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的报应｜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之导言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对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所作的预介导言，收录于2017年春院外·回声导读计划系列研讨班“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的会议手册。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加拿大杰出的经济史家，传播史家，媒介理论家，多伦多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经济史，提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著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1923）、《加拿大皮革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入门》（1930）、《鳕鱼业：一种国际化经济的历史》（1940）等，被公认为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伊尼斯在后期从文明史研究中创建了影响后世的传播理论，生平最后两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他揭示了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亦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这种看上去趋于保守的态度，只有在麦克卢汉以他关于电子媒介的理论模型对伊尼斯的愿景进行转换之后，才显示出更为激进的一面。院外已推送了该导读讲座的记录。

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在超越政治经济学框架的位置思考西方文明及其制度的局限。

文｜周诗岩    责编｜回声

创作力的报应｜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之导言｜2017

本文40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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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界媒介研究的五大学派中，批判性最强的，一是我们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是伊尼斯与马歇尔.麦克卢汉共同开创的多伦多学派。它们几乎同时发生，前者在欧洲大陆的漩涡中心，后者在北美大陆的边缘地带。伊尼斯早年研究政治经济学，侧重经济史，后期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把传播及其创造的制度习俗视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工具。这一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帝国与传播》和其后一年出版的文集《传播的偏向》中。《帝国与传播》将传播媒介描述为活生生的力量漩涡，磨灭和重构文化形态，而帝国成败的关键在于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如何相互制衡的问题，其中呈现的主要矛盾则是文明的自我强化与创造力的报应之间的矛盾。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来自伊尼斯对当代危机的诊断和预警——空间偏向日益垄断性地占据主导，现代文明在几百年间借助无限的量化、均质化和抽象化，实现空间扩张和权力集中，这一趋势眼看在当代走向自身的崩溃点。此即伊尼斯版本的“文明及其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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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传播》是伊尼斯的“帝国经济史”课程讲稿，他原本被期待讲授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史，可是在绪论中他为这门课程设置了不寻常的任务：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不能仅仅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因为穷究经济因素这种执迷本身正是西方文明亮出的警灯，是文明的危险信号和局限，为此我们首要需要探究这类主导性的经济学逻辑对文明构成的潜在危险，提高对这类偏向的警觉。为研究自身所处文明的局限性，他有意识不以这一文明本身的支配性模式来研究这一文明。通过把“垄断”这个经济学概念引入传播领域，伊尼斯首先批判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本应使用的那类分析模型。在“反环境”的意识下，媒介因素取代经济因素成为思考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关键，注意力被指向了文化中的主导形象，以及媒介技术在这方面的偏向和扭曲力。通过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他试图在超越政治经济学框架的位置思考西方文明及其制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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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尼斯思想直接针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恶性循环，即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他把抑制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活力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知识垄断”——不仅知识被垄断于特定阶层，更严重的是知识被日益垄断在单一形式里。对传播的考察即对知识模式的识别：各种知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如何相互作用并由此生成权力的形态和程序？如何通过研究形态生命的一整套受控条件，找到批判和抵制知识垄断的方法？换言之，伊尼斯在知识生产技术和扩散方式的层面（而不只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层面），批判知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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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尼斯以“文明”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分析单位，一旦这位经济学家发现是传播而非金钱维持着整个世界的运行，是传播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机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政治组织的特性和人类历史，他就开始把历史视为培育并检验我们对传播的洞察力和警觉性的实验室。他在《帝国与传播》里着力描绘历史中大规模的社会经验的重组，以及传播方式在经验重组中的重要作用。在各种传播方式中，他尤其关心文字和印刷术对集体心理和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认为文字和印刷术的支配能力甚至超过货币，它们使得世界首先实现了可切分、可通约、可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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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经典化的伊尼斯思想有三个重要标签：
1）技术决定论；2）历史主义的文明分期；3）传播偏向的时空二元论。
阅读伊尼斯，我们可以从对这三个标签重新审视开始，我归结为这三个要点：

1）不是技术决定论，是基于传播的社会建构主义；

2）不止是历史主义分期，是根本的历史主义视角；

3）不是时空二元论，是传播偏向的极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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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定论？不。伊尼斯从研究大宗商品经济的历史转向研究媒介的历史，因为媒介如同大宗商品，是大规模社会政治系统的基本资源。“传播”的概念于他属于关系和过程的领域，而非对象和本质的领域。传播媒介的偏向总是中介性的力量，它绝非独自发挥作用，制衡还是垄断实乃社会的策略和选择。只不过，文明会自恋，创造力会遭报应。伊尼斯考虑的不仅仅是在一个庞大的文明体中，传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他更关心知识垄断的崩溃和外部的异质材料缺失到什么程度，才会出现一个新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这一传播理论中发展了它的变体。此即伊尼斯所说“我在最广义的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伊尼斯的历史叙事中——不仅在其“帝国”和“传播”的概念中，也在其马赛克式文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技术决定论，或者机械因果律，他谈历史原因的方式实际上更接近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因果律：原因不在外部，原因是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内在形式。通过强行从传播技术的角度解释历史，处于印刷文明晚期的伊尼斯使得历史资源，知识模式，观察方法，连同阐释者自己，都被考虑到所解释的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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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文明的分期过于历史主义因而无效吗？不。伊尼斯试图保持一种根本的历史主义视角，根据这种视角，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现在的经验，对他而言尤其取决于对那种将社会世界均质化和抽象化以便分而治之、全面管理的方式的深刻体验和抵制。他并未殚精竭虑地撰录精确史实，而是选择通过对历史的阐释，建立理解现代文明发展及其后果的一般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称为“历史哲学家”。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却为思考当代和前瞻未来的媒介理论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麦克卢汉在为《传播的偏向》作序时对后期伊尼斯推崇备至，说他“用电力时代诗歌绘画中的当代意识，组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数据材料”，用参与性的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而不是静观历史。于是在从历史到一般理论的过程中，历史被他当作了一堆废墟和错误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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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论模型是时空二元论吗？不尽然。为了研究文明体与传播媒介的关系，伊尼斯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方法。他把传播媒介区分为两种取向：一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比如纪念碑和口头传统；另一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比如莎草纸和文字媒介。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总是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需求空间上的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又要寻求媒介维持时间上的延续。一个成功的帝国总必须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时空偏向论与其说基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不如说是一种强调平衡和逆转的极性理论：在伊尼斯看来，历史上曾经释放巨大活力的文明都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只有在很短暂的间歇期能达成这种平衡，而大部分时间，文明在一种自恋式的正反馈机制下总会被主导媒介锁定于某种偏向中，并在系统完全稳定下来时达到知识垄断的崩溃点。知识垄断的崩溃点也是调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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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尼斯认为虽然罕见，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某些地点，人类社会毕竟的确达成过这种平衡，比如古希腊的雅典和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可是，对于自己所处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西方世界，伊尼斯批评得很彻底，他认为空间偏向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更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本性，如果说文字和纸张曾经强化了空间扩张，那么如印刷业、出版业和广播这样的现代机械化媒介已使得天平严重倒向了“空间”一边，使得文化和社会关系一味追求地域上的扩张、传输、覆盖和控制（一种在我们今天体现为点击率和大数据的力量漩涡），其后果是深度的量化、均质化和抽象化。这个媒介帝国主义正在摧毁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的共享和传递。伊尼斯终其一生对美国强大的大众媒介体系抱有敌意，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最后，他明确抛出多数时候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他说“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空间偏向的恶果，亦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恶果。换言之，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亦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为此，他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这种看上去趋于保守的态度，只有在麦克卢汉以他关于电子媒介的理论模型对伊尼斯的愿景进行转换之后，才显示出更为激进的一面。对伊尼斯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于现代文明中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恢复口语社会的雏形，突出“口头教育”的重要性，不附属于印刷教材，建立公开对话的方式，通过引入异质的知识形态制衡现代文明的空间垄断。不过他并没有具体指明我们如何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启动这种制衡机制，在这方面，深受他影响的两位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和詹姆斯.凯瑞后来给出了不同的方案。 

版权归作者所有，已授权发布。

主讲简介｜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关注媒介理论、图像研究与文化批评的交叉领域，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先锋派艺术理论与实践，以及1950年代以来的媒介批判理论。

英文初版｜Harold A.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中文初版｜[加]伊尼斯著; 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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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帝国与传播》

创造力的报应

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最后，他明确抛出多数时候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空间偏向的恶果，亦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恶果。换言之，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亦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为此，他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

上｜颠倒的麦克卢汉｜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基础的文字和印刷的批判，一个指向了未来的电子媒介，一个指向了最古老的口头传统。

中｜兑了水的伊尼斯：从读错开始｜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不能只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穷究经济因素这种执迷本身正是这种文明的危险信号和局限。

下｜伊尼斯的偏向：特殊版图｜历史上曾经释放巨大活力的文明都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只有在很短暂的间歇期能达成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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