样的演员，她一定要把逻辑、内容搞清楚，搞清楚了，她就能演出来，否则她就不知道怎么弄，无论怎么演都很别扭。”

“不是科班出身”反而成了赵丽颖成就何幸福的原因之一，“她不去模仿，只演自己理解接受的东西。”

科班出身的曹征，已经和郑晓龙第四次合作了。有了之前《红高粱》泼皮无赖钱玉郎，《芈月传》昏庸无道楚怀王，他也因此成为“反派”万传家的第一人选。

面试时，郑晓龙看到他就乐，并开始和曹征深入角色本身：霸道的万传家并非一坏到底的脸谱化角色，成长中教育的缺失使得他更想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

和导演有了角色共识，熟悉郑晓龙的曹征就明白怎么表达了，因此才有了那些现场发挥的名场面：万传家和何幸福“你谁啊，你贵姓？我姓何”、“子不教父之过”、“爱上哪告上哪告，先让法院递传票”等即时碰撞出来的火花。

给演员一个宽容宽松的表演空间，这正是郑晓龙的极致认真所在，“凡是郑晓龙作品中，当一个角色在一句话过后需要情绪反应时，演员必须将从全景到中景再到近景的表演，全部演一遍甚至好几遍。因为影视是一个细节的艺术，简单说它是一个照相技术的发展，它是物质再还原，原来什么样，拍出来还是什么样，因此拍出来的要真实。”

宽松之外是演员的自我严格。开场婚闹篇章，拍了整整五天。为了追求真实酒后生理反应，生活中不沾烟酒的曹征有四天是把自己灌成微醺状态来拍摄。

不符合真实时，郑晓龙也不会留情面。“你这演的都不对！”万善堂扮演者、老戏骨刘威首场戏下车后的状态就遭到了郑晓龙的特别“关照”。

真实的角色、真实的演绎和真实的场景，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金线。

《幸福到万家》这部讲农村的故事，只能在农村实景拍。万家庄已经是一个富裕起来的明星村，郑晓龙和他的团队在安徽实地走访了很多个农村，终于找到歙县，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和白墙高瓦的徽派建筑都满足了郑晓龙对万家庄的想象。他甚至让村民找来2009年结婚时的照片，要求剧组还原当时的婚礼现场酒席、婚纱与婚纱照，一切以真实展现农村为原则。就连何幸福的婚房，都是参考当地的真婚房重盖的，区别于婆婆的房间，卧室一水的木地板和卫生间瓷砖等等，全部还原。

如此一来的问题便是：景与景之间的距离，让大家每天奔波三四个小时赶场拍摄。但这点辛苦与真实相比，何足挂齿？

【对话实录】

「文娱春秋」：从1992年的《万家诉讼》被张艺谋改编成《秋菊打官司》，再到今天《秋菊传奇》被您选中。秋菊精神在，名字和故事都变了。您的秋菊和原作陈老师与张艺谋老师的秋菊有什么一致与不同？

郑晓龙：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两个不同，一个是我们把故事放在比较近的时代里面，也和现实结合比较紧。第二个是强调已经富起来的农村。已经富裕了的农村精神文明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要想办法要改变？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何幸福有一种现代女性朴素的感觉，她要的就是一个公平，我觉得她应该是没有错。人都是各种样的，她个性就是倔强。现在农村或者现在的生活当中，人们有很多人都为这事就都忍了算了，不当回事，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重要，甚至还有人可能会想他猥亵你妹妹，你还把人脑袋打破，哪个更重要啊？但何幸福有一种是非的坚持。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塑造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手。我觉得可能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坚持了，就忍了。但是文艺创作，角色的坚持就是创作者自身的坚持，创作者自身的价值观的坚持。社会应该追求什么？要把这个说清楚，还有这种对真理的追求。

「文娱春秋」：选择以婚礼闹婚开头，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晓龙：在我看来，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应该同时发展的，我们在讲物质文明的时候还要考虑农村的精神文明是什么？很多地方物质生活上来，但是思想观念和法治意识并没有提升。我们国家也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闹婚，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情，这里面包含着村领导和老百姓面对新思想、面对法律的态度，认为要说法、打官司就是敌对了。法律社会不是这个概念，通过法律辨明是非，通过法律普及公平正义，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一个法治社会原告被告重要吗，有很多事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就是法律问题，通过要说法，往上告等方式来揭示人物法律意识的淡薄，普及人们的法律意识，这是这部剧的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文娱春秋」：如何还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貌与烟火，有哪些细节和故事。

郑晓龙：摄制组在筹备期去了安徽农村取景，也不光是为了取景去了，我们是为了了解农村富起来是什么样，有没有闹婚这种事，经过了解发现这是农村比较普遍的事情。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服化道、场景是不是符合那个时代，比如那个婚房，我们是真的找到的婚房，只换了被褥枕头，那个装修基本不变，包括那个结婚照片，我就问09年农村结婚会拍这样的照片吗？他们说会。得到这些肯定的答案后，我才敢继续拍。

「文娱春秋」：农村题材稀缺的，严肃的农村题材更少。最初是如何想到做这样一部剧的？在吸引传统电视观众的同时，是如何兼顾到年轻观众的兴趣和审美取向的？

郑晓龙：我觉得不能把《幸福到万家》简单、单一的归为农村题材，我认为它就是讲一个女性、一个村庄的变化。一个女孩嫁到村庄，在这个村庄里的生活、矛盾，以及斗争，以致后来改变了这个村庄的面貌。它发生在村庄就有村庄的特点，村庄有它落后的一面，比如闹婚，包括农村的宗族制度，从万家庄能看出来，王家是小姓，什么样的时代、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最终还是写人。人性都有普遍性，找到他们的普遍性，再找到他们的特殊性，讲人性、讲人与人的故事。

我没想过要刻意讨好哪部分观众，我就觉得写好人性、写好人的故事，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的观众都会喜欢。有些人说我对女性太了解了，我认为我只是对人了解，要站在她们的角度认真为她们想想，比如幸运被婚闹后回家洗澡，这个你为她想想，就能想到这对她来说带来了多大的身心伤害。

「文娱春秋」：《幸福到万家》中有很多新和旧的碰撞，有思想观念上的，也有生活环境上的，比如陈规陋习和现代文明、城市文化和乡村理念、乡规民约和法治精神……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是您的日常观察体会吗？

郑晓龙：其实保有一个真实的对人对社会的感悟就行。我觉得这样才能更好地让观众相信这个事，相信这些人物。新与旧的冲突，老一辈人和现代人，老一辈和年轻人，城里人和农村人。包括像万善堂这样的人。他是村支书，但是他也有守旧的一面，对法律的盲点和不理解。创作主题主要是人的觉醒、价值观的觉醒。过去我们很多故事是讲物质层面上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并不足够，精神层面上的进步更要展现。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而是精神的现代化、法治建设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比较容易，但精神的现代化不容易。

「文娱春秋」：您之前说，观众是需要引领的，《幸福到万家》这次引领的是什么？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作为又一部“时代之镜”，照到的是什么？

郑晓龙：我们一直在讲攻坚、脱贫、小康社会，这是富起来，但是还要强起来，有了钱以后社会不一定就美好了，有了钱也可能成了暴发户，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我们精神文明也要发展。我们就是要从文艺作品当中呈现真实，让人产生要改变的愿望。这种改变是一个更大的正能量，应该允许文艺作品揭露批判这样的东西，真正的改变才能有能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成长，承受不了一点伤心痛苦，这还能行？都是那种都必须说着好话，喊着口号，这个这是有问题的。要让这个民族的人坚强起来，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与不足，然后思考怎么去改变。

「文娱春秋」：您对何幸福这个角色演员的要求是？

郑晓龙：最主要还是气质的贴合。通常选演员，不管哪个演员，尤其是主要演员，我一定要跟他聊聊天，聊天过程中看看演员跟角色符不符合。农村出来的赵丽颖有何幸福那个劲头，也有对农村生活的体会。

「文娱春秋」：赵丽颖和何幸福之间的一致性都有哪些？从可爱甜美的古装少女人设到坚定茁壮的农村妇女角色，对演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为什么您觉得赵丽颖可以？

郑晓龙：赵丽颖能演出农村姑娘的那个倔劲儿，这是我对她的一个感觉。还有一个，《金婚》里面她演多多，那会儿就是演了一个特别叛逆的孩子，我觉得她在这点上就很符合何幸福。我们先选她，但是后来她怀孕生孩子，好在剧本改动，等到剧本弄完了，她孩子也生完了，做母亲的经历也有了，要的就是她的这种感觉。

「文娱春秋」：请评价一下赵丽颖演的何幸福有哪些让您惊喜的地方。

郑晓龙：丽颖能理解剧里的事，就能把这个演出来，她不是用演，她把这个事弄明白了，她得消化透了，她理解了，她就表演出来了。一旦她自己不理解，她就过不去。这回拍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我经常要说咱们这个事是这样的，时代应该是这样的，她就能理解，她只要理解了她就会表现出来。特别质朴，她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模仿在她身上不多，她实际上在演她理解的人物，这是她的优点。当然也有她一开始不理解的地方，后来我觉得不成，得让她理解了，必须跟她沟通好，说明白，也可以说她是一个用心演戏的演员。

「文娱春秋」：很多创作者会有一个固定领域的标签，军旅题材，或者古偶，或者家庭伦理，但是您的作品，没有。为什么会一直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对从未尝试过的新题材，如何把握市场？

郑晓龙：影视行业这两年有了很大的调整，现实题材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更注重作品实际的质量，而不是单纯把影视作品当做娱乐，而是要把作品当做一个精神产品，要有精神的引领作用或者说滋养作用。我不认为我能够塑造别人，我只是把人善良美好这一层给表现出来，做好这些事，它的价值作用就出来了。另一个，文艺作品要对现实有真实反映，文艺作品要有它的认识价值，让人们对现实、对时代有认识价值就够了。要以现实主义态度来做作品，这个是最重要的。

「文娱春秋」：您的现实主义创作总是“爆款”和“引领者”的角色。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等等，多少人创作者想知道您的密码是什么？

郑晓龙：实事求是，反映时代。我喜欢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历史剧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态度，《甄嬛传》的批判性，《芈月传》的家国情怀，都是现实主义态度，它不能拍成悬浮的，任何一部剧都要有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营养。比如给人一点公平意识、对女性的尊重、社会风气，这些都是从点滴做起，我们的教育不一定要讲大道理，要讲一点能做到的。

「文娱春秋」：会关注《甄嬛传》的新消息吗？《甄嬛传》也是现在短视频领域创作的富矿，在抖音小红书B站，得甄嬛者得观众得天下。不知道您可看过这些二创？您对这些二创的创作者有什么话说吗？

郑晓龙：我就没想到甄嬛会变得这么热，我拍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只是我觉得拍的时候就要用心，你在组织这个故事和对演员要求的时候都是如此。而且《甄嬛传》里面，我实际上是在表现人性，我是表现整个时代，对皇权制度的批判。

撰稿 | 三二七

策划 | 文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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